1922年10月徐志摩也回到國內，卻發現林徽因已與老師梁啟超的長子樑思成訂婚了。但這並未阻礙他繼續追求的步伐，梁啟超寫信勸他罷手，他的回答現已成為流行的愛的箴言：“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1926年，徐志摩寫下了著名的詩《偶然》，林徽因說是寫給她的：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這首詩彷彿有兩種聲音在競爭、衝撞。一種聲音是高高在上的“雲”的聲音，是勸誡、否定性的聲音，彷彿是沒有感情的造物或天地的聲音。另一種被壓抑的聲音，是“水”的聲音。
林徽因的話對於理解“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很有幫助：“習慣上我說，每樁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歸根都是運命，但我明知道每樁事都有我們自己的影子在裡面烙印著!”就是說，在命運的壓迫下，個人仍能堅守自己，甚至提升自己。“我覺得這樁事人事方面看來真不幸，精神方面看來，這樁事或為造成志摩為詩人的原因。
徐志摩的情詩為何廣為傳播
徐志摩“愛上愛情”，對當事人未必是好的，但卻給人們留下了風采各異的情詩。朱自清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裡肯定徐志摩的成績：“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他（徐志摩）的情詩，為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象著自己保舉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
近代以來，中國人情感的一大變化，便是介於公私之間的親密關係的出現，情動於中者公開追求自己的“愛人”。這種關係發展，可能走向更為私密的為夫妻或情人關係，也可能轉為不含性意識的異性朋友。“被人戀愛”的女生，常引起好事的人的各色猜想，林徽因也概莫能外。然而，傳統感情戲裡的“使君有婦”與“恨不相逢未嫁時”的俗濫情節怎能套到對愛情有了更高要求的現代人身上？現代人更為獨立，差異性更大，因而現代情感裡的兩情相悅，較古代多了“兩心相知”的要求；相較之下，社會地位差異、家庭束縛及經濟困境的阻礙，作用減弱。由於傳統情感成見與現代教育所導致的情感問題，如被延遲的愛情，對異性不切實際的想象，缺少足夠智慧去認識所愛之人等，需要一些自助式的指引，這是否是徐志摩的詩文廣為傳播的原因？
徐志摩找尋“靈魂伴侶”，嚮往心心相印，而他所經歷的挫敗以及此後的自我認知，是隻有一百年公開的愛情交往史的中國人的寶貴心靈財富。自然，徐志摩的一生不只如此，他的“情詩”也可以有其他讀解方法，以上不過是認識他的一個小小窗口。借徐志摩翻譯的泰戈爾《螢火集》中的詩句作結：“我認識他，因此我認識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