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首富的沒落之路：再有錢也經不起國家盤剝，死後家產灰飛煙滅'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要了解治療詳細的過程，還是美國作家約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闖中國》一書中描寫的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的幾個下屬專程到醫院請伯駕上門治療，治療者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疝氣病人。伯駕醫生為治療之用，給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帶，巧妙的是，林則徐的腹股部長短和這根疝帶恰好吻合。”
但是，安穩的日子如同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國遠征軍到達廣州、廈門等沿海城市，並在所到之處封鎖海口。1842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馳達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覆英國，令琦善負責協商停戰事宜，承諾簽訂條約並革職發配林則徐，才求得英艦撤退至廣州。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林則徐已經預料到了英軍的入侵，這在《林則徐集·奏稿》中就曾說道：“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雖然，當時的大部分人都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但是，清醒過來的人也已經用他們的智慧做出了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也記載道：“英國人發動這次戰爭前，就發誓這次一定要見到中國皇帝 。”伍秉鑑預測道：“天子定會去往山西。”
亨特在書中寫道：“這是伍秉鑑一生中，惟一一次講笑話。”而五十八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攜同光緒帝，奔逃西安，逃亡過程歷時一年四個月，在這期間，晉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滿意，並美其名曰“西狩”。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要了解治療詳細的過程，還是美國作家約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闖中國》一書中描寫的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的幾個下屬專程到醫院請伯駕上門治療，治療者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疝氣病人。伯駕醫生為治療之用，給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帶，巧妙的是，林則徐的腹股部長短和這根疝帶恰好吻合。”
但是，安穩的日子如同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國遠征軍到達廣州、廈門等沿海城市，並在所到之處封鎖海口。1842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馳達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覆英國，令琦善負責協商停戰事宜，承諾簽訂條約並革職發配林則徐，才求得英艦撤退至廣州。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林則徐已經預料到了英軍的入侵，這在《林則徐集·奏稿》中就曾說道：“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雖然，當時的大部分人都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但是，清醒過來的人也已經用他們的智慧做出了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也記載道：“英國人發動這次戰爭前，就發誓這次一定要見到中國皇帝 。”伍秉鑑預測道：“天子定會去往山西。”
亨特在書中寫道：“這是伍秉鑑一生中，惟一一次講笑話。”而五十八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攜同光緒帝，奔逃西安，逃亡過程歷時一年四個月，在這期間，晉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滿意，並美其名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迅速被攻陷，英國領事Parkes直接動用武力，捉拿了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專門派伍崇曜去與英軍議和。伍崇曜往來奔走，為推動議和進程而努力，甚至，受過Parkes的一記耳光… …
而在這從未有過的時代鉅變中，什麼不會發生呢？
不久之後，Parkes從“每天有超過1000只蛆新生”的刑部大牢裡倖存下來；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加爾各答的牢房裡絕食而死；晉商遭受重創，分崩離析，後人多吸食鴉片，家徒四壁；通商後十三行沒落乃至消失、東印度公司倒閉；
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遠在新疆的林則徐，他在新疆實地進行考察與信息收集，警示當局真正的憂患在俄國… …
直到今天，依舊有不少人羨慕眼紅伍秉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在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的記載中，伍秉鑑一直因與鴉片有著種種糾葛，而被很多提及此事後口誅筆伐，其中，有的人含蓄隱晦，有的人一針見血，但是，這些記載並沒有拿出直接證據… …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要了解治療詳細的過程，還是美國作家約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闖中國》一書中描寫的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的幾個下屬專程到醫院請伯駕上門治療，治療者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疝氣病人。伯駕醫生為治療之用，給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帶，巧妙的是，林則徐的腹股部長短和這根疝帶恰好吻合。”
但是，安穩的日子如同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國遠征軍到達廣州、廈門等沿海城市，並在所到之處封鎖海口。1842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馳達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覆英國，令琦善負責協商停戰事宜，承諾簽訂條約並革職發配林則徐，才求得英艦撤退至廣州。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林則徐已經預料到了英軍的入侵，這在《林則徐集·奏稿》中就曾說道：“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雖然，當時的大部分人都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但是，清醒過來的人也已經用他們的智慧做出了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也記載道：“英國人發動這次戰爭前，就發誓這次一定要見到中國皇帝 。”伍秉鑑預測道：“天子定會去往山西。”
亨特在書中寫道：“這是伍秉鑑一生中，惟一一次講笑話。”而五十八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攜同光緒帝，奔逃西安，逃亡過程歷時一年四個月，在這期間，晉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滿意，並美其名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迅速被攻陷，英國領事Parkes直接動用武力，捉拿了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專門派伍崇曜去與英軍議和。伍崇曜往來奔走，為推動議和進程而努力，甚至，受過Parkes的一記耳光… …
而在這從未有過的時代鉅變中，什麼不會發生呢？
不久之後，Parkes從“每天有超過1000只蛆新生”的刑部大牢裡倖存下來；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加爾各答的牢房裡絕食而死；晉商遭受重創，分崩離析，後人多吸食鴉片，家徒四壁；通商後十三行沒落乃至消失、東印度公司倒閉；
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遠在新疆的林則徐，他在新疆實地進行考察與信息收集，警示當局真正的憂患在俄國… …
直到今天，依舊有不少人羨慕眼紅伍秉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在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的記載中，伍秉鑑一直因與鴉片有著種種糾葛，而被很多提及此事後口誅筆伐，其中，有的人含蓄隱晦，有的人一針見血，但是，這些記載並沒有拿出直接證據… …
我們最終還是要直接面臨這個難解的謎團：伍秉鑑究竟有沒有交易過鴉片？
1821年，剛剛登基的道光皇帝宣判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鑑具有“知情不報”的罪名，因此，摘取了他帽上的三品頂戴。
《清實錄》記載：
“又諭。阮元奏，請將徇隱夾帶鴉片之洋商摘去頂帶一摺。鴉片流傳內地，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著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
