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江濤
“作為小說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聞才華、商業立場，什麼都湊在一起，別人做不到這一點。”
圖 | 視覺中國
1990年，作為一個文化現象的“金庸熱”逐漸形成。學生們對金庸小說的熱讀，現代文學研究中所感同身受的“自己在大時代中的無足輕重與無能為力”，讓時為北京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的陳平原對武俠小說的流行感懷頗深：“明知這不過是夏日裡的一場春夢，我還是欣賞其斑斕的色彩和光圈。”
“登堂入室”之路
三聯生活週刊：80年代“金庸熱”如何成為引人關注的文化現象？你後來和嚴家炎老師開設金庸研究的課程，據說也是受此影響？
陳平原：武俠尤其是金庸小說進入內地，是80年代的事情。作為熱門的校園讀物，對於我們那代人來說，讀薩特和讀金庸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所謂西方哲學和通俗文學，不像今天分得那麼清楚。我在廣州讀書時就接觸到金庸小說，算是比較早的，但是並沒有把它當作專業研究的對象。
1990年，我寫了《千古文人俠客夢》，講了遊俠想象在整個中國歷史及文化上的貢獻。那本書是我所有著作裡面接受面最廣，版本也是最多的。這本書正式出版是在1992年春天。我在北大講“中國人的遊俠想象”這門專題課時，並沒有引起特別的關注或爭議。因為我談的是“遊俠”，而且把它作為一個文學史和文化史的現象看待。
後來引起軒然大波的是1994年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號。嚴老師在授予儀式上發表的那篇《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也引起比較大的爭議。爭議的焦點，一個針對的是嚴老師的論述；另外一個針對北大的舉措——作為新文化的提倡者，當年以批判鴛鴦蝴蝶派崛起，現在回過頭接納通俗小說，你怎麼好意思？
1996年，我撰寫《通俗小說在中國》，就從金庸風波說起。在這篇文章裡，我談及人們對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通俗小說的普遍歧視，其根源是“五四”時期所構建的“新文學神話”。幾十年中，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陳述，通俗文學被擠壓到幾無立錐之地。而這種對通俗文學的故意抹殺，近年來不斷受到學界質疑。如何論述以及評價高低是一回事，大學課堂刻意迴避通俗小說的局面，終將被打破。
嚴老師的特點是很有主見，非常堅持，人家批評他，他就更興奮、更認真了，於是在北京大學開了一門“金庸小說研究”的專題課。據說第一節課去了很多人，但聽了一節課後不少人走了，因為他要求修課的學生寫報告、參加討論。可能學生們覺得，本來很好玩的一件事，被弄成了這麼嚴肅，不高興。嚴老師將金庸小說作為一個學術課題研究，成果就是1998年北大出版社刊行的《金庸小說論稿》。
金庸小說在80年代就進入內地，有的是內地盜印的，有的是從香港帶進來的，有各種各樣的單行本在讀者中流傳。1994年，金庸小說由本人定版且正式授權三聯書店印行，書做得很認真，裝幀也不錯，這套全集對90年代以後金庸在內地的推廣普及，有決定性的意義。當然，中間還有王一川等編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時，將金庸列為小說家第四，那是一個新聞事件。
2008到2013年，由於各種因素的考慮，金庸對自己的小說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交給廣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刊行。對這次修改，學術界基本不關注，讀者也不太接受。我以為，從最早的報紙連載轉為圖書出版，那次認真修訂是成功的；2008年以後的修訂本不太被認可，原因是，文學作品一旦定型併成為經典，就有其自身命運，一代代讀者的接受期待和閱讀趣味，使得他們拒絕作者對原作做較大的修改。
三聯生活週刊：90年代圍繞金庸的爭論，除了你剛才提到的，也包括王朔這樣的作家對金庸的批評。在你看來，爭論的核心是什麼？
陳平原：王朔的批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那種過分的苛刻和憤慨是他個人的風格，不必當真。而且，你會發現，金庸對王朔的批評很寬容。我半開玩笑地說，某種意義上甚至是竊喜。對有經驗的作家來說，批評、讚賞都是一種關注和提醒。我再三說，金庸先生是從新聞業走出來的，他有自己的敏感和判斷。王朔的批評不會對他造成大的傷害，反而會引起公眾對他的關注。所以，查先生的迴應非常客氣，說了些王朔先生很聰明之類的話，根本不與其討論武俠小說好壞的問題。討論什麼已經不重要了，公眾的關注是最要緊的。
