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陶靖節先生詩》，器曰書坊影刻本
此書乃是王燕來先生所轉贈，他在微信中告訴我說，此書“是揚州二十四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找名師雕版刷印的，是本社與該公司合作出版的雕版印刷古籍善本品牌‘古本新槧’的第一種，之後還會陸續刷印《趙城金藏·金剛經》《南方草木狀》《三謝詩》《淮海居士長短句》等書。請笑納。”可知此為王燕來先生主持的另一個刻版刷印系列。
我所得的這一函兩冊乃是初刷紅印本，書牌上刊刻著“陶淵明集”和“器曰書坊藏版”，牌記則為“丁酉仲春器曰書坊據南宋鹹淳本景刻”，不知器曰書坊是否為二十四度文化公司的別稱。該本末頁貼有藏書票狀的浮簽，上刻“戊戌秋器曰書坊梓行叄拾部此為第拾叄部”。以傳統木雕版的形式影刻這樣一部書，費時費力，卻僅刷印三十部，看來這是有意製作珍玩。
陶淵明的詩集基本可分為四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三個系列。此書底本是國圖所藏宋湯漢刻本，先後經周春、顧自修、黃丕烈等名家收藏，其中顧自修跋語寫到如下一段掌故：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鮑以文自蘇州回棹，同新倉吳葵裡過鬆靄先生著書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飲。燈下談及於陶淵明詩一本，一本序末標湯漢，不知湯漢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叩《陶集》攜行篋否，則答雲已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日，先生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雖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心，疑其為祕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互易，初以書畫、銅、瓷、端硯，俱不可。芑堂適需古墨，先生因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易之。墨重一斤，值白金如數。至癸卯五月，閱兩年而議始定。此書乃為先生所有，蓋其得之之難如此。
而黃丕烈的跋語則寫道：
湯伯紀注陶詩宋刻真本，在海寧周鬆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巧取豪奪，故祕不示人，並雲欲以殉葬。餘素聞其說於吳興賈人，久懸懸於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傳書賈某得此書，欲求售於吳門，久而未至。後嘉禾友人札致餘，有此書，許四十金，未果，已為峽石人家得去。聞此言，甚怏怏，然已無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吳子修候餘，餘往答之，出所藏書示餘，湯注《陶詩》在焉。開卷展視，其為宋本無疑。詢所由來，乃知峽石人即伊相識，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歸，議久始諧百金之直，銀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餘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嘉慶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黃丕烈稱，周春得到此書後，十分喜愛，特意將此書與宋刻《禮書》專避一室專藏，並以此為書齋起名為禮陶齋，並且周春得到該書的過程近似於巧取豪奪，故對此書十分珍祕，不輕易示人，表示他日還將以此書殉葬。這等珍祕之書，令黃丕烈為之神往，某天他竟然聽聞這部書散出來了，繼而又聽聞此書被他人買得，不禁爽然若失，此後不久他又在朋友那裡見到了這部書，終於花重值將其買得。
據說，周春當年先是買出了《禮書》，這樣“禮陶齋”這個堂號不能成立，於是周春改堂號為寶陶齋，而今這部陶集也售出，周春又改堂號為夢陶齋。蕘圃聽聞後不免慼慼，在跋中講到了此書從周春家散出的細節：嘉慶十三年，書商吳東白到周家要求購買此書，周春原本無出讓之意，但既然對方提出，於是他索性漫天要價，以圖嚇走書商。周春喊出的價格是“三十二番”，想來這裡指的是三十二塊銀洋。周春並且說，如果你身上帶有這麼多錢，我就立即賣給你，沒想到吳東白乃是有備而來，當場掏出了這筆錢，這種局面周春未曾料想到，一言既出，只好將書售給吳東白。取書之日，周春為之泣下。黃跋中的惺惺相惜，百年後讓我讀來都為之感動。
蕘圃得到該書後，也同樣寶愛有加，特意將該書與另一部宋刻遞修十卷本的《陶淵明集》專避一室藏之，並顏其室曰“陶陶室”。當時他特意請王芑孫寫了篇《黃蕘圃陶陶室記》，此記中稱：“今者託趣於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宜為縣而不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以此可知，黃丕烈對陶集之喜愛，並非只因其是難得的宋本，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以陶淵明自喻。後來蕘圃又從周錫瓚處購買到了宋刻《和陶詩》，此書即是《施顧注蘇詩》的一部分。
後來黃丕烈也演繹了周春的故事，他父親去世後，靈堂失火，為此家道中落，迫於生計，黃丕烈藏書逐漸散出，而他藏的兩部宋版書，以及其他一些書一齊歸了汪士鍾藝芸書社。太平天國戰爭之後，藝芸書社藏本也逐漸散出，陶陶室的兩部陶淵明詩集為海源閣所得，後來海源閣藏書散出，這兩部陶集又歸了天津大藏書家周叔弢，1952年8月，周叔弢將所藏的各類善本715種，一併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這兩部陶集。
這兩部書畢竟是難得的珍本，而我只在幾次展覽中見過原本，其刊刻之精彩不容逼視，如今得到了器曰書坊影刻之本，其刊刻之精雅，堪稱下真跡一等，雖非原本，但畢竟是可以上手把玩之物，不亦陶陶哉？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陶靖節先生詩》，器曰書坊影刻本
此書乃是王燕來先生所轉贈，他在微信中告訴我說，此書“是揚州二十四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找名師雕版刷印的，是本社與該公司合作出版的雕版印刷古籍善本品牌‘古本新槧’的第一種，之後還會陸續刷印《趙城金藏·金剛經》《南方草木狀》《三謝詩》《淮海居士長短句》等書。請笑納。”可知此為王燕來先生主持的另一個刻版刷印系列。
我所得的這一函兩冊乃是初刷紅印本，書牌上刊刻著“陶淵明集”和“器曰書坊藏版”，牌記則為“丁酉仲春器曰書坊據南宋鹹淳本景刻”，不知器曰書坊是否為二十四度文化公司的別稱。該本末頁貼有藏書票狀的浮簽，上刻“戊戌秋器曰書坊梓行叄拾部此為第拾叄部”。以傳統木雕版的形式影刻這樣一部書，費時費力，卻僅刷印三十部，看來這是有意製作珍玩。
陶淵明的詩集基本可分為四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三個系列。此書底本是國圖所藏宋湯漢刻本，先後經周春、顧自修、黃丕烈等名家收藏，其中顧自修跋語寫到如下一段掌故：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鮑以文自蘇州回棹，同新倉吳葵裡過鬆靄先生著書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飲。燈下談及於陶淵明詩一本，一本序末標湯漢，不知湯漢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叩《陶集》攜行篋否，則答雲已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日，先生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雖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心，疑其為祕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互易，初以書畫、銅、瓷、端硯，俱不可。芑堂適需古墨，先生因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易之。墨重一斤，值白金如數。至癸卯五月，閱兩年而議始定。此書乃為先生所有，蓋其得之之難如此。
而黃丕烈的跋語則寫道：
湯伯紀注陶詩宋刻真本，在海寧周鬆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巧取豪奪，故祕不示人，並雲欲以殉葬。餘素聞其說於吳興賈人，久懸懸於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傳書賈某得此書，欲求售於吳門，久而未至。後嘉禾友人札致餘，有此書，許四十金，未果，已為峽石人家得去。聞此言，甚怏怏，然已無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吳子修候餘，餘往答之，出所藏書示餘，湯注《陶詩》在焉。開卷展視，其為宋本無疑。詢所由來，乃知峽石人即伊相識，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歸，議久始諧百金之直，銀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餘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嘉慶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黃丕烈稱，周春得到此書後，十分喜愛，特意將此書與宋刻《禮書》專避一室專藏，並以此為書齋起名為禮陶齋，並且周春得到該書的過程近似於巧取豪奪，故對此書十分珍祕，不輕易示人，表示他日還將以此書殉葬。這等珍祕之書，令黃丕烈為之神往，某天他竟然聽聞這部書散出來了，繼而又聽聞此書被他人買得，不禁爽然若失，此後不久他又在朋友那裡見到了這部書，終於花重值將其買得。