大多數人認定伍秉鑑的鴉片定有糾葛的文字記錄都是源於這段話。所以，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鴉片在國內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下被大量銷售的。
1958年，定陵地宮被髮掘，地宮內發現萬曆骨殖，經過研究者的化學化驗，在骨殖內檢測出較多的鴉片的重要組成成分——嗎啡，這一發現證實了他是一位長期服用鴉片的癮君子。
根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書中所述，在道光年間，鴉片一度流毒民間，吸食者眾。再稍一留心《蓉城閒話》中的記錄，便不難發現，就連道光皇帝也吸鴉片煙成癮，其上癮之深從道光皇帝曾寫過的一篇文章中可見一斑。
這篇文章名為《賜香雪梨恭記》，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吸菸的過程和感悟。文中說道：“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新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煙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之酒有全德，我今稱煙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述：“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後亦沾染焉。”文宗即為咸豐，孝欽後就是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
根據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中的記載，一直到去世那天，慈禧都飽受戒菸的折磨。而在清朝地方大員中，張之洞、劉坤一都吸食鴉片，其中，劉坤一煙癮極大，每天吸食鴉片二至三兩，僅僅在午時、未時、申時這三個時辰才能勉力從床上坐起處理事務。”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要了解治療詳細的過程，還是美國作家約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闖中國》一書中描寫的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的幾個下屬專程到醫院請伯駕上門治療，治療者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疝氣病人。伯駕醫生為治療之用，給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帶，巧妙的是，林則徐的腹股部長短和這根疝帶恰好吻合。”
但是，安穩的日子如同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國遠征軍到達廣州、廈門等沿海城市，並在所到之處封鎖海口。1842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馳達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覆英國，令琦善負責協商停戰事宜，承諾簽訂條約並革職發配林則徐，才求得英艦撤退至廣州。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林則徐已經預料到了英軍的入侵，這在《林則徐集·奏稿》中就曾說道：“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雖然，當時的大部分人都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但是，清醒過來的人也已經用他們的智慧做出了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也記載道：“英國人發動這次戰爭前，就發誓這次一定要見到中國皇帝 。”伍秉鑑預測道：“天子定會去往山西。”
亨特在書中寫道：“這是伍秉鑑一生中，惟一一次講笑話。”而五十八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攜同光緒帝，奔逃西安，逃亡過程歷時一年四個月，在這期間，晉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滿意，並美其名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迅速被攻陷，英國領事Parkes直接動用武力，捉拿了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專門派伍崇曜去與英軍議和。伍崇曜往來奔走，為推動議和進程而努力，甚至，受過Parkes的一記耳光… …
而在這從未有過的時代鉅變中，什麼不會發生呢？
不久之後，Parkes從“每天有超過1000只蛆新生”的刑部大牢裡倖存下來；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加爾各答的牢房裡絕食而死；晉商遭受重創，分崩離析，後人多吸食鴉片，家徒四壁；通商後十三行沒落乃至消失、東印度公司倒閉；
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遠在新疆的林則徐，他在新疆實地進行考察與信息收集，警示當局真正的憂患在俄國… …
直到今天，依舊有不少人羨慕眼紅伍秉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在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的記載中，伍秉鑑一直因與鴉片有著種種糾葛，而被很多提及此事後口誅筆伐，其中，有的人含蓄隱晦，有的人一針見血，但是，這些記載並沒有拿出直接證據… …
我們最終還是要直接面臨這個難解的謎團：伍秉鑑究竟有沒有交易過鴉片？
1821年，剛剛登基的道光皇帝宣判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鑑具有“知情不報”的罪名，因此，摘取了他帽上的三品頂戴。
《清實錄》記載：
“又諭。阮元奏，請將徇隱夾帶鴉片之洋商摘去頂帶一摺。鴉片流傳內地，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著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
大多數人認定伍秉鑑的鴉片定有糾葛的文字記錄都是源於這段話。所以，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鴉片在國內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下被大量銷售的。
1958年，定陵地宮被髮掘，地宮內發現萬曆骨殖，經過研究者的化學化驗，在骨殖內檢測出較多的鴉片的重要組成成分——嗎啡，這一發現證實了他是一位長期服用鴉片的癮君子。
根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書中所述，在道光年間，鴉片一度流毒民間，吸食者眾。再稍一留心《蓉城閒話》中的記錄，便不難發現，就連道光皇帝也吸鴉片煙成癮，其上癮之深從道光皇帝曾寫過的一篇文章中可見一斑。
這篇文章名為《賜香雪梨恭記》，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吸菸的過程和感悟。文中說道：“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新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煙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之酒有全德，我今稱煙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述：“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後亦沾染焉。”文宗即為咸豐，孝欽後就是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
根據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中的記載，一直到去世那天，慈禧都飽受戒菸的折磨。而在清朝地方大員中，張之洞、劉坤一都吸食鴉片，其中，劉坤一煙癮極大，每天吸食鴉片二至三兩，僅僅在午時、未時、申時這三個時辰才能勉力從床上坐起處理事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李國榮和覃波著有《帝國商行》一書，書中也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從他們查閱的清代檔案來看，並未找到十三行行商販賣鴉片的記錄。
在英方檔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上有過明確記載：沒有哪怕是一位廣州行商被證實和鴉片扯上關係，無論用什麼樣的利益誘惑他們，他們都不願意和煙土掛鉤。至於英國商人販賣鴉片的途徑，則是有另外的辦法。他們想辦法找到祖上做過官的澳門商人與其他零售散戶，通過他們銷售貨物。
在這本書上的另一處記載也可以充當補充證據：“1815年春季，澳門的幾個煙土販賣者遭到了逮捕。”
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也寫道：“在煙土生意最為盛行的時期，從事這樁生意的人的道德底線時常受到考量，中國人抽鴉片造成的危害，也時時鞭策著他們的良心。所以，十三行沒有一個商人甘願昧著良心去幹這種勾當，就連幾家外國商行也因為原則拒絕從事這樣的生意。”與此同時，亨特所在的是美國開設的旗昌行，他們並未禁止販賣鴉片，這也從側面證明了他的言論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而行商對鴉片貿易堅決說“不”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自身的既得利益與窘迫處境。
他們在近百年來享受著從事正常貿易的特權，並因此獲得了蔭庇幾代人的巨大利益，但是，也長期忍受著來自官方的勒索與五花八門的攤派，根本不敢沾染上鴉片，以至於在官家那裡落下把柄。
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敘述，1817年，美國商船走私鴉片，被官府查獲，負有擔保責任的伍秉鑑被罰款16萬兩白銀，其他行商被罰五千兩。相較而言，販賣鴉片的獲利翻五十倍才能抵得上罰金。
