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說到薛嶽，那可不得了，有說他是戰神的，有說他是粵軍三劍客的，還有說他的嶽字，又是如何跟岳飛有關的，各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
現如今說到薛嶽，那可不得了，有說他是戰神的，有說他是粵軍三劍客的，還有說他的嶽字，又是如何跟岳飛有關的，各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
上圖即是網絡某個自媒體封的粵軍三劍客。說一句不好聽的，我對網絡上什麼“十大名軍”“八大名將”“中將五虎”“上將三傑”，包括這“粵軍三劍客”等惡俗的噱頭極不感冒。粵軍中，能與葉、張、薛齊名的可遠遠不是他們三位，這三位不過恰巧在孫中山警衛團中任職罷了。1921年大本營組建警衛團時，所轄三個營，第一營營長薛嶽，第二營營長葉挺，第三營營長張發奎。當然，這三位營長日後的確都是響噹噹的。
對於薛嶽的功過是非，我不想與評，唯獨對他保定軍校的出身，卻非要質疑不可。
多年以來，不論海峽這邊還是那邊，說起薛嶽的出身，基本上是眾口一詞，即薛嶽保定軍校六期步科肄業。我本人也從很早就接受了這一說法。因為這一說法太久遠、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編定的《陸海空軍任官名簿》中，薛嶽的出身一欄，就白紙黑字地填寫著保定軍校六期步科。之後，在1942年、1947年的類似表冊中，也依然重複著這樣的紀錄。歷史檔案裡如此記載，被人看成鐵證是不過分的。民國七十七年，一部據說是根據採訪薛嶽而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嶽親自審定的《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一書在臺灣出版，該書中也言之鑿鑿地寫明薛與張發奎等一同入讀保定軍校。薛本人沒有回憶錄或自傳存世，而這本書，“雖屬多人執筆記述之史料叢書，實際上已具備薛將軍口述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既然是薛將軍親口說出，以薛嶽在人們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誰也不會懷疑其會編造虛假出身，這便進一步鞏固了人們對其保定肄業的認定。再到後來，大陸有一個叫王心剛的，寫了一部《薛嶽傳》，其中寫道，因為張發奎沒能入讀保定軍校，讓已經入讀保定軍校的薛嶽對這位結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動感人的描寫，豈不更加證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現如今說到薛嶽，那可不得了，有說他是戰神的，有說他是粵軍三劍客的，還有說他的嶽字，又是如何跟岳飛有關的，各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
上圖即是網絡某個自媒體封的粵軍三劍客。說一句不好聽的，我對網絡上什麼“十大名軍”“八大名將”“中將五虎”“上將三傑”，包括這“粵軍三劍客”等惡俗的噱頭極不感冒。粵軍中，能與葉、張、薛齊名的可遠遠不是他們三位，這三位不過恰巧在孫中山警衛團中任職罷了。1921年大本營組建警衛團時，所轄三個營，第一營營長薛嶽，第二營營長葉挺，第三營營長張發奎。當然，這三位營長日後的確都是響噹噹的。
對於薛嶽的功過是非，我不想與評，唯獨對他保定軍校的出身，卻非要質疑不可。
多年以來，不論海峽這邊還是那邊，說起薛嶽的出身，基本上是眾口一詞，即薛嶽保定軍校六期步科肄業。我本人也從很早就接受了這一說法。因為這一說法太久遠、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編定的《陸海空軍任官名簿》中，薛嶽的出身一欄，就白紙黑字地填寫著保定軍校六期步科。之後，在1942年、1947年的類似表冊中，也依然重複著這樣的紀錄。歷史檔案裡如此記載，被人看成鐵證是不過分的。民國七十七年，一部據說是根據採訪薛嶽而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嶽親自審定的《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一書在臺灣出版，該書中也言之鑿鑿地寫明薛與張發奎等一同入讀保定軍校。薛本人沒有回憶錄或自傳存世，而這本書，“雖屬多人執筆記述之史料叢書，實際上已具備薛將軍口述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既然是薛將軍親口說出，以薛嶽在人們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誰也不會懷疑其會編造虛假出身，這便進一步鞏固了人們對其保定肄業的認定。再到後來，大陸有一個叫王心剛的，寫了一部《薛嶽傳》，其中寫道，因為張發奎沒能入讀保定軍校，讓已經入讀保定軍校的薛嶽對這位結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動感人的描寫，豈不更加證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過也有過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協編輯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書出版，書中收集有特別寶貴的民國十一年編錄的《保定軍校同學錄》的完整資料。然而在這本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這不能不讓人對薛嶽的保定出身產生懷疑。但不久之後，一個新的解釋出現了，即薛嶽是保定軍校肄業而不是畢業，所以軍校同學錄中沒有收集。為什麼有這一說法，是因為有早在舊中國便已在各種軍官簿冊中出現的薛嶽“保定軍校肄業”的記載。肄業嗎，按今天習慣的用法，就是學而未畢業的意思嗎。於是，關於薛嶽的傳記中便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陸校尚未畢業，便南下廣東，參加孫中山新建立的援閩粵軍，”而在《薛嶽傳》中，更有生動的描述：“不少同學都為之感到可惜，勸他畢業後再說。薛嶽豪氣地說，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報效國家，而不是為了那一紙文憑……遼闊的華北大地無法留住薛嶽對南方的熱烈嚮往，他毅然上路了。”
有了這樣合理的解釋，又有如此具體而生動的記述，薛嶽保定軍校肄業一說有驚而無險，人們接受了這樣的說法。
但讀過《張發奎口述自傳》後，卻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氣，該書中，有多處證明薛嶽在這期間不在保定的記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廣州，我寫信給住在樂昌鄉下的薛嶽，我叫他來廣州，於是我們合住一間旅舍。我的錢花光了，必須去找工作。我們去找樑樹熊介紹。他是個革命者，同薛嶽一起坐過牢；此時正擔任焑酒專賣局總務主任。他介紹薛嶽去專賣局石龍辦事處，介紹我去肇慶辦事處。”這個時間，是在張發奎未能去保定軍校六期求學後不久，也就是保定軍校第六期入學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廣西都督陸榮廷委任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為廣州士敏土廠廠長。於是，革命黨人就有飯吃了。薛嶽、司徒非、劉紀文和我都在該廠找到了工作。”這個時間，是1917年，此時的保定六期正在第一學年的修業。
其三，“鄧鏗號召在水泥廠工作的革命青年參加粵軍，我告訴他我不能去，因為我要照顧嘉斌【張弟】的學業。薛嶽去了，”這是1918年的事，當時的保定六期，已進入第二學年。這年底，經過兩個學年的學習，保定六期便畢業了。