據說，周春當年先是買出了《禮書》，這樣“禮陶齋”這個堂號不能成立，於是周春改堂號為寶陶齋，而今這部陶集也售出，周春又改堂號為夢陶齋。蕘圃聽聞後不免慼慼，在跋中講到了此書從周春家散出的細節：嘉慶十三年，書商吳東白到周家要求購買此書，周春原本無出讓之意，但既然對方提出，於是他索性漫天要價，以圖嚇走書商。周春喊出的價格是“三十二番”，想來這裡指的是三十二塊銀洋。周春並且說，如果你身上帶有這麼多錢，我就立即賣給你，沒想到吳東白乃是有備而來，當場掏出了這筆錢，這種局面周春未曾料想到，一言既出，只好將書售給吳東白。取書之日，周春為之泣下。黃跋中的惺惺相惜，百年後讓我讀來都為之感動。
蕘圃得到該書後，也同樣寶愛有加，特意將該書與另一部宋刻遞修十卷本的《陶淵明集》專避一室藏之，並顏其室曰“陶陶室”。當時他特意請王芑孫寫了篇《黃蕘圃陶陶室記》，此記中稱：“今者託趣於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宜為縣而不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以此可知，黃丕烈對陶集之喜愛，並非只因其是難得的宋本，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以陶淵明自喻。後來蕘圃又從周錫瓚處購買到了宋刻《和陶詩》，此書即是《施顧注蘇詩》的一部分。
後來黃丕烈也演繹了周春的故事，他父親去世後，靈堂失火，為此家道中落，迫於生計，黃丕烈藏書逐漸散出，而他藏的兩部宋版書，以及其他一些書一齊歸了汪士鍾藝芸書社。太平天國戰爭之後，藝芸書社藏本也逐漸散出，陶陶室的兩部陶淵明詩集為海源閣所得，後來海源閣藏書散出，這兩部陶集又歸了天津大藏書家周叔弢，1952年8月，周叔弢將所藏的各類善本715種，一併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這兩部陶集。
這兩部書畢竟是難得的珍本，而我只在幾次展覽中見過原本，其刊刻之精彩不容逼視，如今得到了器曰書坊影刻之本，其刊刻之精雅，堪稱下真跡一等，雖非原本，但畢竟是可以上手把玩之物，不亦陶陶哉？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陶靖節先生詩》，器曰書坊影刻本
此書乃是王燕來先生所轉贈，他在微信中告訴我說，此書“是揚州二十四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找名師雕版刷印的，是本社與該公司合作出版的雕版印刷古籍善本品牌‘古本新槧’的第一種，之後還會陸續刷印《趙城金藏·金剛經》《南方草木狀》《三謝詩》《淮海居士長短句》等書。請笑納。”可知此為王燕來先生主持的另一個刻版刷印系列。
我所得的這一函兩冊乃是初刷紅印本，書牌上刊刻著“陶淵明集”和“器曰書坊藏版”，牌記則為“丁酉仲春器曰書坊據南宋鹹淳本景刻”，不知器曰書坊是否為二十四度文化公司的別稱。該本末頁貼有藏書票狀的浮簽，上刻“戊戌秋器曰書坊梓行叄拾部此為第拾叄部”。以傳統木雕版的形式影刻這樣一部書，費時費力，卻僅刷印三十部，看來這是有意製作珍玩。
陶淵明的詩集基本可分為四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三個系列。此書底本是國圖所藏宋湯漢刻本，先後經周春、顧自修、黃丕烈等名家收藏，其中顧自修跋語寫到如下一段掌故：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鮑以文自蘇州回棹，同新倉吳葵裡過鬆靄先生著書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飲。燈下談及於陶淵明詩一本，一本序末標湯漢，不知湯漢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叩《陶集》攜行篋否，則答雲已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日，先生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雖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心，疑其為祕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互易，初以書畫、銅、瓷、端硯，俱不可。芑堂適需古墨，先生因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易之。墨重一斤，值白金如數。至癸卯五月，閱兩年而議始定。此書乃為先生所有，蓋其得之之難如此。
而黃丕烈的跋語則寫道：
湯伯紀注陶詩宋刻真本，在海寧周鬆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巧取豪奪，故祕不示人，並雲欲以殉葬。餘素聞其說於吳興賈人，久懸懸於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傳書賈某得此書，欲求售於吳門，久而未至。後嘉禾友人札致餘，有此書，許四十金，未果，已為峽石人家得去。聞此言，甚怏怏，然已無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吳子修候餘，餘往答之，出所藏書示餘，湯注《陶詩》在焉。開卷展視，其為宋本無疑。詢所由來，乃知峽石人即伊相識，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歸，議久始諧百金之直，銀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餘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嘉慶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黃丕烈稱，周春得到此書後，十分喜愛，特意將此書與宋刻《禮書》專避一室專藏，並以此為書齋起名為禮陶齋，並且周春得到該書的過程近似於巧取豪奪，故對此書十分珍祕，不輕易示人，表示他日還將以此書殉葬。這等珍祕之書，令黃丕烈為之神往，某天他竟然聽聞這部書散出來了，繼而又聽聞此書被他人買得，不禁爽然若失，此後不久他又在朋友那裡見到了這部書，終於花重值將其買得。
據說，周春當年先是買出了《禮書》，這樣“禮陶齋”這個堂號不能成立，於是周春改堂號為寶陶齋，而今這部陶集也售出，周春又改堂號為夢陶齋。蕘圃聽聞後不免慼慼，在跋中講到了此書從周春家散出的細節：嘉慶十三年，書商吳東白到周家要求購買此書，周春原本無出讓之意，但既然對方提出，於是他索性漫天要價，以圖嚇走書商。周春喊出的價格是“三十二番”，想來這裡指的是三十二塊銀洋。周春並且說，如果你身上帶有這麼多錢，我就立即賣給你，沒想到吳東白乃是有備而來，當場掏出了這筆錢，這種局面周春未曾料想到，一言既出，只好將書售給吳東白。取書之日，周春為之泣下。黃跋中的惺惺相惜，百年後讓我讀來都為之感動。
蕘圃得到該書後，也同樣寶愛有加，特意將該書與另一部宋刻遞修十卷本的《陶淵明集》專避一室藏之，並顏其室曰“陶陶室”。當時他特意請王芑孫寫了篇《黃蕘圃陶陶室記》，此記中稱：“今者託趣於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宜為縣而不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以此可知，黃丕烈對陶集之喜愛，並非只因其是難得的宋本，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以陶淵明自喻。後來蕘圃又從周錫瓚處購買到了宋刻《和陶詩》，此書即是《施顧注蘇詩》的一部分。
後來黃丕烈也演繹了周春的故事，他父親去世後，靈堂失火，為此家道中落，迫於生計，黃丕烈藏書逐漸散出，而他藏的兩部宋版書，以及其他一些書一齊歸了汪士鍾藝芸書社。太平天國戰爭之後，藝芸書社藏本也逐漸散出，陶陶室的兩部陶淵明詩集為海源閣所得，後來海源閣藏書散出，這兩部陶集又歸了天津大藏書家周叔弢，1952年8月，周叔弢將所藏的各類善本715種，一併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這兩部陶集。
這兩部書畢竟是難得的珍本，而我只在幾次展覽中見過原本，其刊刻之精彩不容逼視，如今得到了器曰書坊影刻之本，其刊刻之精雅，堪稱下真跡一等，雖非原本，但畢竟是可以上手把玩之物，不亦陶陶哉？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陶靖節先生詩》，器曰書坊影刻本
此書乃是王燕來先生所轉贈，他在微信中告訴我說，此書“是揚州二十四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找名師雕版刷印的，是本社與該公司合作出版的雕版印刷古籍善本品牌‘古本新槧’的第一種，之後還會陸續刷印《趙城金藏·金剛經》《南方草木狀》《三謝詩》《淮海居士長短句》等書。請笑納。”可知此為王燕來先生主持的另一個刻版刷印系列。
我所得的這一函兩冊乃是初刷紅印本，書牌上刊刻著“陶淵明集”和“器曰書坊藏版”，牌記則為“丁酉仲春器曰書坊據南宋鹹淳本景刻”，不知器曰書坊是否為二十四度文化公司的別稱。該本末頁貼有藏書票狀的浮簽，上刻“戊戌秋器曰書坊梓行叄拾部此為第拾叄部”。以傳統木雕版的形式影刻這樣一部書，費時費力，卻僅刷印三十部，看來這是有意製作珍玩。