所以，從罰款的事實來看，覃波研究員認為：“以伍秉鑑的智謀，根本不會參與鴉片貿易。”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要了解治療詳細的過程，還是美國作家約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闖中國》一書中描寫的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的幾個下屬專程到醫院請伯駕上門治療，治療者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疝氣病人。伯駕醫生為治療之用，給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帶，巧妙的是，林則徐的腹股部長短和這根疝帶恰好吻合。”
但是，安穩的日子如同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國遠征軍到達廣州、廈門等沿海城市，並在所到之處封鎖海口。1842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馳達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覆英國，令琦善負責協商停戰事宜，承諾簽訂條約並革職發配林則徐，才求得英艦撤退至廣州。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林則徐已經預料到了英軍的入侵，這在《林則徐集·奏稿》中就曾說道：“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雖然，當時的大部分人都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但是，清醒過來的人也已經用他們的智慧做出了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也記載道：“英國人發動這次戰爭前，就發誓這次一定要見到中國皇帝 。”伍秉鑑預測道：“天子定會去往山西。”
亨特在書中寫道：“這是伍秉鑑一生中，惟一一次講笑話。”而五十八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攜同光緒帝，奔逃西安，逃亡過程歷時一年四個月，在這期間，晉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滿意，並美其名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迅速被攻陷，英國領事Parkes直接動用武力，捉拿了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專門派伍崇曜去與英軍議和。伍崇曜往來奔走，為推動議和進程而努力，甚至，受過Parkes的一記耳光… …
而在這從未有過的時代鉅變中，什麼不會發生呢？
不久之後，Parkes從“每天有超過1000只蛆新生”的刑部大牢裡倖存下來；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加爾各答的牢房裡絕食而死；晉商遭受重創，分崩離析，後人多吸食鴉片，家徒四壁；通商後十三行沒落乃至消失、東印度公司倒閉；
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遠在新疆的林則徐，他在新疆實地進行考察與信息收集，警示當局真正的憂患在俄國… …
直到今天，依舊有不少人羨慕眼紅伍秉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在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的記載中，伍秉鑑一直因與鴉片有著種種糾葛，而被很多提及此事後口誅筆伐，其中，有的人含蓄隱晦，有的人一針見血，但是，這些記載並沒有拿出直接證據… …
我們最終還是要直接面臨這個難解的謎團：伍秉鑑究竟有沒有交易過鴉片？
1821年，剛剛登基的道光皇帝宣判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鑑具有“知情不報”的罪名，因此，摘取了他帽上的三品頂戴。
《清實錄》記載：
“又諭。阮元奏，請將徇隱夾帶鴉片之洋商摘去頂帶一摺。鴉片流傳內地，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著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
大多數人認定伍秉鑑的鴉片定有糾葛的文字記錄都是源於這段話。所以，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鴉片在國內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下被大量銷售的。
1958年，定陵地宮被髮掘，地宮內發現萬曆骨殖，經過研究者的化學化驗，在骨殖內檢測出較多的鴉片的重要組成成分——嗎啡，這一發現證實了他是一位長期服用鴉片的癮君子。
根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書中所述，在道光年間，鴉片一度流毒民間，吸食者眾。再稍一留心《蓉城閒話》中的記錄，便不難發現，就連道光皇帝也吸鴉片煙成癮，其上癮之深從道光皇帝曾寫過的一篇文章中可見一斑。
這篇文章名為《賜香雪梨恭記》，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吸菸的過程和感悟。文中說道：“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新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煙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之酒有全德，我今稱煙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述：“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後亦沾染焉。”文宗即為咸豐，孝欽後就是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
根據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中的記載，一直到去世那天，慈禧都飽受戒菸的折磨。而在清朝地方大員中，張之洞、劉坤一都吸食鴉片，其中，劉坤一煙癮極大，每天吸食鴉片二至三兩，僅僅在午時、未時、申時這三個時辰才能勉力從床上坐起處理事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李國榮和覃波著有《帝國商行》一書，書中也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從他們查閱的清代檔案來看，並未找到十三行行商販賣鴉片的記錄。
在英方檔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上有過明確記載：沒有哪怕是一位廣州行商被證實和鴉片扯上關係，無論用什麼樣的利益誘惑他們，他們都不願意和煙土掛鉤。至於英國商人販賣鴉片的途徑，則是有另外的辦法。他們想辦法找到祖上做過官的澳門商人與其他零售散戶，通過他們銷售貨物。
在這本書上的另一處記載也可以充當補充證據：“1815年春季，澳門的幾個煙土販賣者遭到了逮捕。”
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也寫道：“在煙土生意最為盛行的時期，從事這樁生意的人的道德底線時常受到考量，中國人抽鴉片造成的危害，也時時鞭策著他們的良心。所以，十三行沒有一個商人甘願昧著良心去幹這種勾當，就連幾家外國商行也因為原則拒絕從事這樣的生意。”與此同時，亨特所在的是美國開設的旗昌行，他們並未禁止販賣鴉片，這也從側面證明了他的言論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而行商對鴉片貿易堅決說“不”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自身的既得利益與窘迫處境。
他們在近百年來享受著從事正常貿易的特權，並因此獲得了蔭庇幾代人的巨大利益，但是，也長期忍受著來自官方的勒索與五花八門的攤派，根本不敢沾染上鴉片，以至於在官家那裡落下把柄。
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敘述，1817年，美國商船走私鴉片，被官府查獲，負有擔保責任的伍秉鑑被罰款16萬兩白銀，其他行商被罰五千兩。相較而言，販賣鴉片的獲利翻五十倍才能抵得上罰金。
所以，從罰款的事實來看，覃波研究員認為：“以伍秉鑑的智謀，根本不會參與鴉片貿易。”
而據歷史文獻記載，真正涉足鴉片貿易的分別是沿海各省市的走私商人、海關官員的家庭成員以及個別水師巡船。他們將快蟹船作為主要運輸工具，又因為後來外國走私商人的加入，從此，運輸工具便鳥槍換大炮，升格成了飛剪船，這種船上還配有槍炮。
雖說，是走私活動，但是，除了違反法律在名義上不可告人以外，其他的行為都絲毫不避人耳目，躲躲藏藏，絕不是像官員用來打發皇帝所說的那樣——是洋人自己“夾帶、走私”煙土。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從張鳴在《開國之惑》一書中形象生動的描述中看出來：
“在伶仃洋、黃埔洋麵上，人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幅動態的畫面，走私鴉片的飛剪船在前面走，水師的船在後面追，無論怎麼跑，怎麼追，但都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水師的船被拉遠了，飛剪船還會等一等。就這樣，前面跑，後面追，追到外海，後面的水師船放上幾炮，鴉片船回幾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禮，然後回頭。這場戲是給岸上的滿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們的船慢，追不上，不賴我們。”
在這種無異於虎口拔牙的快樂遊戲當中，時常有一把刀在暗處，隨時準備著插入你的脖頸，而這樣的遊戲，對於伍秉鑑的這樣的身份來說，他不敢參與也沒資格參與。
在1842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一艘“快蟹”船與一艘具有強大武器裝備保護的英國煙土走私船相遇，這艘“快蟹”船隸屬於清朝的廣東水師，和英國船在珠江口的虎門不期而遇，後來，近距離交火，雙方的炮聲震耳欲聾。
從當時在另一艘船上現場拍下的照片來看，“快蟹”船為大型船隻，裝配了整整三層密集的長槳，槳和帆同時發力，正一路躲避著敵船的炮火，一往無前… …
伍秉鑑寫給各個國家商人的部分信件，現在為哈佛大學所持有，從這些信件中我們便能還原出當時的真實情景：
