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衝及：恪盡史心，立範史德｜我和我的祖國70年70人

誠實地考察過去，是社會走向成熟的途徑。如何看待歷史，關乎著如何塑造未來。歷史學家肩負著重大的使命，在講述與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時更是如此，唯有具備真實嚴謹的治學態度、深厚廣博的史學積累、審慎獨到的見地思考等，才能真正產出“益人神智”、燭照當下的敘述或洞見。作為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的大家，年近90的金衝及已在史學領域潛心耕耘了60餘載。他開闊的視野、紮實的功底、深厚的學養、嚴謹的學風、曉暢的文字為後輩立下了治學典範。

出生於1930年的金衝及親歷了自己筆下的諸多歷史。作為浩蕩歷史裡的個體，他既見證參與了中國從貧困危難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又以歷史學家的第三者視角去記敘、考察這段曲折的民族復興之路；他既能對近代歷史做出涵蓋廣泛的一般梳理，又能深入到辛亥革命、解放戰爭等局部專題，博專通擅；他的文章不僅記敘清晰、更能議論風生，啟發深思。

對於歷史，金衝及力求“按照本來的面目去研究它”，這不僅要求史學家有求真之心，更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功夫，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去偽存真、去蕪存精，不斷反芻、對照、聯想、融合，力求對歷史事件的全貌瞭然於胸。

如今89歲的金衝及依然精力充沛，在學術的天地裡樂此不疲。他幾乎用了一生來鐫刻民族歷史，而回溯這位歷史書寫者的歷史，除了記錄下他的治學精神，或許也多少能照見跨越兩個世紀的時代變遷。

金衝及近照。（均受訪者供圖）

【人物檔案】

金衝及，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專家，1930年生於上海。1947年進入復旦大學史地系（後改歷史系）讀書，1951年畢業留校任教，“文革”前夕調北京工作。歷任復旦大學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總編輯，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他還曾擔任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第十七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現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諮詢委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是中國歷史學界繼郭沫若、劉大年之後獲此殊榮的第三人。

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中國近代史學者，金衝及在多個領域取得了開拓性成就，並撰寫了多部重要領導人傳記，多次參與黨的重要文獻的起草工作。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二十世紀中國的崛起》《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合著有《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論清末的立憲運動》等。

“突然間覺得眼明心亮”

金衝及（左）與胡繩合影。

1930年12月，金衝及出生於上海。小學時候的他便對歷史流露出濃厚興趣。當時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套100本的“歷史小叢書”，他還記得書名中有《威靈頓大敗拿破崙》《墨索里尼進軍羅馬》等，金衝及每本都看得入迷。

他的母校復旦中學保存著他初中時的成績單，入學年齡10歲，初一英文補考後才及格，但歷史課程得了98分。當時，得到圖書館主任“特權”的他有空便往書庫裡跑，或是自己攢下零花錢買書閱讀。小小年紀的他先後讀過“四書”、《史記》《綱鑑易知錄》《經史百家雜鈔》，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之後又涉獵了一批與中國近代史相關的著作，如李劍農寫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等。金衝及猶記得讀《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時津津有味的情形：“小孩子讀這樣的書居然不覺得沉重。”

1947年，金衝及考入復旦大學史地系。他坦言自己當時有過思想鬥爭，因為史地系畢業生很難找到“飯碗”。他當時還考取了一所大學的化工系，最終仍是選擇了讀歷史。那時他還年輕，對歷史學的意義談不上有深刻的認識，但總覺得：歷史講的是人類和中國社會怎樣一步步演進，是古往今來那些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最動人的歷史場面和最有智慧、才能的歷史人物，讀來能打動人心、擴大眼界、增長智慧，越深入便越為它所吸引。

他還是一個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青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的極端專制和腐敗，使他很快就失望了。因為正在學校中住讀，和他連鋪睡的同學、復旦中學地下黨書記何志高引導他積極投入“反會考”和“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使他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

