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飛：別說什麼為電影而活，人生不全是這些玩意'
這是 Figure 的第 225 支 原 創 視 頻 ▼
https://www.ixigua.com/i6733135089657446926/
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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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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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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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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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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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這是 Figure 的第 225 支 原 創 視 頻 ▼
https://www.ixigua.com/i6733135089657446926/
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這是 Figure 的第 225 支 原 創 視 頻 ▼
https://www.ixigua.com/i6733135089657446926/
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在這封信中，謝飛歷數了近年來受到禁止拍攝電影等行政處罰的「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田壯壯、吳文光、姜文、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等人悉數在列。
2019年7月，作為FIRST青年電影展榮譽主席的謝飛從北京飛到西寧，出席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他肯定了FIRST對於青年電影發展以及培養青年電影人的意義，同時再次提及「審查」這一敏感話題：「這裡還會碰到很多矛盾，因為實際上和公演是兩碼事，公演必須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審查，而且要技術審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謝飛看來，只放可以公演的電影就不叫「電影節」。多年來，他為FIRST影展的參展影片協調過很多次。提到對電影節未來的期許，他說：「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特別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東西不應該受這些框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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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在這封信中，謝飛歷數了近年來受到禁止拍攝電影等行政處罰的「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田壯壯、吳文光、姜文、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等人悉數在列。
2019年7月，作為FIRST青年電影展榮譽主席的謝飛從北京飛到西寧，出席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他肯定了FIRST對於青年電影發展以及培養青年電影人的意義，同時再次提及「審查」這一敏感話題：「這裡還會碰到很多矛盾，因為實際上和公演是兩碼事，公演必須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審查，而且要技術審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謝飛看來，只放可以公演的電影就不叫「電影節」。多年來，他為FIRST影展的參展影片協調過很多次。提到對電影節未來的期許，他說：「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特別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東西不應該受這些框框的限制。」
在當年的公開信中，謝飛引用了一代電影表演大師趙丹的臨終之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也正是他對於電影人自由表達地追求。
讀瓊瑤、聽周杰倫的大學教授
謝飛用電腦非常早。1986年到美國訪學時，他發現人們已經開始用電腦，於是1988年就從海外帶了一臺486臺式機，用做文字處理。後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近年來，謝飛常常一個人出國參加影展，預定機票、旅館也不需要別人操心。老人不無得意地說：「帶別的人我還得照顧他，我自己在網上全解決了。」