查先生作為一個偉大的武俠小說家的成就，大家沒有爭議。爭議在於，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類型小說，有其自身特點，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高低。查先生不喜歡人家說他是“武俠小說家”，他更願意說自己是“小說家”。小說家可以寫各種題材，可以有不同的風格，一提“武俠小說家”，天地明顯就變小了。當年北京大學授予金庸榮譽教授時，有一個明顯的錯位。北大表揚他對新聞事業的貢獻，金庸當時講的是中國歷史的特點，而很多聽眾卻是奔著武俠小說去的。
可以這麼說，一直到90年代中期，儘管讀者很多，金庸小說還是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後來，隨著不少學者介入，包括在國外召開的幾個學術討論會，如1998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劉再復和葛浩文組織召開“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2001年在日本橫濱神奈川大學召開“金庸小說研討會”，風氣開始轉變。
經過這些學術活動，學界不再用輕視的眼光看待金庸，承認他是一個重要的作家，也承認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類型小說值得關注。這是一個“登堂入室”的漫長過程，大家視野逐漸開闊，趣味也趨於多元，看問題不像以前那麼僵硬了。
長盛不衰的背後
三聯生活週刊：在論著中，你從“共同迴應晚清以降西方小書的刺激與啟迪，以及整個社會轉型中思想意識的變化”的角度，傾向於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舊派武俠小說與五六十年代的新派武俠小說合起來看。在新派武俠小說家中，為何金庸的小說更有生命力？
陳平原：是這樣的。作家的獨創性和類型的延續性，必須兩邊都談到。否認作家的獨創性是不對的，金庸確實了不起，改變了武俠小說的格局；但是武俠小說這一類型小說如何一步步變過來，作為歷史學家，你必須明白它演進的步伐。
我當年寫《千古文人俠客夢》時，新派武俠就談這三個人：金庸、古龍、梁羽生。今天看來，這三個人中，為什麼金庸小說的生命力最長？有幾個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學養在三人中是最好的。某種意義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華人，是從金庸的武俠小說入手，去了解中國文化。這一點古龍做不到，古龍小說更多的是馳騁天外的想象力與詩意，猶如寸鐵殺人，這與金庸小說的博大精深是不一樣的。金庸在歷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純粹的類型小說。金庸某種意義上是把武俠小說與言情小說、歷史小說、政治小說等混合在一起來寫，所以時代變化了，讀者趣味也變了，但他的小說還能長期存在下去。
第二，必須考慮到，金庸有超越小說家的能力、視野和襟懷。某種意義上，只看武俠小說，不見得能洞察金庸的好處，必須把《明報》的視野帶進來。在幾個新派武俠小說家中，金庸是有獨立的政治眼光、歷史視野與文化立場的一個人。他是有《明報》事業墊底的武俠小說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報》是個很重要的輿論場所。中央政府關注他，也是這個緣故，通過金庸的“社論”，可以瞭解香港輿論導向。
而且，你仔細閱讀金庸小說，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龍八部》等，其中蘊含某種政治寓意，跟他寫作時中國內地的政治生態有關係。所以我說金庸是一個有政治關懷的小說家，也正因為這樣，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說家更多的關注。比如大家會談到鄧小平讀他的小說，其實一開始也可能是關注香港輿論，不僅是把他當作一個小說家看。
我曾在若干場合見到政治人物如省長省委書記等，與金庸親切交談，都說是他的熱心讀者。這其實不簡單。古龍、梁羽生的小說不見得會進入政治人物的視野；人家即使私下閱讀，也不會在公開場合表達“傾慕”。而金庸小說的讀者，可以從最娛樂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譜極大。
第三，金庸小說之所以長盛不衰，還因為它們特別適合於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除了作為根基的長篇小說，影視劇、漫畫、動漫、遊戲等，共同構成了金庸武俠小說龐大的“江湖世界”。這不是一個純粹的小說文本問題，可以有很多衍生產品，而金庸也很善於在這方面拓展。
三聯生活週刊：插一句，金庸小說適於改編成電影，應該與他50年代在長城電影公司的那段經歷包括寫法也有關係？