伍秉鑑曾在印度僱傭了一個名叫詹姆斯的人，在孟買作為其代理商為他定期進行服務，專門經營在印度的貿易業務，交易的結算貨幣，則都使用孟加拉匯票。在這些來信中，伍秉鑑還曾經針對他從印度進口的主要農副產品——原棉的供應問題，隱晦地提到商業貿易中的投機交易。
甚至，從給詹姆斯的這些信件中，還表明了我們始終關注的一件事，就是他極為可能接觸過煙土產業。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要了解治療詳細的過程，還是美國作家約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闖中國》一書中描寫的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的幾個下屬專程到醫院請伯駕上門治療，治療者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疝氣病人。伯駕醫生為治療之用，給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帶，巧妙的是，林則徐的腹股部長短和這根疝帶恰好吻合。”
但是，安穩的日子如同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國遠征軍到達廣州、廈門等沿海城市，並在所到之處封鎖海口。1842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馳達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覆英國，令琦善負責協商停戰事宜，承諾簽訂條約並革職發配林則徐，才求得英艦撤退至廣州。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林則徐已經預料到了英軍的入侵，這在《林則徐集·奏稿》中就曾說道：“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雖然，當時的大部分人都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但是，清醒過來的人也已經用他們的智慧做出了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也記載道：“英國人發動這次戰爭前，就發誓這次一定要見到中國皇帝 。”伍秉鑑預測道：“天子定會去往山西。”
亨特在書中寫道：“這是伍秉鑑一生中，惟一一次講笑話。”而五十八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攜同光緒帝，奔逃西安，逃亡過程歷時一年四個月，在這期間，晉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滿意，並美其名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迅速被攻陷，英國領事Parkes直接動用武力，捉拿了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專門派伍崇曜去與英軍議和。伍崇曜往來奔走，為推動議和進程而努力，甚至，受過Parkes的一記耳光… …
而在這從未有過的時代鉅變中，什麼不會發生呢？
不久之後，Parkes從“每天有超過1000只蛆新生”的刑部大牢裡倖存下來；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加爾各答的牢房裡絕食而死；晉商遭受重創，分崩離析，後人多吸食鴉片，家徒四壁；通商後十三行沒落乃至消失、東印度公司倒閉；
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遠在新疆的林則徐，他在新疆實地進行考察與信息收集，警示當局真正的憂患在俄國… …
直到今天，依舊有不少人羨慕眼紅伍秉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在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的記載中，伍秉鑑一直因與鴉片有著種種糾葛，而被很多提及此事後口誅筆伐，其中，有的人含蓄隱晦，有的人一針見血，但是，這些記載並沒有拿出直接證據… …
我們最終還是要直接面臨這個難解的謎團：伍秉鑑究竟有沒有交易過鴉片？
1821年，剛剛登基的道光皇帝宣判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鑑具有“知情不報”的罪名，因此，摘取了他帽上的三品頂戴。
《清實錄》記載：
“又諭。阮元奏，請將徇隱夾帶鴉片之洋商摘去頂帶一摺。鴉片流傳內地，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著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
大多數人認定伍秉鑑的鴉片定有糾葛的文字記錄都是源於這段話。所以，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鴉片在國內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下被大量銷售的。
1958年，定陵地宮被髮掘，地宮內發現萬曆骨殖，經過研究者的化學化驗，在骨殖內檢測出較多的鴉片的重要組成成分——嗎啡，這一發現證實了他是一位長期服用鴉片的癮君子。
根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書中所述，在道光年間，鴉片一度流毒民間，吸食者眾。再稍一留心《蓉城閒話》中的記錄，便不難發現，就連道光皇帝也吸鴉片煙成癮，其上癮之深從道光皇帝曾寫過的一篇文章中可見一斑。
這篇文章名為《賜香雪梨恭記》，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吸菸的過程和感悟。文中說道：“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新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煙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之酒有全德，我今稱煙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述：“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後亦沾染焉。”文宗即為咸豐，孝欽後就是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
根據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中的記載，一直到去世那天，慈禧都飽受戒菸的折磨。而在清朝地方大員中，張之洞、劉坤一都吸食鴉片，其中，劉坤一煙癮極大，每天吸食鴉片二至三兩，僅僅在午時、未時、申時這三個時辰才能勉力從床上坐起處理事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李國榮和覃波著有《帝國商行》一書，書中也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從他們查閱的清代檔案來看，並未找到十三行行商販賣鴉片的記錄。
在英方檔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上有過明確記載：沒有哪怕是一位廣州行商被證實和鴉片扯上關係，無論用什麼樣的利益誘惑他們，他們都不願意和煙土掛鉤。至於英國商人販賣鴉片的途徑，則是有另外的辦法。他們想辦法找到祖上做過官的澳門商人與其他零售散戶，通過他們銷售貨物。
在這本書上的另一處記載也可以充當補充證據：“1815年春季，澳門的幾個煙土販賣者遭到了逮捕。”
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也寫道：“在煙土生意最為盛行的時期，從事這樁生意的人的道德底線時常受到考量，中國人抽鴉片造成的危害，也時時鞭策著他們的良心。所以，十三行沒有一個商人甘願昧著良心去幹這種勾當，就連幾家外國商行也因為原則拒絕從事這樣的生意。”與此同時，亨特所在的是美國開設的旗昌行，他們並未禁止販賣鴉片，這也從側面證明了他的言論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而行商對鴉片貿易堅決說“不”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自身的既得利益與窘迫處境。
他們在近百年來享受著從事正常貿易的特權，並因此獲得了蔭庇幾代人的巨大利益，但是，也長期忍受著來自官方的勒索與五花八門的攤派，根本不敢沾染上鴉片，以至於在官家那裡落下把柄。
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敘述，1817年，美國商船走私鴉片，被官府查獲，負有擔保責任的伍秉鑑被罰款16萬兩白銀，其他行商被罰五千兩。相較而言，販賣鴉片的獲利翻五十倍才能抵得上罰金。
所以，從罰款的事實來看，覃波研究員認為：“以伍秉鑑的智謀，根本不會參與鴉片貿易。”
而據歷史文獻記載，真正涉足鴉片貿易的分別是沿海各省市的走私商人、海關官員的家庭成員以及個別水師巡船。他們將快蟹船作為主要運輸工具，又因為後來外國走私商人的加入，從此，運輸工具便鳥槍換大炮，升格成了飛剪船，這種船上還配有槍炮。
雖說，是走私活動，但是，除了違反法律在名義上不可告人以外，其他的行為都絲毫不避人耳目，躲躲藏藏，絕不是像官員用來打發皇帝所說的那樣——是洋人自己“夾帶、走私”煙土。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從張鳴在《開國之惑》一書中形象生動的描述中看出來：
“在伶仃洋、黃埔洋麵上，人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幅動態的畫面，走私鴉片的飛剪船在前面走，水師的船在後面追，無論怎麼跑，怎麼追，但都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水師的船被拉遠了，飛剪船還會等一等。就這樣，前面跑，後面追，追到外海，後面的水師船放上幾炮，鴉片船回幾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禮，然後回頭。這場戲是給岸上的滿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們的船慢，追不上，不賴我們。”
在這種無異於虎口拔牙的快樂遊戲當中，時常有一把刀在暗處，隨時準備著插入你的脖頸，而這樣的遊戲，對於伍秉鑑的這樣的身份來說，他不敢參與也沒資格參與。
在1842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一艘“快蟹”船與一艘具有強大武器裝備保護的英國煙土走私船相遇，這艘“快蟹”船隸屬於清朝的廣東水師，和英國船在珠江口的虎門不期而遇，後來，近距離交火，雙方的炮聲震耳欲聾。