剛入大學時，學生運動一時陷入低潮，金衝及十分苦悶。面對時局動盪，他試圖從書本中求索良方：“眼看著國家和社會的狀況一天天壞下去，我急切地尋找著解決辦法。鄒韜奮的書給了我很多啟發，他思想進步、充滿激情，作品非常適合年輕人閱讀。”除此以外，他還讀魯迅的雜文與小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以及胡繩、華崗、范文瀾、翦伯贊、薛暮橋、許滌新等學者的著作。

這些浸透著理性思辨與人文光芒的文字啟發金衝及反觀自己所處的社會，但他仍覺得迷茫：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狀況？存在著哪幾種力量？將來前進的方向是什麼？而當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油印件在進步學生中祕密流傳時，書中對中國社會的透徹分析，讓金衝及“突然間覺得眼明心亮，本來亂糟糟的腦子一下子變得井井有條”，經過反覆思考，金衝及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使他思想發生轉變的，不光是讀書，更有疾風驟雨的現實。面對凋敝的民生和國民黨當局種種倒行逆施、專制腐敗的行徑，金衝及不願安坐於象牙塔，而是橫下一條心全力投入愛國學生運動。“那個時候的狀況，現在年輕人無法想象。”金衝及回憶，有一次他正在校園裡走著，背後有一個人一下子把手插到他的口袋裡。他掉頭一看，是自己認識的訓導員。

“你幹什麼？”

“我看你口袋裡是什麼東西。”

下課後，不經訓導處批准，教室就上鎖，怕進步學生在那裡開會。

復旦大學的情況還好一些，在暨南大學，甚至有特務帶著槍查宿舍。這一切讓金衝及義憤填膺：“如果國家沒有前途，你個人一點希望也沒有；但是你要反抗的話，光靠個人沒有什麼用處。正因為這樣，我才下狠心拋棄自己的愛好，準備犧牲一切，投身到革命運動中去。”

1948年1月，金衝及參加復旦學生支持“同濟大學抗議校方大批開除同學而進京請願”活動，親眼看到國民黨當局派出的幾千軍警如何殘酷鎮壓學生：“國民黨軍警的馬隊衝入其美路（現四平路）上密集的學生群內，用馬刀亂砍……同學們退入同濟的禮堂後，又被驅出會場，在嚴冬寒冷的廣場上被分成一堆一堆坐著，面對國民黨軍警一圈雪亮的刺刀，就像電影裡‘鬼子進村’那種場景一樣。”那次，金衝及被校方記了“大過”。

不久，金衝及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這年8月底，他被國民黨政府特種刑事法庭以“妨礙治安，危害民國”的罪名傳訊和通緝。根據黨組織的指示，他被迫離校，在外躲藏了好幾個月。雖然行動受限，金衝及卻得以如飢似渴地讀書學習，尤其讀了不少馬克思理論的書籍（延安整風的二十二個文件就是這時讀的），也更加堅定了自身的信仰。

“治學沒有捷徑可走”

金衝及聚精會神地研讀史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金衝及返回復旦大學，先後擔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學生代表）、學生會主席、第二屆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雖然忙於各種工作而時常缺課，學校教育依然對他影響至深。金衝及清楚記得給自己上過課的諸位老師，包括周谷城、周予同、譚其驤、蔣天樞、胡厚宣、馮雪峰、唐弢、章靳以等。

“這些老師的榜樣和薰陶作用，使我在心中對怎樣才算是學問樹立起一種標尺，多少懂得一點研究歷史的方法，如果達不到一定要求就不敢拿出來。”前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治學態度為金衝及種下了思想根苗。

1951年，從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的他留在了學校，先後擔任過團委書記、教務部副主任、教學科學部副主任等。內心裡，金衝及渴望回到自己喜愛的歷史研究，但想到革命剛剛勝利，自己若就想“各奔前程”，“良心上也過不去”。

