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國70週年來臨之際，由貴州省委宣傳部製作的38集電視劇《偉大的轉折》在央視一套熱播，掀起了全民族回顧那段紅色革命之旅的熱潮。

《偉大的轉折》講的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5月期間，中央紅軍遭受湘江戰役巨大損失後，領導層“三人團”陷入信任危機，迫於壓力不得不反思總結失敗的原因。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新獲得軍事指揮權，由此改變了中央紅軍、中國革命乃至中國民族的命運，迎來歷史性轉折。他創造了“四渡赤水”的天才戰例，最終粉碎了國民黨百萬大軍的圍追堵截，開闢了北上長征的道路，打開了全面抗戰的新局面。

我一口氣追了20集，感覺這部主旋律電視劇藝術水準非常高，可以用三個“真實”來概括。

我方內部政治鬥爭的真實

在1934年12月遵義會議召開前夕，博古（秦邦憲）根本沒有意識到他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的地位將會被取代，他的政治敏感性很差，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他為會議所做的準備，只是從軍事層面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教訓。但是毛澤東要從根本上扭轉中央紅軍的現狀，為此，他還和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做了溝通，準備了鬥爭策略。

在洛甫、王稼祥、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看來，遵義會議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不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而是要把軍事會議開成政治會議，調整最高軍事決策層，即讓毛澤東獲得軍事指揮權。

到了會議上，博古說了一大堆客觀原因，無非就是兩點。一是我方指戰員不落實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央蘇區反蔣配合不力，後勤保障跟不上等；二是國民黨軍力量過於強大，武器先進，人數眾多，前有堵截，後有追兵，我們焉有不敗之理。總之就是一句話：“不是我不行，而是豬隊友拖累了我，而且敵人太厲害！“呵呵，這個鍋甩得好乾淨啊。

針對博古的發言，洛甫先進行了批駁。他總結了博古的四大錯誤：一是過高估計了客觀困難，迴避了軍事指揮上的主觀失誤；二是領導方式極其惡劣，搞一言堂，打壓不同意見，作風不民主；三是對洋顧問李德言聽計從，死搬硬套蘇聯經驗，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四是和紅二六軍團會和是往敵人的口袋裡鑽，犯了軍事冒險錯誤。接著毛澤東對博古的錯誤進行了定性，指出博古存在的問題是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最後王家祥給出致命一擊，他提議解除博古的中共中央負責人職務及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接任。這一個回合下來，博古被批得眼冒金星，毫無還手之力。

《偉大的轉折》敢於客觀呈現紅軍內部激烈的政治鬥爭，說明編劇很有誠意，這恰好是最大的看點。以往我們一說到政治鬥爭，好像那是耍陰謀，是見不得人的事情，總是有意無意地迴避。但是為追求真理而進行的政治鬥爭，不但有必要，而且光明正大。

天底下沒有任何事情能離開政治，沒有任何事情能離開政治鬥爭。記得在《特赦1959》中，杜聿明說：“以前我認為軍事就是軍事，政治就是政治，現在看來，軍事也是政治。比如打槍打炮是軍事，聯合作戰就是政治。“

敵方戰鬥意志和戰鬥力的真實

也許是戰爭神劇看多了的緣故，在我的印象裡是國軍不經打，紅軍很能打。但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場戰役中央紅軍就沒打贏，這就是有共和國7位元帥、200位將軍參戰的土城系列戰役。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做出戰略選擇是北渡長江與川西北的紅四方面軍會合。1935年1月19日，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向西北方向的藍田壩和大渡口之間的長江沿岸推進，並消滅擋在前面的王家烈的黔軍和劉湘的川軍。黔軍是”雙槍兵“，戰鬥力較弱，可是川軍就不一樣了，劉湘前前後後打了400多場軍閥混戰，積累了豐富的戰鬥經驗，他的旅長郭勳祺更是一代名將，有勇有謀，善打硬仗，土城一戰也體現了川軍的強大戰鬥力。

