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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初夏的黎明，一陣陣的汽笛聲，劃破了甄江水面上的寧靜，在這條貫穿浙江南部的大河上，停泊著一條甲板上擠滿人群的客輪，它的出發地是溫州，目的地是日本。
瘦小的溫州人永嘉人陳光，也擠在甲板上的人群裡，吃力地向給他送行的伯父和堂兄們揮著手。
陳光的家鄉溫州，是一個三面青山。一面朝海的城市，“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溫州，耕地資源嚴重不足。人均面積僅為全國為1/4，出現“平陽討飯.永嘉逃難”的落後局面。晨光自幼父母雙亡，寄養在大伯家裡，家族十幾口，僅有二畝山田和百株番薯藤園，起早貪黑，仍不能溫飽。
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經濟快速發展，1918年又實行對中國人入境免籤政策。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溫州，開始擠上的輪船，前往陌生的日本。只有十幾歲的陳光，也加入東渡謀生的人群。
日本並不歡迎中國勞工，而且免籤政策規定，入境者必須攜帶30日元以上旅費或等值商品，因此陳光這些勞工只能偽裝成賣雨傘帽子的小商販入境，還要遭受被稱為“包客”的蛇頭中介們的盤剝，但為了逃離瘠薄的土地，改變貧窮的命運，這一切似乎都值得。
日本企業喜歡用華工，乾的時間久，工資卻比本地工人低30%，但對於陳光們而言，著一天工資可以抵上國內半月以上的收入，因此，儘管日本從1899年就開始實施排斥華工的政策，但華工人數依然穩步上升，在1922年達到了17000人，其中近5000人來自浙江溫州和台州等地區。
然而，1923年關東地區的一場地震，給這些勞工們帶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厄運。
當年地震為里氏8.1級，東京的大火燒了三天三夜，造成44萬棟房屋燒燬，14萬人死亡。日本民眾對政府救災不力極為不滿，軍部好戰分子伺機推翻內閣掌控了政府。為穩定民心，日本軍部大肆製造謠言，稱中國勞工得罪了天神，導致日本列島下面一條鯰魚翻身才引發了這次災難。
民眾的怒火迅速轉移，手持刀棒的學生、浪人、軍警，四處尋找中國勞工，最終近700名中國勞工被慘殺，其中90%為溫州人。陳光住的那座破舊廠房，也在一天深夜遭到了數百名日本浪人的圍攻。自小機警的陳光，躲在了廠房的地下貨窖裡，才逃過一劫，而他的表叔和另外十五位同鄉，全部在當晚遇害。
有幸逃跑的陳光，卻沒有回到溫州，而是跟倖存下來的同鄉，途徑廈門，新加坡，馬賽等地，在1923年底來到法國巴黎，繼續打工謀生，而一待就是三十五年，這期間什麼樣的苦活累活都幹過，洗盤子，扛袋子，拉車子，賣皮夾子，被警察關押，被打掉門牙，甚至被狼犬追咬，對陳光而言，浪漫的巴黎，並不比凶惡的東洋更溫柔。
陳光在法國的積蓄不多，但他時刻惦記著國內的親朋好友，於是他準備一些錢和一封信，託人從法國，途徑香港，帶回溫州。在給伯父和堂兄弟這封信中，陳光講述了自己離開家鄉的無奈，逃離日本的凶險，寄居法國的心酸，並在結尾囑咐：“人一定要拼，哪怕生為草繩，也要做綁螃蟹的那根”。
再後來的日子因為常年的勞作使陳光的身體越來越差，最後在1960年去世，他沒有料到的是接下去幾十年，他那貧瘠的故鄉以一種驚人的勢頭，佔據了中國經濟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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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堂弟陳明正經歷人生第一次風波。兩年前，號稱“永嘉三傑”的溫州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在燎原農業合作社試點“包產到戶”，這一政策大受農民歡迎，生產積極性大幅提高。於是，1957年李雲河在《浙江日報》上發表了調查報告《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主要矛盾的好辦法》，成為全國第一篇公開論述包產到戶的文章。
