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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秋天，在陝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個施工工地，人們意外地發現了一處唐代窖藏，其內容的豐富和精美十分罕見。因此考古學家將它命名為何家村遺寶。時隔三十四年，何家村遺寶仍有無數未解之謎。
有考古學家認為，這批遺寶是由唐代租庸使劉震在涇原兵變時埋藏的。但是，以劉震的身份不可能擁有這麼多這樣貴重的財寶，那麼，它們的主人如果不是劉震又會是誰呢？
首先從何家村遺寶的構成來進行分析，它出土了大量的錢幣，共有466枚之多。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這枚被稱為“即墨之法化”的刀幣，“即墨”是春秋時的齊國都邑，“法化”就是法定的貨幣。
單聽名稱就知道它來自春秋時的齊國。而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唐代的“開元通寶”，時間跨度達千餘年。
不僅有西域的“高昌吉利”，還有前涼的“樑造新泉”，它們都是罕見的稀世珍寶。此外，還包括日本的“和同開寶”，波斯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等外國古幣，空間跨度東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員數千公里。
這些數量繁多，種類豐富，而且成系統，有目的揀選出來的錢幣，它們的主人會不會是一位錢幣收藏家？
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馬銜杯紋仿皮囊銀壺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盧兆蔭：“因為它大量的東西有更加貴重的東西，像金銀器還有少量的玉器，玉器裡面的玉帶，玉帶挎，那不是一般民間的收藏錢幣的人能夠收藏得到的東西。”
民間難以收藏到的還有這些專門為宮廷賞賜、娛樂而製造的金開元和銀開元。421枚銀開元，是出土最多的一次。
30枚金開元，則是目前考古史上惟一的發現。唐代詩人張祜的詩句“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僚樓下拾金錢”，寫的就是玄宗皇帝在皇宮的承天門樓上陳樂設宴，招待臣子時，向樓下拋撒金錢，百官爭相撿拾的熱鬧喜慶場面。
從這些金開元、銀開元的表面痕跡來看，它們從未使用過。這是否說明它們的擁有者不僅僅是喜好收藏錢幣，而且還有權力、有條件鑄造錢幣？
何家村遺寶中還有成組成套的藥具和大量藥物出土，這些藥物在唐代均為名貴藥物，其中僅硃砂一項，就有7種規格。藥具中有貯藏藥物的罐、盒、鼎，煎藥的鍋、鐺、銚等，還有幾件被稱作石榴罐的純銀器皿，它們又是做什麼用的呢？
鎏金鸚鵡紋提樑銀罐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育成：“在煉丹的當中，石榴罐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東西，它是一種應該說是必需的一種用品。除此之外，那些像大粒光明砂，包括那些鐘乳石等等這些我個人認為都是作為煉丹的藥物來使用的。”
難道何家村遺寶的主人是一位與道教有密切關係的人嗎？
遺寶中與道教關係密切的還有十二條金走龍。有專家認為，走龍是道士為信徒舉行重大儀式時，用來向東南西北及天地六方之神表達誠意，祈求長生不老的信物，擺放時龍頭就朝著它要指向的那方神靈。走龍有金、銀、銅、鐵等不同的質地，金龍的級別最高,只有地位最為尊貴的信徒才可能使用。
它是否暗示著這批遺寶的主人是一位精通道術的尊貴人物？而何家村遺寶出土的地方就是一處道觀的遺址呢？
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上有大量的墨書題記，它們記錄了包括存放物品的名稱、重量、數量，物品的使用方法和來源，以及金銀器自身的重量等，內容詳盡，仔細認真。
唐·“大粒光明砂”銀盒（現藏於陝西曆史博物館）
這件大粒光明砂銀盒，它的盒蓋裡、外都有墨書題記，分別記錄了7種物品的數量和重量，另有一些帶墨書的器皿，明顯屬於一組，入庫時統一稱重並墨書標出，經核對絲毫不差。
如果私人財物沒有必要做如此詳實的記錄。墨書題記應該是在收藏入庫時登記稱重留下的筆跡。這些器物出土時，墨書題記都非常清晰，說明它們自入庫登記後再沒有被使用過。同時還說明對這些器物的管理是相當嚴格的。
何家村遺寶中共出土了十副玉帶挎，除了這副來自西域骨咄國之外，其餘大多來自同為西域的于闐（tián）國。于闐自古以產美玉著稱，于闐玉深得唐代皇室貴族所喜愛。
除了于闐國主動前來貢獻外，唐代朝廷還會親派使節前去求取。唐太宗曾派內官朱如玉一次就從於闐帶回玉器數百件，其中僅玉帶挎就達三百具。
帶挎是裝飾在腰帶上的佩飾，這種佩飾可以有玉、犀、金、銀、鍮石、銅、鐵等多種材質，唐高宗時規定，三品以上文武官員才能使用玉挎製作的腰帶。因此玉帶成為唐人服帶的最高等級。
何家村遺寶的主人究竟是誰？
鴛鴦蓮瓣紋金碗
