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做了什麼事，讓他沒能和哥哥一樣成為“中興名臣”？'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胡林翼
然而，曾國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頭腦與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對湘軍集團的人並無好感。何況曾國荃又是個炮筒子脾氣，這就註定他要與官文展開爭鬥。其實早在曾國荃上任前，官文就派親信給他傳話，希望他不要到武昌來，而直接上前線帶兵，也就是專管軍事，不插手民政。於是曾國荃大怒，到武昌後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給官文難堪，後來官文怕事情鬧大，主動服軟，曾國荃這才接印視事。但樑子從此就結下了。
不久，官文建議朝廷給曾國荃一個“幫辦軍務”的虛銜，讓他離開武昌，駐兵襄陽。其後，曾國荃率軍轉戰鄂北，急需軍餉，而官文時常藉故拖延。兩人的矛盾很快白熱化。曾國荃決定：
彈劾官文，搬掉頭上這座大山！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胡林翼
然而，曾國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頭腦與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對湘軍集團的人並無好感。何況曾國荃又是個炮筒子脾氣，這就註定他要與官文展開爭鬥。其實早在曾國荃上任前，官文就派親信給他傳話，希望他不要到武昌來，而直接上前線帶兵，也就是專管軍事，不插手民政。於是曾國荃大怒，到武昌後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給官文難堪，後來官文怕事情鬧大，主動服軟，曾國荃這才接印視事。但樑子從此就結下了。
不久，官文建議朝廷給曾國荃一個“幫辦軍務”的虛銜，讓他離開武昌，駐兵襄陽。其後，曾國荃率軍轉戰鄂北，急需軍餉，而官文時常藉故拖延。兩人的矛盾很快白熱化。曾國荃決定：
彈劾官文，搬掉頭上這座大山！
得此消息，曾國藩大吃一驚，趕緊寫信勸阻：
第一，朝廷並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卻一直讓他身居高位，可見旗人中確實無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親貴，傷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跡確實不少，上折彈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場根基深厚，黨羽眾多，日後一定會遭他們報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便彈劾官文是曾國荃自作主張，外界也一定會以為是他們兄弟共謀。這樣不僅曾國荃和官文成了死敵，還會把曾國藩牽連進去。
最後他給曾國荃三條建議：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響公事，就應暫且忍耐。
二是等，再過幾年，哥哥告老還鄉，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時“再行轟轟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遺訓，“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常懷謙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絕，要為自己留後路，方能善始善終。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胡林翼
然而，曾國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頭腦與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對湘軍集團的人並無好感。何況曾國荃又是個炮筒子脾氣，這就註定他要與官文展開爭鬥。其實早在曾國荃上任前，官文就派親信給他傳話，希望他不要到武昌來，而直接上前線帶兵，也就是專管軍事，不插手民政。於是曾國荃大怒，到武昌後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給官文難堪，後來官文怕事情鬧大，主動服軟，曾國荃這才接印視事。但樑子從此就結下了。
不久，官文建議朝廷給曾國荃一個“幫辦軍務”的虛銜，讓他離開武昌，駐兵襄陽。其後，曾國荃率軍轉戰鄂北，急需軍餉，而官文時常藉故拖延。兩人的矛盾很快白熱化。曾國荃決定：
彈劾官文，搬掉頭上這座大山！
得此消息，曾國藩大吃一驚，趕緊寫信勸阻：
第一，朝廷並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卻一直讓他身居高位，可見旗人中確實無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親貴，傷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跡確實不少，上折彈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場根基深厚，黨羽眾多，日後一定會遭他們報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便彈劾官文是曾國荃自作主張，外界也一定會以為是他們兄弟共謀。這樣不僅曾國荃和官文成了死敵，還會把曾國藩牽連進去。
最後他給曾國荃三條建議：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響公事，就應暫且忍耐。