從當時在另一艘船上現場拍下的照片來看，“快蟹”船為大型船隻，裝配了整整三層密集的長槳，槳和帆同時發力，正一路躲避著敵船的炮火，一往無前… …
伍秉鑑寫給各個國家商人的部分信件，現在為哈佛大學所持有，從這些信件中我們便能還原出當時的真實情景：
伍秉鑑曾在印度僱傭了一個名叫詹姆斯的人，在孟買作為其代理商為他定期進行服務，專門經營在印度的貿易業務，交易的結算貨幣，則都使用孟加拉匯票。在這些來信中，伍秉鑑還曾經針對他從印度進口的主要農副產品——原棉的供應問題，隱晦地提到商業貿易中的投機交易。
甚至，從給詹姆斯的這些信件中，還表明了我們始終關注的一件事，就是他極為可能接觸過煙土產業。
我們需要格外關注在這裡的孟加拉匯票，清朝統治時期，政府與商人只接受銀子，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極小部分商人開始使用“匯票”。而在十三行中，使用匯票的人就更加罕見了——只有潘家與伍家。他們也因此逃過了朝廷的敲詐，成為了少有的倖存者。
那麼，能夠“玩轉”匯票的伍秉鑑和鴉片之間，到底具有怎樣的真實關係呢？
《初闖中國》中將這神祕的面紗揭開了一些：1817年，珀金斯對常駐土耳其的弗雷德·潘恩去了一封信，“我們的朋友伍秉鑑”與庫欣“用強有力的措辭建議，我們大量購進鴉片”。
雅克·當斯在他的《黃金圈住地》一書中明確地說：帕金斯洋行1819-1827年的賬本中有一個賬本名為“帕金斯洋行與浩官的鴉片賬目”，他說：“這顯示出伍秉鑑投資動向，1821年前，他一直以聯合投資的方式通過鉑金斯洋行進行煙土交易。”
在這本書的其他部分我們可以發現，顧盛作為伍氏的合夥人，歷經輾轉，幾經波折，才聯繫上波士頓聯盟，動用了兩人手上所有的資金，投資煙土買賣。不僅如此，從土耳其運入國內的煙土數量也由他把控。”“1821年以後，伍秉鑑接觸煙土生意的跡象就再也沒有了。”
這一年是道光登基的第一年，就在這一年，中國迎來了此前從未有過的最嚴格的煙土管控時代。伍秉鑑混跡商界多年，精通各種金融工具，熟知政治與經濟時局，他極有可能在這時明智地選擇了向煙土走私這門生意停止注入資金。
直到今天，無論是哪一本中文資料，都未從中發現過伍秉鑑曾經參與煙土走私的蛛絲馬跡。“假如，他的美國夥計們將他們代替伍秉鑑經營業務的機密外洩，麻煩可就找上他的門了。這偷天換日的勾當是如此隱祕，直到近些年來才遭到懷疑。”雅克·當斯這樣說道。
雅克·當斯的《黃金圈住地》英文版在1997年出版。換句話說，一直到1990年左右，記載有伍秉鑑海外資金投資去向的“帕金斯檔案”才被發現，關於伍秉鑑用其投資鴉片走私的不傳之祕也才被研究者揭開。
1843年的9月，伍秉鑑駕鶴西去，享年七十四歲。
伍秉鑑死後，曾經富甲天下的廣東十三行開始逐漸沒落。
此時，許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紛紛破產，更致命的是，隨著五口通商的實行，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廣東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權也隨之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降臨到十三行街，終於，使這些具有100多年曆史的商館徹底化為灰燼。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要了解治療詳細的過程，還是美國作家約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闖中國》一書中描寫的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的幾個下屬專程到醫院請伯駕上門治療，治療者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疝氣病人。伯駕醫生為治療之用，給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帶，巧妙的是，林則徐的腹股部長短和這根疝帶恰好吻合。”
但是，安穩的日子如同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國遠征軍到達廣州、廈門等沿海城市，並在所到之處封鎖海口。1842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馳達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覆英國，令琦善負責協商停戰事宜，承諾簽訂條約並革職發配林則徐，才求得英艦撤退至廣州。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林則徐已經預料到了英軍的入侵，這在《林則徐集·奏稿》中就曾說道：“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雖然，當時的大部分人都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但是，清醒過來的人也已經用他們的智慧做出了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也記載道：“英國人發動這次戰爭前，就發誓這次一定要見到中國皇帝 。”伍秉鑑預測道：“天子定會去往山西。”
亨特在書中寫道：“這是伍秉鑑一生中，惟一一次講笑話。”而五十八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攜同光緒帝，奔逃西安，逃亡過程歷時一年四個月，在這期間，晉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滿意，並美其名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迅速被攻陷，英國領事Parkes直接動用武力，捉拿了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專門派伍崇曜去與英軍議和。伍崇曜往來奔走，為推動議和進程而努力，甚至，受過Parkes的一記耳光… …
而在這從未有過的時代鉅變中，什麼不會發生呢？
不久之後，Parkes從“每天有超過1000只蛆新生”的刑部大牢裡倖存下來；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加爾各答的牢房裡絕食而死；晉商遭受重創，分崩離析，後人多吸食鴉片，家徒四壁；通商後十三行沒落乃至消失、東印度公司倒閉；
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遠在新疆的林則徐，他在新疆實地進行考察與信息收集，警示當局真正的憂患在俄國… …
直到今天，依舊有不少人羨慕眼紅伍秉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在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的記載中，伍秉鑑一直因與鴉片有著種種糾葛，而被很多提及此事後口誅筆伐，其中，有的人含蓄隱晦，有的人一針見血，但是，這些記載並沒有拿出直接證據… …
我們最終還是要直接面臨這個難解的謎團：伍秉鑑究竟有沒有交易過鴉片？
1821年，剛剛登基的道光皇帝宣判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鑑具有“知情不報”的罪名，因此，摘取了他帽上的三品頂戴。
《清實錄》記載：
“又諭。阮元奏，請將徇隱夾帶鴉片之洋商摘去頂帶一摺。鴉片流傳內地，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著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
大多數人認定伍秉鑑的鴉片定有糾葛的文字記錄都是源於這段話。所以，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鴉片在國內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下被大量銷售的。
1958年，定陵地宮被髮掘，地宮內發現萬曆骨殖，經過研究者的化學化驗，在骨殖內檢測出較多的鴉片的重要組成成分——嗎啡，這一發現證實了他是一位長期服用鴉片的癮君子。
根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書中所述，在道光年間，鴉片一度流毒民間，吸食者眾。再稍一留心《蓉城閒話》中的記錄，便不難發現，就連道光皇帝也吸鴉片煙成癮，其上癮之深從道光皇帝曾寫過的一篇文章中可見一斑。
這篇文章名為《賜香雪梨恭記》，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吸菸的過程和感悟。文中說道：“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新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煙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之酒有全德，我今稱煙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述：“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後亦沾染焉。”文宗即為咸豐，孝欽後就是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
根據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中的記載，一直到去世那天，慈禧都飽受戒菸的折磨。而在清朝地方大員中，張之洞、劉坤一都吸食鴉片，其中，劉坤一煙癮極大，每天吸食鴉片二至三兩，僅僅在午時、未時、申時這三個時辰才能勉力從床上坐起處理事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李國榮和覃波著有《帝國商行》一書，書中也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從他們查閱的清代檔案來看，並未找到十三行行商販賣鴉片的記錄。
在英方檔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上有過明確記載：沒有哪怕是一位廣州行商被證實和鴉片扯上關係，無論用什麼樣的利益誘惑他們，他們都不願意和煙土掛鉤。至於英國商人販賣鴉片的途徑，則是有另外的辦法。他們想辦法找到祖上做過官的澳門商人與其他零售散戶，通過他們銷售貨物。
在這本書上的另一處記載也可以充當補充證據：“1815年春季，澳門的幾個煙土販賣者遭到了逮捕。”