陳平原：金庸早年的電影劇本寫作，對他的武俠小說創作有沒有影響，我未做研究。直覺不太像。如果談電影手法（蒙太奇技巧）對小說的影響，古龍應該在他之上。古龍的小說一看就是從電影和日本漫畫過來的。但是在長篇電視劇改編這方面，金庸的小說更有潛力，也比較容易操作。
最後一點，我想說的是，金庸是一個文學家，一個政治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成功的報人和商人。說到這裡你就會明白，為什麼他比別人經營更為得法。記得一件事，當年他以1元人民幣將《笑傲江湖》的電視劇改編版權賣給了央視，這是非常精明的手法。他的作品進入日本市場時，也採用過類似手法。這不是一般書生可以做到的。我說這些，並無褒貶之意，而是說他在原創核心完成後，在轉移成電影電視遊戲等衍生品的過程中，非常有經驗，所以會被我們不斷關注和提及。
請你記得，金庸作品進入內地40年來，幾乎每過幾年就會有一個相關的新聞事件出來，包括人物評價、版權糾紛、作品修訂等。所以說，作為小說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聞才華、商業立場，什麼都湊在一起，別人做不到。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千古文人俠客夢》的前言寫道：“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現有的武俠小說是一種娛樂色彩很濃的通俗小說。”其中也暗含了你對武俠小說的立場。站在一個專業研究者的立場，你如何看待金庸小說的藝術性？
陳平原：首先，雅文學、俗文學的邊界今天日漸在拆除，我們不會像過去那麼截然兩分。金庸小說在類型小說中達到非常高的成就。但是類型小說（武俠、言情、偵探、推理）有一個基本機制，第一本你會看得很興奮，看多了便會懂得它是如何經營的。沒有套路，就不是類型小說了，我在《千古文人俠客夢》裡談為什麼是“仗劍行俠”，為什麼是“快意恩仇”，為什麼是“笑傲江湖”，為什麼是“浪跡天涯”，這些基本的“敘事語法”，構成了武俠小說的作者與讀者共同認可的“套路”。這些基本套路有其寫作的便利，也就是可複製性，人物變一變，故事變一變，可以不斷寫下去。這一點，與我們所說的求新求變的探索型小說不一樣。
金庸在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才有意顛覆這一小說類型的敘事語法，這是他一個很大的變化。但即便在此前，金庸小說的好處在於，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武俠小說。比如他特別喜歡寫亦正亦邪的人物，早年的類型小說一般不會這麼寫，這屬於劍走偏鋒，做得好會有突破，做得不好，讀者可能不接受。剛才說了，金庸小說其實有很多變革，他把政治視野、歷史小說、言情小說都帶進來，這都是對武俠小說的拓展。
儘管有如此拓展，但類型小說就是類型小說。類型小說適合做綜合研究，不能只看一本兩本，得看一大批，才能描述它們的總體特徵，故適合於從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進入做綜合論述。這與魯迅小說適合於一篇一篇細談，那是不一樣的。這裡談論探索（文人）小說與類型小說的差異，不是純粹的價值判斷，只是描述其寫作機制與生產方式。
要說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其實探索（文人）小說難改，反而類型小說好改，因其操作空間及自由度更大。另外，如果你想通過小說了解歷史文化知識，好的類型小說更合適。因為，探索（文人）小說往往刻畫性格，探究人性，觸及靈魂，對外在的歷史文化背景反而不是特別關注。
“用中國語言寫中國故事”
三聯生活週刊：換一個問法，金庸小說對五四新文學的吸收借鑑包括成功轉換，體現在哪些地方？
陳平原：這麼說吧，早年大家都把金庸小說當通俗小說看，所以它有抗拒五四新文學那一面。金庸曾說過一段話，大意是說“我用中國語言寫中國故事”。換句話說，你們很多新文化人是用外國語言來寫中國故事。這一點，他很自覺。
某種意義上，他確實跟我們所說晚清俠義小說還有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舊派武俠小說有所不同。但其實武俠小說從舊派武俠開始，已經與新文學在不斷對話。李安拍的《臥虎藏龍》，由王度廬小說改編而來，而王度廬早年是搞新文學創作的，寫得不成功，轉而寫作武俠小說，但其政治立場、人物塑造以及若干寫作技巧，明顯受新文學影響。
金庸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他的小說帶有歷史小說的味道。談金庸，必須把他對歷史的關注帶進來。我曾經說過“金庸對歷史上民族問題的認識很精彩”，金庸很得意且引用過。金庸在小說中特別關注易代之際或亂世之中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而且不是純粹站在漢族立場，這一點使他超越了很多同時代的作家。金庸以一個小說家的直覺，也有他接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加上香港的特殊位置，導致他不是以漢族王朝為中心來思考問題，這一點很了不起。