已經做到鄉黨委書記的陳明，對包產到戶政策非常贊成，更是在轄區內積極推進。然而，一張針對李雲河和包產到戶的大字報，很快將眾人的熱情澆滅：“自己討個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討的老婆都是包、包、包”。《人民日報》也旗幟鮮明地點名溫州方案，“犯了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性路線錯誤”。於是，李雲河在幹部會議上被劃為右派分子，陳明也被免職，成為了批鬥對象。
後來陳明也離開了人世，陳謝國也徹底陷入對人生前途的迷茫之中了。在農村勞動的那些日子裡，叔父陳光的經歷和草繩的比喻。總會給他一些勇氣和耐心。到1977年，終於有一股暖風。讓他重新振作起來。
1976年，國家結束了長達二十年動盪，第二年，鄧小平恢復了高考，成千上萬學子奔走相告，而溫州金鄉鎮的群眾們，更是群情振奮。恢復高考後，金鄉人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這麼多大學要招生，肯定缺少足夠的校徽”。
於是，只有8萬人的金鄉鎮，湧現了700多家商標廠。宣傳資料通過“三分錢”的郵票送往各地，產品則被跑斷腿的供銷員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往各大高校。當年金鄉鎮的校徽銷售收入達到了100萬元，銷量佔到了全國一半以上。沒錢辦廠的陳謝國，也加入供銷社大軍，當他身上別滿了各式校徽，在各個大學的辦公室裡進行推銷時，彷彿掛著功勳的戰鬥英雄。
次年三中全會召開並確定了改革方針，一些省市還在疑惑如何推進的時候，嚐到甜頭的溫州人已經群情激憤，而此時的中國也處於物資奇缺的時代，螺絲、鈕釦、線圈等小日用品也供不應求。於是，“針頭線腦”的溫州人，全家出動，在家庭作坊裡將一批批小產品生產出來，然後被千軍萬馬般的供銷體系推向全國。
陳謝國利用早年叔父的海外資源，接到世界盃紀念章的訂單，準備自己大幹一場，不少法國華僑紛紛聯繫到他，即使不回國也希望向他匯款做股東。
然而晴天霹靂突然來襲。1982年，中央開始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溫州八大王被樹立為“投機倒把”的反面典型，相繼被捕判刑。其他個體戶也逃的逃、抓的抓，七零八落，陳謝國也停掉了工廠建設。這段時間，溫州工業增速從1980年的31.5%，陡然下滑至1982年的-1.7%。
但是這些打擊並不是針對私營經濟，而是那些“不過一兩年，就有相當多的被腐蝕的幹部”。隨後，鄧小平對安徽“傻瓜瓜子”也做出批示，“就那麼幾個人，搞資本主義再把他拉回來就是，讓人家搞一搞有什麼好怕的”，這為私營經濟打了氣。
因此，在八大王被抓的年底，陳謝國和其他1200多位“資產主義尾巴”，被邀請到溫州市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陳謝國覺得這是再清楚不過的“鴻門宴”，他和幾個朋友打招呼告別，還特意讓家人準備了住“號子”用的臉盆和衣服被褥。
出乎意料的是，當天他不僅與市委書記袁芳烈“平起平坐”，還被邀請上臺做了發言。會議結束後，陳謝國找到袁書記，希望把領導“講話稿”帶一本回去當證據：“這下真的給我們壯了膽，定了心，可以放開手腳去幹了”。
政策的暖風頻頻吹來。1984年八大王相繼平反出獄，1985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盛讚“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解放日報》也刊登了“家庭工業看浙南”的頭版文章。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更加釋放了政府對經濟改革的決心。而這期間，溫州人的商業荷爾蒙徹底激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消費者缺商品，生產者缺資金，敢拼敢闖的溫州人，通過發現機會，親友集資，加足槓桿，快速複製，壟斷行業。小小的溫州，產生了永嘉橋頭鈕釦市場、樂清柳市五金電器市場、樂清虹橋綜合農貿市場等十大專業市場，享譽中國。這就是溫州人敢闖敢幹造就的成果。
陳謝國的事業，也從三五個人的小作坊慢慢做大。凌晨兩點工人下班後，陳謝國躺在車間的地鋪上，看著身邊的機器，開始感慨：時代真的不一樣，真好。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在進入到2000年之後，留給陳謝國這種實業的好日子不多了。