陶淵明的詩集基本可分為四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三個系列。此書底本是國圖所藏宋湯漢刻本，先後經周春、顧自修、黃丕烈等名家收藏，其中顧自修跋語寫到如下一段掌故：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鮑以文自蘇州回棹，同新倉吳葵裡過鬆靄先生著書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飲。燈下談及於陶淵明詩一本，一本序末標湯漢，不知湯漢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叩《陶集》攜行篋否，則答雲已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日，先生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雖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心，疑其為祕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互易，初以書畫、銅、瓷、端硯，俱不可。芑堂適需古墨，先生因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易之。墨重一斤，值白金如數。至癸卯五月，閱兩年而議始定。此書乃為先生所有，蓋其得之之難如此。
而黃丕烈的跋語則寫道：
湯伯紀注陶詩宋刻真本，在海寧周鬆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巧取豪奪，故祕不示人，並雲欲以殉葬。餘素聞其說於吳興賈人，久懸懸於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傳書賈某得此書，欲求售於吳門，久而未至。後嘉禾友人札致餘，有此書，許四十金，未果，已為峽石人家得去。聞此言，甚怏怏，然已無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吳子修候餘，餘往答之，出所藏書示餘，湯注《陶詩》在焉。開卷展視，其為宋本無疑。詢所由來，乃知峽石人即伊相識，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歸，議久始諧百金之直，銀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餘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嘉慶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黃丕烈稱，周春得到此書後，十分喜愛，特意將此書與宋刻《禮書》專避一室專藏，並以此為書齋起名為禮陶齋，並且周春得到該書的過程近似於巧取豪奪，故對此書十分珍祕，不輕易示人，表示他日還將以此書殉葬。這等珍祕之書，令黃丕烈為之神往，某天他竟然聽聞這部書散出來了，繼而又聽聞此書被他人買得，不禁爽然若失，此後不久他又在朋友那裡見到了這部書，終於花重值將其買得。
據說，周春當年先是買出了《禮書》，這樣“禮陶齋”這個堂號不能成立，於是周春改堂號為寶陶齋，而今這部陶集也售出，周春又改堂號為夢陶齋。蕘圃聽聞後不免慼慼，在跋中講到了此書從周春家散出的細節：嘉慶十三年，書商吳東白到周家要求購買此書，周春原本無出讓之意，但既然對方提出，於是他索性漫天要價，以圖嚇走書商。周春喊出的價格是“三十二番”，想來這裡指的是三十二塊銀洋。周春並且說，如果你身上帶有這麼多錢，我就立即賣給你，沒想到吳東白乃是有備而來，當場掏出了這筆錢，這種局面周春未曾料想到，一言既出，只好將書售給吳東白。取書之日，周春為之泣下。黃跋中的惺惺相惜，百年後讓我讀來都為之感動。
蕘圃得到該書後，也同樣寶愛有加，特意將該書與另一部宋刻遞修十卷本的《陶淵明集》專避一室藏之，並顏其室曰“陶陶室”。當時他特意請王芑孫寫了篇《黃蕘圃陶陶室記》，此記中稱：“今者託趣於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宜為縣而不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以此可知，黃丕烈對陶集之喜愛，並非只因其是難得的宋本，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以陶淵明自喻。後來蕘圃又從周錫瓚處購買到了宋刻《和陶詩》，此書即是《施顧注蘇詩》的一部分。
後來黃丕烈也演繹了周春的故事，他父親去世後，靈堂失火，為此家道中落，迫於生計，黃丕烈藏書逐漸散出，而他藏的兩部宋版書，以及其他一些書一齊歸了汪士鍾藝芸書社。太平天國戰爭之後，藝芸書社藏本也逐漸散出，陶陶室的兩部陶淵明詩集為海源閣所得，後來海源閣藏書散出，這兩部陶集又歸了天津大藏書家周叔弢，1952年8月，周叔弢將所藏的各類善本715種，一併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這兩部陶集。
這兩部書畢竟是難得的珍本，而我只在幾次展覽中見過原本，其刊刻之精彩不容逼視，如今得到了器曰書坊影刻之本，其刊刻之精雅，堪稱下真跡一等，雖非原本，但畢竟是可以上手把玩之物，不亦陶陶哉？
《牙祭歲月·追尋美食裡的歷史意蘊》，王道著
6月8日，綠茶先生來微信稱，蘇州王道兄新出了一本書，準備來北京搞活動，想邀請我作嘉賓，問是否方便。其所定日期為6月15日晚上，這個時段恰有空閉，於是前往湊熱鬧。新書座談會的地點是在南鑼鼓巷的一條小衚衕內，在一棵大樹的後面，遮掩著小眾書坊的招牌。這家書坊處在一個改造後的四合院內，寬大的店堂裡面，所售之書，竟然全部是詩集，在我印象中，詩集是講情懷而無論市場者，專一又單一品種的書店，我還是頭一回走入。
這場活動辦得倒是蠻有趣，尤其方繼孝先生娓娓道來的講述，最令聽眾解頤，而我最為關心王道寫此書的原因。大概兩年前，綠茶安排我在蘇州的一家書店舉辦了一場活動，在那裡我結識了王道先生。我記得那個時段，貼在他身上的標籤乃是張充和研究專家，他的不苟言笑，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這樣一位嚴肅之人，轉而去研究美食，讓我多少有點腦筋急轉彎式的困難，但聽完了他在會上的所講，於是明白寫美食乃是他療心疾的主要方式。
我對美食一向外行，但為了這場對談，我還是將他的這部新作翻閱一過。他在代序是提到了自己的家鄉，有種名叫荊芥的鄉土佐料，家鄉的餐桌上各種涼菜都會以荊芥為伴，他甚至覺得若食物中缺乏了這種清亮碧綠的荊芥，那桌菜就會黯然失色。然因輾轉多地，王道無法時時吃到荊芥，於是他想出了自己種植這個辦法，經過幾次失敗，終於長出了芽苗，但食用後的味道，絕不如家鄉。
我不知荊芥為何物，於是在現場向其請教，沒想到現場的聽眾有多人都食用過此物，眾人紛紛向我描繪荊芥的長相，以至於我調侃說，還是你們坐在臺上吧，我當聽眾更合適。
王道在書中提到的美食，我也並非一樣沒吃過，比如他講到了常熟虞山興福寺的蕈油麵。該書第一篇寫的就是宋氏二姐妹在1947年10月，特地趕到興福寺吃此面的故事，王道在文中詳細講到了製作此面是何等的費時費力，並且借二宋之口來誇讚此面是何等的鮮美。而近幾年我每次到常熟尋訪，朋友大多會一大早到酒店來接我，特意趕往興福寺去吃這碗麵。
其實吃麵之地距離興福寺還有一段距離，也許是該面太火的緣故，在一大片空地上，搭起了無數個棚子，人們就在這棚子之下大汗淋漓的吃著蕈油麵，雖然每個棚子旁邊都有一個功率巨大的工業電風扇在賣命地吹著熱風，但那個場景讓我感到的不僅是壯觀，還時常有一種想搞惡作劇的心理，因為我總想把筷子插入電風扇內，看看能不能將筷子折斷。
雖然我的品味是如此之低，卻並不妨礙我拜讀王道這部新作時產生快感。我從中瞭解到不少的掌故。比如王道在文中講到了英國文豪蕭伯納來訪中國，由邵洵美作為世界筆會的中國祕書，負責接待工作。因為蕭伯納不吃葷菜，於是邵洵美就在上海最著名的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這桌菜價格不斐，高價四十六大洋，而這筆錢由邵洵美個人所出。然王道寫此文也絕不是為了寫吃，他在本文的結尾處說了這樣一句話：“心理學家說，愛吃甜食的人具有親和力與奉獻精神。還有人說愛吃甜食的人心地善良，心裡住著一個菩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陶靖節先生詩》，器曰書坊影刻本
此書乃是王燕來先生所轉贈，他在微信中告訴我說，此書“是揚州二十四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找名師雕版刷印的，是本社與該公司合作出版的雕版印刷古籍善本品牌‘古本新槧’的第一種，之後還會陸續刷印《趙城金藏·金剛經》《南方草木狀》《三謝詩》《淮海居士長短句》等書。請笑納。”可知此為王燕來先生主持的另一個刻版刷印系列。
我所得的這一函兩冊乃是初刷紅印本，書牌上刊刻著“陶淵明集”和“器曰書坊藏版”，牌記則為“丁酉仲春器曰書坊據南宋鹹淳本景刻”，不知器曰書坊是否為二十四度文化公司的別稱。該本末頁貼有藏書票狀的浮簽，上刻“戊戌秋器曰書坊梓行叄拾部此為第拾叄部”。以傳統木雕版的形式影刻這樣一部書，費時費力，卻僅刷印三十部，看來這是有意製作珍玩。
陶淵明的詩集基本可分為四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三個系列。此書底本是國圖所藏宋湯漢刻本，先後經周春、顧自修、黃丕烈等名家收藏，其中顧自修跋語寫到如下一段掌故：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鮑以文自蘇州回棹，同新倉吳葵裡過鬆靄先生著書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飲。燈下談及於陶淵明詩一本，一本序末標湯漢，不知湯漢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叩《陶集》攜行篋否，則答雲已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日，先生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雖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心，疑其為祕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互易，初以書畫、銅、瓷、端硯，俱不可。芑堂適需古墨，先生因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易之。墨重一斤，值白金如數。至癸卯五月，閱兩年而議始定。此書乃為先生所有，蓋其得之之難如此。