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也寫道：“在煙土生意最為盛行的時期，從事這樁生意的人的道德底線時常受到考量，中國人抽鴉片造成的危害，也時時鞭策著他們的良心。所以，十三行沒有一個商人甘願昧著良心去幹這種勾當，就連幾家外國商行也因為原則拒絕從事這樣的生意。”與此同時，亨特所在的是美國開設的旗昌行，他們並未禁止販賣鴉片，這也從側面證明了他的言論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而行商對鴉片貿易堅決說“不”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自身的既得利益與窘迫處境。
他們在近百年來享受著從事正常貿易的特權，並因此獲得了蔭庇幾代人的巨大利益，但是，也長期忍受著來自官方的勒索與五花八門的攤派，根本不敢沾染上鴉片，以至於在官家那裡落下把柄。
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敘述，1817年，美國商船走私鴉片，被官府查獲，負有擔保責任的伍秉鑑被罰款16萬兩白銀，其他行商被罰五千兩。相較而言，販賣鴉片的獲利翻五十倍才能抵得上罰金。
所以，從罰款的事實來看，覃波研究員認為：“以伍秉鑑的智謀，根本不會參與鴉片貿易。”
而據歷史文獻記載，真正涉足鴉片貿易的分別是沿海各省市的走私商人、海關官員的家庭成員以及個別水師巡船。他們將快蟹船作為主要運輸工具，又因為後來外國走私商人的加入，從此，運輸工具便鳥槍換大炮，升格成了飛剪船，這種船上還配有槍炮。
雖說，是走私活動，但是，除了違反法律在名義上不可告人以外，其他的行為都絲毫不避人耳目，躲躲藏藏，絕不是像官員用來打發皇帝所說的那樣——是洋人自己“夾帶、走私”煙土。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從張鳴在《開國之惑》一書中形象生動的描述中看出來：
“在伶仃洋、黃埔洋麵上，人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幅動態的畫面，走私鴉片的飛剪船在前面走，水師的船在後面追，無論怎麼跑，怎麼追，但都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水師的船被拉遠了，飛剪船還會等一等。就這樣，前面跑，後面追，追到外海，後面的水師船放上幾炮，鴉片船回幾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禮，然後回頭。這場戲是給岸上的滿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們的船慢，追不上，不賴我們。”
在這種無異於虎口拔牙的快樂遊戲當中，時常有一把刀在暗處，隨時準備著插入你的脖頸，而這樣的遊戲，對於伍秉鑑的這樣的身份來說，他不敢參與也沒資格參與。
在1842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一艘“快蟹”船與一艘具有強大武器裝備保護的英國煙土走私船相遇，這艘“快蟹”船隸屬於清朝的廣東水師，和英國船在珠江口的虎門不期而遇，後來，近距離交火，雙方的炮聲震耳欲聾。
從當時在另一艘船上現場拍下的照片來看，“快蟹”船為大型船隻，裝配了整整三層密集的長槳，槳和帆同時發力，正一路躲避著敵船的炮火，一往無前… …
伍秉鑑寫給各個國家商人的部分信件，現在為哈佛大學所持有，從這些信件中我們便能還原出當時的真實情景：
伍秉鑑曾在印度僱傭了一個名叫詹姆斯的人，在孟買作為其代理商為他定期進行服務，專門經營在印度的貿易業務，交易的結算貨幣，則都使用孟加拉匯票。在這些來信中，伍秉鑑還曾經針對他從印度進口的主要農副產品——原棉的供應問題，隱晦地提到商業貿易中的投機交易。
甚至，從給詹姆斯的這些信件中，還表明了我們始終關注的一件事，就是他極為可能接觸過煙土產業。
我們需要格外關注在這裡的孟加拉匯票，清朝統治時期，政府與商人只接受銀子，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極小部分商人開始使用“匯票”。而在十三行中，使用匯票的人就更加罕見了——只有潘家與伍家。他們也因此逃過了朝廷的敲詐，成為了少有的倖存者。
那麼，能夠“玩轉”匯票的伍秉鑑和鴉片之間，到底具有怎樣的真實關係呢？
《初闖中國》中將這神祕的面紗揭開了一些：1817年，珀金斯對常駐土耳其的弗雷德·潘恩去了一封信，“我們的朋友伍秉鑑”與庫欣“用強有力的措辭建議，我們大量購進鴉片”。
雅克·當斯在他的《黃金圈住地》一書中明確地說：帕金斯洋行1819-1827年的賬本中有一個賬本名為“帕金斯洋行與浩官的鴉片賬目”，他說：“這顯示出伍秉鑑投資動向，1821年前，他一直以聯合投資的方式通過鉑金斯洋行進行煙土交易。”
在這本書的其他部分我們可以發現，顧盛作為伍氏的合夥人，歷經輾轉，幾經波折，才聯繫上波士頓聯盟，動用了兩人手上所有的資金，投資煙土買賣。不僅如此，從土耳其運入國內的煙土數量也由他把控。”“1821年以後，伍秉鑑接觸煙土生意的跡象就再也沒有了。”
這一年是道光登基的第一年，就在這一年，中國迎來了此前從未有過的最嚴格的煙土管控時代。伍秉鑑混跡商界多年，精通各種金融工具，熟知政治與經濟時局，他極有可能在這時明智地選擇了向煙土走私這門生意停止注入資金。
直到今天，無論是哪一本中文資料，都未從中發現過伍秉鑑曾經參與煙土走私的蛛絲馬跡。“假如，他的美國夥計們將他們代替伍秉鑑經營業務的機密外洩，麻煩可就找上他的門了。這偷天換日的勾當是如此隱祕，直到近些年來才遭到懷疑。”雅克·當斯這樣說道。
雅克·當斯的《黃金圈住地》英文版在1997年出版。換句話說，一直到1990年左右，記載有伍秉鑑海外資金投資去向的“帕金斯檔案”才被發現，關於伍秉鑑用其投資鴉片走私的不傳之祕也才被研究者揭開。
1843年的9月，伍秉鑑駕鶴西去，享年七十四歲。
伍秉鑑死後，曾經富甲天下的廣東十三行開始逐漸沒落。
此時，許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紛紛破產，更致命的是，隨著五口通商的實行，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廣東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權也隨之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降臨到十三行街，終於，使這些具有100多年曆史的商館徹底化為灰燼。
在鴉片戰爭時期從歷史的舞臺上謝幕之後，歷史中那些關於鴉片的事實，如同隔著鏡子上瀰漫的霧的佳人，猶抱琵琶半遮面，再沒人能看透。而以為黑暗的時代終於過去，即將迎來破曉的人民，被驅趕著進入了另一個暗不見天日的深淵。
清廷統治下的舊中國逐漸有許多省份興起種植鴉片，這種“以土抵洋”的自然經濟政策，對外國鴉片的輸入的確產生了一定的屏障作用。林則徐在陝西當巡撫時，就曾給江西撫州知府文海去信，信中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菸而不嗜土煙。”對於土煙，林則徐又說：“內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脈貫注，何礙之有？”
如果，有人對林則徐此言大為詫異，那麼，他應該對清廷此時日落西山，奄奄一息的財政狀況不甚瞭解。
1877年，面對國民日益頹唐的精神狀況，郭嵩燾接連兩次上奏，請求朝廷禁止鴉片流通，但是，兩廣總督劉坤一在給劉仲良的信件中說：“郭筠仙侍郎禁菸之議，萬不能行。即以廣東而論，海關司局每年所收洋藥稅釐約百萬有奇，詎有既經禁菸仍收稅釐之理！此項鉅款為接濟京、協各餉及地方一切需要，從何設法彌縫？”
晚清著名的大吏李鴻章和左宗棠二人，也主張放鬆對鴉片的管控，允許其流通。“弛禁”顯然不是為了放縱鴉片流害民眾，而是為了爭取改革的時間。
但是，三十年後，作為接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早期維新派成員，鄭觀應、王韜等人仍主張以鴉片換取稅收的政策，這也說明洋務運動以來，清朝的財政大局早已是大勢已去，採用鴉片換取財政資金的方法，也不過是無計可施後的應急之策。
最終，這樣的政策只能換回清廷財政短時間內的迴光返照罷了。
1836年，阿薩姆地區種植出第一批優質紅茶，打開了市場銷量，大受歡迎。從此，中國茶葉的市場號召力逐漸下降，難以換來大量白銀，雖然，鴉片的自產自銷防止了白銀外流，但是，曾經輸入的白銀已經流失殆盡，老百姓依靠銅板進行市場流通，維持生計。
但是，白銀作為稅收貨幣，每年強制進行徵收。銀貴錢賤，百姓在夾縫中難以生存，繼而，被逼上絕路，暴亂四起，群臣束手無策。各省財政也只是揚湯止沸，剜肉醫瘡，無法解決根本問題，自此，“鴉片稅”的從從權之計變得再難以擺脫。
1906年，禁菸令頒佈，清政府計劃用10年的時間循序漸進地清除煙毒流害。1909年，上海舉辦了世界上第一次國際禁毒會議，這時清政府還未倒閉，“萬國禁菸”會也成功被舉辦。兩年後，也就是1911年，被拖欠軍餉長達半年的湖北新軍揭竿起義，史稱“辛亥革命”。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縱橫一千年》專輯亞洲版中，他們在上世紀時期，選出了六個中國首富，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以及宋子文。這其中，筆者格外注意伍秉鑑這個人，因為，他是其中最純粹的商人身份。
據說，伍家在珠江岸邊的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並且，在美國曆史上，曾有一位留下八位數遺產的“千萬富翁”，他就是1848年去世的當年美國首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阿斯特死的時候，遺產估計有2000到3000萬美元。而阿斯特混成美國首富，靠的就是和當時大清朝伍秉鑑做買賣。
根據歷史記載可知，伍秉鑑的父親是被允許和外國人交易瓷器和蠶絲的少部分中國商人中的一個。伍家只接受現金付款——白銀，同樣，對於外國的商品他們並不是來者不拒。1789年，伍秉鑑正式繼承了他父親的生意。除此之外，在那時他還是受到了公眾認可的慈善家。
然而，這個首富名單並不太嚴謹。
首先，茶作為伍家主要的出口貨物沒有被提及，其次，白銀也並不是伍家用來結算的唯一金融工具。最後，宋子文能否名列其中更是值得商榷。而事實上，後來通過專家的研究，可以得到實證：關於宋子文財富的傳說，只不過是日本人在戰爭時期製造的謠言而已。
那麼，真正的伍秉鑑是怎樣的呢？
《廣州番鬼錄》是美國商人亨特對自己19世紀初期在澳門以及廣州日常生活的回憶，他由於經商與十三行來往頗多，所以，在這本書中，就對伍秉鑑的事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這本書的暢銷也使得伍秉鑑在國際上聲名遠揚——但同為中國人，當代的我們對他卻並不大瞭解。
伍秉鑑是十三行的行商，與許多同行一樣，他祖上是福建的茶農，而他最終卻成為了世界首富。可以說，他憑藉的不僅僅是地利——身處“一口通商”的廣州並被特許經營，能從以茶葉為主要貨物的十三行中脫穎而出，獲得顯赫的地位，這更是取決於他茶葉的質量與商業智慧。
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是這樣交代自己曾經和伍秉鑑打交道的故事：
偶然一次，伍秉鑑在交談中說出了自己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式投資，而在1834年時，他計算了一下，這些資產一共約值2600萬元。但是，人們對這個“元”字向來有三種解讀：