二是等，再過幾年，哥哥告老還鄉，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時“再行轟轟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遺訓，“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常懷謙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絕，要為自己留後路，方能善始善終。
曾國藩家書
可是，曾國荃的倔脾氣又上來了，他忍不得，更等不得，終於寫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奏摺，彈劾官文“濫支軍餉”、“冒保私人”、“公行賄賂”等七款大罪。
莫名其妙的是，這封奏摺不光彈劾官文，還順帶著把一個軍機大臣也彈劾了，說他路過湖北時收了官文四千兩銀子。這樣就把軍機處也得罪了。
由於要藉助曾國荃剿捻，而他的奏摺又有理有據，朝廷果然迅速把官文革職。曾國荃出了惡氣，非常得意，認為兄長實在是過慮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朝廷雖將官文革職，但是仍“留大學士銜回京”，不久竟轉任更為顯赫的直隸總督。這顯然是一個不好的信號。而自從上了摺子，朝中輿論也都是責備曾國荃、偏袒官文。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胡林翼
然而，曾國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頭腦與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對湘軍集團的人並無好感。何況曾國荃又是個炮筒子脾氣，這就註定他要與官文展開爭鬥。其實早在曾國荃上任前，官文就派親信給他傳話，希望他不要到武昌來，而直接上前線帶兵，也就是專管軍事，不插手民政。於是曾國荃大怒，到武昌後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給官文難堪，後來官文怕事情鬧大，主動服軟，曾國荃這才接印視事。但樑子從此就結下了。
不久，官文建議朝廷給曾國荃一個“幫辦軍務”的虛銜，讓他離開武昌，駐兵襄陽。其後，曾國荃率軍轉戰鄂北，急需軍餉，而官文時常藉故拖延。兩人的矛盾很快白熱化。曾國荃決定：
彈劾官文，搬掉頭上這座大山！
得此消息，曾國藩大吃一驚，趕緊寫信勸阻：
第一，朝廷並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卻一直讓他身居高位，可見旗人中確實無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親貴，傷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跡確實不少，上折彈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場根基深厚，黨羽眾多，日後一定會遭他們報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便彈劾官文是曾國荃自作主張，外界也一定會以為是他們兄弟共謀。這樣不僅曾國荃和官文成了死敵，還會把曾國藩牽連進去。
最後他給曾國荃三條建議：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響公事，就應暫且忍耐。
二是等，再過幾年，哥哥告老還鄉，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時“再行轟轟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遺訓，“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常懷謙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絕，要為自己留後路，方能善始善終。
曾國藩家書
可是，曾國荃的倔脾氣又上來了，他忍不得，更等不得，終於寫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奏摺，彈劾官文“濫支軍餉”、“冒保私人”、“公行賄賂”等七款大罪。
莫名其妙的是，這封奏摺不光彈劾官文，還順帶著把一個軍機大臣也彈劾了，說他路過湖北時收了官文四千兩銀子。這樣就把軍機處也得罪了。
由於要藉助曾國荃剿捻，而他的奏摺又有理有據，朝廷果然迅速把官文革職。曾國荃出了惡氣，非常得意，認為兄長實在是過慮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朝廷雖將官文革職，但是仍“留大學士銜回京”，不久竟轉任更為顯赫的直隸總督。這顯然是一個不好的信號。而自從上了摺子，朝中輿論也都是責備曾國荃、偏袒官文。
更倒黴的是，趕走官文並沒有給曾國荃的剿捻帶來轉機，相反，他屢吃敗仗，捻軍竟從湖北一路竄進了河南。隨著戰事失利，朝廷接二連三地對他“嚴加申飭”，言語之間透著滿滿的厭惡，而官文那些舊部更是處處和他作對。曾國荃苦撐了近一年， 感到在湖北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主動申請離職。同治六年十月，朝廷批准他開缺回籍，實際是罷了他的官。此時離他彈劾官文還不到一年。
曾國荃被罷官還是小事，關鍵是曾國藩和其他湘系人物都受到了牽連。朝中將曾國荃彈劾官文認定為兄弟二人乃至整個湘系的共謀，不僅開始冷落曾國藩，還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種理由“開缺回籍”。湘系勢力由此衰落。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胡林翼
然而，曾國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頭腦與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對湘軍集團的人並無好感。何況曾國荃又是個炮筒子脾氣，這就註定他要與官文展開爭鬥。其實早在曾國荃上任前，官文就派親信給他傳話，希望他不要到武昌來，而直接上前線帶兵，也就是專管軍事，不插手民政。於是曾國荃大怒，到武昌後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給官文難堪，後來官文怕事情鬧大，主動服軟，曾國荃這才接印視事。但樑子從此就結下了。