幸運的是，1952年，復旦大學校黨委鼓勵有條件的黨政幹部可以在系裡兼課，金衝及十分樂意地承擔起這種“雙肩挑”，他先是參與編寫中國近代史課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的教學大綱，1953年起先後給新聞系、歷史系的學生開授中國近代史這門一年的基礎課程。

曾有金衝及的學生回憶，金老對史事與史料嫻熟於胸，從不照本宣科；講課時情感充沛，極富感染力：“1239教室坐得滿滿當當的……先生講龔自珍‘九州生氣恃風雷’時的豪興、講太平天國金田起義時的熾熱、講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的憤怒、講‘武昌起義天下應’時的暢快……感動得我們全班九十八個人，個個熱血沸騰，豪情滿懷。”

在復旦大學工作期間，金衝及的學術生涯邁向第一個小高峰。24歲那年，他在剛創刊半年的《歷史研究》上發表了《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提出同胡繩同志商榷，文中的獨到見地受到史學界的重視，也得到胡繩同志的關注；29歲與學長鬍繩武合作完成第一部學術著作《論清末立憲運動》；33歲又與胡繩武一起寫出了《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

世上的高明，大抵是靠“笨”功夫。金衝及說自己不會用電腦，只能按照“笨”法子寫作。他大概用80%的時間來讀資料，20%的時間用來寫作：等成竹在胸後便將文章一氣呵成。他曾不止一次談到，治學沒有捷徑可走。無論是論說還是考證，都要遍覽史料、披沙揀金，在掌握了充足論據之後才敢動筆，力求做到言必有據。

比如，寫作《辛亥革命史稿》時，金衝及花了多年時間，逐期讀了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立憲派和留日學生的大部分刊物、逐日讀了清末《民立報》等報紙，為了充分感受當時的時代氛圍和民眾心理，他連報刊上的插圖、廣告等也不放過；此外，他還廣泛閱讀全國各地文史機構徵集的當事人所寫的回憶資料和保存在寶島臺灣的大量辛亥革命史料。儘管如此，他深感讀得還不夠。通過對大量原始資料的研讀，這場運動不再是抽象的名詞和孤立的事件，而是在金衝及的腦中匯聚成“一幕幕生氣勃勃、激動人心的宏偉歷史場景”。

“多花點功夫，要把基礎打紮實些，從各個角度多想想，看起來好像慢一些，其實總的步子倒會更快一些。”金衝及常對年輕人說：要“不爭一日之短長”。許多看似標新立異的結論，其實缺乏紮實的史料支撐和對前人論說的悉心總結，僅靠“靈機一動”的學問不會有生命力。

他還常告誡自己的學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閱讀材料時要有問題意識，不斷思考它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這樣。常常一開始形成某種看法，隨後自己又推翻或作重要補充。“一件件文獻並不僅僅是一張張紙和文字，透過它要看到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和時代畫面，就像電影膠片，如果分開看，每張都是死的，但通上電力一搖，反映在銀幕上，就在你眼前活起來了。讀歷史資料時，需要的這股電力就是人的理解力。”金衝及說。

“當代人也可撰寫當代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剛調到北京不久的金衝及被複旦的造反派突然襲擊，強行押回上海，在復旦學生宿舍關押了一年。押回北京時又受到無中生有的嚴重政治審查，其中有三年多時間，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一邊種水稻、一邊受審查。

那是金衝及十分苦悶的一段時期。他不僅不能隨便同人講話，甚至一看書就會被訓斥：“怎麼了？沒有事了嗎？不考慮考慮問題？”幾年下來，除了寫交代材料和檢查外，根本沒機會寫任何文章。