他擁有許多高等級，只有宮廷手工作坊才能製作出的玉帶挎；他尊崇道教，喜服丹藥，擁有最尊貴的信徒才能在宗教儀式中使用的小金龍；他喜好收藏錢幣，並且有權力和條件鑄造錢幣；他擁有的大批財寶上題有墨書，這是在登記入庫時才可能留下的記錄。
種種跡象將我們的視線引向了皇室。如果它們屬於皇室擁有，還有一個疑惑困擾著我們。
何家村遺寶中有一部分金銀器皿，雖然製作精美，但從紋飾上看尚未完工，這件孔雀紋銀方盒，正面對稱的兩隻孔雀相比較，左邊的腹部還未鏨刻出羽毛，腳下踩著的蓮蓬也沒有孔眼。
這幾件鎏金小銀盒，蓋面上僅僅刻畫出起稿線，而且起稿線細如髮絲，離紋飾加工的最終完成還有許多道工序。這些銀餅、銀鋌、銀板，上面有明顯的切削痕跡，似乎是作為原材料使用的。這是否表明，它們來自一處金銀作坊？
專家們認為，當時地方或民間不可能有如此高水平、大規模的金銀作坊出現。
何家村遺寶中為什麼會出現未完成品，至今沒有更明確的答案，但專家們較為一致的觀點是，這些精美的金銀器大多數應是由唐代中央官府金銀作坊院製造，供皇室使用的。
鎏金雙狐紋雙桃形銀盤
這件何家村出土的鴛鴦蓮瓣紋金碗，它的造型和蓮瓣裝飾採用錘揲工藝製造而成，然後用鏨刻的手法在蓮瓣內鏨出各種動物與飛禽。凸凹起伏的蓮瓣使器物宛如盛開的花朵。
它是一件重達391克的純金製品，黃金即使在今天也是極其貴重的金屬，這樣豪華精緻的製作，不僅表達了唐代最優秀藝術家的審美情趣，也凝聚了頂級工匠的才華智慧。
早在戰國時期，我國已經有了金制器皿，湖北隨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盞和金盃。是至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金器皿。它們是採用範鑄工藝製造的。範鑄源於青銅鑄造技術，青銅古老而成熟的工藝對金銀器的加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金銀器製造使用範鑄法的缺點是很難造出薄胎器物，胎體厚重浪費材料。但唐代早期金銀器多為皇家貴戚使用，製造時追求宏大華美，不計成本，因此用範鑄法制造的金銀器並沒有完全消失。但何家村出土的大多數金銀器，在製作工藝上已呈現出許多讓今人都十分驚奇的新創造。
唐代金銀器製造工藝的高峰，最重要的標誌就是錘揲和鏨刻技術的成熟應用。錘揲是利用金銀質地柔軟的特點，將金銀片放在模具上反覆錘打成型，然後進行鏨刻。
鏨刻是通過大小不同、形式各異的鏨子，用小錘擊打，在器物表面形成各種花紋圖案，達到裝飾效果。用錘揲和鏨刻技術製造的金銀器皿器形輕巧，花紋精美細緻。
鏨花摩羯紋海棠形金盃
在荀子的《勸學篇》裡有一句名言，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就是指這種加工工藝，它採用透雕的辦法把金屬片鏤空，使裡邊的香料通過鏤空結構散發出來，造成香菸嫋嫋升起的效果，從設計到工藝，都達到最高水平。
除唐代中央官府金銀作坊院製造的這些金銀器之外，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是否還有其他來源呢？遺寶中有一隻底部刻有“進”字的銀碗。
在唐代，特別是唐後期，地方進奉財物漸成風氣。每年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都爭相進奉財物以示孝忠。而每有進奉，這些器物上往往要刻上一個“進”字。
考古學家在對何家村遺寶進行研究分析後認為，這批遺寶中有些是由地方官吏進奉給皇室的。而何家村出土的獸首瑪瑙杯、素面罐形帶把銀盃等古代東、西方藝術珍品，是由外國使節和商人通過“絲綢之路”帶到長安，進獻給朝廷的貢品。
陝西曆史博物館珍藏的唐代壁畫《客使圖》，有專家認為，這幅壁畫上的客人分別來自日本、羅馬和波斯。而何家村出土的外國錢幣也恰好來自這三個國家，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繫？
金筐寶鈿團花紋金盃
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唐代都城長安，作為國際性大都市，已經非常繁榮。“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唐代詩人王維的詩句，生動地描繪了長安城曾有過的輝煌盛況。
隨著大批被稱為“胡人”的西方客人云集長安，他們帶來了多彩多姿的異域文化，各民族的文明在這裡相互交融，不分彼此。
在唐代的皇室貴族中，“胡化之風”十分盛行，一切外來新鮮的事物，都成為他們喜好的對象，何家村遺寶中大量外來器物和外來器物仿製品正是這種社會時尚的反映。
何家村遺寶中，有唐代中央官府手工作坊為皇室製作的金銀器和玉器，有地方官吏進奉給皇室的貢品，有外國使節和商人進獻給朝廷的寶物。
這些不同來源的珍寶，不僅代表了唐代工藝製作的最高水平，同時也讓今天的人們真切地感受到“絲綢之路”暢通時的燕婉熱鬧，見證了開放的唐代對外交往的頻繁和強盛。
金怪獸
有考古學家推測，與何家村遺寶埋藏地點和埋藏年代相吻合的唐代租庸使劉震，是當時最有可能接觸這批財寶的朝廷官員。
在大規模戰亂髮生時，是他將這些皇室擁有的財寶埋藏起來。也正是他的這次埋藏，為我們留下了這批遺寶，同時，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至今無法解開的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