1995年，陳謝國的工廠已經達到了1500人的規模，老一輩的海外關係，還有產品的高性價比給公司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訂單。但是到了2002年，陳謝的工廠，在利潤連續三年的下降後，出現了首次的虧損。
改革開放以後的十年，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已經過了物質匱乏的年代了。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品競爭激烈，這也是溫州工廠普遍面臨的問題。而為了改善局面，陳謝國經常開著自己的桑塔納到50公里外的茶山，去旁聽城市大學裡的經濟課。在課上他得知了提高利潤率的兩個措施：產業升級生產高利潤產品、加強管理降低生產成本。
而這些家庭作坊式的溫州產業中，並不具備升級的產業配套。高校稀少，也缺乏技術人才，第一個方案只能被忽略。而自己的兒子陳繼興管理方面是半吊子，並不願意繼承父業。
陳謝國也曾聘請過職業經理人，但廠子裡的親戚也總會排擠外人，因此，即使“50萬年薪+奔馳車+提成”的天價待遇，也沒能招來高級人才。
幸運的是。陳謝國很快發現提高利潤的第三個方法：投資其他資產獲取天價收益。
1998年，為了抵禦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務院決定將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以取消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宅私有化，推動房產改革。
和喜歡追逐政策的溫州老闆一樣，陳謝國也用原本計劃購買原材料的資金，購買了鹿城區兩處房產，結果一個月便實現了20%以上的上漲。有點吃驚的陳謝國快速出售了一套，但十天之後，當他決定以高於售價10%的價格，再重新購買一套房產時，他意識到：實業的路，回不去了。
到了2008年，象徵著頂級土豪的綠城鹿城廣場開盤時，處級別已經無能為力了。這時，投資地產上癮的溫州老闆們，突然發現，500公里外的上海正在閃閃發亮。
2001年，《溫州晚報》組織了150多個溫州人，坐滿了三節火車廂，專程到上海買房，時間特意選在了8月18的吉利日子。陳謝國也在看房團中，他們在上海受到了熱烈歡迎，三天買下了100多套房子，豪甩5000萬元。
回到溫州之後，陳謝國越想越覺得買少了。於是，兩個月後，一列列專機又將溫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產市場，6800萬、8000萬、1.2億，不斷擴大的交易額一次次刷新人們的眼球。
溫州購房團也開始擴大自己的版圖，北至哈爾濱，南至三亞，西至重慶，東部狂掃海岸線。“將全國樓市當做滿漢全席，逐一品嚐”。
溫州購房團的戰果頗豐，所購房產價格不出半年就能實現20%的上漲，有些甚至可以達到年化200%的收益。快速上漲的房價也為溫州人帶來了“炒家”的惡名，受到不少普通大眾的抵禦，但卻被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們親切稱之為“價值發現者”。
因此，2008年，當他面對各種貸款優惠引誘時，果斷折斷了銀行遞來的橄欖枝。當時，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中國為抵禦衝擊，雙管齊下：財政部出臺了四萬億刺激政策，央行5次降息3次降準，灌溉放水。
當年，一波波不同銀行的信貸人員踏破了陳謝國的門檻，希望其從銀行申請貸款，金額可以超支，利息可以下調，用途可以更改，只用丟個平臺公司過來就可以等錢到賬。無論哪個條件都足以讓陳謝國感受到帝王般的待遇。
陳謝國剋制住了自己的貪慾。陳謝國朋友老葉的公司總資產僅有1億元，但是通過銀行貸款了1.5億元，資金以承兌匯票（必須有實際貿易活動才可使用）的違規形式陸續到賬，老葉準備用這筆錢來搞房地產。
老葉聯合幾個人拍下了溫州市鹿城區一塊土地，實際可用面積像個六邊形，不算利息，只算土地、建安和稅收，總成本就已經高達3.8萬元/平米，而當年溫州人均收入為3.2萬元/年。但老葉絲毫不懼，畢竟該區域的房價是5.5萬元/平米。
2010年，國四條、國十條、九二九新政等一輪輪房地產政策開始出臺，2011年國務院繼續加碼政策壓力，而且央行也開始釋放重磅炸彈。截止2011年7月，加息3次（2010年以來共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6次（2010年以來共12次）。
