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肆”：西漢時，我國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書店'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書籍的出版有悠久的歷史，是舉世公認的。然而，我國書籍發行的悠久歷史，尚不被人們所瞭解。其實，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出現了我國早期的書店，揭開了我國出版發行史的序幕。
我國西漢時出現了書店，這是我國發行機構之始。自此，我國出版發行機構，從建立到發展，後來逐步壯大，使我國古代書籍印行初具規模。而當時的世界各國，書籍生產尚處在原始萌芽狀態，他們還在用泥版、羊皮之類當作書本，不可能有書店的出現。就連後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歐洲，在書店的興辦史上，比我國至少要晚四、五個世紀。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書籍的出版有悠久的歷史，是舉世公認的。然而，我國書籍發行的悠久歷史，尚不被人們所瞭解。其實，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出現了我國早期的書店，揭開了我國出版發行史的序幕。
我國西漢時出現了書店，這是我國發行機構之始。自此，我國出版發行機構，從建立到發展，後來逐步壯大，使我國古代書籍印行初具規模。而當時的世界各國，書籍生產尚處在原始萌芽狀態，他們還在用泥版、羊皮之類當作書本，不可能有書店的出現。就連後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歐洲，在書店的興辦史上，比我國至少要晚四、五個世紀。
三、漢代書店出現的原因
古代稱書店為書肆，亦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經籍鋪等十來種名稱。
書店的出現，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讀書的人增多，需要的書籍量增大。它是由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是，書籍的生產量增加，書籍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貿易和交換。它又是出版事業迅速發展的產物。鑑於上述條件我國西漢時已經具備，因此我國早期書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歷史原因的。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書籍的出版有悠久的歷史，是舉世公認的。然而，我國書籍發行的悠久歷史，尚不被人們所瞭解。其實，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出現了我國早期的書店，揭開了我國出版發行史的序幕。
我國西漢時出現了書店，這是我國發行機構之始。自此，我國出版發行機構，從建立到發展，後來逐步壯大，使我國古代書籍印行初具規模。而當時的世界各國，書籍生產尚處在原始萌芽狀態，他們還在用泥版、羊皮之類當作書本，不可能有書店的出現。就連後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歐洲，在書店的興辦史上，比我國至少要晚四、五個世紀。
三、漢代書店出現的原因
古代稱書店為書肆，亦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經籍鋪等十來種名稱。
書店的出現，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讀書的人增多，需要的書籍量增大。它是由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是，書籍的生產量增加，書籍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貿易和交換。它又是出版事業迅速發展的產物。鑑於上述條件我國西漢時已經具備，因此我國早期書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歷史原因的。
西漢高祖劉邦在位時，制定了“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給漢朝的強盛奠定了基礎。到了漢武帝時，為了鞏固封建的中央集權制，他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工作，實行了“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官學和私學都得到空前的發展。那時京師的官學主要是太學，由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學，叫做郡國學校。
隨著漢朝政治經濟的發展，太學得到迅速的擴展。據統計：西漢初、中期僅京師太學博士弟子人數；漢昭帝時太學生達一百人，漢宣帝時增為二百人，漢元帝時發展到一千人，到漢成帝時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學、私學的讀書人更多。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書籍的出版有悠久的歷史，是舉世公認的。然而，我國書籍發行的悠久歷史，尚不被人們所瞭解。其實，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出現了我國早期的書店，揭開了我國出版發行史的序幕。
我國西漢時出現了書店，這是我國發行機構之始。自此，我國出版發行機構，從建立到發展，後來逐步壯大，使我國古代書籍印行初具規模。而當時的世界各國，書籍生產尚處在原始萌芽狀態，他們還在用泥版、羊皮之類當作書本，不可能有書店的出現。就連後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歐洲，在書店的興辦史上，比我國至少要晚四、五個世紀。
三、漢代書店出現的原因
古代稱書店為書肆，亦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經籍鋪等十來種名稱。
書店的出現，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讀書的人增多，需要的書籍量增大。它是由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是，書籍的生產量增加，書籍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貿易和交換。它又是出版事業迅速發展的產物。鑑於上述條件我國西漢時已經具備，因此我國早期書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歷史原因的。