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讓謝飛對世界的變化有了更多的認識，而這與他多年的教師工作脫不了干係：「我接觸的學生越來越小，00後都來了。這些孩子接受的環境跟你完全不一樣，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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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在這封信中，謝飛歷數了近年來受到禁止拍攝電影等行政處罰的「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田壯壯、吳文光、姜文、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等人悉數在列。
2019年7月，作為FIRST青年電影展榮譽主席的謝飛從北京飛到西寧，出席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他肯定了FIRST對於青年電影發展以及培養青年電影人的意義，同時再次提及「審查」這一敏感話題：「這裡還會碰到很多矛盾，因為實際上和公演是兩碼事，公演必須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審查，而且要技術審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謝飛看來，只放可以公演的電影就不叫「電影節」。多年來，他為FIRST影展的參展影片協調過很多次。提到對電影節未來的期許，他說：「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特別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東西不應該受這些框框的限制。」
在當年的公開信中，謝飛引用了一代電影表演大師趙丹的臨終之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也正是他對於電影人自由表達地追求。
讀瓊瑤、聽周杰倫的大學教授
謝飛用電腦非常早。1986年到美國訪學時，他發現人們已經開始用電腦，於是1988年就從海外帶了一臺486臺式機，用做文字處理。後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近年來，謝飛常常一個人出國參加影展，預定機票、旅館也不需要別人操心。老人不無得意地說：「帶別的人我還得照顧他，我自己在網上全解決了。」
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讓謝飛對世界的變化有了更多的認識，而這與他多年的教師工作脫不了干係：「我接觸的學生越來越小，00後都來了。這些孩子接受的環境跟你完全不一樣，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多年前一位學生問他：「《大話西遊》您喜歡嗎？」謝飛直言：「什麼玩意兒，那不就是一鬧劇嗎？」在他之前的觀念裡，鬧劇沒有價值。可後來謝飛發現，這部電影在大學生中成了經典，一天到晚都有人提，連臺詞都能背下來。他思考了一下：這部電影雖然屬於通俗鬧劇，但做得比較到位，裡面有不少精彩的地方。
「我是一個老師，對年輕的孩子喜歡的東西我都要了解。」懷著這樣的想法，謝飛讀了瓊瑤的《在水一方》，金庸的《鹿鼎記》，還嘗試著聽了幾首周杰倫的歌。對於聽著《我們的田野》、《一條大河》這樣旋律優美的民族音樂長大的謝飛而言，開始聽周杰倫的歌時也覺得莫名其妙：「吐字不清，哼哼唧唧在說什麼，也沒有曲調，我聽三五遍也記不住一句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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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在這封信中，謝飛歷數了近年來受到禁止拍攝電影等行政處罰的「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田壯壯、吳文光、姜文、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等人悉數在列。
2019年7月，作為FIRST青年電影展榮譽主席的謝飛從北京飛到西寧，出席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他肯定了FIRST對於青年電影發展以及培養青年電影人的意義，同時再次提及「審查」這一敏感話題：「這裡還會碰到很多矛盾，因為實際上和公演是兩碼事，公演必須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審查，而且要技術審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謝飛看來，只放可以公演的電影就不叫「電影節」。多年來，他為FIRST影展的參展影片協調過很多次。提到對電影節未來的期許，他說：「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特別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東西不應該受這些框框的限制。」
在當年的公開信中，謝飛引用了一代電影表演大師趙丹的臨終之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也正是他對於電影人自由表達地追求。
讀瓊瑤、聽周杰倫的大學教授
謝飛用電腦非常早。1986年到美國訪學時，他發現人們已經開始用電腦，於是1988年就從海外帶了一臺486臺式機，用做文字處理。後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近年來，謝飛常常一個人出國參加影展，預定機票、旅館也不需要別人操心。老人不無得意地說：「帶別的人我還得照顧他，我自己在網上全解決了。」
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讓謝飛對世界的變化有了更多的認識，而這與他多年的教師工作脫不了干係：「我接觸的學生越來越小，00後都來了。這些孩子接受的環境跟你完全不一樣，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多年前一位學生問他：「《大話西遊》您喜歡嗎？」謝飛直言：「什麼玩意兒，那不就是一鬧劇嗎？」在他之前的觀念裡，鬧劇沒有價值。可後來謝飛發現，這部電影在大學生中成了經典，一天到晚都有人提，連臺詞都能背下來。他思考了一下：這部電影雖然屬於通俗鬧劇，但做得比較到位，裡面有不少精彩的地方。