溫州房價在2011年上半年迎來了快速凌厲的上漲之後，便毅然決然地轉頭向下，套人無數。溫州樓市的氪金標誌綠城廣場，從巔峰的10萬/平方米跌回到了開盤價4.5萬/平。機場大道上的富人區香緹半島、中樑府，從每平方米六七萬元跌到了3萬元左右，直接腰斬。
2011年，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達到了3000億元，利息也在15%以上。這些錢，一部分流向了房地產，一部分流向只有幾個點淨利潤的實業，還有一部分在被借款人揮霍。而隨後爆發的江南皮革廠黃鶴因賭債破產跑路，波特曼咖啡經營不善跑路，這些單一事件成為一桶桶燃油，倒向了信貸危機的火堆，導致最終“火燒全城”。
當年溫州地區銀監會公佈的不良貸款率達到了5%，遠超平均1.5%的水平。但實際上不少銀行不良率達到了20%。溫州金融機構的求援電話，很快就打給了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央行指示浙江相關機構出臺解決方案。兩個思路很快形成：一個是緊急救助，用錢擺平；另一個是不給錢，但是給政策，輔助溫州自救。
一番討論後，央行計劃給予600億有條件的資金救援，但消息剛開始吹風，立刻遭到輿論的指責，“用公共資源救助私人老闆是不道德的行為”，“盲目擴張的民營企業就應該承擔倒閉後果，實現自然淘汰”。於是政府只能選擇放棄。
風波結束後，整個溫州銀行業統計虧損金額達到了1600億元，而民間信貸虧損額也高達百億元。大而不倒，對於做小商品的溫州民企而言，遙不可及。
陳謝國幾乎每天都能聽到跳樓、跑路的消息：借錢的老闆，互保的企業、倒錢的中介、出錢的普通人，人人自危。每次聽到這些消息時，他都會脊背發涼，若不是自己早年吃了虧控制了槓桿，肯定會成為其中一員。
2013年，陳謝國接到了老葉的電話：“兄弟，我要跑了，欠的不多，但是沒信心再還起來了。2009年逼著我去銀行借錢，2011年又開始逼著我還錢。政策的短線操作比溫州人都快，真是被搞死了。
心力交瘁的陳謝國打算徹底退休，他希望兒子把工廠再辦起來，但是兒子沒有答應，他也知道現在再做實業等於死路一條。
這些年房產價格高漲，導致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沒有了勞動力紅利的溫州，又趕上了2005年之後的人民幣升值，出口業務再遭打擊，建個工廠做實業，等於用打火機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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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謝國的兒子陳繼興，雖然沒有接老爸的班，但並沒有閒著，他正在跟朋友琢磨著一些“大投資”。在2011年，他和他的小夥伴在包廂裡討論到：“目錄大王可是咱們溫州人，這比馬雲搞中國黃頁都早了十幾年。但現在你看看，一個默默無聞，另一個成為了世界首富，這差距就是科技的力量。我們溫州人要在科技領域大發威風。”
周圍人連連鼓掌叫好，他們幾個人吃九山湖冰淇淋的時候就在一起玩了，也算世交。小胡去英國鍍了層金後，被老爸叫了回來，陳繼興則在溫州大學過了四年，另外兩個朋友則高中讀完就到了家裡廠子裡幫忙。繼承父業，成為了他們共同反感的話題。
小胡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同意，而且作為英國回來的最高學歷者，毫無疑問成為了項目帶頭人。大家當即掏出手機，一共往小胡的賬號裡轉了100萬，用於科技公司籌備開支。隨後便舉杯相慶：“超越父輩，來來來，乾杯！”
不到兩週，公司便註冊完成，1000萬資金也即刻到位。辦公室選在了新城大自然寫字樓，寓意新城新氣象。8樓整個一層，裝修也高檔，拎包即入。上個租戶是家貿易公司，虧了兩年後，關了工廠、關了公司，打算提前養老了。
公司成立不到兩週，但是招聘卻用了大半年，依然無所收穫。陳繼興幾個股東並都不懂技術，小胡也只是自詡為“戰略大師”。一拖兩拖，英雄氣就短了，科技項目就只能暫告一個段落。畢竟這些錢對陳繼興幾個人而言，只是九牛一毛。於是，場地照常租用，幾位股東隔三差五在公司吃吃火鍋喝喝茶，繼續尋找下個財富機會。
這個“機會”很快悄然而至。
2013年，互聯網金融在科技大潮和政策鼓勵下，平地崛起，p2p席捲大江南北。雖然掛著科技的外衣，但找錢賣錢賺差價的業務模式，不過是溫州“抬會”的孫子輩。對熟悉這種套路的陳繼興們而言，也是輕車熟路。
2014年，陳繼興在杭州註冊了一家P2P公司。吸取了上次招聘經驗，他們分別在杭州遠洋大廈、上海金茂大廈和溫州財富中心，開了三個辦公室，都是當地的金融CBD。杭州有技術、上海有名氣，溫州有資金，用小胡的話叫做一體兩翼，而扎臺型是玩金融的硬實力。