西漢高祖劉邦在位時，制定了“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給漢朝的強盛奠定了基礎。到了漢武帝時，為了鞏固封建的中央集權制，他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工作，實行了“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官學和私學都得到空前的發展。那時京師的官學主要是太學，由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學，叫做郡國學校。
隨著漢朝政治經濟的發展，太學得到迅速的擴展。據統計：西漢初、中期僅京師太學博士弟子人數；漢昭帝時太學生達一百人，漢宣帝時增為二百人，漢元帝時發展到一千人，到漢成帝時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學、私學的讀書人更多。
漢武帝採用策問，即考試的辦法，鼓勵儒生讀書做官。各地學者、儒生和讀書人為求功名利祿，必讀儒家經典，這就促使了書籍的大量生產，廣為交換和貿易。
另外，漢初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全國出現了以長安為中心，包括洛陽、邯鄲、臨、宛、成都等中心商市。隨著大宗物資在市場出售，書籍也逐步成為商品。據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及《三輔黃圖》所說，長安當時有九個市，有六個市在大路西邊稱為西市；有三個市在大路東邊稱為東市。東、西市以外還有一個槐市，在太學附近。太學生們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在槐樹林下聚會兩次，交換各人帶來的家鄉特產、笙磬樂器和經書等。
“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含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出物及經書相予買賣，雍雍揖讓，侃侃誾誾”。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書籍的出版有悠久的歷史，是舉世公認的。然而，我國書籍發行的悠久歷史，尚不被人們所瞭解。其實，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出現了我國早期的書店，揭開了我國出版發行史的序幕。
我國西漢時出現了書店，這是我國發行機構之始。自此，我國出版發行機構，從建立到發展，後來逐步壯大，使我國古代書籍印行初具規模。而當時的世界各國，書籍生產尚處在原始萌芽狀態，他們還在用泥版、羊皮之類當作書本，不可能有書店的出現。就連後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歐洲，在書店的興辦史上，比我國至少要晚四、五個世紀。
三、漢代書店出現的原因
古代稱書店為書肆，亦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經籍鋪等十來種名稱。
書店的出現，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讀書的人增多，需要的書籍量增大。它是由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是，書籍的生產量增加，書籍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貿易和交換。它又是出版事業迅速發展的產物。鑑於上述條件我國西漢時已經具備，因此我國早期書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歷史原因的。
西漢高祖劉邦在位時，制定了“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給漢朝的強盛奠定了基礎。到了漢武帝時，為了鞏固封建的中央集權制，他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工作，實行了“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官學和私學都得到空前的發展。那時京師的官學主要是太學，由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學，叫做郡國學校。
隨著漢朝政治經濟的發展，太學得到迅速的擴展。據統計：西漢初、中期僅京師太學博士弟子人數；漢昭帝時太學生達一百人，漢宣帝時增為二百人，漢元帝時發展到一千人，到漢成帝時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學、私學的讀書人更多。
漢武帝採用策問，即考試的辦法，鼓勵儒生讀書做官。各地學者、儒生和讀書人為求功名利祿，必讀儒家經典，這就促使了書籍的大量生產，廣為交換和貿易。
另外，漢初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全國出現了以長安為中心，包括洛陽、邯鄲、臨、宛、成都等中心商市。隨著大宗物資在市場出售，書籍也逐步成為商品。據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及《三輔黃圖》所說，長安當時有九個市，有六個市在大路西邊稱為西市；有三個市在大路東邊稱為東市。東、西市以外還有一個槐市，在太學附近。太學生們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在槐樹林下聚會兩次，交換各人帶來的家鄉特產、笙磬樂器和經書等。
“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含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出物及經書相予買賣，雍雍揖讓，侃侃誾誾”。
這是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的事。太學生買賣經書，開始還屬於互通有無的性質，以後有人抄書出售，書籍已開始成為商品。書籍的供求需要日漸增多，就出現了以售書為業的書店。
我國西漢出現書店的最早記載，見於揚雄著的《法言・吾子篇》。揚雄是西漢著名的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他博覽群書，才學出眾。《法言·吾子篇》中有: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