如果張的回憶屬實，那麼就等於說，在保定六期肄業的兩年時間內，薛嶽一直都在廣東，而沒有在保定。
現如今說到薛嶽，那可不得了，有說他是戰神的，有說他是粵軍三劍客的，還有說他的嶽字，又是如何跟岳飛有關的，各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
上圖即是網絡某個自媒體封的粵軍三劍客。說一句不好聽的，我對網絡上什麼“十大名軍”“八大名將”“中將五虎”“上將三傑”，包括這“粵軍三劍客”等惡俗的噱頭極不感冒。粵軍中，能與葉、張、薛齊名的可遠遠不是他們三位，這三位不過恰巧在孫中山警衛團中任職罷了。1921年大本營組建警衛團時，所轄三個營，第一營營長薛嶽，第二營營長葉挺，第三營營長張發奎。當然，這三位營長日後的確都是響噹噹的。
對於薛嶽的功過是非，我不想與評，唯獨對他保定軍校的出身，卻非要質疑不可。
多年以來，不論海峽這邊還是那邊，說起薛嶽的出身，基本上是眾口一詞，即薛嶽保定軍校六期步科肄業。我本人也從很早就接受了這一說法。因為這一說法太久遠、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編定的《陸海空軍任官名簿》中，薛嶽的出身一欄，就白紙黑字地填寫著保定軍校六期步科。之後，在1942年、1947年的類似表冊中，也依然重複著這樣的紀錄。歷史檔案裡如此記載，被人看成鐵證是不過分的。民國七十七年，一部據說是根據採訪薛嶽而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嶽親自審定的《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一書在臺灣出版，該書中也言之鑿鑿地寫明薛與張發奎等一同入讀保定軍校。薛本人沒有回憶錄或自傳存世，而這本書，“雖屬多人執筆記述之史料叢書，實際上已具備薛將軍口述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既然是薛將軍親口說出，以薛嶽在人們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誰也不會懷疑其會編造虛假出身，這便進一步鞏固了人們對其保定肄業的認定。再到後來，大陸有一個叫王心剛的，寫了一部《薛嶽傳》，其中寫道，因為張發奎沒能入讀保定軍校，讓已經入讀保定軍校的薛嶽對這位結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動感人的描寫，豈不更加證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過也有過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協編輯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書出版，書中收集有特別寶貴的民國十一年編錄的《保定軍校同學錄》的完整資料。然而在這本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這不能不讓人對薛嶽的保定出身產生懷疑。但不久之後，一個新的解釋出現了，即薛嶽是保定軍校肄業而不是畢業，所以軍校同學錄中沒有收集。為什麼有這一說法，是因為有早在舊中國便已在各種軍官簿冊中出現的薛嶽“保定軍校肄業”的記載。肄業嗎，按今天習慣的用法，就是學而未畢業的意思嗎。於是，關於薛嶽的傳記中便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陸校尚未畢業，便南下廣東，參加孫中山新建立的援閩粵軍，”而在《薛嶽傳》中，更有生動的描述：“不少同學都為之感到可惜，勸他畢業後再說。薛嶽豪氣地說，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報效國家，而不是為了那一紙文憑……遼闊的華北大地無法留住薛嶽對南方的熱烈嚮往，他毅然上路了。”
有了這樣合理的解釋，又有如此具體而生動的記述，薛嶽保定軍校肄業一說有驚而無險，人們接受了這樣的說法。
但讀過《張發奎口述自傳》後，卻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氣，該書中，有多處證明薛嶽在這期間不在保定的記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廣州，我寫信給住在樂昌鄉下的薛嶽，我叫他來廣州，於是我們合住一間旅舍。我的錢花光了，必須去找工作。我們去找樑樹熊介紹。他是個革命者，同薛嶽一起坐過牢；此時正擔任焑酒專賣局總務主任。他介紹薛嶽去專賣局石龍辦事處，介紹我去肇慶辦事處。”這個時間，是在張發奎未能去保定軍校六期求學後不久，也就是保定軍校第六期入學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廣西都督陸榮廷委任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為廣州士敏土廠廠長。於是，革命黨人就有飯吃了。薛嶽、司徒非、劉紀文和我都在該廠找到了工作。”這個時間，是1917年，此時的保定六期正在第一學年的修業。
其三，“鄧鏗號召在水泥廠工作的革命青年參加粵軍，我告訴他我不能去，因為我要照顧嘉斌【張弟】的學業。薛嶽去了，”這是1918年的事，當時的保定六期，已進入第二學年。這年底，經過兩個學年的學習，保定六期便畢業了。
如果張的回憶屬實，那麼就等於說，在保定六期肄業的兩年時間內，薛嶽一直都在廣東，而沒有在保定。
上圖即抗戰時的薛嶽與張發奎，二人雖在內戰中分道揚鑣，但私人關係並不差，包括與分道分得更劇烈的葉挺，私下關係也並無太惡。
有人說張發奎的回憶錄摻雜了個人情感，我對此不想評論。但我認為，全書中，張對薛的評價是比較高的，是褒多於貶的。而對於薛從陸軍小學到參加二次革命、到被捕入獄、到投身粵軍這一時期的記述，更絕無半點貶意。還有一點，即張在當時打死也不會想到薛讀沒讀過保定日後會成為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因而也就不存在隱諱什麼或暴露什麼的故意。從細節上看，張所述與薛這一時期的共同經歷全都不是驚人之舉，有些風俗瑣碎只屬於那個年代，並非今天的人們所熟知。因而單就這一段的憶述來看，不象是有意的貼金亦或貶損，不象張年老記憶模糊後產生的錯誤，也不象沒有那個年代生活經歷的執筆者妄加的臆造。
儘管如此，張所記的這些，也還僅僅是孤證，在沒有得到其他的印證前，還只能作為參考，但至少讓我們對薛嶽的保定出身又生出了幾分懷疑。
實際上，若想證明某某是某一學校畢業，要緊的是要其拿出曾經就讀於該校的證據。同樣的道理，要想證明薛嶽真的進入過保定軍校，最鐵的依據，就目前能夠找到的史料來看，當然是《保定軍校同學錄》，但可惜的是，在這本由陸軍總長和保定軍校校長分別作序，其權威幾乎類同欽定的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
現如今說到薛嶽，那可不得了，有說他是戰神的，有說他是粵軍三劍客的，還有說他的嶽字，又是如何跟岳飛有關的，各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
上圖即是網絡某個自媒體封的粵軍三劍客。說一句不好聽的，我對網絡上什麼“十大名軍”“八大名將”“中將五虎”“上將三傑”，包括這“粵軍三劍客”等惡俗的噱頭極不感冒。粵軍中，能與葉、張、薛齊名的可遠遠不是他們三位，這三位不過恰巧在孫中山警衛團中任職罷了。1921年大本營組建警衛團時，所轄三個營，第一營營長薛嶽，第二營營長葉挺，第三營營長張發奎。當然，這三位營長日後的確都是響噹噹的。
對於薛嶽的功過是非，我不想與評，唯獨對他保定軍校的出身，卻非要質疑不可。