不久，官文建議朝廷給曾國荃一個“幫辦軍務”的虛銜，讓他離開武昌，駐兵襄陽。其後，曾國荃率軍轉戰鄂北，急需軍餉，而官文時常藉故拖延。兩人的矛盾很快白熱化。曾國荃決定：
彈劾官文，搬掉頭上這座大山！
得此消息，曾國藩大吃一驚，趕緊寫信勸阻：
第一，朝廷並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卻一直讓他身居高位，可見旗人中確實無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親貴，傷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跡確實不少，上折彈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場根基深厚，黨羽眾多，日後一定會遭他們報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便彈劾官文是曾國荃自作主張，外界也一定會以為是他們兄弟共謀。這樣不僅曾國荃和官文成了死敵，還會把曾國藩牽連進去。
最後他給曾國荃三條建議：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響公事，就應暫且忍耐。
二是等，再過幾年，哥哥告老還鄉，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時“再行轟轟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遺訓，“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常懷謙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絕，要為自己留後路，方能善始善終。
曾國藩家書
可是，曾國荃的倔脾氣又上來了，他忍不得，更等不得，終於寫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奏摺，彈劾官文“濫支軍餉”、“冒保私人”、“公行賄賂”等七款大罪。
莫名其妙的是，這封奏摺不光彈劾官文，還順帶著把一個軍機大臣也彈劾了，說他路過湖北時收了官文四千兩銀子。這樣就把軍機處也得罪了。
由於要藉助曾國荃剿捻，而他的奏摺又有理有據，朝廷果然迅速把官文革職。曾國荃出了惡氣，非常得意，認為兄長實在是過慮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朝廷雖將官文革職，但是仍“留大學士銜回京”，不久竟轉任更為顯赫的直隸總督。這顯然是一個不好的信號。而自從上了摺子，朝中輿論也都是責備曾國荃、偏袒官文。
更倒黴的是，趕走官文並沒有給曾國荃的剿捻帶來轉機，相反，他屢吃敗仗，捻軍竟從湖北一路竄進了河南。隨著戰事失利，朝廷接二連三地對他“嚴加申飭”，言語之間透著滿滿的厭惡，而官文那些舊部更是處處和他作對。曾國荃苦撐了近一年， 感到在湖北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主動申請離職。同治六年十月，朝廷批准他開缺回籍，實際是罷了他的官。此時離他彈劾官文還不到一年。
曾國荃被罷官還是小事，關鍵是曾國藩和其他湘系人物都受到了牽連。朝中將曾國荃彈劾官文認定為兄弟二人乃至整個湘系的共謀，不僅開始冷落曾國藩，還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種理由“開缺回籍”。湘系勢力由此衰落。
曾國荃這才發現自己闖了大禍。多少年來，他並不覺得兄長比自己高明；直到這次蹉跌，曾國荃才似乎頭一次明白了兄長的苦心和遠見。
他被趕回湘鄉老家，一待就是八年。在這八年裡，和他一起鎮壓太平軍時發跡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人，有的在新戰場上再立新功，更多的則通過洋務運動、治理地方而取得非凡政績，躋身“中興名臣”之列。曾國荃呢，卻只能在鄉間遊山玩水，買田置地……
“名臣”的光環，正與他漸行漸遠。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胡林翼
然而，曾國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頭腦與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對湘軍集團的人並無好感。何況曾國荃又是個炮筒子脾氣，這就註定他要與官文展開爭鬥。其實早在曾國荃上任前，官文就派親信給他傳話，希望他不要到武昌來，而直接上前線帶兵，也就是專管軍事，不插手民政。於是曾國荃大怒，到武昌後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給官文難堪，後來官文怕事情鬧大，主動服軟，曾國荃這才接印視事。但樑子從此就結下了。
不久，官文建議朝廷給曾國荃一個“幫辦軍務”的虛銜，讓他離開武昌，駐兵襄陽。其後，曾國荃率軍轉戰鄂北，急需軍餉，而官文時常藉故拖延。兩人的矛盾很快白熱化。曾國荃決定：
彈劾官文，搬掉頭上這座大山！
得此消息，曾國藩大吃一驚，趕緊寫信勸阻：
第一，朝廷並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卻一直讓他身居高位，可見旗人中確實無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親貴，傷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跡確實不少，上折彈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場根基深厚，黨羽眾多，日後一定會遭他們報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便彈劾官文是曾國荃自作主張，外界也一定會以為是他們兄弟共謀。這樣不僅曾國荃和官文成了死敵，還會把曾國藩牽連進去。