意思是說愛好書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導去學，那就不是讀書而是開書鋪子。這說明西漢的書店已開始建立。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書籍的出版有悠久的歷史，是舉世公認的。然而，我國書籍發行的悠久歷史，尚不被人們所瞭解。其實，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出現了我國早期的書店，揭開了我國出版發行史的序幕。
我國西漢時出現了書店，這是我國發行機構之始。自此，我國出版發行機構，從建立到發展，後來逐步壯大，使我國古代書籍印行初具規模。而當時的世界各國，書籍生產尚處在原始萌芽狀態，他們還在用泥版、羊皮之類當作書本，不可能有書店的出現。就連後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歐洲，在書店的興辦史上，比我國至少要晚四、五個世紀。
三、漢代書店出現的原因
古代稱書店為書肆，亦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經籍鋪等十來種名稱。
書店的出現，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讀書的人增多，需要的書籍量增大。它是由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是，書籍的生產量增加，書籍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貿易和交換。它又是出版事業迅速發展的產物。鑑於上述條件我國西漢時已經具備，因此我國早期書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歷史原因的。
西漢高祖劉邦在位時，制定了“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給漢朝的強盛奠定了基礎。到了漢武帝時，為了鞏固封建的中央集權制，他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工作，實行了“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官學和私學都得到空前的發展。那時京師的官學主要是太學，由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學，叫做郡國學校。
隨著漢朝政治經濟的發展，太學得到迅速的擴展。據統計：西漢初、中期僅京師太學博士弟子人數；漢昭帝時太學生達一百人，漢宣帝時增為二百人，漢元帝時發展到一千人，到漢成帝時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學、私學的讀書人更多。
漢武帝採用策問，即考試的辦法，鼓勵儒生讀書做官。各地學者、儒生和讀書人為求功名利祿，必讀儒家經典，這就促使了書籍的大量生產，廣為交換和貿易。
另外，漢初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全國出現了以長安為中心，包括洛陽、邯鄲、臨、宛、成都等中心商市。隨著大宗物資在市場出售，書籍也逐步成為商品。據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及《三輔黃圖》所說，長安當時有九個市，有六個市在大路西邊稱為西市；有三個市在大路東邊稱為東市。東、西市以外還有一個槐市，在太學附近。太學生們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在槐樹林下聚會兩次，交換各人帶來的家鄉特產、笙磬樂器和經書等。
“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含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出物及經書相予買賣，雍雍揖讓，侃侃誾誾”。
這是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的事。太學生買賣經書，開始還屬於互通有無的性質，以後有人抄書出售，書籍已開始成為商品。書籍的供求需要日漸增多，就出現了以售書為業的書店。
我國西漢出現書店的最早記載，見於揚雄著的《法言・吾子篇》。揚雄是西漢著名的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他博覽群書，才學出眾。《法言·吾子篇》中有: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
意思是說愛好書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導去學，那就不是讀書而是開書鋪子。這說明西漢的書店已開始建立。
西漢書店的出現，先在長安，隨後在洛陽、邯鄲、臨、宛、成都和番偶等城市，也陸續興辦。到了東漢，各地書店的建立更逐漸增多，不僅大城市有，中、小城市也有。據《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年輕時
“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
在洛陽這樣的大城市，書店已很普遍，書籍品種也多，且能“開架售書”，讀者可以隨便閱看。這樣，家貧無書的王充，也能在書店裡自學成才，後來成為漢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理論家，著有《論衡》八十五篇，永載史冊。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書籍的出版有悠久的歷史，是舉世公認的。然而，我國書籍發行的悠久歷史，尚不被人們所瞭解。其實，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出現了我國早期的書店，揭開了我國出版發行史的序幕。
我國西漢時出現了書店，這是我國發行機構之始。自此，我國出版發行機構，從建立到發展，後來逐步壯大，使我國古代書籍印行初具規模。而當時的世界各國，書籍生產尚處在原始萌芽狀態，他們還在用泥版、羊皮之類當作書本，不可能有書店的出現。就連後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歐洲，在書店的興辦史上，比我國至少要晚四、五個世紀。
三、漢代書店出現的原因
古代稱書店為書肆，亦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經籍鋪等十來種名稱。
書店的出現，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讀書的人增多，需要的書籍量增大。它是由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是，書籍的生產量增加，書籍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貿易和交換。它又是出版事業迅速發展的產物。鑑於上述條件我國西漢時已經具備，因此我國早期書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歷史原因的。