白銀、美元、墨西哥鷹洋。
而明清史經濟學家黃啟臣教授做出的估算是：這個“2600萬元”相當於如今的50多億美元。而更多的提到他的故事人們，總是更多地去讚揚他的慷慨品性，如：他手下欠賬商人作為憑證的期票被撕毀並被放回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手下擅自投入期貨生意，結果血本無歸等等。
對於這些，他在譴責之餘，一個人承擔了全部損失。
這裡，我們再說說十三行。
自乾隆時期的1757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來，這百年間，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但即便是這樣，十三行的生意並不好做。
十三行資產最為雄厚並負責帶領眾商行進行交易的總商潘啟，就曾被媒體稱為“十八世紀的全球首富”，但是，他因為無法忍受經商環境持續且長期的惡劣狀況，和朝廷的苛捐雜稅肆意勒索，在1808年時，使其子潘有度動用10萬銀兩向粵海關監督行賄，以辭去了總商職務。
十三行的商人雖然只是商人，但是，地位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聯繫著家國命運。他們不僅要對外國商人在中國遵守中國法律進行擔保，還要在產生中外衝突的時候承擔外交事宜。當對外貿易出現糾紛和爭端時，乾隆便會採用連坐等手段來管理十三行商人。
比如：如果甲商人經營失利，那麼，其他商人必須代償他的債務。為了保全顏面，中國商人甚至被皇帝強迫追加數倍於原額的賠款。
而身處這樣體制之下的伍秉鑑，在想什麼呢？
根據《廣州番鬼錄》中的記載，他一直從實力與信譽上與國際上的大公司進行競爭。不僅如此，他還投資美國的多個行業，其中，就包括鐵路、銀行、保險等。有統計，在1858——1879年之間，伍家就獲取了鉅額的紅利——這個數字超過了125萬美元。
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則徐入粵，緊接著實施了禁菸政策。林則徐利用伍秉鑑給美國的伯駕醫生傳遞書信，詢問他如何戒掉鴉片成癮的問題。林則徐曾向道光帝提及與洋人對抗的諸多策略，當中，重點就提到過茶葉。
林則徐持有這一觀點：即洋人極為喜愛食用牛羊肉，如果，沒有從中國進口的大黃、茶葉用以輔食，將會引起消化不暢從而死亡。
但是，這一點作為朝廷命官的林則徐想必沒有與茶葉商人伍秉鑑探討過。和其他朝廷官員一樣，林則徐並不親自與外國商人進行溝通。他向伍氏的兒子伍崇曜等十三行行商傳訊，讓他們勸洋人上繳鴉片，並且，宣稱：要將一些中國商人依法量刑。
伍崇曜則表示願意“以家資報效”。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伍崇曜意圖行賄林則徐，實則被許多人曲解了。今天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方可知：從乾隆三十八年到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773——1832這60年中，行商向朝廷“報效”的次數就有足有18回，此次不過是照本宣科罷了。
而林則徐則剛正不阿，斥責聲震耳欲聾：“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最終，將伍崇曜扣押下來。
伍秉鑑此時年已七旬，他與潘啟官的孫子潘正煒約好一起去疏通疏通，但是，林則徐並不領情且對伍秉鑑嚴加指責。並且，讓二人戴上枷鎖，被士兵押送著離開，趕往寶順洋館，逼迫鴉片商儘快上繳顛地鴉片。伍秉鑑“苦苦乞求，拉著脖子上的枷鎖，捧著失了頂戴的帽子說，你不進城，我肯定在劫難逃，身首分離”。後來據說，當晚，顛地居住之處的燈再也沒有點亮。
也許，林則徐這樣對待伍秉鑑不免受人指摘，引人非議，但其實，清廷素來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伍家：
1831年5月，粵督巡撫和海關監督一起來到夷館巡視，他們發現館前竟然修建了其他建築，並籍此逮捕了伍秉鑑的兒子、在十三行擔任總商的伍元華，將其關押入獄。就此事，廣東巡撫朱桂楨表示：“在商館搭建欄杆等行為，是英國人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體現，而負擔保責任的總商伍元華，則要為此付出性命的代價。”
關於這件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情形：“巡撫及海關監督大人… …對商館進行了破壞… …大不列顛國王畫像的遮蓋品被撕下… …用囚禁和死刑脅迫總商，迫使他和其他在現場的人雙膝跪地長達一小時以上。”伍元華被釋放後，從此纏綿病榻，他的胞弟伍崇曜則進入十三行，替任其總商一職。
回到這次事件，此次禁菸和敲詐並無關係，林則徐也並未下令殺伍秉鑑。
19世紀30年代的最後一年6月，便是著名的虎門銷煙。而在這年7月份，林則徐還去伯駕的醫院裡治療疝氣，值得一提的是，伯駕成功開設這所醫院是受到了伍秉鑑的幫助。
余光中在《鴉片戰爭與疝氣》一文中曾提到過這段歷史：“那年七月，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余光中翻譯的應該是英文原文，“侯瓜”顯而易見就是伍秉鑑做生意時的用名——伍浩官的英譯Howqua。
不過，要了解治療詳細的過程，還是美國作家約翰·海沃德著有的《初闖中國》一書中描寫的最為準確並耐人尋味：
“林則徐的幾個下屬專程到醫院請伯駕上門治療，治療者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疝氣病人。伯駕醫生為治療之用，給這位病人制作了一根疝帶，巧妙的是，林則徐的腹股部長短和這根疝帶恰好吻合。”
但是，安穩的日子如同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1842年6月，英國遠征軍到達廣州、廈門等沿海城市，並在所到之處封鎖海口。1842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馳達天津的大沽口。8月20日，道光皇帝回覆英國，令琦善負責協商停戰事宜，承諾簽訂條約並革職發配林則徐，才求得英艦撤退至廣州。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林則徐已經預料到了英軍的入侵，這在《林則徐集·奏稿》中就曾說道：“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雖然，當時的大部分人都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但是，清醒過來的人也已經用他們的智慧做出了預測。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也記載道：“英國人發動這次戰爭前，就發誓這次一定要見到中國皇帝 。”伍秉鑑預測道：“天子定會去往山西。”
亨特在書中寫道：“這是伍秉鑑一生中，惟一一次講笑話。”而五十八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果然攜同光緒帝，奔逃西安，逃亡過程歷時一年四個月，在這期間，晉商的款待令慈禧十分滿意，並美其名曰“西狩”。
1858年底，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迅速被攻陷，英國領事Parkes直接動用武力，捉拿了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專門派伍崇曜去與英軍議和。伍崇曜往來奔走，為推動議和進程而努力，甚至，受過Parkes的一記耳光… …
而在這從未有過的時代鉅變中，什麼不會發生呢？
不久之後，Parkes從“每天有超過1000只蛆新生”的刑部大牢裡倖存下來；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加爾各答的牢房裡絕食而死；晉商遭受重創，分崩離析，後人多吸食鴉片，家徒四壁；通商後十三行沒落乃至消失、東印度公司倒閉；
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遠在新疆的林則徐，他在新疆實地進行考察與信息收集，警示當局真正的憂患在俄國… …
直到今天，依舊有不少人羨慕眼紅伍秉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在無論以何種形式進行的記載中，伍秉鑑一直因與鴉片有著種種糾葛，而被很多提及此事後口誅筆伐，其中，有的人含蓄隱晦，有的人一針見血，但是，這些記載並沒有拿出直接證據… …
我們最終還是要直接面臨這個難解的謎團：伍秉鑑究竟有沒有交易過鴉片？
1821年，剛剛登基的道光皇帝宣判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鑑具有“知情不報”的罪名，因此，摘取了他帽上的三品頂戴。
《清實錄》記載：
“又諭。阮元奏，請將徇隱夾帶鴉片之洋商摘去頂帶一摺。鴉片流傳內地，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著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
大多數人認定伍秉鑑的鴉片定有糾葛的文字記錄都是源於這段話。所以，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鴉片在國內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下被大量銷售的。
1958年，定陵地宮被髮掘，地宮內發現萬曆骨殖，經過研究者的化學化驗，在骨殖內檢測出較多的鴉片的重要組成成分——嗎啡，這一發現證實了他是一位長期服用鴉片的癮君子。
根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封疆大吏與晚清變局》書中所述，在道光年間，鴉片一度流毒民間，吸食者眾。再稍一留心《蓉城閒話》中的記錄，便不難發現，就連道光皇帝也吸鴉片煙成癮，其上癮之深從道光皇帝曾寫過的一篇文章中可見一斑。
這篇文章名為《賜香雪梨恭記》，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吸菸的過程和感悟。文中說道：“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新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惟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煙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之酒有全德，我今稱煙曰如意。嘻！”
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述：“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後亦沾染焉。”文宗即為咸豐，孝欽後就是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