而黃丕烈的跋語則寫道：
湯伯紀注陶詩宋刻真本，在海寧周鬆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巧取豪奪，故祕不示人，並雲欲以殉葬。餘素聞其說於吳興賈人，久懸懸於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傳書賈某得此書，欲求售於吳門，久而未至。後嘉禾友人札致餘，有此書，許四十金，未果，已為峽石人家得去。聞此言，甚怏怏，然已無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吳子修候餘，餘往答之，出所藏書示餘，湯注《陶詩》在焉。開卷展視，其為宋本無疑。詢所由來，乃知峽石人即伊相識，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歸，議久始諧百金之直，銀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餘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嘉慶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黃丕烈稱，周春得到此書後，十分喜愛，特意將此書與宋刻《禮書》專避一室專藏，並以此為書齋起名為禮陶齋，並且周春得到該書的過程近似於巧取豪奪，故對此書十分珍祕，不輕易示人，表示他日還將以此書殉葬。這等珍祕之書，令黃丕烈為之神往，某天他竟然聽聞這部書散出來了，繼而又聽聞此書被他人買得，不禁爽然若失，此後不久他又在朋友那裡見到了這部書，終於花重值將其買得。
據說，周春當年先是買出了《禮書》，這樣“禮陶齋”這個堂號不能成立，於是周春改堂號為寶陶齋，而今這部陶集也售出，周春又改堂號為夢陶齋。蕘圃聽聞後不免慼慼，在跋中講到了此書從周春家散出的細節：嘉慶十三年，書商吳東白到周家要求購買此書，周春原本無出讓之意，但既然對方提出，於是他索性漫天要價，以圖嚇走書商。周春喊出的價格是“三十二番”，想來這裡指的是三十二塊銀洋。周春並且說，如果你身上帶有這麼多錢，我就立即賣給你，沒想到吳東白乃是有備而來，當場掏出了這筆錢，這種局面周春未曾料想到，一言既出，只好將書售給吳東白。取書之日，周春為之泣下。黃跋中的惺惺相惜，百年後讓我讀來都為之感動。
蕘圃得到該書後，也同樣寶愛有加，特意將該書與另一部宋刻遞修十卷本的《陶淵明集》專避一室藏之，並顏其室曰“陶陶室”。當時他特意請王芑孫寫了篇《黃蕘圃陶陶室記》，此記中稱：“今者託趣於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宜為縣而不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以此可知，黃丕烈對陶集之喜愛，並非只因其是難得的宋本，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以陶淵明自喻。後來蕘圃又從周錫瓚處購買到了宋刻《和陶詩》，此書即是《施顧注蘇詩》的一部分。
後來黃丕烈也演繹了周春的故事，他父親去世後，靈堂失火，為此家道中落，迫於生計，黃丕烈藏書逐漸散出，而他藏的兩部宋版書，以及其他一些書一齊歸了汪士鍾藝芸書社。太平天國戰爭之後，藝芸書社藏本也逐漸散出，陶陶室的兩部陶淵明詩集為海源閣所得，後來海源閣藏書散出，這兩部陶集又歸了天津大藏書家周叔弢，1952年8月，周叔弢將所藏的各類善本715種，一併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這兩部陶集。
這兩部書畢竟是難得的珍本，而我只在幾次展覽中見過原本，其刊刻之精彩不容逼視，如今得到了器曰書坊影刻之本，其刊刻之精雅，堪稱下真跡一等，雖非原本，但畢竟是可以上手把玩之物，不亦陶陶哉？
《牙祭歲月·追尋美食裡的歷史意蘊》，王道著
6月8日，綠茶先生來微信稱，蘇州王道兄新出了一本書，準備來北京搞活動，想邀請我作嘉賓，問是否方便。其所定日期為6月15日晚上，這個時段恰有空閉，於是前往湊熱鬧。新書座談會的地點是在南鑼鼓巷的一條小衚衕內，在一棵大樹的後面，遮掩著小眾書坊的招牌。這家書坊處在一個改造後的四合院內，寬大的店堂裡面，所售之書，竟然全部是詩集，在我印象中，詩集是講情懷而無論市場者，專一又單一品種的書店，我還是頭一回走入。
這場活動辦得倒是蠻有趣，尤其方繼孝先生娓娓道來的講述，最令聽眾解頤，而我最為關心王道寫此書的原因。大概兩年前，綠茶安排我在蘇州的一家書店舉辦了一場活動，在那裡我結識了王道先生。我記得那個時段，貼在他身上的標籤乃是張充和研究專家，他的不苟言笑，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這樣一位嚴肅之人，轉而去研究美食，讓我多少有點腦筋急轉彎式的困難，但聽完了他在會上的所講，於是明白寫美食乃是他療心疾的主要方式。
我對美食一向外行，但為了這場對談，我還是將他的這部新作翻閱一過。他在代序是提到了自己的家鄉，有種名叫荊芥的鄉土佐料，家鄉的餐桌上各種涼菜都會以荊芥為伴，他甚至覺得若食物中缺乏了這種清亮碧綠的荊芥，那桌菜就會黯然失色。然因輾轉多地，王道無法時時吃到荊芥，於是他想出了自己種植這個辦法，經過幾次失敗，終於長出了芽苗，但食用後的味道，絕不如家鄉。
我不知荊芥為何物，於是在現場向其請教，沒想到現場的聽眾有多人都食用過此物，眾人紛紛向我描繪荊芥的長相，以至於我調侃說，還是你們坐在臺上吧，我當聽眾更合適。
王道在書中提到的美食，我也並非一樣沒吃過，比如他講到了常熟虞山興福寺的蕈油麵。該書第一篇寫的就是宋氏二姐妹在1947年10月，特地趕到興福寺吃此面的故事，王道在文中詳細講到了製作此面是何等的費時費力，並且借二宋之口來誇讚此面是何等的鮮美。而近幾年我每次到常熟尋訪，朋友大多會一大早到酒店來接我，特意趕往興福寺去吃這碗麵。
其實吃麵之地距離興福寺還有一段距離，也許是該面太火的緣故，在一大片空地上，搭起了無數個棚子，人們就在這棚子之下大汗淋漓的吃著蕈油麵，雖然每個棚子旁邊都有一個功率巨大的工業電風扇在賣命地吹著熱風，但那個場景讓我感到的不僅是壯觀，還時常有一種想搞惡作劇的心理，因為我總想把筷子插入電風扇內，看看能不能將筷子折斷。
雖然我的品味是如此之低，卻並不妨礙我拜讀王道這部新作時產生快感。我從中瞭解到不少的掌故。比如王道在文中講到了英國文豪蕭伯納來訪中國，由邵洵美作為世界筆會的中國祕書，負責接待工作。因為蕭伯納不吃葷菜，於是邵洵美就在上海最著名的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這桌菜價格不斐，高價四十六大洋，而這筆錢由邵洵美個人所出。然王道寫此文也絕不是為了寫吃，他在本文的結尾處說了這樣一句話：“心理學家說，愛吃甜食的人具有親和力與奉獻精神。還有人說愛吃甜食的人心地善良，心裡住著一個菩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陶靖節先生詩》，器曰書坊影刻本
此書乃是王燕來先生所轉贈，他在微信中告訴我說，此書“是揚州二十四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找名師雕版刷印的，是本社與該公司合作出版的雕版印刷古籍善本品牌‘古本新槧’的第一種，之後還會陸續刷印《趙城金藏·金剛經》《南方草木狀》《三謝詩》《淮海居士長短句》等書。請笑納。”可知此為王燕來先生主持的另一個刻版刷印系列。
我所得的這一函兩冊乃是初刷紅印本，書牌上刊刻著“陶淵明集”和“器曰書坊藏版”，牌記則為“丁酉仲春器曰書坊據南宋鹹淳本景刻”，不知器曰書坊是否為二十四度文化公司的別稱。該本末頁貼有藏書票狀的浮簽，上刻“戊戌秋器曰書坊梓行叄拾部此為第拾叄部”。以傳統木雕版的形式影刻這樣一部書，費時費力，卻僅刷印三十部，看來這是有意製作珍玩。
陶淵明的詩集基本可分為四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三個系列。此書底本是國圖所藏宋湯漢刻本，先後經周春、顧自修、黃丕烈等名家收藏，其中顧自修跋語寫到如下一段掌故：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鮑以文自蘇州回棹，同新倉吳葵裡過鬆靄先生著書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飲。燈下談及於陶淵明詩一本，一本序末標湯漢，不知湯漢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叩《陶集》攜行篋否，則答雲已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日，先生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雖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心，疑其為祕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互易，初以書畫、銅、瓷、端硯，俱不可。芑堂適需古墨，先生因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易之。墨重一斤，值白金如數。至癸卯五月，閱兩年而議始定。此書乃為先生所有，蓋其得之之難如此。
而黃丕烈的跋語則寫道：