為了控制赤水渡口，中央紅軍分三路向赤水河以東地區推進。毛澤東本來計劃利用土城至赤水縣城之間的河谷地帶伏擊郭勳祺，沒想到他窺破此計謀，不走河谷，而是迅速爬上青槓坡、永安寺等高地，佔據有利地形構築防禦工事。紅3、5軍團在彭德懷和楊尚昆的指揮下，向川軍陣地發起攻擊，初期還能保持優勢，但是川軍打得非常頑強，雙方形成膠著態勢。最可怕地是，紅軍得到情報是川軍只有4個團的兵力，但實際上川軍投入戰鬥的是6個團，還有後續部隊不斷增援。川軍士氣旺盛，人員和給養充足，武器裝備精良，具有強烈的求勝慾望，儘管死傷慘重，但絲毫沒有後退的意思，甚至一度快打到紅軍指揮部所在的”漏風埡“。眼看紅軍要頂不住了，幾個高地已經失守，呈現全線敗退之勢，毛澤東不得不動用唯一的後備力量——陳賡率領的精銳幹部團，並調紅2師回援，這才穩住局面。

經過分析，毛澤東認為繼續打下去將打成拉鋸戰、消耗戰，局勢越來越危險，而且沒有取勝的可能，於是決定撤出戰鬥。此役，川軍損失3000多人，紅軍的損失基本相當，關鍵是紅軍沒有達成戰役目標，北渡長江的計劃已不能實現，因此不得不調整行軍方向，二渡赤水，回師遵義。

土城戰役可以這樣定位：局部戰術勝利，整體戰役失敗。《偉大的轉折》能記錄真實的歷史，表現出川軍作戰勇敢、能打硬仗的正面形象，沒有矮化和醜化川軍，殊為可貴。強大的對手值得尊重，它像烈火一樣淬鍊紅軍，鍛造紅軍，襯托出紅軍的艱辛與不易。

根據利益選擇展示出人性的真實

一部作品的真實，就在於人性的真實。只有真實的人性，才能讓角色的站起來、立得住。我認為要表達人性的真實，主要在於刻畫人物的心理，要在矛盾衝突中展現人性的弱點，增加人物與故事情節的摩擦力。俗話說：“衝突見人性。”平時不顯山不露水，而在矛盾衝突中每個人的思想、性格、品質、作為才能暴露無遺，人物的質地才能真實可觸。

《偉大的轉折》中主要展示了三個方面的矛盾：一是中央紅軍內部的矛盾，博古、李德和毛澤東、洛甫、王稼祥圍繞軍事指揮權展開爭奪；二是蔣介石集團內部的矛盾，中央軍、川軍、黔軍、滇軍等不同派系圍繞地盤、軍事利益等展開的爭奪；三是中央紅軍與蔣介石集團的矛盾，這是敵我之間的階級矛盾和生死較量。在這些矛盾中，可以洞見每個人的心性，不一定是偉光正的神性一面，而是急躁、嫉妒、自私、排他等世俗的一面。

土城戰役失敗後，毛澤東曾自我反思。他說是我心急了，沒有正視敵我實力懸殊的現實，沒有把情報搞準確，急於用一場勝利來提振紅軍低落的士氣，來證明我的軍事指揮能力，從而獲得大家的信任，結果把這場仗打成了我最反對的攻堅戰、消耗戰。這段話說的很懇切，讓我們看到了他真實的想法。毛澤東雖然偉大，但也是凡胎肉體，是人就有弱點，有表現慾望，有輕敵冒進，這很正常。

博古在土城戰役失敗後，幸災樂禍地說，毛澤東還不是一樣打敗仗，他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嘛。這符合人們的思維習慣，即從對手的失敗中尋求心理平衡。

在紅軍轉移到川滇黔邊境後，王家烈對部下說， 咱就這點實力，別和紅軍拼光了，把他們攆出去就行了，咱還要防著點老蔣。雲南的龍雲想的也是堵住邊境，頂多佯裝攻擊，讓紅軍借道而過。但是蔣介石想的是不但要消滅紅軍，還要剪除異己，一統江山。每個人的想法都切合自身的現實利益，因利益而作出的選擇真實可信。他們把各自的“小算盤”打得啪啪響，這才讓紅軍一再有機可乘。

歷史總是不斷重演。金一南將軍曾點評湘江戰役說，中央紅軍之所以沒有全軍覆沒，關鍵在於敵軍內部派系林立，互相勾心鬥角。桂軍白崇禧和湘軍何健都擔心對抗紅軍會削弱自身實力，而且紅軍不存在了，他們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所謂“兔死狗烹”。這和《三國演義》中關羽捉放曹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結：作為正劇，《偉大的轉折》既有歷史的莊嚴感，又有現實的厚重感，它坦誠、開放、公正、從容，是後人站在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上回顧過去，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審視過去。正是由於它的客觀真實，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讓觀眾得到精神涵養和思想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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