「我是一個老師，對年輕的孩子喜歡的東西我都要了解。」懷著這樣的想法，謝飛讀了瓊瑤的《在水一方》，金庸的《鹿鼎記》，還嘗試著聽了幾首周杰倫的歌。對於聽著《我們的田野》、《一條大河》這樣旋律優美的民族音樂長大的謝飛而言，開始聽周杰倫的歌時也覺得莫名其妙：「吐字不清，哼哼唧唧在說什麼，也沒有曲調，我聽三五遍也記不住一句旋律。」
直到有一天，謝飛六七歲的孫女跑到他面前唱《喜羊羊》。「沒有調子，她竟然都能背下來。」謝飛認識到每代人耳濡目染的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不一樣的，有的東西慢慢了解，就會發現它的好處，明白它為什麼會流行。再聽《青花瓷》、《聽媽媽的話》的時候，謝飛開始感受到其中的民族性和向善的意願。
史上最大牌影評人
從電影學院退休後，謝飛對於影視行業近的變化依舊保持敏銳地觀察。在他看來，數字化時代的影像創作已經普及到全社會，僅僅使用傳統的影視大學教育培養電影人才是不夠的，天才不一定出身於專業院校，也可以靠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拍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在電影的新紀元，中外很多成名已久的導演都表達對於膠片時代的懷念，認為網絡視頻是造成現今影像良莠不齊的原因，互聯網會降低影像創作的專業門檻。謝飛與他們不同，對包括「網絡大電影」在內的新生事物有著超高的接受度。
在他看來，傳統影院已經不能一家獨大，必然要伴隨網絡和融媒體共同發展。他以去年由Netfiix出品的《羅馬》舉例：「兩年前你會看不起網大（注：網絡大電影），認為它不是電影。《羅馬》不是電影嗎？它就是為網絡而生的電影。」
謝飛的與時俱進還體現在了他是豆瓣和微博的資深用戶上。2014年，他註冊了豆瓣賬號，開始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影評和觀感。
這是 Figure 的第 225 支 原 創 視 頻 ▼
https://www.ixigua.com/i6733135089657446926/
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在這封信中，謝飛歷數了近年來受到禁止拍攝電影等行政處罰的「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田壯壯、吳文光、姜文、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等人悉數在列。
2019年7月，作為FIRST青年電影展榮譽主席的謝飛從北京飛到西寧，出席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他肯定了FIRST對於青年電影發展以及培養青年電影人的意義，同時再次提及「審查」這一敏感話題：「這裡還會碰到很多矛盾，因為實際上和公演是兩碼事，公演必須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審查，而且要技術審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謝飛看來，只放可以公演的電影就不叫「電影節」。多年來，他為FIRST影展的參展影片協調過很多次。提到對電影節未來的期許，他說：「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特別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東西不應該受這些框框的限制。」
在當年的公開信中，謝飛引用了一代電影表演大師趙丹的臨終之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也正是他對於電影人自由表達地追求。
讀瓊瑤、聽周杰倫的大學教授
謝飛用電腦非常早。1986年到美國訪學時，他發現人們已經開始用電腦，於是1988年就從海外帶了一臺486臺式機，用做文字處理。後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近年來，謝飛常常一個人出國參加影展，預定機票、旅館也不需要別人操心。老人不無得意地說：「帶別的人我還得照顧他，我自己在網上全解決了。」
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讓謝飛對世界的變化有了更多的認識，而這與他多年的教師工作脫不了干係：「我接觸的學生越來越小，00後都來了。這些孩子接受的環境跟你完全不一樣，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多年前一位學生問他：「《大話西遊》您喜歡嗎？」謝飛直言：「什麼玩意兒，那不就是一鬧劇嗎？」在他之前的觀念裡，鬧劇沒有價值。可後來謝飛發現，這部電影在大學生中成了經典，一天到晚都有人提，連臺詞都能背下來。他思考了一下：這部電影雖然屬於通俗鬧劇，但做得比較到位，裡面有不少精彩的地方。
「我是一個老師，對年輕的孩子喜歡的東西我都要了解。」懷著這樣的想法，謝飛讀了瓊瑤的《在水一方》，金庸的《鹿鼎記》，還嘗試著聽了幾首周杰倫的歌。對於聽著《我們的田野》、《一條大河》這樣旋律優美的民族音樂長大的謝飛而言，開始聽周杰倫的歌時也覺得莫名其妙：「吐字不清，哼哼唧唧在說什麼，也沒有曲調，我聽三五遍也記不住一句旋律。」
直到有一天，謝飛六七歲的孫女跑到他面前唱《喜羊羊》。「沒有調子，她竟然都能背下來。」謝飛認識到每代人耳濡目染的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不一樣的，有的東西慢慢了解，就會發現它的好處，明白它為什麼會流行。再聽《青花瓷》、《聽媽媽的話》的時候，謝飛開始感受到其中的民族性和向善的意願。
史上最大牌影評人
從電影學院退休後，謝飛對於影視行業近的變化依舊保持敏銳地觀察。在他看來，數字化時代的影像創作已經普及到全社會，僅僅使用傳統的影視大學教育培養電影人才是不夠的，天才不一定出身於專業院校，也可以靠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拍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在電影的新紀元，中外很多成名已久的導演都表達對於膠片時代的懷念，認為網絡視頻是造成現今影像良莠不齊的原因，互聯網會降低影像創作的專業門檻。謝飛與他們不同，對包括「網絡大電影」在內的新生事物有著超高的接受度。
