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憑藉其長篇敘事史詩《約翰·克利斯朵夫》登上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舞臺。

羅曼·羅蘭

隨後在世界範圍內，羅曼·羅蘭被“時代精神代言人”，“世界的良心”，“和平主義教皇”等諸多榮譽加身，一時間，他成為正義勢力的精神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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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這本小說及作者本人所獲得的國際榮譽相比，他們在本國可謂是命運多舛如大雪崩。

羅曼·羅蘭的老鄉，那位寫下《追憶似水年華》的普魯斯特，在評價《約翰·克利斯朵夫》時，極盡嘲諷：

“對這樣的人來說，在一定的情況下，不陷入淺薄與謊言是不可能的，因為他選擇了一個難於相處的天才作為作品的主人公，他說的極其平庸的俏皮話竟然出自一個天才人物之口聽來實在令人氣憤不平…這種藝術愈是淺薄，不真誠，庸俗…不知什麼是深刻性，舉目所見無不是平庸、虛偽的推理、醜惡，又對之視若無睹，還醉心於對深刻性的讚頌，只有這樣的人才說什麼‘這是深刻的藝術’!”

他直言這部小說不僅有矯飾、淺薄、庸俗、世俗的毛病，而且又好發議論，用“一大堆平庸的思想”議論，根本談不上思想的深刻，其刻薄程度讓人歎為觀止。

他甚至認為羅曼·羅蘭的寫作不夠真誠，甚至覺得他沒有寫作的才能可言。

法國文學研究專家鄭克魯也補了一刀：

“《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國其實就是一部二流的作品，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與羅曼·羅蘭的思想傾向有關係；二是小說的創新不夠，是一部十足的現實主義小說”。

而翻開哈羅德·布魯姆那本鼎鼎大名的著作《西方正典》，連羅曼·羅蘭的名字一次都未出現過，他顯然沒把羅曼·羅蘭放在正典之列，對其偏見不言自明。

當羅曼·羅蘭及《約翰·克利斯朵夫》跨越時空、語言、文化，來到全然陌生的中國後，卻受到了神明般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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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初的留法學生之中，有年輕的學子如樑宗岱、閻宗臨、汪德耀、徐仲年等對羅曼·羅蘭仰慕至深，翻譯家傅雷也常與他書信往來，以至於羅曼·羅蘭一度被中國留法學生奉為“精神父親”。

傅雷先生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約翰·克利斯朵夫》也在中國不斷被人翻譯、出版、閱讀，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可謂既深又遠。

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柳鳴九就曾說：“在中國，凡是有教養的人，對《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作品，幾乎無人不曉，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人還是這部作品熱烈的讚美者、崇拜者。”

巴金也曾說：“羅曼·羅蘭更對我們的脾胃”。

學者夏志清也評價到：“對於羅曼·羅蘭及其傑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推崇，是許多作家提到的事實，而作家們也試圖依據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中國英雄，卻沒有成功”。

他只說對了前半句，路翎長篇小說《財主底女兒們》之中的人物蔣純祖就是克利斯朵夫式的中國英雄。

1941年9月的《泥土》雜誌，為《財主底女兒們》這部小說刊登的廣告詞就是“中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該小說為何特別吸引20世紀的中國讀者，尤其是其中的知識人，且更符合他們的脾胃？以至於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已經變成上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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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知識人的典型，既有文化上的獨創性或創造性，又具有知識人特有的批判精神與道德擔當，不論是社會批判，還是文化批判，都獨具特色。

中國現代知識人對這部小說的領會，無疑要涉及對自己傳統的體認，更重要的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知行合一，符合中國知識人的實踐哲學理念。

如學者牟宗三所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何謂“生命的學問”，他闡釋道，“由真實生命之覺醒，向外開出建立事業與追求知識之理想，向內滲透此等理想之真實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為理想，此是生命的學問之全體大用”。