多年以來，不論海峽這邊還是那邊，說起薛嶽的出身，基本上是眾口一詞，即薛嶽保定軍校六期步科肄業。我本人也從很早就接受了這一說法。因為這一說法太久遠、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編定的《陸海空軍任官名簿》中，薛嶽的出身一欄，就白紙黑字地填寫著保定軍校六期步科。之後，在1942年、1947年的類似表冊中，也依然重複著這樣的紀錄。歷史檔案裡如此記載，被人看成鐵證是不過分的。民國七十七年，一部據說是根據採訪薛嶽而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嶽親自審定的《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一書在臺灣出版，該書中也言之鑿鑿地寫明薛與張發奎等一同入讀保定軍校。薛本人沒有回憶錄或自傳存世，而這本書，“雖屬多人執筆記述之史料叢書，實際上已具備薛將軍口述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既然是薛將軍親口說出，以薛嶽在人們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誰也不會懷疑其會編造虛假出身，這便進一步鞏固了人們對其保定肄業的認定。再到後來，大陸有一個叫王心剛的，寫了一部《薛嶽傳》，其中寫道，因為張發奎沒能入讀保定軍校，讓已經入讀保定軍校的薛嶽對這位結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動感人的描寫，豈不更加證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過也有過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協編輯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書出版，書中收集有特別寶貴的民國十一年編錄的《保定軍校同學錄》的完整資料。然而在這本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這不能不讓人對薛嶽的保定出身產生懷疑。但不久之後，一個新的解釋出現了，即薛嶽是保定軍校肄業而不是畢業，所以軍校同學錄中沒有收集。為什麼有這一說法，是因為有早在舊中國便已在各種軍官簿冊中出現的薛嶽“保定軍校肄業”的記載。肄業嗎，按今天習慣的用法，就是學而未畢業的意思嗎。於是，關於薛嶽的傳記中便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陸校尚未畢業，便南下廣東，參加孫中山新建立的援閩粵軍，”而在《薛嶽傳》中，更有生動的描述：“不少同學都為之感到可惜，勸他畢業後再說。薛嶽豪氣地說，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報效國家，而不是為了那一紙文憑……遼闊的華北大地無法留住薛嶽對南方的熱烈嚮往，他毅然上路了。”
有了這樣合理的解釋，又有如此具體而生動的記述，薛嶽保定軍校肄業一說有驚而無險，人們接受了這樣的說法。
但讀過《張發奎口述自傳》後，卻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氣，該書中，有多處證明薛嶽在這期間不在保定的記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廣州，我寫信給住在樂昌鄉下的薛嶽，我叫他來廣州，於是我們合住一間旅舍。我的錢花光了，必須去找工作。我們去找樑樹熊介紹。他是個革命者，同薛嶽一起坐過牢；此時正擔任焑酒專賣局總務主任。他介紹薛嶽去專賣局石龍辦事處，介紹我去肇慶辦事處。”這個時間，是在張發奎未能去保定軍校六期求學後不久，也就是保定軍校第六期入學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廣西都督陸榮廷委任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為廣州士敏土廠廠長。於是，革命黨人就有飯吃了。薛嶽、司徒非、劉紀文和我都在該廠找到了工作。”這個時間，是1917年，此時的保定六期正在第一學年的修業。
其三，“鄧鏗號召在水泥廠工作的革命青年參加粵軍，我告訴他我不能去，因為我要照顧嘉斌【張弟】的學業。薛嶽去了，”這是1918年的事，當時的保定六期，已進入第二學年。這年底，經過兩個學年的學習，保定六期便畢業了。
如果張的回憶屬實，那麼就等於說，在保定六期肄業的兩年時間內，薛嶽一直都在廣東，而沒有在保定。
上圖即抗戰時的薛嶽與張發奎，二人雖在內戰中分道揚鑣，但私人關係並不差，包括與分道分得更劇烈的葉挺，私下關係也並無太惡。
有人說張發奎的回憶錄摻雜了個人情感，我對此不想評論。但我認為，全書中，張對薛的評價是比較高的，是褒多於貶的。而對於薛從陸軍小學到參加二次革命、到被捕入獄、到投身粵軍這一時期的記述，更絕無半點貶意。還有一點，即張在當時打死也不會想到薛讀沒讀過保定日後會成為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因而也就不存在隱諱什麼或暴露什麼的故意。從細節上看，張所述與薛這一時期的共同經歷全都不是驚人之舉，有些風俗瑣碎只屬於那個年代，並非今天的人們所熟知。因而單就這一段的憶述來看，不象是有意的貼金亦或貶損，不象張年老記憶模糊後產生的錯誤，也不象沒有那個年代生活經歷的執筆者妄加的臆造。
儘管如此，張所記的這些，也還僅僅是孤證，在沒有得到其他的印證前，還只能作為參考，但至少讓我們對薛嶽的保定出身又生出了幾分懷疑。
實際上，若想證明某某是某一學校畢業，要緊的是要其拿出曾經就讀於該校的證據。同樣的道理，要想證明薛嶽真的進入過保定軍校，最鐵的依據，就目前能夠找到的史料來看，當然是《保定軍校同學錄》，但可惜的是，在這本由陸軍總長和保定軍校校長分別作序，其權威幾乎類同欽定的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
沒有這最鐵的，那就轉而求其次，只要有六期的同學或教官給予旁證，也行。也就是說，假如薛嶽真的也象陳銘樞、季方那樣未學完便離開保定軍校，只要有當事人的記述，哪怕只有一個當事人這樣說，也算。但同樣可惜的是，仍然找不到有這樣的說法。不僅沒有這樣的旁證，而且，和後來薛嶽傳記的編撰者眾口一詞說其是保定六期肄業的情況相反，那麼多保定六期的和薛嶽帳下的將領，卻全無這樣的說法。特別是劉茂恩、何柱國、樊鬆甫、李潔之等在回憶錄中，都不厭其煩地列舉了一長串一長串的保定同學，其中許多人的顯赫程度連薛嶽的十分之一都不如，但卻都沒有說到薛嶽的名字。
這就更加令人置疑。結合張發奎的回憶，一個無形的鏈條正在串接起來，它越來越緊地纏繞著我們，強迫著我們不得不進一步做出這樣的置疑，即薛嶽極有可能並非長期傳說的那樣曾經在保定軍校肄業。
帶著這份置疑，再將《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與《張發奎口述自傳》對比印證，這個疑點一下子變得異常的強烈，強烈到基本可以將原有的結論完全推翻。
《張》與《薛》兩書，都有為人所詬病之處，但兩書中記述薛嶽於1914年被法租界逮捕，卻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印證。至於出獄的時間，《張》書中記載是1916年，具體哪一月哪一天沒有詳述；《薛》書中則記載為第一次出獄是1916年9月，後又再次被捕入獄，於1917年初方才重獲自由。兩書所記只是一粗一細的區別，並不發生矛盾。
如果薛嶽入獄和出獄的時間真如兩書所記，那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薛嶽並不象有些傳記所說的那樣，是陸軍小學畢業後又升入武昌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因為武昌預校只辦兩期便停辦，第一期有特殊的背景，他不可能是第一期，而第二期是1914年開學，1916年畢業，這期間內，薛嶽一直在坐牢，他沒有時間入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
沒能入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又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他就不具備升入保定軍校的資格。既然連入學資格都不符合，又談何肄業呢？