湯伯紀注陶詩宋刻真本，在海寧周鬆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巧取豪奪，故祕不示人，並雲欲以殉葬。餘素聞其說於吳興賈人，久懸懸於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傳書賈某得此書，欲求售於吳門，久而未至。後嘉禾友人札致餘，有此書，許四十金，未果，已為峽石人家得去。聞此言，甚怏怏，然已無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吳子修候餘，餘往答之，出所藏書示餘，湯注《陶詩》在焉。開卷展視，其為宋本無疑。詢所由來，乃知峽石人即伊相識，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歸，議久始諧百金之直，銀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餘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嘉慶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黃丕烈稱，周春得到此書後，十分喜愛，特意將此書與宋刻《禮書》專避一室專藏，並以此為書齋起名為禮陶齋，並且周春得到該書的過程近似於巧取豪奪，故對此書十分珍祕，不輕易示人，表示他日還將以此書殉葬。這等珍祕之書，令黃丕烈為之神往，某天他竟然聽聞這部書散出來了，繼而又聽聞此書被他人買得，不禁爽然若失，此後不久他又在朋友那裡見到了這部書，終於花重值將其買得。
據說，周春當年先是買出了《禮書》，這樣“禮陶齋”這個堂號不能成立，於是周春改堂號為寶陶齋，而今這部陶集也售出，周春又改堂號為夢陶齋。蕘圃聽聞後不免慼慼，在跋中講到了此書從周春家散出的細節：嘉慶十三年，書商吳東白到周家要求購買此書，周春原本無出讓之意，但既然對方提出，於是他索性漫天要價，以圖嚇走書商。周春喊出的價格是“三十二番”，想來這裡指的是三十二塊銀洋。周春並且說，如果你身上帶有這麼多錢，我就立即賣給你，沒想到吳東白乃是有備而來，當場掏出了這筆錢，這種局面周春未曾料想到，一言既出，只好將書售給吳東白。取書之日，周春為之泣下。黃跋中的惺惺相惜，百年後讓我讀來都為之感動。
蕘圃得到該書後，也同樣寶愛有加，特意將該書與另一部宋刻遞修十卷本的《陶淵明集》專避一室藏之，並顏其室曰“陶陶室”。當時他特意請王芑孫寫了篇《黃蕘圃陶陶室記》，此記中稱：“今者託趣於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宜為縣而不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以此可知，黃丕烈對陶集之喜愛，並非只因其是難得的宋本，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以陶淵明自喻。後來蕘圃又從周錫瓚處購買到了宋刻《和陶詩》，此書即是《施顧注蘇詩》的一部分。
後來黃丕烈也演繹了周春的故事，他父親去世後，靈堂失火，為此家道中落，迫於生計，黃丕烈藏書逐漸散出，而他藏的兩部宋版書，以及其他一些書一齊歸了汪士鍾藝芸書社。太平天國戰爭之後，藝芸書社藏本也逐漸散出，陶陶室的兩部陶淵明詩集為海源閣所得，後來海源閣藏書散出，這兩部陶集又歸了天津大藏書家周叔弢，1952年8月，周叔弢將所藏的各類善本715種，一併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這兩部陶集。
這兩部書畢竟是難得的珍本，而我只在幾次展覽中見過原本，其刊刻之精彩不容逼視，如今得到了器曰書坊影刻之本，其刊刻之精雅，堪稱下真跡一等，雖非原本，但畢竟是可以上手把玩之物，不亦陶陶哉？
《牙祭歲月·追尋美食裡的歷史意蘊》，王道著
6月8日，綠茶先生來微信稱，蘇州王道兄新出了一本書，準備來北京搞活動，想邀請我作嘉賓，問是否方便。其所定日期為6月15日晚上，這個時段恰有空閉，於是前往湊熱鬧。新書座談會的地點是在南鑼鼓巷的一條小衚衕內，在一棵大樹的後面，遮掩著小眾書坊的招牌。這家書坊處在一個改造後的四合院內，寬大的店堂裡面，所售之書，竟然全部是詩集，在我印象中，詩集是講情懷而無論市場者，專一又單一品種的書店，我還是頭一回走入。
這場活動辦得倒是蠻有趣，尤其方繼孝先生娓娓道來的講述，最令聽眾解頤，而我最為關心王道寫此書的原因。大概兩年前，綠茶安排我在蘇州的一家書店舉辦了一場活動，在那裡我結識了王道先生。我記得那個時段，貼在他身上的標籤乃是張充和研究專家，他的不苟言笑，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這樣一位嚴肅之人，轉而去研究美食，讓我多少有點腦筋急轉彎式的困難，但聽完了他在會上的所講，於是明白寫美食乃是他療心疾的主要方式。
我對美食一向外行，但為了這場對談，我還是將他的這部新作翻閱一過。他在代序是提到了自己的家鄉，有種名叫荊芥的鄉土佐料，家鄉的餐桌上各種涼菜都會以荊芥為伴，他甚至覺得若食物中缺乏了這種清亮碧綠的荊芥，那桌菜就會黯然失色。然因輾轉多地，王道無法時時吃到荊芥，於是他想出了自己種植這個辦法，經過幾次失敗，終於長出了芽苗，但食用後的味道，絕不如家鄉。
我不知荊芥為何物，於是在現場向其請教，沒想到現場的聽眾有多人都食用過此物，眾人紛紛向我描繪荊芥的長相，以至於我調侃說，還是你們坐在臺上吧，我當聽眾更合適。
王道在書中提到的美食，我也並非一樣沒吃過，比如他講到了常熟虞山興福寺的蕈油麵。該書第一篇寫的就是宋氏二姐妹在1947年10月，特地趕到興福寺吃此面的故事，王道在文中詳細講到了製作此面是何等的費時費力，並且借二宋之口來誇讚此面是何等的鮮美。而近幾年我每次到常熟尋訪，朋友大多會一大早到酒店來接我，特意趕往興福寺去吃這碗麵。
其實吃麵之地距離興福寺還有一段距離，也許是該面太火的緣故，在一大片空地上，搭起了無數個棚子，人們就在這棚子之下大汗淋漓的吃著蕈油麵，雖然每個棚子旁邊都有一個功率巨大的工業電風扇在賣命地吹著熱風，但那個場景讓我感到的不僅是壯觀，還時常有一種想搞惡作劇的心理，因為我總想把筷子插入電風扇內，看看能不能將筷子折斷。
雖然我的品味是如此之低，卻並不妨礙我拜讀王道這部新作時產生快感。我從中瞭解到不少的掌故。比如王道在文中講到了英國文豪蕭伯納來訪中國，由邵洵美作為世界筆會的中國祕書，負責接待工作。因為蕭伯納不吃葷菜，於是邵洵美就在上海最著名的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這桌菜價格不斐，高價四十六大洋，而這筆錢由邵洵美個人所出。然王道寫此文也絕不是為了寫吃，他在本文的結尾處說了這樣一句話：“心理學家說，愛吃甜食的人具有親和力與奉獻精神。還有人說愛吃甜食的人心地善良，心裡住著一個菩薩。”
《惜古拂塵錄》，姚伯嶽著
此為姚伯嶽先生所贈。該書乃是國圖出版社策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之一種。“公書林”一名的來由，源於1910年韋棣華女士在武漢創辦的文華公書林，此乃第一所在中國創辦的西方圖書館學專門學校，後來該校演變為今日的武漢大學，直到今日，武漢大學都是中國目錄版本學重鎮，而國圖社以此來作為叢書名，亦可見這部叢書所收著述都應當是與目錄版本學有關。我在前幾年，曾前往武漢尋訪文華公書林舊址，得到了當地藏書家陳琦先生的大力幫助，而今看到姚先生的這部書前說明，又讓我想起了陳琦帶著我在大雨中探看公書林遺址的情形。
蒙姚伯嶽先生不棄，命我為此書撰一篇序言。姚先生乃是我尊敬的專家，其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早為我所仰慕，尤其他當年撰寫的《黃丕烈評傳》，乃是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我最為喜愛的一本，而那個時段我多次前往北大圖書館聽他講述黃丕烈的故事，而今我成為該書最早的拜讀者之一，實為幸事。從他的這本文集中，我又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而本書前的第一篇序言乃是沈津先生所寫，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早在三十年前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這是我以往所未曾瞭解到的細節。沈津先生同時稱：“《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
關於我拜讀姚先生這本新作的所得與感受，我均寫入了序言中，故在此摘錄該序言如下一段：
就館藏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學圖書館可謂是中國大學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翹楚。2012年11月，北大圖書館舉辦了建館110週年的盛大慶典。為了這次慶典，該館製作了多件紀念之物，其中之一是一冊複製的館藏藏書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冊。並因此想當然地認定該館的創建時間乃是1902年。那時的北大圖書館叫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然而京師大學堂的實際創建時間卻是1898年，這兩者之間相差了四年。
雖然此前也有學者對此提出過疑問，並且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討論，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實物予以印證，故而沒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認可。然而姚伯嶽在進行館藏古籍未編書的編目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冊《大學堂書目》，通過對該書目的仔細考證，最終確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的建成時間是在1898年。他將這個發現提交給館務會，而後將此發現上報學校，結果校方很快予以批覆，同意將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上溯到1898年，比原來認定的建館時間提前了四年，恢復了歷史真相。
