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超，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院長，我國肝膽外科開拓者和奠基人，被譽為我國“肝臟外科之父”。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6年被中央軍委授予“模範醫學專家”榮譽稱號，榮獲2005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11年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和“感動中國人物”，國際社會將17606號小行星命名為“吳孟超星”。獲國家、軍隊和上海市科技進步一、二等獎26項，發表有代表性學術論文1200餘篇，主編《黃家駟外科學》、《肝臟外科學》等專著20多部。
近百年的人生經歷，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個人的命運始終是和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的少年時代，國家正處在外患內憂、積貧積弱的危難時期，救亡圖存成為當時熱血青年的人生志向，這一信念也影響和決定了我一生的事業軌跡。
1922年8月，我出生於福建閩清。幼年時，父母為生活所迫，帶著我背井離鄉到馬來西亞打工割橡膠。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我正在念初中，當時從國內來的一位思想進步的老師經常給我們講抗日形勢，使我明白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也讓我知道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為全中國老百姓謀幸福的黨。
也就在那個時候，黨的種子就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中。初中畢業前夕，作為班長的我，和同學們通過華僑抗戰救國會積極給延安八路軍總部捐款，想為抗戰盡一份力。想不到的是，竟然收到了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回信，鼓勵我們回國抗日！這讓我們激動不已，初中畢業時，我毅然放棄了父母讓我去新加坡讀書的安排，和6位同學相約回國參加抗戰。
途經越南西貢海關，驗關的法國人要我們在護照上按手印，而歐美旅客都是簽字。我們爭辯說，為什麼不讓我們簽字？那個法國人蠻橫地吼道：“你們是黃種人，東亞病夫，不能簽字！”直到現在，那次經歷仍是我最刻骨銘心的痛楚。我當時就想，我們的國家一定要強大起來！
吳孟超教授（坐者）與他的學生在一起。
到了雲南，我們才發現，當時的形勢根本不允許我們去延安！我們只能進入遷到後方的學校繼續讀書。為了能夠救治戰場上的傷員，更直接地為國出力，我和現在的老伴吳佩煜考入了同濟大學醫學院，在我的老師——“中國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指導下，把肝臟外科作為努力的方向，走上了科學救國、健民強國的道路。
1949年7月，我從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我國肝膽外科也是一片空白，一位外國醫學權威曾斷言：“中國的肝膽外科要達到國際水平，起碼要30年。”這句話讓當時還是住院醫生的我心裡很不是滋味。回到家，我就在燈下寫下了“臥薪嚐膽，走向世界”八個大字，作為座右銘。
1956年，我終於加入中國共產黨，圓了我心中的一個夢，那一刻，我感到無比神聖，覺得自己的靈魂有了歸宿。
1958年，長海醫院成立了由我任組長的“三人研究小組”，開始向肝膽外科進軍。我們選定了攻克肝臟解剖理論這一難關。一開始，我們既無資料、又無設備，只有幾張舊桌椅和幾把破刀剪，實驗室就在養實驗犬的“狗棚”裡。在那裡，我們沒日沒夜地做了上百次試驗，一待就是4個多月，終於製成了我國第一具肝臟血管鑄型標本。接著又奮戰一年多，於1959年底製成了108個肝臟腐蝕標本和60個肝臟固定標本。這時，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比我們更熟悉中國人的肝臟了。在反覆研究和實驗的基礎上，1960年我們又大膽提出了“五葉四段”嶄新的肝臟解剖理論，為肝臟手術奠定了解剖學基礎。直到今天，國內依然採用這一理論。
