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懷疑科學嗎？'

相對論歷史諾伯特·維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人工智能尼古拉·哥白尼江曉原文化經濟卡爾·波普爾地球技術托馬斯·庫恩韓國宇宙托勒密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普羅米修斯環境保護大設計中國科學報 2019-09-15

作者 | 曾莉莉

《你不瞭解的真相——江曉原說科學》，江曉原著，華文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談到科學，我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求我們去熱愛它，但你是否想過，科學也應該反思的呢？

作為一本理論普及讀物，《你不瞭解的真相——江曉原說科學》向大眾揭示了科學不為人知的一面，雖是高屋建瓴，卻也輕鬆易讀，對於沒有專業背景的讀者同樣友好。

作者江曉原教授是一位資深的科學史專家，多年來他筆耕不輟，將自己在學界的積累付梓成書，並且積極參與社會問題的討論，諸如氣候變暖、核電安全、人工智能、轉基因食品等等。

作者文風活潑犀利，其觀點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本書從批判科學主義的立場出發，深刻剖析了科學技術在現代世界的真實面目。

首先，科學不等於正確。

我們對科學最大的誤解，就在於將其視為完善的知識或絕對的真理。

但若深究其歷史，就會發現，科學是由相對正確的範式取代不那麼正確的範式而發展的。

譬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說，愛因斯坦相對論取代牛頓經典物理學，都在於前者比後者具有更強的解釋世界規律的效力。

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宣稱托勒密和牛頓的理論就不是科學了，因為錯誤的或者過時的學說仍然是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

同樣地，我們也無法肯定哥白尼與愛因斯坦的理論就是終極規律，更確切地講，它是現階段科學共同體商議出來的結果。

何況，我們已經知道了太陽不是宇宙的中心，而相對論的預言也沒有得到完全的確證。

科學的進步，不管是美國科學史家庫恩所言的“範式之間的轉移”，還是英國哲學家波普爾認為的“在猜想與反駁中迭代”，任何科學理論，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可錯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什麼必然的確信。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堅持相對主義原則，而是說，對科學結論的接受要儘量謹慎，就像霍金在《大設計》中談到的那樣——科學對真實世界的描繪是一種“依賴於模型的實在論”。

其次，科學不是純善的，很多時候它還會威脅到人類的安全。

以本書談到的人工智能為例，作者認為人工智能最大的危險在於，人類可能會毀於對技術的失控，一切等我們回過頭來想要剎車就為時已晚了。

早在二戰時期，控制論之父諾伯特·維納就曾預言：“未來世界將是一場智能機器與人腦極限之間進行的艱難的戰爭。”

如果換到今天，當他目睹互聯網技術發展之迅猛，或許此番論調也會更加悲觀一些吧。

但是，暫且不論智能機器的文明入侵何時到來，至少人類自身愈演愈烈的軍備競賽已經發展到了足以使整個地球生靈塗炭的地步。

科學的危險性並非危言聳聽，作為一名服務於美國軍隊的科學家，維納曾參與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目的是幫助英國人防禦德軍的空襲。

為了擊落納粹的轟炸機，科學家們被要求解決更復雜的彈道計算和通信反饋等問題，當然，這些實戰需求也促發了控制論作為一門重要科學理論的問世。

然而，二戰結束以後，維納對人機混合的賽博戰爭又有了新的看法，他在之後的回憶中寫道：“任何科學祕密的傳播都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從長遠來看，武裝我們自己和武裝我們的敵人並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每次駭人的發現只不過加強了我們的屈從性，屈從於從事新發現的需求。”

可見，那時維納已經覺察到了新一輪的軍備較量正在美國悄然興起，而另一方面，他對科學參與戰爭的正當性也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此外，本書想說明的是，科學已經告別純真年代，尤其是在技術和資本緊密結合的今天，許多“科學問題”已經不再是科學問題了，它的背後牽涉著複雜的利益關係。

舉個例子，談到氣候變暖，我們都會不自覺地想到環保的重要性，這當然沒有錯，可問題就在於我們還無法確證氣候變化就是由於人類行為造成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減少碳排放會壓制工業國家的發展。因此，很多科學問題若是從利益的角度去深究，就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純粹了。

然而，既然科學已不再純真，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愛戴它？很多時候是因為人們對科學沒有一個深入的認識。

這讓我想到前不久韓國學者Soobum Lee發表在國際期刊《科學傳播》上的文章，該研究對韓國民眾的科學觀做了詳細的調查，其結果顯示，科學知識與科學態度之間是負相關的，而這種聯繫的差異性程度還與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密切相關。

在工業化社會中，科學技術是經濟發展的支柱，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體對科學持有的態度也越樂觀。

但在後工業化社會中卻是相反的，隨著科技與社會的互動日益增強，公眾對科學的態度變得更為謹慎。

不管是在西歐還是東亞，一些發達國家從工業化到後工業化進程中，都面臨著從“理想型科學文化”轉向謹慎的“懷疑主義文化”的變化，其原因就在於科技所顯露的弊端已逐漸被人們認識到。

最後，我們要認清“科學是工具，不是目的”這一點，這也是作者在本書中反覆呼籲的。

總的來說，科學的誕生為現代世界帶來了普羅米修斯之火，但與此同時，它也將我們置於深淵的邊緣。

如今，對科學的崇拜正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演變成一種現代宗教，科學家像是教皇，他們掌握著解讀“自然之書”的無上權力，任何對權威的質疑都會被視為是對真理的不虔誠。

與此同時，科學的進步還成功地營造了一個美好的烏托邦——所有的問題都將被未來的技術解決。

這種樂觀的判斷反過來又加速了科學的發展，於是所有人都要被迫搭上這趟不知道去往何方的“慾望號快車”。

對此，我認為生在這個時代，我們還是需要一點馬丁·路德的反叛精神的——新教的產生瓦解了天主教的權威，知識通過印刷術和《聖經》的普及傳播到了平民階層。

最開始人們質疑教皇的權威，於是歐洲深陷30年戰爭，分裂出了現代國家體系的雛形；接著人們質疑上帝的權威，於是大量的自然哲學家開始重新思考這個宇宙的規律，形成了近代科學的基本範式；再接著人們懷疑國王的合法性、懷疑男權至上的性別不平等、懷疑主流精英主義的話語體系……歷史上的宗教改革就像是最初的那一條裂縫，一旦開了口就無法再收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