既然確認了北大圖書館的建館時間，那麼該館建館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裡？姚伯嶽對此問題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之前，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了本院成立三週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嶽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在檔案終於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們於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歷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俄軍和德軍先後佔據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除以上之外，本書中姚先生還有著多方面的論述，而很多問題均為他認真研究後的所得，故該書的出版，定然會成為業界人士案頭的常備之物。
《明嘉靖刻本研究》，李開升著
此為李開升先生所著，去年在寧波與他見面時，就得知他的這部專著已經完成，正在出版過程中，如今終於見到實物。本書前有李開升的博士生導師陳正宏先生所撰序言，陳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字體鑑定對於中國古籍版本鑑定的重要性：
以此字體便成為中國古籍版本鑑定中最受重視的因素。但當字體被強調到一定的程度，字體演變的線索被描繪成一條精確不變的直線，也會發生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讓初學者誤以為那種經過簡化歸納而得到的粗線條樣態，即是中國古籍版本合乎規律的線性特徵，從而忽略了具體古籍實物中實際存在的遠為複雜多變的內情。
陳正宏先生又談到李開升讀博士時，他給開升約定的研究範圍，乃是明刻本和天一閣所藏這兩個方向，而後陳先生講述了天一閣舊藏的特別之處，同時也講到了李開升在研究過程中與導師所做的相應探討。而在2015年5月，李開升論文答辯時，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教授提出的問題：“版本的差異主要是年代的差異，還是地區的差異。即是縱的差異，還是橫的差異。”陳先生在文中談到了周先生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對嘉靖本而發，這個問題可謂是針對所有的古籍印本，為此陳先生在序言中作了簡要的論述，而後稱：
一項好的版本學研究應該告訴學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學常識及其印證常識的個案複述，而是通過細緻的目驗、考訂和整理髮現的以往少為人知的細密而系統的古籍版本知識及其科學解釋。
李開升的這部專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下編為經眼書志，前面還有《緒論》，而《緒論》乃是李開升對嘉靖本概念的總括。他首先提及為什麼宋體字成為了四百年刻書字體的主流，並且發展為今天主要的漢字印刷體，為什麼嘉靖本成為了藏書界的專有名詞，並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享有單獨成卷的特殊地位。而本書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而展開的研究。《緒論》中談到鑑賞嘉靖本的開端，乃是從清初到黃丕烈。雖然在此之前，明代的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談及各地刻書的特點時，稱“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但這只是點明瞭蘇州刻書最精，福州刻書最多，並未談及各01地嘉靖本的特殊地位，而後李開升引用了黃丕烈跋《子昂集》的第一句：“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並且詳細論證黃丕烈這段話的重要意義。
在黃丕烈之後，嘉靖本成為了許多重要藏書家的重要專藏之一，其中最著名者即為鄧邦述的百靖齋、陶湘的百嘉室、吳梅的百嘉齋等等。什麼嘉靖本受到這些藏家的另眼相看，這當然是本專著需要解答的問題，李開升引用了多位藏家提到的嘉靖本的價值所在，比如鄧邦述在跋明嘉靖通津草堂本《論衡》時稱：“明刻本以明嘉靖間梓工為最有矩矱”，此乃是從刊刻精雅角度，對嘉靖本給出的褒獎之語。而對於嘉靖本的變化，鄧邦述在跋明本《鶴林玉露》中稱：“自嘉靖時，刊本字體方整，又變一格。嘉靖歷年最久，故能自成一格。”以上這些均是從刊刻精美程度而言者，其實黃丕烈在跋《子昂集》時，已經提及嘉靖之前所刻之書，在內容上還沒有像明末書坊刻本那樣偷工減料，改頭換面，而傅增湘在《涉園明本書目跋》中稱：“嘉靖以上書，雖謂與宋元本同其珍祕，豈為過論歟”。這乃是從內容角度對嘉靖本的肯定，既然嘉靖本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受到了專家的肯定，其成為藏書家追捧的對象，也就不難解釋。
對於明代版本的分期，業界大多延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明末本，將嘉靖本歸為明中本，向來無異議。但是，明嘉靖本的特點，雖然業界有總結，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劃分。陳正宏在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他遵循黃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學》的指引，結合自己在天一閣博物館內外的廣泛調查，將嘉靖本分為蘇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類，並對三類嘉靖本的特徵，與產生、發展、演變的軌跡，作了細密的分析，形成了論文上編的主體。
而李開升在《緒論》中又提到了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研究方法上給他的啟迪，因為該書志中著錄了57種嘉靖刻本：“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為此，李開升將嘉靖本分為三種類型，即蘇州式嘉靖本、北京式嘉靖本及建陽式嘉靖本，這種分法令我讀來耳目一新。
而後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分別講述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各自的版本特徵，這種總結方式可見其分類是何等之細膩。然而，我在翻閱該書的書影時，看到其舉出的京式本，乃是以北京司禮監本為代表，但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明司禮監本自有其體系在，似乎其並未受到當時社會風行的所謂“宋體字”的影響，翻閱弘治、正德間所刻的司禮監本，有些字體跟明嘉靖間司禮監所刻之書，基本完全相同，甚至有些明初正統刻本的字體也與之相彷彿，這讓我猜測，北監本是否應當單獨歸類。當然，李開升先生在天一閣庫房內翻閱了一千多部明嘉靖刻本，餘外還看到了其他館的所藏，既然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想必他有著更為完整的概念在。下次見面時，當細細向其討教之。
《林雨化詩文集》，（清）林雨化撰，林怡點校
說來慚愧，我在收到林怡老師所贈該書之前，其實對林雨化沒有多少了解。本書前有福建文史館館長盧美鬆所寫《弁言》，內容主要是介紹林怡老師為當地鄉賢著作點校所作的貢獻，同時也談到當地名人傳記的出版，只是在文章的最後一個段落才談到林雨化的一些事情，其中講到林雨化與樑章鉅之父樑上治是好友，又於樑章鉅的岳父鄭光策以及林則徐之父林賓日為摯友，因其“昌明理學”，被當地人稱為“嶺南林夫子”。
《弁言》之後有林怡所寫《才子文章高士志，勁節堪為後世師》作為前言，頗為詳盡的講到了林化雨的生平事蹟，比如林雨化的學問功底。林怡談到乾嘉時期漢學獨尊，朱子學衰落，但福建乃是朱子的故鄉，故當地的很多學者都堅持朱子理學，而林雨化先生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林雨化的一生可謂坎坷，他中年被人陷害，下獄之後又被流放新疆，對於這件事，林怡的序言中未曾談到具體陷害經過。我翻到後面時看到林怡編撰的《林雨化年譜與詩文系年》，此譜在乾隆五十七年林雨化四十九歲時，談到了被構陷入獄的具體情形。此年收錄有林雨化晚年所作《辨惑》和《遣途被害記》兩文，從文中得知，林雨化在任寧德教諭時，其門士林芳傑是地方劣紳，林對其行為多有勸戒，為此遭到林芳傑的怨恨，而後林芳傑通過其妹婿陳永爵勾結官府，汙陷林雨化，將其繫獄。
林雨化一字希五，林怡在文中稱其為希五先生，希五在《辨惑》中講到：“被系三月，獄吏勸予服輸，即可出獄，不然，罪恐不免。”希五認為此案是子虛烏有之事，堅決不服，於是被關獄中。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希五先生還通過作詩來念他人之好，比如《獄中有陳、沈二外委者，解囊買衣被給囚徒，嘉其義以勸同人》。此詩首先講述了獄中犯人之悲苦，而後又誇讚兩位獄卒：“賢哉二武弁，側然懷同仁。解囊無吝色，枯朽忽回春。”這幾句詩讀來，讓我突然間有著莫名的感動。詩名中提到這兩位獄卒是外委者，想來類似今日的編外合同工，或者保安之類。在慣常的理解中，這樣的人更是狐假虎威，然而這兩位保安卻看到有些受凍的犯人實在可憐，於是自己掏錢買衣送給囚犯。他們的舉措令林雨化十分感動，並賦詩來讚頌之義舉。
可惜的是，林雨化在此後的經歷中再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他在《遺途被害記》中有這樣具體的描寫：
