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多元論目前已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即從炎黃部落時期開始，我國各地均散佈著由不同文明聚落衍生而來的上古方國，而這些方國都是中華文明發祥地之一。

比如位於陝西一帶的石峁文明（距今4000年以上），浙江一帶的良渚文明（距今5300年以上），史書不曾記載，但卻真實存在，其文明發展程度絕不亞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原地區。

而夏朝，正是脫胎於上古方國之一的夏后氏部落。

在堯舜部落聯盟時期，黃河爆發了特大洪澇災害。這場洪水的破壞性有多強呢？有考古團隊在黃河上游的青海積石峽一帶找到了公元前1920年前後因地震導致的堰塞湖遺蹟，據測定，堰塞湖蓄積水量在120億到170億立方米，是現如今積石峽水量的500多倍，是清朝道光二十三年大洪水流量的10倍。

而夏后氏部落首領大禹正是在帶領各部落方國治理洪澇的過程中，通過對各部落資源的集中調配從而建立了絕對的權威，這為夏朝的家天下奠定了基礎。

雖然史書記載的大洪水雖然已被證實，但夏朝卻依然撲朔迷離。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說法，夏朝建立於公元前2070年前後，而天文學測定的五星匯聚卻將夏朝建立時間延後至公元前1914年左右，與出土的《古本竹書紀年》所推算的時間更為接近，也與上古大洪水考古發現相互佐證。

自殷墟出土證實了商朝的存在後，考古學家們加快了對“夏墟”的尋找，考古的重點區域被放在了河南，特別是洛陽市偃師二里頭被當作了重點區域。

然而，二里頭文化卻存在一個硬傷，據高精度碳十四測定，二里頭文化一期的時間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四期則到了公元前1520年，不僅遠遠達不到夏朝建立的時間節點，反而與商朝紀年重合（商朝已被考古證實，建立於公元前1600年左右）。

此外，與二里頭屬同一文化類型的豫西、豫北等處遺址，也都遠未達到夏朝建立之初的時間節點。而二里頭從一期到四期的考古，呈現出較為穩定甚至逐步繁榮的跡象，完全不像一個被推翻的王朝都城所應該有的景象。所以，就連二里頭的考古隊長許宏都認為二里頭可能是商朝的城邑。

那麼存在於傳世文獻中的夏朝究竟在哪呢？

本世紀初開始，社科院的考古專家們對山西南部的陶寺遺址展開了集中考古發掘，經過對出土人骨以及動植物遺存的碳十四測定，陶寺遺址的時間區間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而這一時間跨度剛好是我國從原始部落（堯舜時代）向國家（夏朝）形態演變的節點。

不僅如此，陶寺還具備了幾大特徵：有宮城、有貴族墓地、有天文觀測系統和宗教祭祀區域，並且出現了多次大規模毀墓現象，出土人骨的慘狀也印證了陶寺當時發生過大的外部戰爭，顯然，這裡無疑是一座都城。

由於陶寺古城的時間上限早於夏朝，所以，無論是按照《史記》所載的堯舜禹和平禪讓，還是出土的《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的堯舜禹暴力奪權，都至少表明，在大禹和啟建立夏朝時，晉南才是他們統治的核心區域。

這一結論也得到了出土甲骨文的佐證，甲骨文中屢屢出現“西邑”一詞，與商朝自稱的“大邑商”形成了地理上的相對，也與出土的竹簡《尹誥》所記載的“夏都西邑”吻合。

此外，《尚書·湯誓》也提到：“桀都安邑（山西運城）”，這既符合夏朝都城在商朝都城以西的地理方位（商朝歷史上數次遷都，至盤庚時遷都至安陽，但實際上，安陽原本也是商湯的都城，《史記》和《竹書紀年》都有記載“盤庚復居成湯之故居”），也符合在運城東下馮遺址考古測定的公元前1900時間上限，位於臨汾的陶寺和運城的東下馮形成了時間和考古遺蹟上的延續性。

可見，河南至今沒有發現與夏朝直接相關的都城遺蹟，是因為夏朝根本不在河南，而是在晉南。而商湯滅夏，應該是自東向西出兵。

但是，出土的清華簡《尹至》卻發現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記載：“（成湯）自西翦西邑”，也就是說，成湯是從西邊出兵攻入夏都的，這段記載並非孤證，因為《呂氏春秋》也提到“湯猶發師，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

為什麼都城在東方的商湯（稱對方西邑也證實夏都肯定在殷都以西），要先進軍至西方，兜一個大圈子，然後東進滅夏呢？

對此，《尹至》曾有一段輕描淡寫的記載：商湯娶有莘氏之女。而實際上，就連商湯的宰相伊尹也來自有莘氏部落。史載：有莘氏國在秦晉之間，陝西渭南還曾出土“有莘氏”遺物銅矛。

可見，商湯滅夏繞了個大圈子，既是為了抵達陝西與盟友會和，同時也解決了阻隔在夏都和殷都之間的太行八陘險關難題（“井陘”自古為天下九塞之一，易守難攻）。

參考文獻：《史記》《清華簡》《呂氏春秋》《竹書紀年》《考古發掘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