三聯生活週刊：你對五四新文學放棄遊俠文化傳統，以致這一領域被武俠小說獨佔感到遺憾。從這一角度看，五四新文學所確立的文學尺度，今天來看有何值得反思的地方？
陳平原：其實，對“五四”立場的反省是一方面，對“五四”立場的堅守也是一方面。我們必須回到歷史。這也是我在談晚清和“五四”時再三論述的那個問題，在我看來，晚清和“五四”其實是一代人，他們共同構成了這個文學變革，儘管後來有分歧。其實，我們專業裡不同學者立場也不同，比如王富仁堅決主張打壓通俗文學，範伯群特別強調通俗文學的意義，我的立場是，“五四”新文化人崛起過程中的立場及偏見值得尊重，否則他們不可能往前走。只是時過境遷，歷史學家得縱覽全局，看到他們各自所走的方向與得失利弊。
從新文化人的立場來說，他們這麼做是對的，如果不這麼做，他們站不起來。因為幾十年的歷史論述，導致我們會覺得“五四”那代人很霸道，聲音很大。但請你記得，在20年代，他們是少數人、是弱勢群體。當他們要站起來發聲表達，必定要有偏激的一面。所謂“登高一呼應者影從”，那是後來歷史論述造成的誤會。
我們經常會講一個故事，魯迅給他媽媽買的是張恨水的作品，魯迅的媽媽不會讀《吶喊》《彷徨》的。站在歷史學家的立場，我們應該明白，五四新文化人開啟的“新文學”，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活力、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但這不是全部。通俗小說、舊體詩詞，以及學者們的各種感懷與寫作，也是我們談論20世紀中國文學時必須關注的。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書中詳細考辨過“俠”的形象的歷史變遷，在你看來，金庸小說中“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陳平原：這涉及不同時代不同文類的問題。比如我們今天看到的武俠小說，比較能對照起來看的是唐傳奇、元雜劇以及明清小說中“俠”的形象。其實，還有遊俠詩文必須關注。詩與長篇小說不同，比如龔自珍“一簫一劍平生意”，就與約略同時代的小說《三俠五義》不一樣。如果說詩只是表達文人的情懷與意氣，沒必要那麼複雜；可小說要吸引那麼多普通讀者，必須有很多變化與波瀾。
還有就是政治立場。比如《三俠五義》等清代俠義小說，強調“為王前驅”，俠客容易演變為官家豢養的鷹犬。民國建立以及皇權解體，導致以後的小說家，確實不再像以前那樣強調“為王前驅”了。到了金庸、古龍等，特別強調俠作為個人的價值、立場和追求。
三聯生活週刊：儘管我們知道你習慣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還是想請你談談與金庸先生交往中，對他有何印象？
陳平原：我與金庸先生有若干接觸，但沒有深交。我不願與研究對象有太密切的關係，保持一個距離，評判時不太受個人感情、利益的影響。所以，我與金庸的關係，僅限於見面打打招呼。只有一次例外，險些親密起來。
2001年，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學招收歷史專業博士生，引起很多爭議，比如資格問題等。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說起此事，我說查先生的長處，在於他有歷史學家的眼光，但沒有歷史學家的技術和能力。他是一個很好的有歷史眼光的文學家，若招博士生，應該在中文系設一個“文學與歷史”方向。浙江大學一聽，這主意最好。大概是怕校內競爭激烈，掛的導師是金庸和我。當然是以他為主，我是幫助打邊鼓的。
我對金庸非常尊敬，原本也是想幫忙，可惜沒幫得上。查先生是很要強的人，正因為他要強，才能走到今天這一步。記得有一次在香港，聽他津津有味地講在英國念博士的經歷。本來人家準備授予他名譽博士的，他不，非要自己讀。查先生骨子裡有一種非常剛硬的東西，認準了，百折不回，你說不行，我非要做。這是很令人敬佩的。包括在浙大招博士生的事，原本也許不在意，有人說他不行，那他就非要爭這口氣不可。
教書本來沒什麼了不起，但需要用心，且花時間。而他其實沒時間跟學生多談話，一到浙江，馬上就被熱心人包圍。有人在報紙上說，幸好有陳平原幫忙，學生可以到北大待一陣子，接受良好的訓練。傳話人添油加醋，據說大俠很不高興，我趕緊撤退。
依我觀察，金庸不太善於演講，但回答問題時應對很好。我在好多場合，見到他演講完了，應邀給聽眾籤書。早年為了賣書，與公眾熱情互動，這可以理解。等我見到他時，他已名滿天下，用不著這一招了。可讓我很感動的是，他會問對方叫什麼名字，不只是題簽，還隨手寫上一兩句鼓勵的話。他這麼大的名氣，如此體察人情，實在不容易。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