現如今說到薛嶽，那可不得了，有說他是戰神的，有說他是粵軍三劍客的，還有說他的嶽字，又是如何跟岳飛有關的，各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
上圖即是網絡某個自媒體封的粵軍三劍客。說一句不好聽的，我對網絡上什麼“十大名軍”“八大名將”“中將五虎”“上將三傑”，包括這“粵軍三劍客”等惡俗的噱頭極不感冒。粵軍中，能與葉、張、薛齊名的可遠遠不是他們三位，這三位不過恰巧在孫中山警衛團中任職罷了。1921年大本營組建警衛團時，所轄三個營，第一營營長薛嶽，第二營營長葉挺，第三營營長張發奎。當然，這三位營長日後的確都是響噹噹的。
對於薛嶽的功過是非，我不想與評，唯獨對他保定軍校的出身，卻非要質疑不可。
多年以來，不論海峽這邊還是那邊，說起薛嶽的出身，基本上是眾口一詞，即薛嶽保定軍校六期步科肄業。我本人也從很早就接受了這一說法。因為這一說法太久遠、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編定的《陸海空軍任官名簿》中，薛嶽的出身一欄，就白紙黑字地填寫著保定軍校六期步科。之後，在1942年、1947年的類似表冊中，也依然重複著這樣的紀錄。歷史檔案裡如此記載，被人看成鐵證是不過分的。民國七十七年，一部據說是根據採訪薛嶽而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嶽親自審定的《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一書在臺灣出版，該書中也言之鑿鑿地寫明薛與張發奎等一同入讀保定軍校。薛本人沒有回憶錄或自傳存世，而這本書，“雖屬多人執筆記述之史料叢書，實際上已具備薛將軍口述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既然是薛將軍親口說出，以薛嶽在人們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誰也不會懷疑其會編造虛假出身，這便進一步鞏固了人們對其保定肄業的認定。再到後來，大陸有一個叫王心剛的，寫了一部《薛嶽傳》，其中寫道，因為張發奎沒能入讀保定軍校，讓已經入讀保定軍校的薛嶽對這位結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動感人的描寫，豈不更加證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過也有過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協編輯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書出版，書中收集有特別寶貴的民國十一年編錄的《保定軍校同學錄》的完整資料。然而在這本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這不能不讓人對薛嶽的保定出身產生懷疑。但不久之後，一個新的解釋出現了，即薛嶽是保定軍校肄業而不是畢業，所以軍校同學錄中沒有收集。為什麼有這一說法，是因為有早在舊中國便已在各種軍官簿冊中出現的薛嶽“保定軍校肄業”的記載。肄業嗎，按今天習慣的用法，就是學而未畢業的意思嗎。於是，關於薛嶽的傳記中便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陸校尚未畢業，便南下廣東，參加孫中山新建立的援閩粵軍，”而在《薛嶽傳》中，更有生動的描述：“不少同學都為之感到可惜，勸他畢業後再說。薛嶽豪氣地說，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報效國家，而不是為了那一紙文憑……遼闊的華北大地無法留住薛嶽對南方的熱烈嚮往，他毅然上路了。”
有了這樣合理的解釋，又有如此具體而生動的記述，薛嶽保定軍校肄業一說有驚而無險，人們接受了這樣的說法。
但讀過《張發奎口述自傳》後，卻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氣，該書中，有多處證明薛嶽在這期間不在保定的記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廣州，我寫信給住在樂昌鄉下的薛嶽，我叫他來廣州，於是我們合住一間旅舍。我的錢花光了，必須去找工作。我們去找樑樹熊介紹。他是個革命者，同薛嶽一起坐過牢；此時正擔任焑酒專賣局總務主任。他介紹薛嶽去專賣局石龍辦事處，介紹我去肇慶辦事處。”這個時間，是在張發奎未能去保定軍校六期求學後不久，也就是保定軍校第六期入學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廣西都督陸榮廷委任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為廣州士敏土廠廠長。於是，革命黨人就有飯吃了。薛嶽、司徒非、劉紀文和我都在該廠找到了工作。”這個時間，是1917年，此時的保定六期正在第一學年的修業。
其三，“鄧鏗號召在水泥廠工作的革命青年參加粵軍，我告訴他我不能去，因為我要照顧嘉斌【張弟】的學業。薛嶽去了，”這是1918年的事，當時的保定六期，已進入第二學年。這年底，經過兩個學年的學習，保定六期便畢業了。
如果張的回憶屬實，那麼就等於說，在保定六期肄業的兩年時間內，薛嶽一直都在廣東，而沒有在保定。
上圖即抗戰時的薛嶽與張發奎，二人雖在內戰中分道揚鑣，但私人關係並不差，包括與分道分得更劇烈的葉挺，私下關係也並無太惡。
有人說張發奎的回憶錄摻雜了個人情感，我對此不想評論。但我認為，全書中，張對薛的評價是比較高的，是褒多於貶的。而對於薛從陸軍小學到參加二次革命、到被捕入獄、到投身粵軍這一時期的記述，更絕無半點貶意。還有一點，即張在當時打死也不會想到薛讀沒讀過保定日後會成為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因而也就不存在隱諱什麼或暴露什麼的故意。從細節上看，張所述與薛這一時期的共同經歷全都不是驚人之舉，有些風俗瑣碎只屬於那個年代，並非今天的人們所熟知。因而單就這一段的憶述來看，不象是有意的貼金亦或貶損，不象張年老記憶模糊後產生的錯誤，也不象沒有那個年代生活經歷的執筆者妄加的臆造。
儘管如此，張所記的這些，也還僅僅是孤證，在沒有得到其他的印證前，還只能作為參考，但至少讓我們對薛嶽的保定出身又生出了幾分懷疑。
實際上，若想證明某某是某一學校畢業，要緊的是要其拿出曾經就讀於該校的證據。同樣的道理，要想證明薛嶽真的進入過保定軍校，最鐵的依據，就目前能夠找到的史料來看，當然是《保定軍校同學錄》，但可惜的是，在這本由陸軍總長和保定軍校校長分別作序，其權威幾乎類同欽定的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
沒有這最鐵的，那就轉而求其次，只要有六期的同學或教官給予旁證，也行。也就是說，假如薛嶽真的也象陳銘樞、季方那樣未學完便離開保定軍校，只要有當事人的記述，哪怕只有一個當事人這樣說，也算。但同樣可惜的是，仍然找不到有這樣的說法。不僅沒有這樣的旁證，而且，和後來薛嶽傳記的編撰者眾口一詞說其是保定六期肄業的情況相反，那麼多保定六期的和薛嶽帳下的將領，卻全無這樣的說法。特別是劉茂恩、何柱國、樊鬆甫、李潔之等在回憶錄中，都不厭其煩地列舉了一長串一長串的保定同學，其中許多人的顯赫程度連薛嶽的十分之一都不如，但卻都沒有說到薛嶽的名字。
這就更加令人置疑。結合張發奎的回憶，一個無形的鏈條正在串接起來，它越來越緊地纏繞著我們，強迫著我們不得不進一步做出這樣的置疑，即薛嶽極有可能並非長期傳說的那樣曾經在保定軍校肄業。
帶著這份置疑，再將《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與《張發奎口述自傳》對比印證，這個疑點一下子變得異常的強烈，強烈到基本可以將原有的結論完全推翻。
《張》與《薛》兩書，都有為人所詬病之處，但兩書中記述薛嶽於1914年被法租界逮捕，卻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印證。至於出獄的時間，《張》書中記載是1916年，具體哪一月哪一天沒有詳述；《薛》書中則記載為第一次出獄是1916年9月，後又再次被捕入獄，於1917年初方才重獲自由。兩書所記只是一粗一細的區別，並不發生矛盾。
