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在於每個公民的認知水準。
“為什麼有人關心艾滋病、有人為癌症患者捐款、就沒人理解精神病人呢？這件事意義重大，我不只是為了哪一個人。”
84歲的劉錫偉教授
84歲的劉錫偉身上的一系列標籤都與“精神病學”相關，最高“頭銜”是全國精神障礙者刑事能力評定大綱課題組成員，從大學畢業起他就從事精神病學的研究、治療，直到退休。
從業60年，劉錫偉接觸到許多精神病人，參與鑑定了近百起涉及精神病案例，他將精神病人殺人現象歸結為“瘋劫”：精神病是一種暫時不可預知的天生疾病，精神病人在發病時無法辨認和控制自己的行為，給他人生命財產造成了災難性損害。
從2005年的“陳丹蕾殺夫”案開始，劉錫偉就一直為刑法賦予的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權奔走呼籲。
美國博士陳丹蕾將自己的丈夫槍殺後碎屍，然後女扮男裝，持其丈夫護照成功通過美國邊檢，結果在上海入關時被警方查獲。陳丹蕾殺夫的動機一直成謎，她後來被鑑定為抑鬱症被判死緩。
然而，劉錫偉認為，陳丹蕾實際患有精神分裂症，她殺死丈夫是受妄想支配，沒有辨認及控制能力，按照刑法不應負刑事責任。
此後，劉錫偉相繼介入南京姐妹潑硫酸案、馬加爵案、邱興華案、徐閔超案、劉愛兵案等轟動一時的大案，在這些案件中，劉錫偉觀點如一：堅持認為他們均系精神病人，作案時沒有辨認或控制能力，依法應予免責。
但迄今為止，劉錫偉無一例成功。
邱興華
劉錫偉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2006年的邱興華案。
這年，陝西農民邱興華在一間道觀內一夜之間連殺10人，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劉錫偉在報紙上看到邱興華的案情簡介後，判斷邱興華很可能是一名精神病人，馬上給警方打電話：“邱興華應該在他最熟悉的地方。”半個月不到，邱興華在漢中佛坪的家中落網。
因為民憤極大，案件一審時，辯護律師甚至沒有提出啟動司法精神病鑑定的申請，劉錫偉打電話問律師為什麼，對方回答：“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可劉錫偉站了出來。
他先是在網上發佈了一個帖子《暈！邱興華竟然無罪？》，接著又趕到北京，開始了為期34天的奔波。在二審之前，他甚至還跑了4個郵局，給陝西有關領導發了一封500字的電報，寄希望用這種快被淘汰的通訊手段吸引對方的注意。
劉錫偉對邱興華的精神病判斷得到了業內專家的認同，但邱興華沒有等到做司法精神病鑑定的機會就被執行了死刑。
劉錫偉查閱卷宗
劉錫偉與所有的案件嫌疑人都非親非故，素昧平生，所有的奔波也都由他自覺自願地掏腰包。
為邱興華案奔波時，為了節省費用，劉錫偉和老伴住在北京一個相熟的精神病患者家中，那一趟去北京，劉錫偉同時也為這位病人做診治。
每天晚上，劉錫偉的老伴會去廚房把刀具藏好，再把房門反鎖，防止患者突然發病出現意外，劉錫偉則在房間裡抄寫材料。白天，老兩口再揹著塞滿材料的小包擠地鐵，趕到央視排幾個小時的隊給某個法制欄目遞材料。
後來，劉錫偉又找到自己結識的心理學教授，請對方幫忙聯絡召開一場關於邱興華是否有心理問題的研討會。那場研討會後來在北京大學醫學部的一個小食堂舉行，所有的費用劉錫偉悉數個人買單。
接待採訪者
劉錫偉將自己的聯繫方式公開在網上，廣納八方求助者，他也從不拒絕各個媒體的採訪，“採訪的媒體越多關注肇禍精神病人的人就越多”。
劉錫偉的原則是分酬不取。2016年7月他和老伴應邀去了北方一趟，為一個案件嫌疑人進行精神病患判斷。判定結束後，嫌疑人家屬報銷了他和老伴的交通費，又給了老兩口10個桃子。這份特別的酬謝劉錫偉怎麼也不願意收，在對方一再堅持後帶回了家，卻放在冰箱裡一個多月都沒有吃。
事實上，也有人提出過請他去做鑑定，給他一筆酬金，但劉錫偉直接謝絕了。“拿了錢就不好說話了，那就是人家買通你了。我們這樣大大膽膽地做，你查好了，屁股沒有屎啊，沒有目的啊，沒有那種要撈錢的目的”。
一直以來，劉錫偉只想單純地做這件事。
“我剛剛到中國醫科大學唸書時，校訓寫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那時並未覺得有何不妥，後來我才明白，人道主義沒有革命的和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人道主義就是人道主義。”
中國醫科大校訓，有母校情結的劉錫偉並不認同
與大部分人相比，劉錫偉與精神病人之間有著更深的淵源。
劉錫偉是上世紀50年代中國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在大學裡，當他了解到“大腦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物質”時，他被這樣一條畏途所吸引，於是，畢業後分配到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時，他主動請纓從事同學們避之不及的精神科。
再後來，劉錫偉去了廣西龍泉山醫院。
劉錫偉很快就在臨床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剛剛送來的病人，衣冠不整啊，自言自語啊，手舞足蹈啊，不能自控了。就是這麼混亂的人，我們通過醫療能夠把他變成一個正常人”。
他對精神病人有著強烈的共情，“精神病人已經喪失了自控力，無法工作，沒有收入，甚至給家庭帶來很多困擾，他們已經很可憐了，所以不能讓他們再受其他委屈”。
劉錫偉覺得精神病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病人的“病恥感”。“這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社會對於精神病的偏見，使精神病人很容易復發。在無錫精神衛生中心就有一個待了快30年的病人，事實上早已痊癒，但是回到社會別人都嫌棄他，他就一直待在醫院裡，負責收發報紙，開小賣部，白天上班，晚上還睡在病房”。
《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宣傳海報，該法頒佈實施近4年，卻依然不為大眾所知
這種偏見也使得精神病人肇禍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正視。
精神病學界有個統一的看法，精神病人肇事肇禍，絕不能當成一般社會治安問題對待，因為對正常人可以起到作用的刑罰手段，對精神病人是起不到“震懾”作用的。最應該做的，是向全社會普及精神病學知識，加強對病人周邊人群的精神病識別能力，早識別、早治療。在法律上，也應該實施更加完善的司法精神病鑑定。
然而，目前我國的司法現狀是，精神病司法精神鑑定程序的啟動掌握在公檢法等司法機關手中，當事人自己、家人與律師皆無權提出。“由於司法人員缺乏相關的精神病學知識，導致當事人未經鑑定即或判或殺，從而釀成錯案”。
另一個司法現實是，即使經過鑑定的精神病人，仍可能被送進監獄。監獄方面會因此承受巨大的、難以承受的看管責任，而且精神病人一旦刑滿出獄，二次肇禍的風險極大。
這是劉錫偉一直為肇禍精神病人呼號的重大原因。
“瘋劫者”的合法權益是劉錫偉最大的心結
但在精神衛生法欠缺、沒有廢除死刑、有“殺人償命”思想的中國，關於肇禍精神病人的“公平與權利”問題任重而道遠。劉錫偉也不得不承認，“邱興華之類的死刑在當下的中國有一個效用：撫平社會創傷”。
但他不會停止奔走的腳步：“這是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