西漢高祖劉邦在位時，制定了“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給漢朝的強盛奠定了基礎。到了漢武帝時，為了鞏固封建的中央集權制，他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工作，實行了“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官學和私學都得到空前的發展。那時京師的官學主要是太學，由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學，叫做郡國學校。
隨著漢朝政治經濟的發展，太學得到迅速的擴展。據統計：西漢初、中期僅京師太學博士弟子人數；漢昭帝時太學生達一百人，漢宣帝時增為二百人，漢元帝時發展到一千人，到漢成帝時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學、私學的讀書人更多。
漢武帝採用策問，即考試的辦法，鼓勵儒生讀書做官。各地學者、儒生和讀書人為求功名利祿，必讀儒家經典，這就促使了書籍的大量生產，廣為交換和貿易。
另外，漢初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全國出現了以長安為中心，包括洛陽、邯鄲、臨、宛、成都等中心商市。隨著大宗物資在市場出售，書籍也逐步成為商品。據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及《三輔黃圖》所說，長安當時有九個市，有六個市在大路西邊稱為西市；有三個市在大路東邊稱為東市。東、西市以外還有一個槐市，在太學附近。太學生們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在槐樹林下聚會兩次，交換各人帶來的家鄉特產、笙磬樂器和經書等。
“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含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出物及經書相予買賣，雍雍揖讓，侃侃誾誾”。
這是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的事。太學生買賣經書，開始還屬於互通有無的性質，以後有人抄書出售，書籍已開始成為商品。書籍的供求需要日漸增多，就出現了以售書為業的書店。
我國西漢出現書店的最早記載，見於揚雄著的《法言・吾子篇》。揚雄是西漢著名的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他博覽群書，才學出眾。《法言·吾子篇》中有: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
意思是說愛好書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導去學，那就不是讀書而是開書鋪子。這說明西漢的書店已開始建立。
西漢書店的出現，先在長安，隨後在洛陽、邯鄲、臨、宛、成都和番偶等城市，也陸續興辦。到了東漢，各地書店的建立更逐漸增多，不僅大城市有，中、小城市也有。據《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年輕時
“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
在洛陽這樣的大城市，書店已很普遍，書籍品種也多，且能“開架售書”，讀者可以隨便閱看。這樣，家貧無書的王充，也能在書店裡自學成才，後來成為漢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理論家，著有《論衡》八十五篇，永載史冊。
那當時的中小城市呢？另據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上說:
“東漢市上專有書肆，如劉樑在寧陽縣(山東寧陽縣)市上賣書為業。”
這就是說，在小縣城寧陽，也有人擺書推、開書鋪，專門出售書籍。
綜上所述，我國漢代各地書店的普遍建立，不僅是我國發行事業的興起，也是我國書籍出版業繁榮興盛，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
參考文獻：
《藝文類聚》引自《三輔黃圖》
方厚樞：《中國出版簡史》。見《出版工作》1981年第8期，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
我國春秋以前，圖書都掌握在所謂“史”的手裡，“史”是掌管著作、檔案和圖書的官員。書籍被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貴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士”的階層，他們要求打破知識壟斷，於是書籍就擴大到士大夫中間。這些“士”，後來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後備隊，這時書籍生產開始由官方書寫。
一、秦始皇禁書與漢武帝徵集書籍
到了秦代，由於秦始皇的禁書法令，私人不能藏書，更不準生產。因此，秦時我國的出版機構仍然主要是官修。生產書籍是用手工書寫在簡策和縑帛上。
秦始皇的禁書法令，一直影響到漢初。漢高祖對詩書不重視，藏書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漢惠帝時才取消禁止藏書的法令，這時民間方可公開藏書。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時，下令徵集書籍，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來收集書籍。當時在官內建立收藏圖書的館舍，專門設立國家藏書機構和專門抄寫書籍的官員。這個國家藏書機構，可以說，就是我國國家圖書館的起源。
漢武帝時經過廣泛的徵集圖書，使政府藏書增加很多。到了漢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時，再次下令徵書，並令學者劉向主持整理收集來的大批書籍。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輯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學《七略》。
《七略》內容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後班固著《漢書》，根據《七略》改編為《藝文志》，共著錄書籍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國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漢初大規模徵收書籍和指定專人整理書籍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出版事業的初興，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西漢書店的出現是我國發行史的開端