最後他給曾國荃三條建議：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響公事，就應暫且忍耐。
二是等，再過幾年，哥哥告老還鄉，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時“再行轟轟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遺訓，“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常懷謙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絕，要為自己留後路，方能善始善終。
曾國藩家書
可是，曾國荃的倔脾氣又上來了，他忍不得，更等不得，終於寫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奏摺，彈劾官文“濫支軍餉”、“冒保私人”、“公行賄賂”等七款大罪。
莫名其妙的是，這封奏摺不光彈劾官文，還順帶著把一個軍機大臣也彈劾了，說他路過湖北時收了官文四千兩銀子。這樣就把軍機處也得罪了。
由於要藉助曾國荃剿捻，而他的奏摺又有理有據，朝廷果然迅速把官文革職。曾國荃出了惡氣，非常得意，認為兄長實在是過慮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朝廷雖將官文革職，但是仍“留大學士銜回京”，不久竟轉任更為顯赫的直隸總督。這顯然是一個不好的信號。而自從上了摺子，朝中輿論也都是責備曾國荃、偏袒官文。
更倒黴的是，趕走官文並沒有給曾國荃的剿捻帶來轉機，相反，他屢吃敗仗，捻軍竟從湖北一路竄進了河南。隨著戰事失利，朝廷接二連三地對他“嚴加申飭”，言語之間透著滿滿的厭惡，而官文那些舊部更是處處和他作對。曾國荃苦撐了近一年， 感到在湖北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主動申請離職。同治六年十月，朝廷批准他開缺回籍，實際是罷了他的官。此時離他彈劾官文還不到一年。
曾國荃被罷官還是小事，關鍵是曾國藩和其他湘系人物都受到了牽連。朝中將曾國荃彈劾官文認定為兄弟二人乃至整個湘系的共謀，不僅開始冷落曾國藩，還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種理由“開缺回籍”。湘系勢力由此衰落。
曾國荃這才發現自己闖了大禍。多少年來，他並不覺得兄長比自己高明；直到這次蹉跌，曾國荃才似乎頭一次明白了兄長的苦心和遠見。
他被趕回湘鄉老家，一待就是八年。在這八年裡，和他一起鎮壓太平軍時發跡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人，有的在新戰場上再立新功，更多的則通過洋務運動、治理地方而取得非凡政績，躋身“中興名臣”之列。曾國荃呢，卻只能在鄉間遊山玩水，買田置地……
“名臣”的光環，正與他漸行漸遠。
然而曾國荃也並非毫無收穫。落寞居鄉之時，他開始反覆思考自己一生的得失，越想越發現，在所有大事上，兄長的判斷幾乎都是對的，自己的判斷幾乎都是錯的。兄長所說的話，聽起來都是老生常談，但幾乎每次都能應驗；而自己自作聰明，不聽兄長之言，結果卻是一再被打臉。閒來無事，他就把曾國藩寄回家的文稿翻出來讀，越讀就越佩服。他終於明白，自己和兄長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自己一生的功名，與其說是奮鬥得來，不如說是拜兄長所賜。
於是曾國荃決定洗心革面，向兄長學習，就像兄長當年一樣，也來一次“中年變法”。
這一時期，他和遠在南京的曾國藩通信頻繁，不斷向兄長彙報自己的思想和見解，並誠懇地請求兄長指教。兄弟感情前所未有的融洽，曾國荃也受益匪淺。
然而好景不長。1872年，曾國藩在南京突然發病去世。曾國荃十分悲痛，他在祭文中寫道：
“何兄友于，而弟不悌?......辜負教訓，四十九年。”
這顯然是對自己當年不斷頂撞兄長的深深懺悔。
同治十三年（1874年），閒居了八年的曾國荃終於被朝廷重新起用，先任河道總督，不久改任山西巡撫。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胡林翼
然而，曾國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頭腦與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對湘軍集團的人並無好感。何況曾國荃又是個炮筒子脾氣，這就註定他要與官文展開爭鬥。其實早在曾國荃上任前，官文就派親信給他傳話，希望他不要到武昌來，而直接上前線帶兵，也就是專管軍事，不插手民政。於是曾國荃大怒，到武昌後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給官文難堪，後來官文怕事情鬧大，主動服軟，曾國荃這才接印視事。但樑子從此就結下了。
不久，官文建議朝廷給曾國荃一個“幫辦軍務”的虛銜，讓他離開武昌，駐兵襄陽。其後，曾國荃率軍轉戰鄂北，急需軍餉，而官文時常藉故拖延。兩人的矛盾很快白熱化。曾國荃決定：
彈劾官文，搬掉頭上這座大山！
得此消息，曾國藩大吃一驚，趕緊寫信勸阻：
第一，朝廷並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卻一直讓他身居高位，可見旗人中確實無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親貴，傷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跡確實不少，上折彈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場根基深厚，黨羽眾多，日後一定會遭他們報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便彈劾官文是曾國荃自作主張，外界也一定會以為是他們兄弟共謀。這樣不僅曾國荃和官文成了死敵，還會把曾國藩牽連進去。
最後他給曾國荃三條建議：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響公事，就應暫且忍耐。