1972年，一位老領導不管他的“審查”還沒有作結論，就將金衝及調往剛恢復的文物出版社工作，一干就是10年。

金衝及（左）與胡喬木（右）、逄先知交談。

1983年，他又被調到中央文獻研究室，而此前他從未對黨史做過專業研究。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期間，金衝及一要參加編輯出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文集、文獻彙編，二要研究這些領導人的思想和生平，重點是編寫他們的傳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黨史資料收藏十分豐富，再加之受胡喬木、胡繩等老輩黨史學者、理論家耳提面命，金衝及受益極深。他主編或共同主編了《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陳雲傳》等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傳記，寫出《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等專著，並多次參與中央重要文獻的起草工作。

74歲那年，金衝及從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領導崗位上離休。但因為《陳雲傳》的最後修改和定稿工作沒有完，仍無條件地上了一年全天班。75歲生日的第二天，他在桌前攤開紙筆，著手來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兩年多下來，密密麻麻手寫的120萬字鋪滿了稿紙，從甲午中日戰爭的風雲到2000年新世紀鐘聲響起，這期間的鬥爭曲折、思想流變——百年民族復興史在紙上徐徐展開。這本書已出版了8萬多套。

“為什麼到這個年齡還要做一件自討苦吃的事？”金衝及說，20世紀是決定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代，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而奮鬥的主題貫穿其中。寫作這百年的滄桑鉅變既是出於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感，也是對自己親歷歷史的凝視回望。

中國古代素有隔代修史的傳統，早在金衝及撰寫《周恩來傳》時，有人就說：當代史沒法由當代人來寫。對此，他不盡以為然：當代人治史固然有它的“時代侷限性”，卻也有後人難以具有的優勢，二者應互為補充。正如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所說，看100張從不同角度的凱旋門照片不如去實地站5分鐘，更能理解凱旋門的靈魂和價值。金衝及親歷了20世紀中70多年的歷史，他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既有客觀理性的分析，又不乏聲情並茂的講述。

曾有人推測《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是他的封筆之作，他卻果斷迴應“我不說‘封筆’”。之後他又陸續寫作了《決戰——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應對三大戰役的》《新舊中國的交替》《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向開國領袖學習工作方法》《聯合與鬥爭：毛澤東、蔣介石與抗戰中的國共關係》《星火啟示錄》等一批史學著作，不少已譯成外文出版。除了精力充沛，作為史學家的高度使命感和旺盛不滅的好奇心或許是他始終堅持在學術一線的原因。

“我想，到了我這樣的年紀，雖然再做長期的、很大的計劃不太現實了，但的確還可以再做一些事情。”金衝及說道。午後的陽光穿過簾子，照在他明朗的笑臉上。

【記者手記】歷史研究大有作為

金衝及寄語：“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北京，衚衕裡的前毛家灣1號，如今是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所在地。走道盡頭有一間兩面環書的老式書房，便是金衝及坐了30多年的辦公室。雖然已在2004年從這裡離休，金衝及依然習慣來此閱讀資料、撰寫文章。即便已邁入耄耋之年，他仍有著作從這一安靜的樓內流出，在史學界引起關注。

對史學後輩，金老也寄予了殷切厚望：“立志史學研究，要堅定不移，耐得住‘冷板凳’。”他勸誡一些年輕人不要過於性急，不可貪多求快，功夫未到家便急急忙忙地把成品推出去。

“在當前急功近利的環境下，還有不少青年學者喜歡歷史，刻苦從事歷史研究，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金衝及認為，研究歷史看似與商品浪潮洶湧的當下格格不入，卻能給個人帶來精神上的享受，牽繫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前途。史學者一旦有堅定的目標，就應勤勉治學、砥礪奮進。

“我不相信一個文明的民族會是一個不懂得歷史、沒有歷史感的民族。”金衝及說道，“事實上，今天史學工作者的各方面待遇和條件已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歷史研究得有一個較長積累的過程，並不是一旦有需要臨時把人拉上就能用得上的，我們今天應該早做準備。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歷史研究的天地是廣闊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作者：本報駐京見習記者彭丹

編輯：範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