西漢惠帝劉盈時，取消禁書令，這時私人允許藏書，後來才可以寫書，當時的出版機構除官修書籍外，還有私修。入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私家修史之風較盛，如後漢書、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北朝史等五類，每一類都有若干種。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書籍，統稱“寫本”，這是廣義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後，由於版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書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統稱為“版本”。
我國書籍的出版有悠久的歷史，是舉世公認的。然而，我國書籍發行的悠久歷史，尚不被人們所瞭解。其實，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書籍的交換和貿易，出現了我國早期的書店，揭開了我國出版發行史的序幕。
我國西漢時出現了書店，這是我國發行機構之始。自此，我國出版發行機構，從建立到發展，後來逐步壯大，使我國古代書籍印行初具規模。而當時的世界各國，書籍生產尚處在原始萌芽狀態，他們還在用泥版、羊皮之類當作書本，不可能有書店的出現。就連後來經濟文化發展較快的歐洲，在書店的興辦史上，比我國至少要晚四、五個世紀。
三、漢代書店出現的原因
古代稱書店為書肆，亦稱書坊、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籍鋪、經籍鋪等十來種名稱。
書店的出現，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讀書的人增多，需要的書籍量增大。它是由社會的需求所決定的；二是，書籍的生產量增加，書籍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貿易和交換。它又是出版事業迅速發展的產物。鑑於上述條件我國西漢時已經具備，因此我國早期書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歷史原因的。
西漢高祖劉邦在位時，制定了“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給漢朝的強盛奠定了基礎。到了漢武帝時，為了鞏固封建的中央集權制，他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工作，實行了“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官學和私學都得到空前的發展。那時京師的官學主要是太學，由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學，叫做郡國學校。
隨著漢朝政治經濟的發展，太學得到迅速的擴展。據統計：西漢初、中期僅京師太學博士弟子人數；漢昭帝時太學生達一百人，漢宣帝時增為二百人，漢元帝時發展到一千人，到漢成帝時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學、私學的讀書人更多。
漢武帝採用策問，即考試的辦法，鼓勵儒生讀書做官。各地學者、儒生和讀書人為求功名利祿，必讀儒家經典，這就促使了書籍的大量生產，廣為交換和貿易。
另外，漢初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全國出現了以長安為中心，包括洛陽、邯鄲、臨、宛、成都等中心商市。隨著大宗物資在市場出售，書籍也逐步成為商品。據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及《三輔黃圖》所說，長安當時有九個市，有六個市在大路西邊稱為西市；有三個市在大路東邊稱為東市。東、西市以外還有一個槐市，在太學附近。太學生們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在槐樹林下聚會兩次，交換各人帶來的家鄉特產、笙磬樂器和經書等。
“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含三十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出物及經書相予買賣，雍雍揖讓，侃侃誾誾”。
這是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的事。太學生買賣經書，開始還屬於互通有無的性質，以後有人抄書出售，書籍已開始成為商品。書籍的供求需要日漸增多，就出現了以售書為業的書店。
我國西漢出現書店的最早記載，見於揚雄著的《法言・吾子篇》。揚雄是西漢著名的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他博覽群書，才學出眾。《法言·吾子篇》中有: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
意思是說愛好書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導去學，那就不是讀書而是開書鋪子。這說明西漢的書店已開始建立。
西漢書店的出現，先在長安，隨後在洛陽、邯鄲、臨、宛、成都和番偶等城市，也陸續興辦。到了東漢，各地書店的建立更逐漸增多，不僅大城市有，中、小城市也有。據《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年輕時
“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
在洛陽這樣的大城市，書店已很普遍，書籍品種也多，且能“開架售書”，讀者可以隨便閱看。這樣，家貧無書的王充，也能在書店裡自學成才，後來成為漢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理論家，著有《論衡》八十五篇，永載史冊。
那當時的中小城市呢？另據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上說:
“東漢市上專有書肆，如劉樑在寧陽縣(山東寧陽縣)市上賣書為業。”
這就是說，在小縣城寧陽，也有人擺書推、開書鋪，專門出售書籍。
綜上所述，我國漢代各地書店的普遍建立，不僅是我國發行事業的興起，也是我國書籍出版業繁榮興盛，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
參考文獻：
《藝文類聚》引自《三輔黃圖》
方厚樞：《中國出版簡史》。見《出版工作》1981年第8期，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