不到一個月，技術人員招聘完成，網站上線，公司快速投入運營。資金方面，通過招募了一百多人用電話、網絡來尋找資金儲戶，甚至請了一些外國友人來包裝科技項目。而項目源則基本是身邊的朋友、親戚公司。有時也會虛擬幾個項目，空轉幾圈，到了2015年，這些錢大部分流向了股票市場。
高大上形象，高預期的回報，讓陳繼興的公司坐上了一臺噴射機。第一個一百萬流水，用了兩個月，第一個千萬則用了兩週！公司頂峰時期的日流水更是近億元。
陳繼興和朋友們時常感慨，“我們成功了，這是父輩們想都不敢想的成就，還是炒錢賺錢快”。陳繼興也開始尋找一切炒錢的機會。很快，一本《通向財富自由之路》成為了他每天必讀之物，新的業務規劃也逐步形成，那就是：區塊鏈。
2017年的一個下午，市區的一個居民樓內，五十多號人圍坐在四張餐桌上，桌上擺著血蛤、猷蜢，鴨舌等地方特色美味。一位妙齡女子激情四射地演講著：
“區塊鏈，是一個顛覆人類的發明，這是繼互聯網之後最大的一次浪潮，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所以一定要把握機會。我們的幣，不僅是個全球通用的錢幣，更是一個生態圈，一個帝國。現在加入我們，擁有幣，你就是開國元勳，你就能享受百倍萬倍的增長！”
眾人掌聲雷鳴。一個五十多歲男人想繼續詢問買的是什麼，但聲音很快就被淹沒在一片歡呼稱讚中。
這樣的飯局幾乎每天一場，列席者有市區的，有周邊縣區的，也有從四川組團過來的。有人帶著幾百萬全部積蓄，有人帶著幾十萬的銀行貸款。除此之外，陳繼興和朋友們也四處演講，幾個老闆也開始合力拉昇幣價。兩個月不到，便收穫了250%的漲幅。
陳繼興在高位快速賣出了手中的大部分數字幣，但他並不打算全部撤出，相反，他計劃在下跌一段時間後再買入托市。陳繼興的算盤是，好不容易有個新市場，要好好培養，走可持續發展的路。不過正準備大幹快上的時候，他以前日賺鬥金的p2p業務，卻遭遇了危機。
2018年，溫州瑞安人盧志建、盧立建兄弟突然跑路，引發了一場P2P行業大地震。盧氏兄弟幾年間大肆投資了十幾家P2P平臺公司。他們在跟這些p2p平臺談判時，估值慷慨不還價，資金到位不拖拉，基本不要求利潤對賭，僅有一條限制，就是：盧氏家族的公司，可以在投資的p2p平臺上來融資。
按照風控要求，股東自融是不允許的，但盧氏兄弟投的這些p2p公司的老闆，本來就計劃找機會卷錢跑路。沒想到，他們還沒開始收拾包袱，盧氏兄弟就攜帶著各個平臺借來的百億資金，出國撒歡了。
陳繼興的p2p公司也遭受了損失，所幸規模不大，還不至於跑路。但是他也不得不掏出在幣圈賺來的利潤，彌補公司的虧損。當最後一筆資金匯入公司賬戶後，陳繼興猛抽了一口煙，吐出了四個字：“MD，騙子。”
但陳繼興追逐財富的腳步並沒有停止。2018年初，有朋友告訴陳繼興EOS很可靠，會升值。他覺得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此，在開往會議地點的路上，陳繼興到銀行辦理了抵押手續，一筆筆貸款打入自己的賬戶，幾年前的父命早已拋之腦外。
隨後的幾個月，EOS經歷了一波凶猛的過山車行情：從4月初的40元，一個月便漲到了140元左右，兩個月後又下跌到了50元，在這個過程中，陳繼興收穫的是財富，還是懊悔，不得而知，就如溫州商人未來的路一樣。
時代的變遷是所有人無法抗拒的，溫州的陳家三代人也是這樣。第一代人忍受漂泊之苦卻終究沒有一把屬於自己的鑰匙，第二代人將一把廠房鑰匙換成了一串房門鑰匙，第三代人則把一串房門鑰匙換成了一串電子祕鑰。不同鑰匙開不同的鎖，不同的鎖，則守護著不同的財富。
和陳家三代一樣的，還有成千上萬的溫州商人：發跡於商品匱乏下的製造業，弄潮於城鎮化催生的房地產、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聯網，迷失在荒誕的P圈和B圈。
溫州模式，是由中國經濟發展和溫州人敢拼敢闖的特點的結合。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機遇垂青了遠比其它中國人更有準備的溫州人，時勢造英雄。值得佩服的是溫州人敢於拼搏和敢為人先的性格，這樣的性格造就了他們精彩的生活。人生在於賭和拼，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去換取事業的成功，人生的飛躍這是我們應當學習的，但是不能盲目跟風寄希望於一些別人製造出的謊言，類似幣圈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