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大地自古文化底蘊豐厚，素以人傑地靈著稱。
其中，有這樣一部小說享譽海外，它不僅結合了志怪和傳奇兩類文言小說的傳統，而且吸收了白話小說的長處，由此形成了獨特的簡潔而優雅的文言風格，人物語言活潑生動。
作者用一支生花妙筆，借狐仙鬼怪之事，塑造出一個個生動的角色，以獨特的視角，高超的文筆，抨擊了時的政治弊端、科舉制度的黑暗以及社會風氣的頹敗。
它就是蒲松齡所著的著名文言文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
蒲松齡，世稱聊齋先生，自稱異史氏，清代傑出文學家、小說家。現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蒲家莊人。
他出生於一個逐漸敗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歲應童子試，接連考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名震一時。補博士弟子員。
可惜之後時運不再，屢試不第，直至71歲時才成歲貢生。為生活所迫，他除了應寶應縣知縣孫蕙之請，為其做幕賓數年之外，主要是在本縣西鋪村畢際友家做塾師，舌耕筆耘近42年，直至1709年方撤帳歸家。
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歲。
蒲松齡的同鄉好友王士禎則為《聊齋志異》題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 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士禎對《聊齋志異》甚為喜愛，給予極高評價，併為其作評點。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聊齋志異》是“用傳奇法，而以志怪”。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此書是“專集之最有名者”。“《聊齋志異》於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
著名作家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時，在演講中稱：“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裡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
央視百家講壇《話說聊齋》主講人、山東大學教授馬瑞芳稱，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的藝術手法和其中體現出來的人文關懷，不但不亞於莫泊桑、契訶夫、歐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說巨匠，而且是“絕無僅有的世界短篇小說之王”。
蒲松齡為人正直，體恤民間疾苦，特別是他的坎坷遭遇和困頓生活，更使得他對百姓的苦境深有感受。
清代鄒韜在《三借廬筆談》中有記載：
“相傳先生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為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磁罌中貯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襯，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道者過，必令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
蒲松齡在擺茶攤時，將茶客們講的奇聞逸事都悉心地記錄下來，晚上就利用白天聽到的奇聞逸事，按著他原先的創作思路，經過潤色、提煉、加工，數年如一日，方得《聊齋志異》。
除此之外，蒲松齡還有大量詩文、戲劇、俚曲以及有關農業、醫藥方面的著述存世。
計有文集13卷，400餘篇；詩集6卷，1000餘首；詞１卷，100餘闋；戲本３出；俚曲14種，以及《農桑經》、《日用俗字》、《省身語錄》、《藥崇書》、《傷寒藥性賦》、《草木傳》等多種雜著，非常有價值。
“筆以曲而欲達,情以婉而欲深”。曲筆這種文學手法，不僅能增強小說的文學性，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還是一種可以讓作者逃避政治迫害的有效保護手段。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採用“曲筆”的手法借古諷今，以寫鬼寫妖，抒發“孤憤”之情，揭露統治者的聲色犬馬、荒淫無恥的生活，諷刺貪官汙吏，鞭撻社會不公，表達對現實的憤懣不平。
在《促織》中，只因“宮中尚促織”，便“歲徵民間”。主人公成名好不容易才捉到 一頭“巨身修尾、青項金翅”的蟋蟀，卻被兒子誤殺。兒子害怕責罰，跳井自殺，靈魂化作善斗的蟋蟀。蒲松齡用曲筆的手法，讓這個無辜的孩子去控訴帝王的荒淫和吃人的本性。
在《席方平》中，席方平的父親被奸人所陷害，方平魂入城隍廟為父親伸冤。然而“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握，頗不直席”。方平憤恨不已，但沒辦法。只好進入冥府，認為冥王能為自己伸冤，不料，整個地府被羊收買。他們相互勾結，上下串通，對席方平威逼利誘，想使席方平屈服。然而方平是錚錚鐵骨的硬漢形象，面對淫威，毫不屈服，在嚴刑拷打下也沒有退縮，連對他用刑的鬼吏也肅然起敬。
蒲松齡除了讚揚席方平之類敢於反抗的平民英雄形象，更是借傳說中的冥界，揭露了封建社會政治黑暗，貪官與豪紳沆瀣一氣，迫害勞苦大眾的現實狀況。
蒲松齡的名望因他潛心創作的《聊齋志異》而家喻戶曉。
老舍先生曾經一針見血地評價這部享譽海內外的作品，“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
郭沫若先生1962年為蒲松齡故居題下楹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這幅楹聯是郭沫若用精煉的語言對蒲松齡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的高度概括。
蒲松齡作為清朝著名的小說家和文學家，用其畢生的精力完成鉅著《聊齋志異》。這部偉大的作品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作者。至今，這部著作的故事仍在人們口中傳誦。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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