在他看來，傳統影院已經不能一家獨大，必然要伴隨網絡和融媒體共同發展。他以去年由Netfiix出品的《羅馬》舉例：「兩年前你會看不起網大（注：網絡大電影），認為它不是電影。《羅馬》不是電影嗎？它就是為網絡而生的電影。」
謝飛的與時俱進還體現在了他是豆瓣和微博的資深用戶上。2014年，他註冊了豆瓣賬號，開始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影評和觀感。
寫影評日記是謝飛從高中就保持的一種學習方法，開始主要是用來記錄自己看過什麼電影，強迫自己看完後要想一想，並且落實到文字上。教書的時候，謝飛曾用ipad寫過一年影評，有次學生幫他做系統升級時把文檔全部弄丟了，讓他著實有些惱火。
後來謝飛發現豆瓣這個平臺既能記錄還能交流，於是堅持在豆瓣上發佈影評，被網友稱作「史上最大牌影評人」。在豆瓣上，像謝飛這個年紀和地位的老導演沒有人會發聲。但謝飛很享受通過網絡表達對作品的看法，也很享受看到不同的意見。這與電影人不互相評價彼此作品的「潛規則」大相徑庭。
「過去覺得，如果你是個創作者，就不要公開評論別人的作品，原因是這些評論會傷到人家。我（現在）覺得這不一定正確。我希望整個電影界的人士一定要以誠相待，就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謝飛看來，影評界能做得好，對創作也是很好地促進。
這是 Figure 的第 225 支 原 創 視 頻 ▼
https://www.ixigua.com/i6733135089657446926/
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在這封信中，謝飛歷數了近年來受到禁止拍攝電影等行政處罰的「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田壯壯、吳文光、姜文、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等人悉數在列。
2019年7月，作為FIRST青年電影展榮譽主席的謝飛從北京飛到西寧，出席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他肯定了FIRST對於青年電影發展以及培養青年電影人的意義，同時再次提及「審查」這一敏感話題：「這裡還會碰到很多矛盾，因為實際上和公演是兩碼事，公演必須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審查，而且要技術審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謝飛看來，只放可以公演的電影就不叫「電影節」。多年來，他為FIRST影展的參展影片協調過很多次。提到對電影節未來的期許，他說：「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特別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東西不應該受這些框框的限制。」
在當年的公開信中，謝飛引用了一代電影表演大師趙丹的臨終之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也正是他對於電影人自由表達地追求。
讀瓊瑤、聽周杰倫的大學教授
謝飛用電腦非常早。1986年到美國訪學時，他發現人們已經開始用電腦，於是1988年就從海外帶了一臺486臺式機，用做文字處理。後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近年來，謝飛常常一個人出國參加影展，預定機票、旅館也不需要別人操心。老人不無得意地說：「帶別的人我還得照顧他，我自己在網上全解決了。」
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讓謝飛對世界的變化有了更多的認識，而這與他多年的教師工作脫不了干係：「我接觸的學生越來越小，00後都來了。這些孩子接受的環境跟你完全不一樣，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多年前一位學生問他：「《大話西遊》您喜歡嗎？」謝飛直言：「什麼玩意兒，那不就是一鬧劇嗎？」在他之前的觀念裡，鬧劇沒有價值。可後來謝飛發現，這部電影在大學生中成了經典，一天到晚都有人提，連臺詞都能背下來。他思考了一下：這部電影雖然屬於通俗鬧劇，但做得比較到位，裡面有不少精彩的地方。
「我是一個老師，對年輕的孩子喜歡的東西我都要了解。」懷著這樣的想法，謝飛讀了瓊瑤的《在水一方》，金庸的《鹿鼎記》，還嘗試著聽了幾首周杰倫的歌。對於聽著《我們的田野》、《一條大河》這樣旋律優美的民族音樂長大的謝飛而言，開始聽周杰倫的歌時也覺得莫名其妙：「吐字不清，哼哼唧唧在說什麼，也沒有曲調，我聽三五遍也記不住一句旋律。」
直到有一天，謝飛六七歲的孫女跑到他面前唱《喜羊羊》。「沒有調子，她竟然都能背下來。」謝飛認識到每代人耳濡目染的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不一樣的，有的東西慢慢了解，就會發現它的好處，明白它為什麼會流行。再聽《青花瓷》、《聽媽媽的話》的時候，謝飛開始感受到其中的民族性和向善的意願。
史上最大牌影評人
從電影學院退休後，謝飛對於影視行業近的變化依舊保持敏銳地觀察。在他看來，數字化時代的影像創作已經普及到全社會，僅僅使用傳統的影視大學教育培養電影人才是不夠的，天才不一定出身於專業院校，也可以靠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拍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在電影的新紀元，中外很多成名已久的導演都表達對於膠片時代的懷念，認為網絡視頻是造成現今影像良莠不齊的原因，互聯網會降低影像創作的專業門檻。謝飛與他們不同，對包括「網絡大電影」在內的新生事物有著超高的接受度。
在他看來，傳統影院已經不能一家獨大，必然要伴隨網絡和融媒體共同發展。他以去年由Netfiix出品的《羅馬》舉例：「兩年前你會看不起網大（注：網絡大電影），認為它不是電影。《羅馬》不是電影嗎？它就是為網絡而生的電影。」