同年3月1日，在“五葉四段”理論指導下，我主刀成功完成第一臺肝癌切除手術，打破了肝膽外科的禁區，實現了“零”的突破。之後，我又先後發明了“常溫下間歇肝門阻斷切肝法”和“常溫下無血切肝法”，開創了我國肝臟手術止血技術革新的先河。1963年，我再次闖進肝臟手術禁區中的禁區，主刀完成我國第一例中肝葉切除術，這標誌著我們一舉邁入了世界肝臟外科的先進行列！而這時，距那位外國專家的預言還不到10年。
正當我們鼓足幹勁繼續前進的時候，“文革”開始了，我因歸僑身份，黨籍被掛了起來，不由得傷心地哭了。但哭過之後，仍然發自內心地愛黨信黨，仍然堅信自己就是一名共產黨員，仍然按時交納黨費。在我心中，共產黨員不僅是個身份，更凝聚著我的信仰。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我想方設法創造條件，繼續進行肝膽外科的試驗、研究和手術。1975年，我又主刀完成了一例重達18公斤的特大肝血管瘤手術，又創造了一項世界紀錄！
1978年，科學的春天來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我國肝膽外科正式走上了世界舞臺。1979年，第28屆國際外科學術會議在美國舉行。我和中國外科界三位泰斗級人物吳階平、陳中偉、楊東嶽應邀參加。根據大會安排，我在兩位西方發達國家代表之後發言。當我走上講臺時，大會主席突然宣佈：發言時間由15分鐘改為10分鐘！這讓我很氣憤，我是代表我們國家來參加會議的，為了這個發言，我準備了很長時間，不能再受他們的欺負！我和吳階平交流了一下，不卑不亢、有理有節地要求將發言時間改回原先的15分鐘！大會主席不得不將那5分鐘“還給”了我。在我之前發言的兩名外國專家，一共只做了18例肝癌切除手術，而我們已做了181例，我們的手術成功率、自創的肝臟解剖理論和發明的止血方法等，都引起了極大震動。雖然30年過去了，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報告結束時代表們熱烈的掌聲！那一刻，為國爭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也就是從那時起，確立了我國在世界肝臟外科界的領先地位，我們的肝膽外科得到了世界的公認。
吳孟超教授（右四）正在檢查患者病情。
我進入肝外科領域已經60多年了，大大小小的手術做了1萬多臺，可以說所有的肝臟手術都做過了。但我常想：一臺手術只能挽救一個病人的生命，對於我們這個肝癌患者眾多的大國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所以，我特別重視肝外科的基礎研究工作，希望有生之年能夠在肝癌的預防和早期發現上再做出一點成績。基於這個考慮，我把自己獲得的國家最高科技獎500萬元獎金全部拿出來，用於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又聯合其他幾位院士，牽頭成立了國家肝癌科學中心，為我國肝癌的基礎研究與臨床結合打造世界一流的平臺。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我今年雖然已經96歲了，但每天還堅持上班，每週還要做兩、三臺手術。我常想，作為一個黨和國家培養的普通醫生，組織上給了我很多的榮譽，但我還沒有研究透肝病的發病規律，還沒有找到解決肝癌的最有效辦法，我只有傾盡畢生之力去工作，才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託，才能對得起國家和軍隊的培養！我覺得，只要能拿得動手術刀，我就會站在手術檯上。
有人問我：“你這一輩子不停地看門診、做手術，會不會覺得很累，有沒有感到很枯燥？”我認為，一個人全神貫注地做他喜愛做的事情，是很愉快的。我從拿起手術刀、走上手術檯的那天起，看到一個個肝癌病人被救治，看到一個個肝病治療禁區被突破，看到一個個康復者露出久違的笑容，常常發自內心地高興。
有人說，吳孟超，你拿了那麼多第一，擁有那麼多頭銜，獲得那麼多榮譽，你這一生值了。是啊，就我的人生來講，這些東西確實夠多了。但是要說“值”，它究竟值在哪裡？我想最重要的是，它順應了祖國和人民的需要。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只有把個人的發展與祖國和人民的需要緊緊聯繫在一起，我的知識價值、人生價值才會彰顯出來。（吳孟超口述，張鵬整理）
原題目：九十六歲，我的崗位還在手術檯
來源：黨建網-《黨建》雜誌
作者：吳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