二是等，再過幾年，哥哥告老還鄉，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時“再行轟轟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遺訓，“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常懷謙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絕，要為自己留後路，方能善始善終。
曾國藩家書
可是，曾國荃的倔脾氣又上來了，他忍不得，更等不得，終於寫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奏摺，彈劾官文“濫支軍餉”、“冒保私人”、“公行賄賂”等七款大罪。
莫名其妙的是，這封奏摺不光彈劾官文，還順帶著把一個軍機大臣也彈劾了，說他路過湖北時收了官文四千兩銀子。這樣就把軍機處也得罪了。
由於要藉助曾國荃剿捻，而他的奏摺又有理有據，朝廷果然迅速把官文革職。曾國荃出了惡氣，非常得意，認為兄長實在是過慮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朝廷雖將官文革職，但是仍“留大學士銜回京”，不久竟轉任更為顯赫的直隸總督。這顯然是一個不好的信號。而自從上了摺子，朝中輿論也都是責備曾國荃、偏袒官文。
更倒黴的是，趕走官文並沒有給曾國荃的剿捻帶來轉機，相反，他屢吃敗仗，捻軍竟從湖北一路竄進了河南。隨著戰事失利，朝廷接二連三地對他“嚴加申飭”，言語之間透著滿滿的厭惡，而官文那些舊部更是處處和他作對。曾國荃苦撐了近一年， 感到在湖北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主動申請離職。同治六年十月，朝廷批准他開缺回籍，實際是罷了他的官。此時離他彈劾官文還不到一年。
曾國荃被罷官還是小事，關鍵是曾國藩和其他湘系人物都受到了牽連。朝中將曾國荃彈劾官文認定為兄弟二人乃至整個湘系的共謀，不僅開始冷落曾國藩，還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種理由“開缺回籍”。湘系勢力由此衰落。
曾國荃這才發現自己闖了大禍。多少年來，他並不覺得兄長比自己高明；直到這次蹉跌，曾國荃才似乎頭一次明白了兄長的苦心和遠見。
他被趕回湘鄉老家，一待就是八年。在這八年裡，和他一起鎮壓太平軍時發跡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人，有的在新戰場上再立新功，更多的則通過洋務運動、治理地方而取得非凡政績，躋身“中興名臣”之列。曾國荃呢，卻只能在鄉間遊山玩水，買田置地……
“名臣”的光環，正與他漸行漸遠。
然而曾國荃也並非毫無收穫。落寞居鄉之時，他開始反覆思考自己一生的得失，越想越發現，在所有大事上，兄長的判斷幾乎都是對的，自己的判斷幾乎都是錯的。兄長所說的話，聽起來都是老生常談，但幾乎每次都能應驗；而自己自作聰明，不聽兄長之言，結果卻是一再被打臉。閒來無事，他就把曾國藩寄回家的文稿翻出來讀，越讀就越佩服。他終於明白，自己和兄長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自己一生的功名，與其說是奮鬥得來，不如說是拜兄長所賜。
於是曾國荃決定洗心革面，向兄長學習，就像兄長當年一樣，也來一次“中年變法”。
這一時期，他和遠在南京的曾國藩通信頻繁，不斷向兄長彙報自己的思想和見解，並誠懇地請求兄長指教。兄弟感情前所未有的融洽，曾國荃也受益匪淺。
然而好景不長。1872年，曾國藩在南京突然發病去世。曾國荃十分悲痛，他在祭文中寫道：
“何兄友于，而弟不悌?......辜負教訓，四十九年。”
這顯然是對自己當年不斷頂撞兄長的深深懺悔。
同治十三年（1874年），閒居了八年的曾國荃終於被朝廷重新起用，先任河道總督，不久改任山西巡撫。
晚年曾國荃
人們發現，曾國荃真的變了。他不再是那個蠻橫霸道、爭強好勝、鋒芒畢露的曾老九，而是變得成熟老到，注意圓融謙退，待人接物一團和氣，舉手投足間都頗有乃兄的風範。甚至他給晚輩寫信，口氣也越來越像曾國藩。
然而，曾國荃與兄長的修養功夫畢竟相差太遠。所以他學曾國藩，只能說學到了皮毛，卻學不到精髓；得其形，卻不得其神。曾國藩當年的變化，是從至剛至強變為剛柔相濟、外圓內方，表面靈活圓融，而內心的信念卻更加堅韌，如同鋼刀經過打磨，不是變鈍，而是更加鋒利。而曾國荃卻是從魯莽操切變得稜角盡失、圓滑世故，從一個“吃得苦、霸得蠻”的熱血戰將，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沒有原則的老官僚。
正因為這種變化，曾國荃復出後的政績乏善可陳，最大的亮點還是在山西賑災。晚年總督兩江，內憂外患之際，他竟奉行“黃老之術”，公然標榜“無為而治”，以致坊間批評他“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他放棄了成為“名臣”的最後機會。
太平天國（劇照）
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一度讓清王朝搖搖欲墜。而這場運動能被平定，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居功至偉。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是頭號功臣，而弟弟曾國荃的軍功也十分顯赫，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
然而，太平天國的覆滅，對曾國藩來說只是功業的一部分。此後八年，他領導洋務運動，開闢中國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績；而他的道德文章、為人處世，更是被無數後人傾心效法，甚至被奉為“一代完人”。
曾國藩