謝飛的與時俱進還體現在了他是豆瓣和微博的資深用戶上。2014年，他註冊了豆瓣賬號，開始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影評和觀感。
寫影評日記是謝飛從高中就保持的一種學習方法，開始主要是用來記錄自己看過什麼電影，強迫自己看完後要想一想，並且落實到文字上。教書的時候，謝飛曾用ipad寫過一年影評，有次學生幫他做系統升級時把文檔全部弄丟了，讓他著實有些惱火。
後來謝飛發現豆瓣這個平臺既能記錄還能交流，於是堅持在豆瓣上發佈影評，被網友稱作「史上最大牌影評人」。在豆瓣上，像謝飛這個年紀和地位的老導演沒有人會發聲。但謝飛很享受通過網絡表達對作品的看法，也很享受看到不同的意見。這與電影人不互相評價彼此作品的「潛規則」大相徑庭。
「過去覺得，如果你是個創作者，就不要公開評論別人的作品，原因是這些評論會傷到人家。我（現在）覺得這不一定正確。我希望整個電影界的人士一定要以誠相待，就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謝飛看來，影評界能做得好，對創作也是很好地促進。
評價電影在謝飛看來是一個相對主觀的事情。他說他只分享當下的真情實感，至少保證發出來的內容是真實的反映。「他們覺得你有病啊，這個好這個壞，人家都罵你。我說我是個老師，我不怕罵。」他的前同事、原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評價謝飛：「在他文靜的外表下，是一顆激情澎湃的心。」
人生不全是這些玩意兒
和同齡人相比，玩得轉微博豆瓣，會用自拍和抖音記錄生活的謝飛無疑是思維超前的。他經常和老同學交流，發現他們很少接觸這些新鮮事物，一天到晚就是回憶過去，還有怎樣安度晚年。他覺得這也挺正常，既想工作，又能養老，還能獲得愉悅，就需要自己抓住和創造機會。
「這是觀念，對人活著的人生觀要想得比較科學全面，你就能跟得上時代。」拋開名導和電影學院教授的身份，77歲的謝飛只是一位的可愛老人。面對鏡頭，他坦言：「雖然我教電影、當導演，我從來沒有說過電影是我的唯一。」電影之於謝飛是一個工作手段和表達手段，它有價值，但並不是那麼偉大，「人生不全是這些玩意兒。」
這是 Figure 的第 225 支 原 創 視 頻 ▼
https://www.ixigua.com/i6733135089657446926/
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在這封信中，謝飛歷數了近年來受到禁止拍攝電影等行政處罰的「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田壯壯、吳文光、姜文、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等人悉數在列。
2019年7月，作為FIRST青年電影展榮譽主席的謝飛從北京飛到西寧，出席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他肯定了FIRST對於青年電影發展以及培養青年電影人的意義，同時再次提及「審查」這一敏感話題：「這裡還會碰到很多矛盾，因為實際上和公演是兩碼事，公演必須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審查，而且要技術審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謝飛看來，只放可以公演的電影就不叫「電影節」。多年來，他為FIRST影展的參展影片協調過很多次。提到對電影節未來的期許，他說：「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特別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東西不應該受這些框框的限制。」
在當年的公開信中，謝飛引用了一代電影表演大師趙丹的臨終之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也正是他對於電影人自由表達地追求。
讀瓊瑤、聽周杰倫的大學教授
謝飛用電腦非常早。1986年到美國訪學時，他發現人們已經開始用電腦，於是1988年就從海外帶了一臺486臺式機，用做文字處理。後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近年來，謝飛常常一個人出國參加影展，預定機票、旅館也不需要別人操心。老人不無得意地說：「帶別的人我還得照顧他，我自己在網上全解決了。」
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讓謝飛對世界的變化有了更多的認識，而這與他多年的教師工作脫不了干係：「我接觸的學生越來越小，00後都來了。這些孩子接受的環境跟你完全不一樣，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多年前一位學生問他：「《大話西遊》您喜歡嗎？」謝飛直言：「什麼玩意兒，那不就是一鬧劇嗎？」在他之前的觀念裡，鬧劇沒有價值。可後來謝飛發現，這部電影在大學生中成了經典，一天到晚都有人提，連臺詞都能背下來。他思考了一下：這部電影雖然屬於通俗鬧劇，但做得比較到位，裡面有不少精彩的地方。
「我是一個老師，對年輕的孩子喜歡的東西我都要了解。」懷著這樣的想法，謝飛讀了瓊瑤的《在水一方》，金庸的《鹿鼎記》，還嘗試著聽了幾首周杰倫的歌。對於聽著《我們的田野》、《一條大河》這樣旋律優美的民族音樂長大的謝飛而言，開始聽周杰倫的歌時也覺得莫名其妙：「吐字不清，哼哼唧唧在說什麼，也沒有曲調，我聽三五遍也記不住一句旋律。」
直到有一天，謝飛六七歲的孫女跑到他面前唱《喜羊羊》。「沒有調子，她竟然都能背下來。」謝飛認識到每代人耳濡目染的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不一樣的，有的東西慢慢了解，就會發現它的好處，明白它為什麼會流行。再聽《青花瓷》、《聽媽媽的話》的時候，謝飛開始感受到其中的民族性和向善的意願。
史上最大牌影評人