如果薛嶽入獄和出獄的時間真如兩書所記，那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薛嶽並不象有些傳記所說的那樣，是陸軍小學畢業後又升入武昌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因為武昌預校只辦兩期便停辦，第一期有特殊的背景，他不可能是第一期，而第二期是1914年開學，1916年畢業，這期間內，薛嶽一直在坐牢，他沒有時間入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
沒能入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又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他就不具備升入保定軍校的資格。既然連入學資格都不符合，又談何肄業呢？
說到這有必要說說保定軍校的入學資格。保定軍校自1912年開辦，至1923年停辦，前後共辦九期，由於主要受軍事教育思想不斷改變的影響，這九期的入學資格並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沒有哪兩期的情況是完全相同的。保定六期的入學資格規定為第一陸軍預備學校第三期畢業生（郝夢齡、劉培緒、高汝桐、李文田、上官雲相等）、第二陸軍預備學校第二期畢業生（餘漢謀、樊鬆甫、黃琪翔、葉挺、劉家琪等）和模範團第二期學兵（趙博生、劉茂恩等），不具備這樣的資格，就無法升入保定軍校，絕無例外。
也許有人會說，腐朽而沒落的北洋政府所辦的保定軍校有那麼嚴格嗎？要是國民黨或孫中山為薛打了招呼，也不行嗎？要明瞭這個問題，需要對北洋時期軍事制度史和軍事教育史有個瞭解才行，特別是需要對保定軍校有較深的瞭解才行，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我只能說個結論，即這樣的情況如果出在各省辦的講武堂，也許能行；如果出在各雜牌軍系辦的軍官學校，也許能行；如果出在黃埔軍校，也許能行；但這樣的情況出在保定軍校，不行。絕對不行。薛嶽既然沒有陸軍預備學校的經歷，他縱有天大的本事、有天大的後臺，也是絕對無法跨入軍校大門的。再說了，以當年的情況，孫中山或國民黨會不會單獨為了這個剛剛出山的老虎伃給保定軍校打招呼？老虎伃又會不會象今天的人們這樣特別地看重保定這個招牌而非要憑關係擠進去？我看夠嗆。
我想我們應該跳出原來固有的認識，重新回過頭來審視薛嶽的出身。可這一重審，就不難發現，支撐薛嶽保定出身這一說法的，全是沒有絲毫證據效力的長期的傳說，全是後來編史者所為，而具有證據效力的當年的同學錄中，沒有這樣的記載；所有保定六期同學的回憶錄中，沒有這樣的說法；所有薛嶽帳下的將領與幕僚的回憶錄中，沒有這樣的說法，而最要命的，是可以證實的薛沒有第二陸軍預備學校的經歷。如果說上面那幾條都還僅僅是重大疑點的話，那麼薛沒有陸軍預校的經歷，則是否定他保定軍校肄業的關鍵。
至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認定，薛嶽的保定出身一說，極有可能是一個美好的誤會。薛嶽並未進過保定軍校。不是提前離校未能畢業的問題，而是一天也沒進過。
但這樣認定的話，則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有個解釋。
現如今說到薛嶽，那可不得了，有說他是戰神的，有說他是粵軍三劍客的，還有說他的嶽字，又是如何跟岳飛有關的，各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
上圖即是網絡某個自媒體封的粵軍三劍客。說一句不好聽的，我對網絡上什麼“十大名軍”“八大名將”“中將五虎”“上將三傑”，包括這“粵軍三劍客”等惡俗的噱頭極不感冒。粵軍中，能與葉、張、薛齊名的可遠遠不是他們三位，這三位不過恰巧在孫中山警衛團中任職罷了。1921年大本營組建警衛團時，所轄三個營，第一營營長薛嶽，第二營營長葉挺，第三營營長張發奎。當然，這三位營長日後的確都是響噹噹的。
對於薛嶽的功過是非，我不想與評，唯獨對他保定軍校的出身，卻非要質疑不可。
多年以來，不論海峽這邊還是那邊，說起薛嶽的出身，基本上是眾口一詞，即薛嶽保定軍校六期步科肄業。我本人也從很早就接受了這一說法。因為這一說法太久遠、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編定的《陸海空軍任官名簿》中，薛嶽的出身一欄，就白紙黑字地填寫著保定軍校六期步科。之後，在1942年、1947年的類似表冊中，也依然重複著這樣的紀錄。歷史檔案裡如此記載，被人看成鐵證是不過分的。民國七十七年，一部據說是根據採訪薛嶽而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嶽親自審定的《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一書在臺灣出版，該書中也言之鑿鑿地寫明薛與張發奎等一同入讀保定軍校。薛本人沒有回憶錄或自傳存世，而這本書，“雖屬多人執筆記述之史料叢書，實際上已具備薛將軍口述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既然是薛將軍親口說出，以薛嶽在人們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誰也不會懷疑其會編造虛假出身，這便進一步鞏固了人們對其保定肄業的認定。再到後來，大陸有一個叫王心剛的，寫了一部《薛嶽傳》，其中寫道，因為張發奎沒能入讀保定軍校，讓已經入讀保定軍校的薛嶽對這位結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動感人的描寫，豈不更加證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過也有過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協編輯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書出版，書中收集有特別寶貴的民國十一年編錄的《保定軍校同學錄》的完整資料。然而在這本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這不能不讓人對薛嶽的保定出身產生懷疑。但不久之後，一個新的解釋出現了，即薛嶽是保定軍校肄業而不是畢業，所以軍校同學錄中沒有收集。為什麼有這一說法，是因為有早在舊中國便已在各種軍官簿冊中出現的薛嶽“保定軍校肄業”的記載。肄業嗎，按今天習慣的用法，就是學而未畢業的意思嗎。於是，關於薛嶽的傳記中便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陸校尚未畢業，便南下廣東，參加孫中山新建立的援閩粵軍，”而在《薛嶽傳》中，更有生動的描述：“不少同學都為之感到可惜，勸他畢業後再說。薛嶽豪氣地說，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報效國家，而不是為了那一紙文憑……遼闊的華北大地無法留住薛嶽對南方的熱烈嚮往，他毅然上路了。”
有了這樣合理的解釋，又有如此具體而生動的記述，薛嶽保定軍校肄業一說有驚而無險，人們接受了這樣的說法。
但讀過《張發奎口述自傳》後，卻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氣，該書中，有多處證明薛嶽在這期間不在保定的記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廣州，我寫信給住在樂昌鄉下的薛嶽，我叫他來廣州，於是我們合住一間旅舍。我的錢花光了，必須去找工作。我們去找樑樹熊介紹。他是個革命者，同薛嶽一起坐過牢；此時正擔任焑酒專賣局總務主任。他介紹薛嶽去專賣局石龍辦事處，介紹我去肇慶辦事處。”這個時間，是在張發奎未能去保定軍校六期求學後不久，也就是保定軍校第六期入學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廣西都督陸榮廷委任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為廣州士敏土廠廠長。於是，革命黨人就有飯吃了。薛嶽、司徒非、劉紀文和我都在該廠找到了工作。”這個時間，是1917年，此時的保定六期正在第一學年的修業。