予拘禁七閱月，始出罪。在府堂開發，鄧守問曰：“汝在獄讀書多乎？”答曰：“顛沛必於是。不讀何為？”曰：“汝不伏罪，今何如矣？”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加械具，指木籠，曰：“請坐此。”曰：“我教官，非盜非逆，何坐此？”竟強入之。籠既狹小，而籠口緊鎖，僅能續氣，腮尻相掣，不得屈伸。曰：“是欲死予也！無罪致死，不亦忍乎？”不顧而行。出西關，一市鬨然稱冤，至洪山橋下船。解官二員，都司鄭廷標、縣丞張增美，直解延平交卸。其由閩清至囦關也，船艙後一小堵，將籠下入堵中，遂蓋之。予急號。鄭都司自隔船至，予懇出。鄭淚涔涔下，曰：“予官小，無奈爾何。”張繼至，請出，不可。鄭為請，又不可。予大號曰：“汝害予命，死將訟汝於天！”鄧又為力請，乃出，置前艙。
在押運途中，林雨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不僅被關在一個小籠子裡，甚至還遭到投毒，同時還有人用毛巾擦其眼眶，令其雙目有如錐刺，九死一生，最終他被流放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林雨化在該文中還描寫到了許多細節，讓我讀來感到心驚膽顫。好在流放五年之後，他終於得到特赦，在其五十四歲時又回到了福州。這個結局給我以鼓勵，看來人生無論遇到怎樣的絕境，也要堅持活下去。
原來在福建還有這樣一位名士，我慚愧於自己的無知。我從林怡所寫序言讀到了林雨化的身世，文中提及晉永嘉之亂後，八姓入閩，自此之後“陳林半天下”，林姓自那時起，就是福建的旺族，而林希五先生乃是屬於福州螺洲“闕下林”的一支。關於這一支的始祖，林怡在序言中寫道：“據唐林寶《元和姓纂》記載：福建林姓始祖多比干或孔子弟子林放之後，自晉林祿南渡入閩主晉安郡後，經隋唐，林姓枝繁葉茂。”
原來福建林姓的始祖竟然是比干，或者是孔子的弟子林放，有著這樣的始祖是令人何等之景仰，而我突然想到，林怡也是林姓，說不定她跟林雨化為同一支，於是給其發微信問之。林怡在微信中告訴我，她是正宗的闕下林，如假包換。名家之後，令我膜拜。七年前，我在曲阜找到了林放之墓，我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林怡，她鄭重的為此向我表達謝意。我又問到，她是希五先生的幾世孫，林怡說自己不是希五的嫡系：“他是螺洲林第二十代，我是第二十五代。我們同屬螺江闕下林季祿學派三房裡，他的曾祖父有四個胞兄弟，他曾祖父是老大，而老四即我這一支的先祖。即他和我有共同的螺洲第一世到第十六世祖先。我們從第十七世起開始分支，但在祠堂裡算較近的同宗。”
果然，林怡與林雨化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我問到其中的一些細節時，她讓我讀一讀本書的後記，因我讀書之粗疏，我在翻閱《林雨化詩文集》時，並沒有留意到後面還有《後記》，經其提醒，大感慚愧，立即拜讀《後記》，果然第一句話就是：“論輩分，吾家希五先生，是我這輩的前五世祖，即是我的曾祖父有巖公的祖父輩。”
林怡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童年時住在螺洲舊宅，那時沒有電燈，每當夜深她總害怕有鬼出沒，而父親卻哈哈大笑著告訴她：
哪有鬼！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們祖上蒙冤流放新疆，被赦免回來，某日天沒亮就敲家門，家裡人嚇死了，不敢開門，隔著門問他：“你是人還是鬼”。祖宗回答說：“當然是人，哪會是鬼？！”
這也證明林怡家與林雨化之間的關聯，而她下功夫點校林雨化的詩文集，想來也可稱為責無旁貸。而正是林怡的點校，使我又瞭解到福建在清代時，還有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
《古書的裝幀：中國書冊制度考》，馬衡等著
該書不知何人所贈。快遞單的寄件人處僅隱約看到對方姓羅，後面兩個字無法辨識，寄出地為杭州，也看不出具體郵寄地址，於是拍照後在微信圈中徵詢是哪位師友賜下，眾位師友只是一通調侃，沒人說句正經話，還有幾人跳出來冒認，搞得我再三申明這不是炫耀，但無人理會，他們依然很歡樂。
本書乃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所編，版權頁上也無編者姓名，作者項只署名“馬衡等著”，而馬衡先生只是本書所收五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其文章名稱為《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另外則是清金鶚所撰《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日本學人島田翰所撰《書冊裝潢考》、餘嘉錫所撰《書冊制度補考》、李耀南撰《中國書裝考》。
近些年來，人們對書籍裝幀的興起與日俱增，對古書裝幀的研究也成為了業界的熱點之一，我也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大概一年前，就與當代書裝藝術家周晨先生多次談論這個話題。而在半年前，上海圖書館舉辦了古籍裝幀大展，那場展覽極為轟動，同時復旦大學古籍所與中國美院在上圖還舉辦了古籍裝幀學術研討會，蒙陳正宏教授之邀，我也忝列其中，在那研討會上做了相關的專題講座。而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我聽到了許多業界專家的高論，展覽現場的人潮，更讓我感受到人們對古籍裝幀之愛是何等的強烈。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浙江人美出版了這冊書，以便讓人們成體系的瞭解中國古籍裝幀的演變史，反應如此之迅速，可見該社操辦者之用心，而本書中的有些文章以往我也沒有認真讀過，今日翻閱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概念。書中有不少的配圖，這些圖使得讀者能夠對古籍產生形象記憶，同時書內還以線描繪畫的形式，繪出了蝴蝶裝等特殊粘合方式，另外還配上了一些舊照片，其中藏經洞的那張，雖然我已見過多次，但每次看到伯希和在藏經洞內翻閱這些經卷的場景，都讓我心中有著強烈的震撼。
《陶靖節先生詩》，器曰書坊影刻本
此書乃是王燕來先生所轉贈，他在微信中告訴我說，此書“是揚州二十四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找名師雕版刷印的，是本社與該公司合作出版的雕版印刷古籍善本品牌‘古本新槧’的第一種，之後還會陸續刷印《趙城金藏·金剛經》《南方草木狀》《三謝詩》《淮海居士長短句》等書。請笑納。”可知此為王燕來先生主持的另一個刻版刷印系列。
我所得的這一函兩冊乃是初刷紅印本，書牌上刊刻著“陶淵明集”和“器曰書坊藏版”，牌記則為“丁酉仲春器曰書坊據南宋鹹淳本景刻”，不知器曰書坊是否為二十四度文化公司的別稱。該本末頁貼有藏書票狀的浮簽，上刻“戊戌秋器曰書坊梓行叄拾部此為第拾叄部”。以傳統木雕版的形式影刻這樣一部書，費時費力，卻僅刷印三十部，看來這是有意製作珍玩。
陶淵明的詩集基本可分為四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三個系列。此書底本是國圖所藏宋湯漢刻本，先後經周春、顧自修、黃丕烈等名家收藏，其中顧自修跋語寫到如下一段掌故：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鮑以文自蘇州回棹，同新倉吳葵裡過鬆靄先生著書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飲。燈下談及於陶淵明詩一本，一本序末標湯漢，不知湯漢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叩《陶集》攜行篋否，則答雲已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日，先生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雖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心，疑其為祕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互易，初以書畫、銅、瓷、端硯，俱不可。芑堂適需古墨，先生因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易之。墨重一斤，值白金如數。至癸卯五月，閱兩年而議始定。此書乃為先生所有，蓋其得之之難如此。
而黃丕烈的跋語則寫道：
湯伯紀注陶詩宋刻真本，在海寧周鬆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巧取豪奪，故祕不示人，並雲欲以殉葬。餘素聞其說於吳興賈人，久懸懸於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傳書賈某得此書，欲求售於吳門，久而未至。後嘉禾友人札致餘，有此書，許四十金，未果，已為峽石人家得去。聞此言，甚怏怏，然已無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吳子修候餘，餘往答之，出所藏書示餘，湯注《陶詩》在焉。開卷展視，其為宋本無疑。詢所由來，乃知峽石人即伊相識，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歸，議久始諧百金之直，銀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餘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嘉慶己巳中秋月，復翁記。
黃丕烈稱，周春得到此書後，十分喜愛，特意將此書與宋刻《禮書》專避一室專藏，並以此為書齋起名為禮陶齋，並且周春得到該書的過程近似於巧取豪奪，故對此書十分珍祕，不輕易示人，表示他日還將以此書殉葬。這等珍祕之書，令黃丕烈為之神往，某天他竟然聽聞這部書散出來了，繼而又聽聞此書被他人買得，不禁爽然若失，此後不久他又在朋友那裡見到了這部書，終於花重值將其買得。