從電影學院退休後，謝飛對於影視行業近的變化依舊保持敏銳地觀察。在他看來，數字化時代的影像創作已經普及到全社會，僅僅使用傳統的影視大學教育培養電影人才是不夠的，天才不一定出身於專業院校，也可以靠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拍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在電影的新紀元，中外很多成名已久的導演都表達對於膠片時代的懷念，認為網絡視頻是造成現今影像良莠不齊的原因，互聯網會降低影像創作的專業門檻。謝飛與他們不同，對包括「網絡大電影」在內的新生事物有著超高的接受度。
在他看來，傳統影院已經不能一家獨大，必然要伴隨網絡和融媒體共同發展。他以去年由Netfiix出品的《羅馬》舉例：「兩年前你會看不起網大（注：網絡大電影），認為它不是電影。《羅馬》不是電影嗎？它就是為網絡而生的電影。」
謝飛的與時俱進還體現在了他是豆瓣和微博的資深用戶上。2014年，他註冊了豆瓣賬號，開始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影評和觀感。
寫影評日記是謝飛從高中就保持的一種學習方法，開始主要是用來記錄自己看過什麼電影，強迫自己看完後要想一想，並且落實到文字上。教書的時候，謝飛曾用ipad寫過一年影評，有次學生幫他做系統升級時把文檔全部弄丟了，讓他著實有些惱火。
後來謝飛發現豆瓣這個平臺既能記錄還能交流，於是堅持在豆瓣上發佈影評，被網友稱作「史上最大牌影評人」。在豆瓣上，像謝飛這個年紀和地位的老導演沒有人會發聲。但謝飛很享受通過網絡表達對作品的看法，也很享受看到不同的意見。這與電影人不互相評價彼此作品的「潛規則」大相徑庭。
「過去覺得，如果你是個創作者，就不要公開評論別人的作品，原因是這些評論會傷到人家。我（現在）覺得這不一定正確。我希望整個電影界的人士一定要以誠相待，就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謝飛看來，影評界能做得好，對創作也是很好地促進。
評價電影在謝飛看來是一個相對主觀的事情。他說他只分享當下的真情實感，至少保證發出來的內容是真實的反映。「他們覺得你有病啊，這個好這個壞，人家都罵你。我說我是個老師，我不怕罵。」他的前同事、原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評價謝飛：「在他文靜的外表下，是一顆激情澎湃的心。」
人生不全是這些玩意兒
和同齡人相比，玩得轉微博豆瓣，會用自拍和抖音記錄生活的謝飛無疑是思維超前的。他經常和老同學交流，發現他們很少接觸這些新鮮事物，一天到晚就是回憶過去，還有怎樣安度晚年。他覺得這也挺正常，既想工作，又能養老，還能獲得愉悅，就需要自己抓住和創造機會。
「這是觀念，對人活著的人生觀要想得比較科學全面，你就能跟得上時代。」拋開名導和電影學院教授的身份，77歲的謝飛只是一位的可愛老人。面對鏡頭，他坦言：「雖然我教電影、當導演，我從來沒有說過電影是我的唯一。」電影之於謝飛是一個工作手段和表達手段，它有價值，但並不是那麼偉大，「人生不全是這些玩意兒。」
近20年來，謝飛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父親謝覺哉和母親王定國的家書和日記等歷史資料上。72歲才開始閱讀父親著述、嘗試讀懂父親的他調侃自己是「不孝子孫」，但他覺得盡孝這件事情「晚做勝於不做」。
2014年，他輪替哥哥謝飄搬到母親家住，從而有了更多的時間陪伴老人。謝飛認為結婚、生子、送老人是人生重要的三件大事，而送老人除了讓他們身體健康，少受病痛的折磨外，他還想幫父母把這一生中有價值的東西留下來。母親王定國在1994年出過一本自傳。謝飛最近考慮把它整理、再版：「這也是對老人最好的送行和紀念。」
這是 Figure 的第 225 支 原 創 視 頻 ▼
https://www.ixigua.com/i6733135089657446926/
2019年7月29日晚，青海大劇院。
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頒獎典禮後臺，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即將上臺宣佈壓軸大獎，但連他都不知道在「最佳影片」獎項已經頒發之後，自己手裡握著一份怎樣的榮譽，它對這個青年電影人之夜又意味著什麼。
十分鐘後，他與他的學生、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一同登臺，將「年度面孔榮譽」獎項授予自己的另一位學生、第六代導演婁燁。婁燁上臺接過獎盃，與師兄田壯壯熱烈擁抱，老人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二人。這一幕，讓一直關注電影展的影迷激動不已。
多年前，在寫給電影局的一封公開信裡，田壯壯和婁燁都是被著重提到的名字。寫這封信的人，正是眼前這位耄耋老者——第四代導演謝飛。
從紅二代到第四代導演
謝飛家世顯赫，父親謝覺哉是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新中國最高法院院長；母親是106歲高齡的老紅軍王定國。1942年抗戰期間，謝飛在紅色根據地延安出生。此時父親謝覺哉已經年逾五旬，是資歷最深的紅軍戰士之一，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一起被尊稱為 「延安五老」。
戎馬半生的老紅軍沒有想到，兒子謝飛小小年紀就顯示出過人的文藝天賦。
還在北京四中唸書時，謝飛就喜歡上了戲劇和電影，曾男扮女裝反串過校園話劇《蔡文姬》。但謝飛成為導演，卻是始於一場外交風波引發的「意外」。
1960年，謝飛在自己的高中畢業志願填報：第一志願俄羅斯文學，第二志願俄羅斯歷史。「如果我當年去了，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俄語翻譯家或作家。」適逢中蘇交惡，謝飛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這才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1965年，23歲的謝飛從電影學院畢業。正當這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打算在電影圈施展拳腳時，文革開始了。此後十年，不能拍電影的謝飛一邊在電影學院執教，一邊繼續研究和琢磨電影，等待時機拍出自己的作品。
1976年，政治氣氛所有緩和，以「階級鬥爭」為主要題材的電影被允許拍攝。苦等了十年之久的謝飛立刻找到導演系的鄭洞天，一起合作了電影《火娃》和《嚮導》。然而在謝飛看來，這兩部電影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符合他的藝術追求：虛構的故事無法展現真實的社會，與他本人也沒有情感聯結。