其三，“鄧鏗號召在水泥廠工作的革命青年參加粵軍，我告訴他我不能去，因為我要照顧嘉斌【張弟】的學業。薛嶽去了，”這是1918年的事，當時的保定六期，已進入第二學年。這年底，經過兩個學年的學習，保定六期便畢業了。
如果張的回憶屬實，那麼就等於說，在保定六期肄業的兩年時間內，薛嶽一直都在廣東，而沒有在保定。
上圖即抗戰時的薛嶽與張發奎，二人雖在內戰中分道揚鑣，但私人關係並不差，包括與分道分得更劇烈的葉挺，私下關係也並無太惡。
有人說張發奎的回憶錄摻雜了個人情感，我對此不想評論。但我認為，全書中，張對薛的評價是比較高的，是褒多於貶的。而對於薛從陸軍小學到參加二次革命、到被捕入獄、到投身粵軍這一時期的記述，更絕無半點貶意。還有一點，即張在當時打死也不會想到薛讀沒讀過保定日後會成為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因而也就不存在隱諱什麼或暴露什麼的故意。從細節上看，張所述與薛這一時期的共同經歷全都不是驚人之舉，有些風俗瑣碎只屬於那個年代，並非今天的人們所熟知。因而單就這一段的憶述來看，不象是有意的貼金亦或貶損，不象張年老記憶模糊後產生的錯誤，也不象沒有那個年代生活經歷的執筆者妄加的臆造。
儘管如此，張所記的這些，也還僅僅是孤證，在沒有得到其他的印證前，還只能作為參考，但至少讓我們對薛嶽的保定出身又生出了幾分懷疑。
實際上，若想證明某某是某一學校畢業，要緊的是要其拿出曾經就讀於該校的證據。同樣的道理，要想證明薛嶽真的進入過保定軍校，最鐵的依據，就目前能夠找到的史料來看，當然是《保定軍校同學錄》，但可惜的是，在這本由陸軍總長和保定軍校校長分別作序，其權威幾乎類同欽定的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
沒有這最鐵的，那就轉而求其次，只要有六期的同學或教官給予旁證，也行。也就是說，假如薛嶽真的也象陳銘樞、季方那樣未學完便離開保定軍校，只要有當事人的記述，哪怕只有一個當事人這樣說，也算。但同樣可惜的是，仍然找不到有這樣的說法。不僅沒有這樣的旁證，而且，和後來薛嶽傳記的編撰者眾口一詞說其是保定六期肄業的情況相反，那麼多保定六期的和薛嶽帳下的將領，卻全無這樣的說法。特別是劉茂恩、何柱國、樊鬆甫、李潔之等在回憶錄中，都不厭其煩地列舉了一長串一長串的保定同學，其中許多人的顯赫程度連薛嶽的十分之一都不如，但卻都沒有說到薛嶽的名字。
這就更加令人置疑。結合張發奎的回憶，一個無形的鏈條正在串接起來，它越來越緊地纏繞著我們，強迫著我們不得不進一步做出這樣的置疑，即薛嶽極有可能並非長期傳說的那樣曾經在保定軍校肄業。
帶著這份置疑，再將《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與《張發奎口述自傳》對比印證，這個疑點一下子變得異常的強烈，強烈到基本可以將原有的結論完全推翻。
《張》與《薛》兩書，都有為人所詬病之處，但兩書中記述薛嶽於1914年被法租界逮捕，卻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印證。至於出獄的時間，《張》書中記載是1916年，具體哪一月哪一天沒有詳述；《薛》書中則記載為第一次出獄是1916年9月，後又再次被捕入獄，於1917年初方才重獲自由。兩書所記只是一粗一細的區別，並不發生矛盾。
如果薛嶽入獄和出獄的時間真如兩書所記，那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薛嶽並不象有些傳記所說的那樣，是陸軍小學畢業後又升入武昌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因為武昌預校只辦兩期便停辦，第一期有特殊的背景，他不可能是第一期，而第二期是1914年開學，1916年畢業，這期間內，薛嶽一直在坐牢，他沒有時間入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
沒能入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又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他就不具備升入保定軍校的資格。既然連入學資格都不符合，又談何肄業呢？
說到這有必要說說保定軍校的入學資格。保定軍校自1912年開辦，至1923年停辦，前後共辦九期，由於主要受軍事教育思想不斷改變的影響，這九期的入學資格並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沒有哪兩期的情況是完全相同的。保定六期的入學資格規定為第一陸軍預備學校第三期畢業生（郝夢齡、劉培緒、高汝桐、李文田、上官雲相等）、第二陸軍預備學校第二期畢業生（餘漢謀、樊鬆甫、黃琪翔、葉挺、劉家琪等）和模範團第二期學兵（趙博生、劉茂恩等），不具備這樣的資格，就無法升入保定軍校，絕無例外。
也許有人會說，腐朽而沒落的北洋政府所辦的保定軍校有那麼嚴格嗎？要是國民黨或孫中山為薛打了招呼，也不行嗎？要明瞭這個問題，需要對北洋時期軍事制度史和軍事教育史有個瞭解才行，特別是需要對保定軍校有較深的瞭解才行，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我只能說個結論，即這樣的情況如果出在各省辦的講武堂，也許能行；如果出在各雜牌軍系辦的軍官學校，也許能行；如果出在黃埔軍校，也許能行；但這樣的情況出在保定軍校，不行。絕對不行。薛嶽既然沒有陸軍預備學校的經歷，他縱有天大的本事、有天大的後臺，也是絕對無法跨入軍校大門的。再說了，以當年的情況，孫中山或國民黨會不會單獨為了這個剛剛出山的老虎伃給保定軍校打招呼？老虎伃又會不會象今天的人們這樣特別地看重保定這個招牌而非要憑關係擠進去？我看夠嗆。
我想我們應該跳出原來固有的認識，重新回過頭來審視薛嶽的出身。可這一重審，就不難發現，支撐薛嶽保定出身這一說法的，全是沒有絲毫證據效力的長期的傳說，全是後來編史者所為，而具有證據效力的當年的同學錄中，沒有這樣的記載；所有保定六期同學的回憶錄中，沒有這樣的說法；所有薛嶽帳下的將領與幕僚的回憶錄中，沒有這樣的說法，而最要命的，是可以證實的薛沒有第二陸軍預備學校的經歷。如果說上面那幾條都還僅僅是重大疑點的話，那麼薛沒有陸軍預校的經歷，則是否定他保定軍校肄業的關鍵。
至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認定，薛嶽的保定出身一說，極有可能是一個美好的誤會。薛嶽並未進過保定軍校。不是提前離校未能畢業的問題，而是一天也沒進過。
但這樣認定的話，則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有個解釋。
第一個，是這學而未畢業的說法該如何解釋。這其實是今人對於肄業二字的誤解，並由這誤解而反推生成的臆造。肄業，在保定軍校那個時期，就是修業、學習的意思，並沒有學而未畢業的意思。當年的文字，都有某某“經一年又七個月的肄業”、“肄業兩年期滿”等用法。對於保定畢業的任何一個學生，也都使用“保定軍校肄業”的說法，就足以證明這個意思。今天絕大多數人理解這兩個字，已經極少理解為“修業”或“學習”，有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這兩個字在當年是這樣的用法，而理解成學而未畢業了。王心剛那《薛嶽傳》中所說的薛嶽差半年便可拿到畢業證而放棄的情節，還有那隻屬於今天而絕不屬於當年的口氣（文憑二字在當年的釋義和今天並不相同），就是最典型的因誤信了薛嶽保定軍校肄業又誤解了肄業二字當年的用法而反過來臆造故事的例子。