據說，周春當年先是買出了《禮書》，這樣“禮陶齋”這個堂號不能成立，於是周春改堂號為寶陶齋，而今這部陶集也售出，周春又改堂號為夢陶齋。蕘圃聽聞後不免慼慼，在跋中講到了此書從周春家散出的細節：嘉慶十三年，書商吳東白到周家要求購買此書，周春原本無出讓之意，但既然對方提出，於是他索性漫天要價，以圖嚇走書商。周春喊出的價格是“三十二番”，想來這裡指的是三十二塊銀洋。周春並且說，如果你身上帶有這麼多錢，我就立即賣給你，沒想到吳東白乃是有備而來，當場掏出了這筆錢，這種局面周春未曾料想到，一言既出，只好將書售給吳東白。取書之日，周春為之泣下。黃跋中的惺惺相惜，百年後讓我讀來都為之感動。
蕘圃得到該書後，也同樣寶愛有加，特意將該書與另一部宋刻遞修十卷本的《陶淵明集》專避一室藏之，並顏其室曰“陶陶室”。當時他特意請王芑孫寫了篇《黃蕘圃陶陶室記》，此記中稱：“今者託趣於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宜為縣而不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以此可知，黃丕烈對陶集之喜愛，並非只因其是難得的宋本，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以陶淵明自喻。後來蕘圃又從周錫瓚處購買到了宋刻《和陶詩》，此書即是《施顧注蘇詩》的一部分。
後來黃丕烈也演繹了周春的故事，他父親去世後，靈堂失火，為此家道中落，迫於生計，黃丕烈藏書逐漸散出，而他藏的兩部宋版書，以及其他一些書一齊歸了汪士鍾藝芸書社。太平天國戰爭之後，藝芸書社藏本也逐漸散出，陶陶室的兩部陶淵明詩集為海源閣所得，後來海源閣藏書散出，這兩部陶集又歸了天津大藏書家周叔弢，1952年8月，周叔弢將所藏的各類善本715種，一併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中就有這兩部陶集。
這兩部書畢竟是難得的珍本，而我只在幾次展覽中見過原本，其刊刻之精彩不容逼視，如今得到了器曰書坊影刻之本，其刊刻之精雅，堪稱下真跡一等，雖非原本，但畢竟是可以上手把玩之物，不亦陶陶哉？
《牙祭歲月·追尋美食裡的歷史意蘊》，王道著
6月8日，綠茶先生來微信稱，蘇州王道兄新出了一本書，準備來北京搞活動，想邀請我作嘉賓，問是否方便。其所定日期為6月15日晚上，這個時段恰有空閉，於是前往湊熱鬧。新書座談會的地點是在南鑼鼓巷的一條小衚衕內，在一棵大樹的後面，遮掩著小眾書坊的招牌。這家書坊處在一個改造後的四合院內，寬大的店堂裡面，所售之書，竟然全部是詩集，在我印象中，詩集是講情懷而無論市場者，專一又單一品種的書店，我還是頭一回走入。
這場活動辦得倒是蠻有趣，尤其方繼孝先生娓娓道來的講述，最令聽眾解頤，而我最為關心王道寫此書的原因。大概兩年前，綠茶安排我在蘇州的一家書店舉辦了一場活動，在那裡我結識了王道先生。我記得那個時段，貼在他身上的標籤乃是張充和研究專家，他的不苟言笑，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這樣一位嚴肅之人，轉而去研究美食，讓我多少有點腦筋急轉彎式的困難，但聽完了他在會上的所講，於是明白寫美食乃是他療心疾的主要方式。
我對美食一向外行，但為了這場對談，我還是將他的這部新作翻閱一過。他在代序是提到了自己的家鄉，有種名叫荊芥的鄉土佐料，家鄉的餐桌上各種涼菜都會以荊芥為伴，他甚至覺得若食物中缺乏了這種清亮碧綠的荊芥，那桌菜就會黯然失色。然因輾轉多地，王道無法時時吃到荊芥，於是他想出了自己種植這個辦法，經過幾次失敗，終於長出了芽苗，但食用後的味道，絕不如家鄉。
我不知荊芥為何物，於是在現場向其請教，沒想到現場的聽眾有多人都食用過此物，眾人紛紛向我描繪荊芥的長相，以至於我調侃說，還是你們坐在臺上吧，我當聽眾更合適。
王道在書中提到的美食，我也並非一樣沒吃過，比如他講到了常熟虞山興福寺的蕈油麵。該書第一篇寫的就是宋氏二姐妹在1947年10月，特地趕到興福寺吃此面的故事，王道在文中詳細講到了製作此面是何等的費時費力，並且借二宋之口來誇讚此面是何等的鮮美。而近幾年我每次到常熟尋訪，朋友大多會一大早到酒店來接我，特意趕往興福寺去吃這碗麵。
其實吃麵之地距離興福寺還有一段距離，也許是該面太火的緣故，在一大片空地上，搭起了無數個棚子，人們就在這棚子之下大汗淋漓的吃著蕈油麵，雖然每個棚子旁邊都有一個功率巨大的工業電風扇在賣命地吹著熱風，但那個場景讓我感到的不僅是壯觀，還時常有一種想搞惡作劇的心理，因為我總想把筷子插入電風扇內，看看能不能將筷子折斷。
雖然我的品味是如此之低，卻並不妨礙我拜讀王道這部新作時產生快感。我從中瞭解到不少的掌故。比如王道在文中講到了英國文豪蕭伯納來訪中國，由邵洵美作為世界筆會的中國祕書，負責接待工作。因為蕭伯納不吃葷菜，於是邵洵美就在上海最著名的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這桌菜價格不斐，高價四十六大洋，而這筆錢由邵洵美個人所出。然王道寫此文也絕不是為了寫吃，他在本文的結尾處說了這樣一句話：“心理學家說，愛吃甜食的人具有親和力與奉獻精神。還有人說愛吃甜食的人心地善良，心裡住著一個菩薩。”
《胡適英文中國思想史授課綱要遺稿》整理本 胡適著，吳浩主編，王汎森導讀
六月初南京十竹齋畫院的衛江梅院長來京與中國書店商討業務，我是中間人，故一併前往中國書店參與此會。之前的一天，衛院長說，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吳浩先生是她的朋友，故約來一起見面，由此而瞭解到吳先生乃是教育基金會副祕書長暨絲綢之路研究院執行院長，這天的見面，吳先生並沒有過多的言語，而是贈送在座者每人一本他主編的該書。我當場翻閱此書，發現這是英文本，而吳先生則告訴我，此書與胡適的那部《中國哲學史大綱》有重要關聯。
關於胡適的那部重要著作，因為只出版了上卷的原因，為此被人戲稱為“半部書先生”，但以胡適做事之專注，他沒有寫該書的中卷和下卷，定然另有原因所在，因為我視角之狹窄，在此前並未讀到過相關的解釋文章，而本書中有王汎森所寫導讀，恰恰解讀了這個問題，故這篇文章終於解了我多年之惑。
王汎森先生的導讀題目為《從哲學史到思想史――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該書首先談到了臺灣“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收藏有一份胡適用英文寫就的《中國思想史大綱》，這個大綱並不是一部書稿，而是1554張小紙片，是胡適於1944年底到1945年間在哈佛講課的大綱，王汎森強調：“這份《中國思想史大綱》與大家耳熟能詳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有很大的不同。”兩者之間有著怎樣的不同呢？王汎森說，這份英文大綱反應了胡適兩個重要轉變，第一是去哲學化的轉變，第二則是從《中國哲學史大綱》到《中國思想史大綱》的轉變。
從導讀中得知，胡適的這個轉變跟傅斯年有一定的關係。1926年8月，傅斯年給胡適寫了封長信，傅在信中跟胡適說，您寫的哲學史大綱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到是您的小說史考證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傅同時又稱，哲學史著作已經被西方漢學家寫過了，同時您用哲學來講中國的思想，這本身就是一種錯誤，因為中國古代並不存在哲學這個東西，中國只有方術。傅斯年同時跟胡適說，陳寅恪也持這樣的看法。
其實，傅斯年的所言只是催化劑，胡適本人已經意識到了一些問題，王汎森在導讀中寫道：“傅斯年在北大學生時期的文字，原來也有很多是牽涉到哲學的，可是慢慢到1926、1927年，受到當時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大概與邏輯實證論有一定的關係，他便開始疏遠哲學了。”而胡適給傅斯年的回信中，完全同意傅的所言。當時的胡適正在巴黎，他教授的就是中國哲學史，而今他要砸掉自己的飯碗，所以1927年5月，胡適訪歐歸來後，他將自己研究中古哲學的文章定名為《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此後他就很少再談哲學和哲學史，之後他開的課，也都名為思想史。後來胡適在一些演講中也會提到“哲學的根本取消”，“科學不能解決的，哲學也休想解決。即便提出解決，也不過是一個侍證的假設，不足以取信於現代的人”。他甚至說出了“將來只有思想家，而無哲學家”的觀念。
從1929年起，胡適廢棄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卷，改寫為《中古思想史長編》，而1931年，商務印書館將《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收入《萬有文庫》中，書名已經改為《中國古代哲學史》。
二十世紀30年代，胡適曾提出要取消哲學系，同時宣揚哲學破產，錢穆在《師友雜憶》中提及，胡適是北大第一個西洋哲學史教授，這樣身份的人竟然提倡取消哲學系，這在當時引起了較大震動。1934年至1938年北大哲學系學生任繼愈在晚年接受採訪時提及：“胡適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中國哲學不成體系。他貶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課叫中國思想史，不叫中國哲學史。”為此王汎森在導讀中說：“似乎有意無意之間有這麼一個分別。‘哲學史’與‘思想史’是有分別的，前者是成系統的，後者是歷史上出現過的，代表一個時代的思想。”
在此後的段落裡，王汎森還講到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乃是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改寫而成的，同時也提到了此書的鮮明主軸即進化論的問題，還談到了胡適對理學態度的轉變，以及他跟梅光迪的爭論等等。可見一個人的思想在不同的時段，會有著不同的態度，而本書講述的正是胡適早期的哲學觀。此書雖然是用英文寫就，但裡面很多的重要觀念及名詞均為漢字，由此也可看到胡適對一些專用詞語的翻譯方式，而吳浩主編的該書還在書後附上了“引得”，以便讀者能夠檢索到胡適在文中所談到的各種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