八十年代，青年製片廠誕生，青年電影人開啟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探索之路。1980年初的一次創作會上，不同年齡的導演都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第三代導演謝晉導演、張俊祥等，令謝飛印象深刻。同一時期，吳貽弓的《巴山夜雨》（1980年）、鄭洞天的《鄰居》（1981年）和張暖忻的《沙鷗》（1981年）等作品問世，展現了青年導演在視聽風格上敢於嘗試的創新精神，宣告了中國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也是在1980年，導演們自組小團體，取名「北海讀書會」。中國當時最優秀的導演群體在立會誓詞中寫下：「1980年4月5日，時值清明，我們在北海聚會，相約發奮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謝飛回憶：「當時大家心裡都憋著一股勁兒。」
讓謝飛把這股勁兒使出來的是他在1981年執導的影片《我們的田野》。
文革期間，謝飛曾以教師的身份到農場「鍛鍊」七年。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北大荒插隊男知青怒吼「我們都被社會拋棄了，誰關心過我們的前途」，讓擁有相似經歷的謝飛感同身受，於是他在這部以描繪五名知青思想情感為主題的作品中，注入了真情實感和對年青人應該重拾理想的期許。謝飛將之視為自己第一部真正的作品。
1986年，謝飛帶著反思封建文化的電影《湘女蕭蕭》到歐美國家進行訪學，開始認識到人性複雜的狀態在影像作品中呈現的魅力。接下來的幾年，他將作品的關注點放到「人」身上，接連拍出剖析人性真善美與假醜惡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並分別斬獲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和金熊獎。
謝飛佳作頻出之際，他之後的「第五代」導演也在冉冉升起，快速成熟。1992年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田壯壯的《藍風箏》榮獲第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那個黃金時期，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風光無二。
謝某絕不再拍電影
90年代，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的謝飛被作家張承志創作的一個民族風格濃郁的悽美的愛情故事打動，拍出詩意盎然的《黑駿馬》。這部反映遊牧民族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的對立，以及蒙古族向外生長過程中的矛盾的作品，成為謝飛的代表作之一。
進入21世紀，謝飛執導的西藏題材電影《益西卓瑪》遇到了審查問題，半年中修改多次，仍未能獲准公演。一向性情溫和的謝飛急了，立誓「若中國的電影體制不改，謝某絕不再拍電影」。從那時起，謝飛再也沒有執導一部作品。
謝飛認為，20歲到50歲是藝術家創作的黃金時間，50歲到70歲甚至更老是藝術教師的最佳時光。離開導演未知的謝飛開始將重心轉向電影教育，參加各國各地的電影節審片、做評審。
2009年，謝飛擔任首屆「九分鐘原創電影大賽」的評審團成員。2010年，擔任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評委會成員。2011年，擔任第13屆臺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的評審團成員；同年10月，擔任第16屆釜山國際電影節「中韓大學生影展」的評委會主席……
謝飛一生中在電影學院執教三十餘年，他稱讚田壯壯是他最能幹的學生，評價婁燁的片子裡有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看完《鬼子來了》之後直言姜文是一個天才。
愛才惜才的謝飛一直用自己的力量為年輕導演執導的文藝片尋求出路。近十年來為多部小成本製作的國產電影擔任監製，如口碑炸裂的《萬箭穿心》、《野蠻生長》等。
但新世紀的電影環境已經改變，和青年導演同樣經歷過電影審查「折磨」的謝飛決定站出來，為電影人、為中國電影做更多事。
2012年12月15日，謝飛在微博發佈《公開信》，直言「以電影分級制來取代行政審查，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改革課題」。謝飛在公開信中提出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應將現行行政管理式的審查改為法律制約、行政監督、行業自治自律的電影分級制，而不應該扼殺藝術思想探索。
在這封信中，謝飛歷數了近年來受到禁止拍攝電影等行政處罰的「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田壯壯、吳文光、姜文、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等人悉數在列。
2019年7月，作為FIRST青年電影展榮譽主席的謝飛從北京飛到西寧，出席第十三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他肯定了FIRST對於青年電影發展以及培養青年電影人的意義，同時再次提及「審查」這一敏感話題：「這裡還會碰到很多矛盾，因為實際上和公演是兩碼事，公演必須要經過各種各樣的審查，而且要技術審查完了才能公演。」
在謝飛看來，只放可以公演的電影就不叫「電影節」。多年來，他為FIRST影展的參展影片協調過很多次。提到對電影節未來的期許，他說：「政府應該積極支持，特別是青年人的影像，很多東西不應該受這些框框的限制。」
在當年的公開信中，謝飛引用了一代電影表演大師趙丹的臨終之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這也正是他對於電影人自由表達地追求。
讀瓊瑤、聽周杰倫的大學教授