相比之下，曾國荃就遜色多了。太平天國使他從一個鄉間秀才成為湘軍名將，和兄長一樣封爵開府，然而這既是他一生功業的起點，也是頂點。自那以後，他雖然也歷任巡撫、總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績卻寥寥無幾，在官場上還屢受挫折，幾起幾落。終其一生，他都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他的歷史形象和地位非但無法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駱秉章、沈葆楨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數人對曾國荃的印象要麼模糊，要麼臉譜化，似乎他只是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作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立有大功，又有強大的靠山和豐富的資源，還是一個“優貢”（秀才中的優等生），卻以這樣一種赳赳武夫的面目被歷史定格，無疑令人困惑。而這種尷尬結局，除去時代、環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種種缺陷。
曾國荃（1824—1890）
翻開《曾國藩家書》，我們會發現，在四個弟弟當中，曾國藩對曾國荃的提攜和栽培最多，從用兵佈陣到做人做官，無不悉心指點；從軍需糧餉到任務分配，也往往偏袒傾斜。然而，曾國荃卻是弟弟中最愛和曾國藩頂嘴的。儘管兄長百般關照，他還總是不滿足，對於兄長的建議和批評，他虛心接受的不多，極力反駁的不少，每每讓曾國藩頭疼不已。
這首先要歸因於曾國荃的性格。應該說，曾國荃是有過人之處的，那就是“霸得蠻，耐得煩，吃得苦”。他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不願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
另一方面，曾國荃和哥哥的閱歷也大不相同。曾國藩科名早著，在官場摸爬滾打十多年，對天下大勢、朝廷、軍隊都非常瞭解；曾國荃則不過是一個湖南鄉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過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國爆發前，沒出過遠門，沒辦過大事。這導致他目光短淺，視野不開闊，思維長度不夠，遇事考慮不周，只會使笨勁，用蠻力，圖一時之利。
這樣的性格與見識，如果再不聽曾國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會有什麼後果。
湘軍（劇照）
在湘軍中，曾國荃和許多將領的關係都很緊張，因為他仗著大帥胞弟的身份氣焰囂張，處處爭功奪利。面對曾國藩的批評，他的說法是，當今之天下，乃“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又說“在軍辦事日久，過於純良，每為人所欺壓，又行不動”，因此不肯收斂。
不光霸道，曾國荃帶兵還有兩大特點，一是能殺，二是能搶。
從安慶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國荃的湘軍都要大開殺戒，同時還要把城中財物洗劫一空。史料記載，曾國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請假回一次老家，幹什麼？買地，蓋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經過連番擴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如王宮帝府。
正因如此，湘軍的另一名將彭玉麟對曾國荃深惡痛絕，再三要求曾國藩把這個弟弟殺掉，弄得曾國藩十分苦惱。
可以說，曾國荃一出場，就沒有表現出一個“名臣”應有的格局，而更像一個暴發戶。
但真正讓曾國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陰影的，並非這些劣跡，而是戰爭後期的一次錯誤抉擇。
1861年，在攻下安慶之後，湘軍準備進攻天京。但就在這年十一月，太平軍突然進攻上海，駐紮上海的綠營軍無法抵禦，當地士紳奔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當時上海已開埠通商，繁華富庶，士紳們還承諾每月供給湘軍十萬兩銀子，這對經常為軍餉發愁的曾國藩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雖然此事打亂了曾國藩的戰略計劃，但他還是答應派兵救援。
一開始，他想把這個任務交給曾國荃。在他看來，曾國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處。一是上海錢糧充足；二是長江下游當時已大半淪陷，打下上海後，可以順勢拿下蘇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機會更多；三是曾國荃當時已擁有布政使的實職，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為江蘇巡撫，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把這個計劃告訴曾國荃時，卻被他一口回絕了。
當時曾國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來，天京是太平天國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頭功”，何況咸豐有言在先，誰拿下天京就封誰為王。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他說什麼也不捨得讓給別人。於是給曾國藩回信：
“淞滬財賦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
曾國荃的這封回信，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此時已在曾國藩身邊做幕僚多年，正愁沒機會獨立發展。在曾國荃拒絕去上海之後，李鴻章主動請纓，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務。其實從資歷上看，李鴻章擔任主帥有點勉強，但既然曾國荃不積極，李鴻章又表現出如此強烈的進取心，曾國藩於是派李鴻章創立淮軍，開赴上海。