根據袁偉時《晚清大變局》中的記載，一直到去世那天，慈禧都飽受戒菸的折磨。而在清朝地方大員中，張之洞、劉坤一都吸食鴉片，其中，劉坤一煙癮極大，每天吸食鴉片二至三兩，僅僅在午時、未時、申時這三個時辰才能勉力從床上坐起處理事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李國榮和覃波著有《帝國商行》一書，書中也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從他們查閱的清代檔案來看，並未找到十三行行商販賣鴉片的記錄。
在英方檔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上有過明確記載：沒有哪怕是一位廣州行商被證實和鴉片扯上關係，無論用什麼樣的利益誘惑他們，他們都不願意和煙土掛鉤。至於英國商人販賣鴉片的途徑，則是有另外的辦法。他們想辦法找到祖上做過官的澳門商人與其他零售散戶，通過他們銷售貨物。
在這本書上的另一處記載也可以充當補充證據：“1815年春季，澳門的幾個煙土販賣者遭到了逮捕。”
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也寫道：“在煙土生意最為盛行的時期，從事這樁生意的人的道德底線時常受到考量，中國人抽鴉片造成的危害，也時時鞭策著他們的良心。所以，十三行沒有一個商人甘願昧著良心去幹這種勾當，就連幾家外國商行也因為原則拒絕從事這樣的生意。”與此同時，亨特所在的是美國開設的旗昌行，他們並未禁止販賣鴉片，這也從側面證明了他的言論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而行商對鴉片貿易堅決說“不”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自身的既得利益與窘迫處境。
他們在近百年來享受著從事正常貿易的特權，並因此獲得了蔭庇幾代人的巨大利益，但是，也長期忍受著來自官方的勒索與五花八門的攤派，根本不敢沾染上鴉片，以至於在官家那裡落下把柄。
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敘述，1817年，美國商船走私鴉片，被官府查獲，負有擔保責任的伍秉鑑被罰款16萬兩白銀，其他行商被罰五千兩。相較而言，販賣鴉片的獲利翻五十倍才能抵得上罰金。
所以，從罰款的事實來看，覃波研究員認為：“以伍秉鑑的智謀，根本不會參與鴉片貿易。”
而據歷史文獻記載，真正涉足鴉片貿易的分別是沿海各省市的走私商人、海關官員的家庭成員以及個別水師巡船。他們將快蟹船作為主要運輸工具，又因為後來外國走私商人的加入，從此，運輸工具便鳥槍換大炮，升格成了飛剪船，這種船上還配有槍炮。
雖說，是走私活動，但是，除了違反法律在名義上不可告人以外，其他的行為都絲毫不避人耳目，躲躲藏藏，絕不是像官員用來打發皇帝所說的那樣——是洋人自己“夾帶、走私”煙土。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從張鳴在《開國之惑》一書中形象生動的描述中看出來：
“在伶仃洋、黃埔洋麵上，人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幅動態的畫面，走私鴉片的飛剪船在前面走，水師的船在後面追，無論怎麼跑，怎麼追，但都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如果水師的船被拉遠了，飛剪船還會等一等。就這樣，前面跑，後面追，追到外海，後面的水師船放上幾炮，鴉片船回幾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禮，然後回頭。這場戲是給岸上的滿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們的船慢，追不上，不賴我們。”
在這種無異於虎口拔牙的快樂遊戲當中，時常有一把刀在暗處，隨時準備著插入你的脖頸，而這樣的遊戲，對於伍秉鑑的這樣的身份來說，他不敢參與也沒資格參與。
在1842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一艘“快蟹”船與一艘具有強大武器裝備保護的英國煙土走私船相遇，這艘“快蟹”船隸屬於清朝的廣東水師，和英國船在珠江口的虎門不期而遇，後來，近距離交火，雙方的炮聲震耳欲聾。
從當時在另一艘船上現場拍下的照片來看，“快蟹”船為大型船隻，裝配了整整三層密集的長槳，槳和帆同時發力，正一路躲避著敵船的炮火，一往無前… …
伍秉鑑寫給各個國家商人的部分信件，現在為哈佛大學所持有，從這些信件中我們便能還原出當時的真實情景：
伍秉鑑曾在印度僱傭了一個名叫詹姆斯的人，在孟買作為其代理商為他定期進行服務，專門經營在印度的貿易業務，交易的結算貨幣，則都使用孟加拉匯票。在這些來信中，伍秉鑑還曾經針對他從印度進口的主要農副產品——原棉的供應問題，隱晦地提到商業貿易中的投機交易。
甚至，從給詹姆斯的這些信件中，還表明了我們始終關注的一件事，就是他極為可能接觸過煙土產業。
我們需要格外關注在這裡的孟加拉匯票，清朝統治時期，政府與商人只接受銀子，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極小部分商人開始使用“匯票”。而在十三行中，使用匯票的人就更加罕見了——只有潘家與伍家。他們也因此逃過了朝廷的敲詐，成為了少有的倖存者。
那麼，能夠“玩轉”匯票的伍秉鑑和鴉片之間，到底具有怎樣的真實關係呢？
《初闖中國》中將這神祕的面紗揭開了一些：1817年，珀金斯對常駐土耳其的弗雷德·潘恩去了一封信，“我們的朋友伍秉鑑”與庫欣“用強有力的措辭建議，我們大量購進鴉片”。
雅克·當斯在他的《黃金圈住地》一書中明確地說：帕金斯洋行1819-1827年的賬本中有一個賬本名為“帕金斯洋行與浩官的鴉片賬目”，他說：“這顯示出伍秉鑑投資動向，1821年前，他一直以聯合投資的方式通過鉑金斯洋行進行煙土交易。”
在這本書的其他部分我們可以發現，顧盛作為伍氏的合夥人，歷經輾轉，幾經波折，才聯繫上波士頓聯盟，動用了兩人手上所有的資金，投資煙土買賣。不僅如此，從土耳其運入國內的煙土數量也由他把控。”“1821年以後，伍秉鑑接觸煙土生意的跡象就再也沒有了。”
這一年是道光登基的第一年，就在這一年，中國迎來了此前從未有過的最嚴格的煙土管控時代。伍秉鑑混跡商界多年，精通各種金融工具，熟知政治與經濟時局，他極有可能在這時明智地選擇了向煙土走私這門生意停止注入資金。
直到今天，無論是哪一本中文資料，都未從中發現過伍秉鑑曾經參與煙土走私的蛛絲馬跡。“假如，他的美國夥計們將他們代替伍秉鑑經營業務的機密外洩，麻煩可就找上他的門了。這偷天換日的勾當是如此隱祕，直到近些年來才遭到懷疑。”雅克·當斯這樣說道。
雅克·當斯的《黃金圈住地》英文版在1997年出版。換句話說，一直到1990年左右，記載有伍秉鑑海外資金投資去向的“帕金斯檔案”才被發現，關於伍秉鑑用其投資鴉片走私的不傳之祕也才被研究者揭開。
1843年的9月，伍秉鑑駕鶴西去，享年七十四歲。
伍秉鑑死後，曾經富甲天下的廣東十三行開始逐漸沒落。
此時，許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紛紛破產，更致命的是，隨著五口通商的實行，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廣東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權也隨之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降臨到十三行街，終於，使這些具有100多年曆史的商館徹底化為灰燼。
在鴉片戰爭時期從歷史的舞臺上謝幕之後，歷史中那些關於鴉片的事實，如同隔著鏡子上瀰漫的霧的佳人，猶抱琵琶半遮面，再沒人能看透。而以為黑暗的時代終於過去，即將迎來破曉的人民，被驅趕著進入了另一個暗不見天日的深淵。
清廷統治下的舊中國逐漸有許多省份興起種植鴉片，這種“以土抵洋”的自然經濟政策，對外國鴉片的輸入的確產生了一定的屏障作用。林則徐在陝西當巡撫時，就曾給江西撫州知府文海去信，信中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菸而不嗜土煙。”對於土煙，林則徐又說：“內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脈貫注，何礙之有？”
如果，有人對林則徐此言大為詫異，那麼，他應該對清廷此時日落西山，奄奄一息的財政狀況不甚瞭解。
1877年，面對國民日益頹唐的精神狀況，郭嵩燾接連兩次上奏，請求朝廷禁止鴉片流通，但是，兩廣總督劉坤一在給劉仲良的信件中說：“郭筠仙侍郎禁菸之議，萬不能行。即以廣東而論，海關司局每年所收洋藥稅釐約百萬有奇，詎有既經禁菸仍收稅釐之理！此項鉅款為接濟京、協各餉及地方一切需要，從何設法彌縫？”
晚清著名的大吏李鴻章和左宗棠二人，也主張放鬆對鴉片的管控，允許其流通。“弛禁”顯然不是為了放縱鴉片流害民眾，而是為了爭取改革的時間。
但是，三十年後，作為接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早期維新派成員，鄭觀應、王韜等人仍主張以鴉片換取稅收的政策，這也說明洋務運動以來，清朝的財政大局早已是大勢已去，採用鴉片換取財政資金的方法，也不過是無計可施後的應急之策。
最終，這樣的政策只能換回清廷財政短時間內的迴光返照罷了。
1836年，阿薩姆地區種植出第一批優質紅茶，打開了市場銷量，大受歡迎。從此，中國茶葉的市場號召力逐漸下降，難以換來大量白銀，雖然，鴉片的自產自銷防止了白銀外流，但是，曾經輸入的白銀已經流失殆盡，老百姓依靠銅板進行市場流通，維持生計。
但是，白銀作為稅收貨幣，每年強制進行徵收。銀貴錢賤，百姓在夾縫中難以生存，繼而，被逼上絕路，暴亂四起，群臣束手無策。各省財政也只是揚湯止沸，剜肉醫瘡，無法解決根本問題，自此，“鴉片稅”的從從權之計變得再難以擺脫。
1906年，禁菸令頒佈，清政府計劃用10年的時間循序漸進地清除煙毒流害。1909年，上海舉辦了世界上第一次國際禁毒會議，這時清政府還未倒閉，“萬國禁菸”會也成功被舉辦。兩年後，也就是1911年，被拖欠軍餉長達半年的湖北新軍揭竿起義，史稱“辛亥革命”。
清王朝就此終結，“禁菸令”也無疾而終，清朝和鴉片的故事戛然而止。
一直到民初之時，民國政府又發動了一次禁菸運動。
這是民初政府為了除舊佈新，鞏固新生的制度而發動的禁菸運動。這場運動前後經歷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國的印度鴉片的合法進口。到新中國建立之後，面臨著複雜的社會環境，存在著許多醜惡的社會現象：鴉片煙毒流行，賭場、妓院林立… …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禁毒運動展開了。
參考資料：
【《鴉片戰爭》、《廣東十三行的百年興衰》、《兩百年前廣州的世界首富—— 伍秉鑑的興衰之謎》、《十三行故事：富可敵國的伍秉鑑家族的興衰》、《中國歷史上的禁菸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