謝飛用電腦非常早。1986年到美國訪學時，他發現人們已經開始用電腦，於是1988年就從海外帶了一臺486臺式機，用做文字處理。後來他學會了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近年來，謝飛常常一個人出國參加影展，預定機票、旅館也不需要別人操心。老人不無得意地說：「帶別的人我還得照顧他，我自己在網上全解決了。」
對新生事物的敏感，讓謝飛對世界的變化有了更多的認識，而這與他多年的教師工作脫不了干係：「我接觸的學生越來越小，00後都來了。這些孩子接受的環境跟你完全不一樣，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看什麼。」
多年前一位學生問他：「《大話西遊》您喜歡嗎？」謝飛直言：「什麼玩意兒，那不就是一鬧劇嗎？」在他之前的觀念裡，鬧劇沒有價值。可後來謝飛發現，這部電影在大學生中成了經典，一天到晚都有人提，連臺詞都能背下來。他思考了一下：這部電影雖然屬於通俗鬧劇，但做得比較到位，裡面有不少精彩的地方。
「我是一個老師，對年輕的孩子喜歡的東西我都要了解。」懷著這樣的想法，謝飛讀了瓊瑤的《在水一方》，金庸的《鹿鼎記》，還嘗試著聽了幾首周杰倫的歌。對於聽著《我們的田野》、《一條大河》這樣旋律優美的民族音樂長大的謝飛而言，開始聽周杰倫的歌時也覺得莫名其妙：「吐字不清，哼哼唧唧在說什麼，也沒有曲調，我聽三五遍也記不住一句旋律。」
直到有一天，謝飛六七歲的孫女跑到他面前唱《喜羊羊》。「沒有調子，她竟然都能背下來。」謝飛認識到每代人耳濡目染的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不一樣的，有的東西慢慢了解，就會發現它的好處，明白它為什麼會流行。再聽《青花瓷》、《聽媽媽的話》的時候，謝飛開始感受到其中的民族性和向善的意願。
史上最大牌影評人
從電影學院退休後，謝飛對於影視行業近的變化依舊保持敏銳地觀察。在他看來，數字化時代的影像創作已經普及到全社會，僅僅使用傳統的影視大學教育培養電影人才是不夠的，天才不一定出身於專業院校，也可以靠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拍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在電影的新紀元，中外很多成名已久的導演都表達對於膠片時代的懷念，認為網絡視頻是造成現今影像良莠不齊的原因，互聯網會降低影像創作的專業門檻。謝飛與他們不同，對包括「網絡大電影」在內的新生事物有著超高的接受度。
在他看來，傳統影院已經不能一家獨大，必然要伴隨網絡和融媒體共同發展。他以去年由Netfiix出品的《羅馬》舉例：「兩年前你會看不起網大（注：網絡大電影），認為它不是電影。《羅馬》不是電影嗎？它就是為網絡而生的電影。」
謝飛的與時俱進還體現在了他是豆瓣和微博的資深用戶上。2014年，他註冊了豆瓣賬號，開始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影評和觀感。
寫影評日記是謝飛從高中就保持的一種學習方法，開始主要是用來記錄自己看過什麼電影，強迫自己看完後要想一想，並且落實到文字上。教書的時候，謝飛曾用ipad寫過一年影評，有次學生幫他做系統升級時把文檔全部弄丟了，讓他著實有些惱火。
後來謝飛發現豆瓣這個平臺既能記錄還能交流，於是堅持在豆瓣上發佈影評，被網友稱作「史上最大牌影評人」。在豆瓣上，像謝飛這個年紀和地位的老導演沒有人會發聲。但謝飛很享受通過網絡表達對作品的看法，也很享受看到不同的意見。這與電影人不互相評價彼此作品的「潛規則」大相徑庭。
「過去覺得，如果你是個創作者，就不要公開評論別人的作品，原因是這些評論會傷到人家。我（現在）覺得這不一定正確。我希望整個電影界的人士一定要以誠相待，就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謝飛看來，影評界能做得好，對創作也是很好地促進。
評價電影在謝飛看來是一個相對主觀的事情。他說他只分享當下的真情實感，至少保證發出來的內容是真實的反映。「他們覺得你有病啊，這個好這個壞，人家都罵你。我說我是個老師，我不怕罵。」他的前同事、原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評價謝飛：「在他文靜的外表下，是一顆激情澎湃的心。」
人生不全是這些玩意兒
和同齡人相比，玩得轉微博豆瓣，會用自拍和抖音記錄生活的謝飛無疑是思維超前的。他經常和老同學交流，發現他們很少接觸這些新鮮事物，一天到晚就是回憶過去，還有怎樣安度晚年。他覺得這也挺正常，既想工作，又能養老，還能獲得愉悅，就需要自己抓住和創造機會。
「這是觀念，對人活著的人生觀要想得比較科學全面，你就能跟得上時代。」拋開名導和電影學院教授的身份，77歲的謝飛只是一位的可愛老人。面對鏡頭，他坦言：「雖然我教電影、當導演，我從來沒有說過電影是我的唯一。」電影之於謝飛是一個工作手段和表達手段，它有價值，但並不是那麼偉大，「人生不全是這些玩意兒。」
近20年來，謝飛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父親謝覺哉和母親王定國的家書和日記等歷史資料上。72歲才開始閱讀父親著述、嘗試讀懂父親的他調侃自己是「不孝子孫」，但他覺得盡孝這件事情「晚做勝於不做」。
2014年，他輪替哥哥謝飄搬到母親家住，從而有了更多的時間陪伴老人。謝飛認為結婚、生子、送老人是人生重要的三件大事，而送老人除了讓他們身體健康，少受病痛的折磨外，他還想幫父母把這一生中有價值的東西留下來。母親王定國在1994年出過一本自傳。謝飛最近考慮把它整理、再版：「這也是對老人最好的送行和紀念。」
年逾古稀的謝飛認為人生的責任和幸福既來源於工作，也來源於家庭，有些婦女一輩子沒幹什麼職業，但她養育了很多孩子，支持了丈夫，她也是很偉大的，也會很幸福。「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只把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業想得很偉大。」
「人生不全是這些玩意兒」，也是謝飛經常「吐槽」學生的一句話。學生對謝飛說：我這輩子就愛電影，我要為它活著。謝飛就笑他們：「你有病啊，為它活著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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