第二個，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的國軍名冊中薛嶽保定六期出身的記載該如何解釋。很好解釋，儘管它作為多年的檔案保存，但那仍然屬於後來的填寫，而非原始的憑證。似這樣的名冊記載，做為一般的介紹是可以的，但較起真來，做為考證的依據使用則不具絲毫價值。這就好比，如果某人要想證明他是北大或清華畢業，靠花名冊上填寫的個人學歷出身，是不足為憑的，甭管這名冊製作於三十年前還是一百年前。
第三個，是那《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中的說法又如何解釋。不太好解釋，但令人懷疑。民國七十七年時，薛嶽已年逾九旬，即便真如撰者在書前說明中所言是根據薛嶽本人錄音整理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本人審閱的，以如此耄耋老者，他的錄音和審閱，又能做何苛求？對於這部書，從書前那幅有十足穿越感的“薛嶽將軍抗戰玉照”和書中張發奎入讀保定軍校的謬誤，以及對民初軍事教育制度的無知，也就能夠揣度這“親口講述、親自審閱”的可信度如何，也就能夠看出寫作者的歷史修養如何了。對於這等水平的作者寫出的東西，還能指望將它作為考證的依據嗎？我看還是算了吧。
至於王心剛寫作的《薛嶽傳》之類，就不值得一駁了。
現如今說到薛嶽，那可不得了，有說他是戰神的，有說他是粵軍三劍客的，還有說他的嶽字，又是如何跟岳飛有關的，各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
上圖即是網絡某個自媒體封的粵軍三劍客。說一句不好聽的，我對網絡上什麼“十大名軍”“八大名將”“中將五虎”“上將三傑”，包括這“粵軍三劍客”等惡俗的噱頭極不感冒。粵軍中，能與葉、張、薛齊名的可遠遠不是他們三位，這三位不過恰巧在孫中山警衛團中任職罷了。1921年大本營組建警衛團時，所轄三個營，第一營營長薛嶽，第二營營長葉挺，第三營營長張發奎。當然，這三位營長日後的確都是響噹噹的。
對於薛嶽的功過是非，我不想與評，唯獨對他保定軍校的出身，卻非要質疑不可。
多年以來，不論海峽這邊還是那邊，說起薛嶽的出身，基本上是眾口一詞，即薛嶽保定軍校六期步科肄業。我本人也從很早就接受了這一說法。因為這一說法太久遠、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編定的《陸海空軍任官名簿》中，薛嶽的出身一欄，就白紙黑字地填寫著保定軍校六期步科。之後，在1942年、1947年的類似表冊中，也依然重複著這樣的紀錄。歷史檔案裡如此記載，被人看成鐵證是不過分的。民國七十七年，一部據說是根據採訪薛嶽而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嶽親自審定的《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一書在臺灣出版，該書中也言之鑿鑿地寫明薛與張發奎等一同入讀保定軍校。薛本人沒有回憶錄或自傳存世，而這本書，“雖屬多人執筆記述之史料叢書，實際上已具備薛將軍口述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既然是薛將軍親口說出，以薛嶽在人們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誰也不會懷疑其會編造虛假出身，這便進一步鞏固了人們對其保定肄業的認定。再到後來，大陸有一個叫王心剛的，寫了一部《薛嶽傳》，其中寫道，因為張發奎沒能入讀保定軍校，讓已經入讀保定軍校的薛嶽對這位結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動感人的描寫，豈不更加證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過也有過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協編輯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書出版，書中收集有特別寶貴的民國十一年編錄的《保定軍校同學錄》的完整資料。然而在這本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這不能不讓人對薛嶽的保定出身產生懷疑。但不久之後，一個新的解釋出現了，即薛嶽是保定軍校肄業而不是畢業，所以軍校同學錄中沒有收集。為什麼有這一說法，是因為有早在舊中國便已在各種軍官簿冊中出現的薛嶽“保定軍校肄業”的記載。肄業嗎，按今天習慣的用法，就是學而未畢業的意思嗎。於是，關於薛嶽的傳記中便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陸校尚未畢業，便南下廣東，參加孫中山新建立的援閩粵軍，”而在《薛嶽傳》中，更有生動的描述：“不少同學都為之感到可惜，勸他畢業後再說。薛嶽豪氣地說，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報效國家，而不是為了那一紙文憑……遼闊的華北大地無法留住薛嶽對南方的熱烈嚮往，他毅然上路了。”
有了這樣合理的解釋，又有如此具體而生動的記述，薛嶽保定軍校肄業一說有驚而無險，人們接受了這樣的說法。
但讀過《張發奎口述自傳》後，卻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氣，該書中，有多處證明薛嶽在這期間不在保定的記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廣州，我寫信給住在樂昌鄉下的薛嶽，我叫他來廣州，於是我們合住一間旅舍。我的錢花光了，必須去找工作。我們去找樑樹熊介紹。他是個革命者，同薛嶽一起坐過牢；此時正擔任焑酒專賣局總務主任。他介紹薛嶽去專賣局石龍辦事處，介紹我去肇慶辦事處。”這個時間，是在張發奎未能去保定軍校六期求學後不久，也就是保定軍校第六期入學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廣西都督陸榮廷委任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為廣州士敏土廠廠長。於是，革命黨人就有飯吃了。薛嶽、司徒非、劉紀文和我都在該廠找到了工作。”這個時間，是1917年，此時的保定六期正在第一學年的修業。
其三，“鄧鏗號召在水泥廠工作的革命青年參加粵軍，我告訴他我不能去，因為我要照顧嘉斌【張弟】的學業。薛嶽去了，”這是1918年的事，當時的保定六期，已進入第二學年。這年底，經過兩個學年的學習，保定六期便畢業了。
如果張的回憶屬實，那麼就等於說，在保定六期肄業的兩年時間內，薛嶽一直都在廣東，而沒有在保定。
上圖即抗戰時的薛嶽與張發奎，二人雖在內戰中分道揚鑣，但私人關係並不差，包括與分道分得更劇烈的葉挺，私下關係也並無太惡。
有人說張發奎的回憶錄摻雜了個人情感，我對此不想評論。但我認為，全書中，張對薛的評價是比較高的，是褒多於貶的。而對於薛從陸軍小學到參加二次革命、到被捕入獄、到投身粵軍這一時期的記述，更絕無半點貶意。還有一點，即張在當時打死也不會想到薛讀沒讀過保定日後會成為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因而也就不存在隱諱什麼或暴露什麼的故意。從細節上看，張所述與薛這一時期的共同經歷全都不是驚人之舉，有些風俗瑣碎只屬於那個年代，並非今天的人們所熟知。因而單就這一段的憶述來看，不象是有意的貼金亦或貶損，不象張年老記憶模糊後產生的錯誤，也不象沒有那個年代生活經歷的執筆者妄加的臆造。
儘管如此，張所記的這些，也還僅僅是孤證，在沒有得到其他的印證前，還只能作為參考，但至少讓我們對薛嶽的保定出身又生出了幾分懷疑。
實際上，若想證明某某是某一學校畢業，要緊的是要其拿出曾經就讀於該校的證據。同樣的道理，要想證明薛嶽真的進入過保定軍校，最鐵的依據，就目前能夠找到的史料來看，當然是《保定軍校同學錄》，但可惜的是，在這本由陸軍總長和保定軍校校長分別作序，其權威幾乎類同欽定的同學錄中，卻找不到薛嶽的名字。
