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重要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深化。當前，我國要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怎樣把握好指標根本性與體系性的辯證關係、顯性指標與隱性指標的辯證關係、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的辯證關係、“治已病”與“治未病”的辯證關係？怎樣做到堅持“兩個維護”，以問題為導向，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從而不斷開創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的新局面？
近期，最高人民監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在《人民論壇》發表《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之治》，深入闡釋了上述問題。
核心觀點
社會治理現代化新理念的理論價值
- 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治理自始至終是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不二法門，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邏輯演進
- 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重要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深化
- 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把握好的四組辯證關係
- 把握好指標根本性與體系性的辯證關係
- 把握好顯性指標與隱性指標的辯證關係
- 把握好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的辯證關係
- 統籌好“治已病”與“治未病”的辯證關係
社會治理現代化要堅持“兩個維護”，以問題為導向，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
- 堅持“兩個維護”，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 以問題為導向，做好社會治理的中國方案
- 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讓中華文明再領風騷
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重要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深化。當前，我國要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怎樣把握好指標根本性與體系性的辯證關係、顯性指標與隱性指標的辯證關係、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的辯證關係、“治已病”與“治未病”的辯證關係？怎樣做到堅持“兩個維護”，以問題為導向，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從而不斷開創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的新局面？
近期，最高人民監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在《人民論壇》發表《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之治》，深入闡釋了上述問題。
核心觀點
社會治理現代化新理念的理論價值
- 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治理自始至終是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不二法門，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邏輯演進
- 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重要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深化
- 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把握好的四組辯證關係
- 把握好指標根本性與體系性的辯證關係
- 把握好顯性指標與隱性指標的辯證關係
- 把握好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的辯證關係
- 統籌好“治已病”與“治未病”的辯證關係
社會治理現代化要堅持“兩個維護”，以問題為導向，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
- 堅持“兩個維護”，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 以問題為導向，做好社會治理的中國方案
- 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讓中華文明再領風騷
社會治理現代化新理念的理論價值
早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提出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的建設目標。他表示，“國家建設是全體人民共同的事業，國家發展過程也是全體人民共享成果的過程”。在“蹄疾步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後，我們需要堅持黨的優良作風，即“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治理自始至終是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不二法門，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邏輯演進。
“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而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重要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深化，兩者之間既有區別，又緊密聯繫。
一是載體與主體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運行載體，後者是前者的實現主體。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是黨委領導下政府和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體系，既包括一整套緊密相連、銜接協調的體制機制以及制度安排，也包括社會多元主體的廣泛參與和利益協調。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社會治理現代化。因此，必須要堅持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中去，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二是標誌與內涵的關係。國家治理體系應當包含體制、法律、制度、標誌、標準等要求，而社會治理現代化相對側重於實現包含人民群眾在內的社會主體的發展要求。滿足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直接決定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容構成。而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則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把握好四個方面的辯證關係
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我國就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戰略目標，黨的十九大又描繪了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可以說，“現代化”是黨和人民需要花費長達百年時間、需要數代人前赴後繼的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和偉大夢想。無論是基於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龐大體系，還是循序漸進的實踐規律，抑或是認知判斷上的凝聚共識，都需要考量何謂現代化、是否現代化、如何現代化等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 ；管得太鬆，波濤洶湧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係。”因此，除了要統籌好指標的長期性與階段性等關係外，還需要科學把握四個方面的辯證關係。
一是把握好指標根本性與體系性的辯證關係。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現必然有相對應的標誌性指標體系作為目標指引或評判參照，但無論體系多麼龐大複雜，都必須牢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性定位。毛澤東同志表示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現代化必須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二是把握好顯性指標與隱性指標的辯證關係。顯性指標是以量化型表象數據客觀反映社會治理的現代化程度，比如每萬人犯罪率、每萬人擁有律師人數、政府透明指數等。隱性指標是指反映社會深層次問題的治理狀況，往往涉及民眾的內心感受、認同程度，比如幸福指數、安全指數等。顯性指標操作性強，但容易簡單化、機械化，會因為“用藥過猛”而拖累隱性指標。
三是把握好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的辯證關係。因為制度化與程序化是現代化程度的表象特徵，加上對中華傳統文化重實體輕程序習慣的矯枉過正，現代人較為偏好程序標準。但必須注意不能陷入“為了程序而程序”的誤區。譬如為了追求糾紛的調解率而不惜對當事人連蒙帶騙、半哄半嚇 ；為了規避監管不力的法律責任而大行留痕考核的形式主義，等等。事實上，對問題的處理過於功利化，追求高效率而不重視程序方法，必然會影響法律、制度等預期引導功能的實現。
四是統籌好“治已病”與“治未病”的辯證關係。社會治理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要運用法律預防化解社會矛盾。但當前，只顧眼前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已病”現象較為突出，忽視“治未病”，埋下了較大的隱患。比如，只顧完成經濟指標而破壞生態環境，為經濟長遠發展留下了安全隱患 ；為了表面脫貧而忽視致力於自力更生的扶志與扶智，等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長江經濟帶發展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這無疑是對新時代社會治理現代化語境下正確處理發展與保護、當前與長遠、加法與減法、治標與治本關係的最生動詮釋，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會治理現代化新理念的重要遵循。
社會治理現代化要堅持“兩個維護”，以問題為導向，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
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重要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深化。當前，我國要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怎樣把握好指標根本性與體系性的辯證關係、顯性指標與隱性指標的辯證關係、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的辯證關係、“治已病”與“治未病”的辯證關係？怎樣做到堅持“兩個維護”，以問題為導向，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從而不斷開創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的新局面？