事實證明，進軍上海是一個難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機會。李鴻章到上海之後，在經濟上獲得巨量財源，軍事上通過口岸獲得大量西方先進武器，政治上則經曾國藩保奏為江蘇巡撫，地位一舉超過了曾國荃。更重要的是，從此他與西方密切接觸，迅速瞭解世界局勢，眼界大開，為以後的洋務之路打下了基礎。
晚年李鴻章
反觀曾國荃，一句“願任其難者”，真的差點把自己難死。他孤軍深入，直抵南京雨花臺下，和多於自己幾倍的太平軍連番血戰，死傷慘重；軍中又流行霍亂，嚴重減員，而哥哥負責的糧餉又無法及時供應，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牆又極其堅固，而曾國荃採取的還是老辦法：繞城挖溝，先把城圍起來，再挖地道攻城，還要應付太平軍的不斷反擊…….就這樣折騰了足足三年，才終於僥倖挖通地道，炸開城牆，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間，長江兩岸的城池陸續收復，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鴻章在攻克上海後，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蘇州、常州等名城，戰功同樣赫赫。以至於朝廷等得不耐煩，一度想讓李鴻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鴻章為照顧曾氏兄弟的臉面故意拖延，曾國荃的“頭功”可能就要拱手讓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並沒有兌現“封王”的許諾。曾國荃歷盡艱辛，得到的封賞不過與李鴻章相等，而一生的事業基礎，卻已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了。
剿滅了太平天國，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時風光無兩。然而曾國荃還沒高興幾天，他在天京城中燒殺搶掠、誤放幼天王的消息就傳播開來，引得朝廷大怒。此時的曾國藩早就擔心功高震主，趕緊一面裁撤湘軍，一面讓曾國荃開缺回籍（暫時離職），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時隔一年，曾國荃復出，被朝廷委任為湖北巡撫，首要任務是剿除捻軍。湖北巡撫一職十分重要，當年曾國藩苦苦渴求，咸豐就是不給，後來胡林翼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因此，曾國荃躊躇滿志，一到湖北就抓緊時間整頓軍隊，準備再立新功。
不料沒多久，曾國荃又幹了一件蠢事，差點斷送了自己的仕途，還連累了曾國藩和整個湘軍集團。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撫同城”，即總督和巡撫駐紮在同一個城市，且職責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現爭權奪利現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撫同城，而與曾國荃同城的湖廣總督官文，偏偏又是個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許人也？滿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內務府當差，為人不學無術，又庸又貪。只是當時的滿洲親貴已無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為心腹。湖北戰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這裡，就是為了牽制湘軍系。
官文
當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撫，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風，準備上摺子彈劾。後來他意識到，即使趕走了官文，朝廷還可能派一個更壞的旗人當總督，總不能再彈劾吧？這樣一想，他決定對官文改弦易轍：曲意逢迎，大筆送錢，辦成什麼大事都讓他跟著沾光，把官文感動得一塌糊塗，對胡林翼言聽計從，“敬服之終身”，胡林翼從而在事實上獨攬了湖北大權，得以大展身手。
曾國藩在處理與官文關係時也是小心翼翼。湘軍凡有戰功，曾國藩總要與官文分享，寫給朝廷的捷報也要和官文聯署。因此在太平天國平定後，官文雖沒出什麼力，也借曾國藩的光撈到了一個伯爵，可謂“躺贏”。
胡林翼
然而，曾國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頭腦與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對湘軍集團的人並無好感。何況曾國荃又是個炮筒子脾氣，這就註定他要與官文展開爭鬥。其實早在曾國荃上任前，官文就派親信給他傳話，希望他不要到武昌來，而直接上前線帶兵，也就是專管軍事，不插手民政。於是曾國荃大怒，到武昌後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給官文難堪，後來官文怕事情鬧大，主動服軟，曾國荃這才接印視事。但樑子從此就結下了。
不久，官文建議朝廷給曾國荃一個“幫辦軍務”的虛銜，讓他離開武昌，駐兵襄陽。其後，曾國荃率軍轉戰鄂北，急需軍餉，而官文時常藉故拖延。兩人的矛盾很快白熱化。曾國荃決定：
彈劾官文，搬掉頭上這座大山！
得此消息，曾國藩大吃一驚，趕緊寫信勸阻：
第一，朝廷並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卻一直讓他身居高位，可見旗人中確實無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親貴，傷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跡確實不少，上折彈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場根基深厚，黨羽眾多，日後一定會遭他們報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便彈劾官文是曾國荃自作主張，外界也一定會以為是他們兄弟共謀。這樣不僅曾國荃和官文成了死敵，還會把曾國藩牽連進去。