約翰·克利斯朵夫由外則是音樂創作的不斷精進，由內則是生命之中充溢著浩然之氣，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大丈夫品性的不斷完成。至大則剛，立乎天地之間，這可謂生命之學問的本味真言。

作家王安憶對此也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不是寫一個具體的天才，而是在寫一種永恆的、自然的、生命的最精華”。

進一步來說，就是知識人的最精華，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一生投身音樂、完成自己，也正中了中國文化所要求的完成一個人的價值訴求。

中國現代知識人，雖然與這完成一個人的境界有一定距離，為其生命的殘缺樣式，晚年能達到克利斯朵夫那樣澄明境界的少之又少。

傅雷也曾寫信對兒媳婦講：“就說我自己，也還沒有度完克利斯朵夫的最後階段：身為一個激進的懷疑論者，年輕時慣於跟所有形式的偶像對抗，又深受中國傳統哲學道德的薰陶，我經歷過無比的困難與無窮的痛苦，來適應這信仰的時代。”

但這畢竟是知識人的理想與追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克利斯朵夫比中國現代的知識人更像他們心中自我認同的那個自己。

除了知識分子對主人公的精神認同，時代背景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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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鴉片戰爭以來，晚清政府不斷地從失敗走向更大的失敗，中國面臨著國將不國的慘烈局面。

自古就有家國情懷的知識人，也一直備受這種失敗之恥辱的煎熬，他們無法再“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更不情願在故紙堆裡摸爬滾打終其一生。

當時中國的作家學者們感時憂國，時間精力大都投注於社會萬象以及家國問題方面，他們對的西方小說家們的借鑑，主要還是知識上的同情與支持：或對他們作品的思想與說教，或對作家本人的直接發言，持拿來主義態度，像海綿吸水一樣用力吸收。

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早已不再是學術上某幾個細節的往前推進，而是國家的救亡圖存。

《約翰·克利斯朵夫》及其作者羅曼·羅蘭進入中國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次展開。

在日本全面入侵時代大背景，全國有一種崩潰之象，國民黨統治下的國統區一片白色恐怖，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獨立思想的自由。

知識界被籠罩在灰色情調之下，許多知識分子在看不到社會前途的遁詞下，逃避個人的戰鬥責任。

在這種窒息沉悶的氣氛下，強調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也就是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鬥傳統，對於喚起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人’的尊嚴，喚起他們的鬥爭精神和鬥爭熱情，是有益的。

不甘墮落的知識分子，經歷著難以忍受的精神苦悶與物質生活的壓迫，他們要求有一種足以衝破這沉濁氣氛的力量，一種強大的生命力。

而《約翰·克利斯朵夫》恰恰是給予了這樣一種鼓舞的力量，一種大勇者的戰鬥精神，自然它立刻收到精神飢渴的知識分子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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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部小說能在中國廣泛傳播並得到熱烈追捧，也不可不歸功於傅雷先生。

傅雷有著不亞於羅曼·羅蘭深厚的藝術修養，有著與其同樣挺拔的精神人格和同樣純真赤誠的心靈。

他在上世紀譯出了《約翰·克利斯朵夫》之後，又歷經多次修改，他不僅譯出了作品的文字，更是譯出了作品的生命，更參透了作者的思想靈魂，創造了作者、譯者和讀者的共鳴與視界融合。

有學者曾僅就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中主人公直視人生的“大勇者精神”進行過考證，發現中國新文學史個性鮮明的作家如巴金、胡風、路翎、蕭軍、白樺等人，都從約翰·克利斯朵夫身上汲取了充分的創作靈感。

無論是法國人眼中的二流小說，還是我們國人心中的經典，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都是一個超乎尋常的“貝多芬”式的英雄。

他有著高尚的靈魂和雄壯的聲音，他的英雄行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身上昂揚的強奮精神和道德力量，曾激勵了諸多青年，以後也將影響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