近期，最高人民監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在《人民論壇》發表《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之治》，深入闡釋了上述問題。
核心觀點
社會治理現代化新理念的理論價值
- 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治理自始至終是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不二法門，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邏輯演進
- 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重要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深化
- 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把握好的四組辯證關係
- 把握好指標根本性與體系性的辯證關係
- 把握好顯性指標與隱性指標的辯證關係
- 把握好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的辯證關係
- 統籌好“治已病”與“治未病”的辯證關係
社會治理現代化要堅持“兩個維護”，以問題為導向，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
- 堅持“兩個維護”，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 以問題為導向，做好社會治理的中國方案
- 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讓中華文明再領風騷
社會治理現代化新理念的理論價值
早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提出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的建設目標。他表示，“國家建設是全體人民共同的事業，國家發展過程也是全體人民共享成果的過程”。在“蹄疾步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後，我們需要堅持黨的優良作風，即“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治理自始至終是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不二法門，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邏輯演進。
“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而社會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重要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念深化，兩者之間既有區別，又緊密聯繫。
一是載體與主體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運行載體，後者是前者的實現主體。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是黨委領導下政府和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體系，既包括一整套緊密相連、銜接協調的體制機制以及制度安排，也包括社會多元主體的廣泛參與和利益協調。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社會治理現代化。因此，必須要堅持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中去，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二是標誌與內涵的關係。國家治理體系應當包含體制、法律、制度、標誌、標準等要求，而社會治理現代化相對側重於實現包含人民群眾在內的社會主體的發展要求。滿足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直接決定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容構成。而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則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把握好四個方面的辯證關係
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我國就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戰略目標，黨的十九大又描繪了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可以說，“現代化”是黨和人民需要花費長達百年時間、需要數代人前赴後繼的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和偉大夢想。無論是基於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龐大體系，還是循序漸進的實踐規律，抑或是認知判斷上的凝聚共識，都需要考量何謂現代化、是否現代化、如何現代化等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 ；管得太鬆，波濤洶湧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係。”因此，除了要統籌好指標的長期性與階段性等關係外，還需要科學把握四個方面的辯證關係。
一是把握好指標根本性與體系性的辯證關係。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現必然有相對應的標誌性指標體系作為目標指引或評判參照，但無論體系多麼龐大複雜，都必須牢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性定位。毛澤東同志表示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現代化必須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二是把握好顯性指標與隱性指標的辯證關係。顯性指標是以量化型表象數據客觀反映社會治理的現代化程度，比如每萬人犯罪率、每萬人擁有律師人數、政府透明指數等。隱性指標是指反映社會深層次問題的治理狀況，往往涉及民眾的內心感受、認同程度，比如幸福指數、安全指數等。顯性指標操作性強，但容易簡單化、機械化，會因為“用藥過猛”而拖累隱性指標。
三是把握好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的辯證關係。因為制度化與程序化是現代化程度的表象特徵，加上對中華傳統文化重實體輕程序習慣的矯枉過正，現代人較為偏好程序標準。但必須注意不能陷入“為了程序而程序”的誤區。譬如為了追求糾紛的調解率而不惜對當事人連蒙帶騙、半哄半嚇 ；為了規避監管不力的法律責任而大行留痕考核的形式主義，等等。事實上，對問題的處理過於功利化，追求高效率而不重視程序方法，必然會影響法律、制度等預期引導功能的實現。
四是統籌好“治已病”與“治未病”的辯證關係。社會治理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要運用法律預防化解社會矛盾。但當前，只顧眼前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已病”現象較為突出，忽視“治未病”，埋下了較大的隱患。比如，只顧完成經濟指標而破壞生態環境，為經濟長遠發展留下了安全隱患 ；為了表面脫貧而忽視致力於自力更生的扶志與扶智，等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長江經濟帶發展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這無疑是對新時代社會治理現代化語境下正確處理發展與保護、當前與長遠、加法與減法、治標與治本關係的最生動詮釋，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會治理現代化新理念的重要遵循。
社會治理現代化要堅持“兩個維護”，以問題為導向，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
一是堅持“兩個維護”，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也是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根本保證。在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各類風險隱患多元、多樣、多變，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任務更加艱鉅繁重。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重要節點上，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才能做到人民利益至上；只有堅持“四個意識”，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才能化危為機，迎難而上，實現中國之治。
二是以問題為導向，做好社會治理的中國方案。理性對比當下的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毫無疑問，中國人的事要中國人自己辦。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有效化解社會風險，讓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穩定也是硬道理，抓發展、抓穩定兩手都要硬”，“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由此可知，只有立足中國國情，堅持問題導向，“摸著石頭過河”，堅持“四個自信”，才能實現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
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遵循，讓中華文明再領風騷。首先，要探索完善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有機融合的共治新格局。“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 ；無道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公信力低下的美國司法現狀說明，純粹而繁瑣的法制救不了西方之亂。因此，應當以政治為統領、法治為保障、自治為基礎，彰顯德治的時代魅力，從而實現自律與他律、剛性與柔性、治身與治心、人力和科技的統一。其次，要開創做實權利保障、權力參與的全民共享新模式。人民當家作主，不只是全民小康，扶貧路上一個都不能少，還要把公共權力的運行向社會開放，讓全民參與。我們必須要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善於把黨的優良傳統和新技術新手段結合起來，創新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機制，創新為民謀利、為民辦事、為民解憂的機制，讓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成為社會治理創新的不竭源泉。
注：圖片來自網絡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2019年06中
《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之治》（微信有刪節）
作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張雪樵
原文責編：孫渴
新媒體責編：張捷
視覺：王嘉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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