最後他給曾國荃三條建議：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響公事，就應暫且忍耐。
二是等，再過幾年，哥哥告老還鄉，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時“再行轟轟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遺訓，“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常懷謙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絕，要為自己留後路，方能善始善終。
曾國藩家書
可是，曾國荃的倔脾氣又上來了，他忍不得，更等不得，終於寫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奏摺，彈劾官文“濫支軍餉”、“冒保私人”、“公行賄賂”等七款大罪。
莫名其妙的是，這封奏摺不光彈劾官文，還順帶著把一個軍機大臣也彈劾了，說他路過湖北時收了官文四千兩銀子。這樣就把軍機處也得罪了。
由於要藉助曾國荃剿捻，而他的奏摺又有理有據，朝廷果然迅速把官文革職。曾國荃出了惡氣，非常得意，認為兄長實在是過慮了。
但事實並非如此。朝廷雖將官文革職，但是仍“留大學士銜回京”，不久竟轉任更為顯赫的直隸總督。這顯然是一個不好的信號。而自從上了摺子，朝中輿論也都是責備曾國荃、偏袒官文。
更倒黴的是，趕走官文並沒有給曾國荃的剿捻帶來轉機，相反，他屢吃敗仗，捻軍竟從湖北一路竄進了河南。隨著戰事失利，朝廷接二連三地對他“嚴加申飭”，言語之間透著滿滿的厭惡，而官文那些舊部更是處處和他作對。曾國荃苦撐了近一年， 感到在湖北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主動申請離職。同治六年十月，朝廷批准他開缺回籍，實際是罷了他的官。此時離他彈劾官文還不到一年。
曾國荃被罷官還是小事，關鍵是曾國藩和其他湘系人物都受到了牽連。朝中將曾國荃彈劾官文認定為兄弟二人乃至整個湘系的共謀，不僅開始冷落曾國藩，還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種理由“開缺回籍”。湘系勢力由此衰落。
曾國荃這才發現自己闖了大禍。多少年來，他並不覺得兄長比自己高明；直到這次蹉跌，曾國荃才似乎頭一次明白了兄長的苦心和遠見。
他被趕回湘鄉老家，一待就是八年。在這八年裡，和他一起鎮壓太平軍時發跡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人，有的在新戰場上再立新功，更多的則通過洋務運動、治理地方而取得非凡政績，躋身“中興名臣”之列。曾國荃呢，卻只能在鄉間遊山玩水，買田置地……
“名臣”的光環，正與他漸行漸遠。
然而曾國荃也並非毫無收穫。落寞居鄉之時，他開始反覆思考自己一生的得失，越想越發現，在所有大事上，兄長的判斷幾乎都是對的，自己的判斷幾乎都是錯的。兄長所說的話，聽起來都是老生常談，但幾乎每次都能應驗；而自己自作聰明，不聽兄長之言，結果卻是一再被打臉。閒來無事，他就把曾國藩寄回家的文稿翻出來讀，越讀就越佩服。他終於明白，自己和兄長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自己一生的功名，與其說是奮鬥得來，不如說是拜兄長所賜。
於是曾國荃決定洗心革面，向兄長學習，就像兄長當年一樣，也來一次“中年變法”。
這一時期，他和遠在南京的曾國藩通信頻繁，不斷向兄長彙報自己的思想和見解，並誠懇地請求兄長指教。兄弟感情前所未有的融洽，曾國荃也受益匪淺。
然而好景不長。1872年，曾國藩在南京突然發病去世。曾國荃十分悲痛，他在祭文中寫道：
“何兄友于，而弟不悌?......辜負教訓，四十九年。”
這顯然是對自己當年不斷頂撞兄長的深深懺悔。
同治十三年（1874年），閒居了八年的曾國荃終於被朝廷重新起用，先任河道總督，不久改任山西巡撫。
晚年曾國荃
人們發現，曾國荃真的變了。他不再是那個蠻橫霸道、爭強好勝、鋒芒畢露的曾老九，而是變得成熟老到，注意圓融謙退，待人接物一團和氣，舉手投足間都頗有乃兄的風範。甚至他給晚輩寫信，口氣也越來越像曾國藩。
然而，曾國荃與兄長的修養功夫畢竟相差太遠。所以他學曾國藩，只能說學到了皮毛，卻學不到精髓；得其形，卻不得其神。曾國藩當年的變化，是從至剛至強變為剛柔相濟、外圓內方，表面靈活圓融，而內心的信念卻更加堅韌，如同鋼刀經過打磨，不是變鈍，而是更加鋒利。而曾國荃卻是從魯莽操切變得稜角盡失、圓滑世故，從一個“吃得苦、霸得蠻”的熱血戰將，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沒有原則的老官僚。
正因為這種變化，曾國荃復出後的政績乏善可陳，最大的亮點還是在山西賑災。晚年總督兩江，內憂外患之際，他竟奉行“黃老之術”，公然標榜“無為而治”，以致坊間批評他“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他放棄了成為“名臣”的最後機會。
不過，他這種作風顯然與晚清那種混沌的官場風氣相當合拍，因此竟贏得了朝廷上下一致讚譽。他和那些碌碌無為的官僚打成一片，似乎已忘了自己是曾文正的弟弟。
1890年，曾國荃在兩江總督任上去世。朝廷專門下旨，給予他很高評價，說他“蒞事公忠，韜略閎深”，贈太傅，諡“忠襄”，入祀北京昭忠祠、聚良祠，並在湖南、江蘇建專祠紀念，讓他享受和兄長曾國藩一樣的哀榮。
只是，他得到了“名臣”的哀榮，卻終究沒能以一個“名臣”的形象走進歷史。當曾國藩被今天的人們津津樂道之時，他卻在兄長的巨大陰影下，被人冷落，乃至遺忘。
若曾國荃地下有知，又會作何感想？
參考資料：
《曾國藩家書》《曾國荃集》《湘軍志》《能靜居日記》《中興將帥別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