沒有這最鐵的，那就轉而求其次，只要有六期的同學或教官給予旁證，也行。也就是說，假如薛嶽真的也象陳銘樞、季方那樣未學完便離開保定軍校，只要有當事人的記述，哪怕只有一個當事人這樣說，也算。但同樣可惜的是，仍然找不到有這樣的說法。不僅沒有這樣的旁證，而且，和後來薛嶽傳記的編撰者眾口一詞說其是保定六期肄業的情況相反，那麼多保定六期的和薛嶽帳下的將領，卻全無這樣的說法。特別是劉茂恩、何柱國、樊鬆甫、李潔之等在回憶錄中，都不厭其煩地列舉了一長串一長串的保定同學，其中許多人的顯赫程度連薛嶽的十分之一都不如，但卻都沒有說到薛嶽的名字。
這就更加令人置疑。結合張發奎的回憶，一個無形的鏈條正在串接起來，它越來越緊地纏繞著我們，強迫著我們不得不進一步做出這樣的置疑，即薛嶽極有可能並非長期傳說的那樣曾經在保定軍校肄業。
帶著這份置疑，再將《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與《張發奎口述自傳》對比印證，這個疑點一下子變得異常的強烈，強烈到基本可以將原有的結論完全推翻。
《張》與《薛》兩書，都有為人所詬病之處，但兩書中記述薛嶽於1914年被法租界逮捕，卻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印證。至於出獄的時間，《張》書中記載是1916年，具體哪一月哪一天沒有詳述；《薛》書中則記載為第一次出獄是1916年9月，後又再次被捕入獄，於1917年初方才重獲自由。兩書所記只是一粗一細的區別，並不發生矛盾。
如果薛嶽入獄和出獄的時間真如兩書所記，那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薛嶽並不象有些傳記所說的那樣，是陸軍小學畢業後又升入武昌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因為武昌預校只辦兩期便停辦，第一期有特殊的背景，他不可能是第一期，而第二期是1914年開學，1916年畢業，這期間內，薛嶽一直在坐牢，他沒有時間入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
沒能入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又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他就不具備升入保定軍校的資格。既然連入學資格都不符合，又談何肄業呢？
說到這有必要說說保定軍校的入學資格。保定軍校自1912年開辦，至1923年停辦，前後共辦九期，由於主要受軍事教育思想不斷改變的影響，這九期的入學資格並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沒有哪兩期的情況是完全相同的。保定六期的入學資格規定為第一陸軍預備學校第三期畢業生（郝夢齡、劉培緒、高汝桐、李文田、上官雲相等）、第二陸軍預備學校第二期畢業生（餘漢謀、樊鬆甫、黃琪翔、葉挺、劉家琪等）和模範團第二期學兵（趙博生、劉茂恩等），不具備這樣的資格，就無法升入保定軍校，絕無例外。
也許有人會說，腐朽而沒落的北洋政府所辦的保定軍校有那麼嚴格嗎？要是國民黨或孫中山為薛打了招呼，也不行嗎？要明瞭這個問題，需要對北洋時期軍事制度史和軍事教育史有個瞭解才行，特別是需要對保定軍校有較深的瞭解才行，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我只能說個結論，即這樣的情況如果出在各省辦的講武堂，也許能行；如果出在各雜牌軍系辦的軍官學校，也許能行；如果出在黃埔軍校，也許能行；但這樣的情況出在保定軍校，不行。絕對不行。薛嶽既然沒有陸軍預備學校的經歷，他縱有天大的本事、有天大的後臺，也是絕對無法跨入軍校大門的。再說了，以當年的情況，孫中山或國民黨會不會單獨為了這個剛剛出山的老虎伃給保定軍校打招呼？老虎伃又會不會象今天的人們這樣特別地看重保定這個招牌而非要憑關係擠進去？我看夠嗆。
我想我們應該跳出原來固有的認識，重新回過頭來審視薛嶽的出身。可這一重審，就不難發現，支撐薛嶽保定出身這一說法的，全是沒有絲毫證據效力的長期的傳說，全是後來編史者所為，而具有證據效力的當年的同學錄中，沒有這樣的記載；所有保定六期同學的回憶錄中，沒有這樣的說法；所有薛嶽帳下的將領與幕僚的回憶錄中，沒有這樣的說法，而最要命的，是可以證實的薛沒有第二陸軍預備學校的經歷。如果說上面那幾條都還僅僅是重大疑點的話，那麼薛沒有陸軍預校的經歷，則是否定他保定軍校肄業的關鍵。
至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認定，薛嶽的保定出身一說，極有可能是一個美好的誤會。薛嶽並未進過保定軍校。不是提前離校未能畢業的問題，而是一天也沒進過。
但這樣認定的話，則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有個解釋。
第一個，是這學而未畢業的說法該如何解釋。這其實是今人對於肄業二字的誤解，並由這誤解而反推生成的臆造。肄業，在保定軍校那個時期，就是修業、學習的意思，並沒有學而未畢業的意思。當年的文字，都有某某“經一年又七個月的肄業”、“肄業兩年期滿”等用法。對於保定畢業的任何一個學生，也都使用“保定軍校肄業”的說法，就足以證明這個意思。今天絕大多數人理解這兩個字，已經極少理解為“修業”或“學習”，有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這兩個字在當年是這樣的用法，而理解成學而未畢業了。王心剛那《薛嶽傳》中所說的薛嶽差半年便可拿到畢業證而放棄的情節，還有那隻屬於今天而絕不屬於當年的口氣（文憑二字在當年的釋義和今天並不相同），就是最典型的因誤信了薛嶽保定軍校肄業又誤解了肄業二字當年的用法而反過來臆造故事的例子。
第二個，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的國軍名冊中薛嶽保定六期出身的記載該如何解釋。很好解釋，儘管它作為多年的檔案保存，但那仍然屬於後來的填寫，而非原始的憑證。似這樣的名冊記載，做為一般的介紹是可以的，但較起真來，做為考證的依據使用則不具絲毫價值。這就好比，如果某人要想證明他是北大或清華畢業，靠花名冊上填寫的個人學歷出身，是不足為憑的，甭管這名冊製作於三十年前還是一百年前。
第三個，是那《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中的說法又如何解釋。不太好解釋，但令人懷疑。民國七十七年時，薛嶽已年逾九旬，即便真如撰者在書前說明中所言是根據薛嶽本人錄音整理寫成、寫成後又經過薛本人審閱的，以如此耄耋老者，他的錄音和審閱，又能做何苛求？對於這部書，從書前那幅有十足穿越感的“薛嶽將軍抗戰玉照”和書中張發奎入讀保定軍校的謬誤，以及對民初軍事教育制度的無知，也就能夠揣度這“親口講述、親自審閱”的可信度如何，也就能夠看出寫作者的歷史修養如何了。對於這等水平的作者寫出的東西，還能指望將它作為考證的依據嗎？我看還是算了吧。
至於王心剛寫作的《薛嶽傳》之類，就不值得一駁了。
第四個，薛嶽保定肄業的傳說由何而生、又緣何長期流傳而不疑呢？我猜想，這個傳說的興起，極有可能與“陸軍四校同學會”有關。民國初年，保定軍官學校曾建有軍官學校同學會，以構建和加強保定同學間的友誼與援助。後該會接受孫中山先生的建議，又將讀過陸軍小學、陸軍中學和陸軍預備學校的、本該進入軍官學校而最終未能進入的學生一併納入，以擴大南方的革命力量，遂使這一校同學會擴大成四校同學會，於是，曾經讀過陸小而未能入讀保定軍校的張發奎、薛嶽等，便也成為該會會員。但因該會會員中的絕大多數仍然是保定軍校的同學，故這個陸軍四校同學會，在很多情況下，也就依然被人看成是保定軍校同學會，於是，本來沒能最終進入保定軍官學校的張發奎、薛嶽等四校同學，便也被誤認為保定同學，而誤填寫入某些表冊，之後又以訛傳訛，時間愈久便也愈加牢固，終至使人深信不疑。到了後來，由於薛嶽成為抗日英雄，出於對英雄的愛戴，人們更希望心目中的英雄完美，而不願意去懷疑那些有損英名的東西；伴隨這些年的國軍熱，網上許多人崇拜薛嶽已達到粉狀，就更不允許質疑其保定的出身，於是薛嶽保定六期出身的美好傳說得以長久而廣泛的流傳。當然這只是猜想了。
（聲明：第一，本文只想討論薛的出身，不想討論其他，有願討論其他者請往別處。第二，本文歡迎提出不同意見反駁，但有論必須有據。否則刪除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