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DNA之父”沃森
思路清奇黃禍論
理論可能會在客觀上帶來災難，儘管這可能不是理論家的本意。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作為自然科學的進化論對人類的意義，用刷新世界觀來形容也不為過。隨後，各類學科都紛紛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釋邏輯，許多“雜交理論”產生。
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是斯賓塞開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原本只適用於動植物界的自然科學，被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把國家、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視為鐵律，把弱肉強食認作“天道”。而且奧拓·阿蒙和L.M.德拉普熱還認為，人種在社會中的分佈嚴格受制於決定論，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種族的命運。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DNA之父”沃森
思路清奇黃禍論
理論可能會在客觀上帶來災難，儘管這可能不是理論家的本意。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作為自然科學的進化論對人類的意義，用刷新世界觀來形容也不為過。隨後，各類學科都紛紛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釋邏輯，許多“雜交理論”產生。
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是斯賓塞開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原本只適用於動植物界的自然科學，被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把國家、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視為鐵律，把弱肉強食認作“天道”。而且奧拓·阿蒙和L.M.德拉普熱還認為，人種在社會中的分佈嚴格受制於決定論，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種族的命運。
用生活化的話語一言以蔽之就是：捱打捱餓，受苦受難，都是命中註定。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種理論可謂珠聯璧合。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而“科學”，也及時地給它“遞刀”了。那時的中國，國力衰弱，文化停滯，生產力落後，正是合適的宰割對象，於是就遇上了這把刀。
正因為手握理論武器，解除了道德負擔，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說出一些泯滅人性的觀點，在當時都不會引起驚詫。
比如，1900年末，德國大主教昂塞在《未來》雜誌上撰寫評論，認為八國聯軍應該批量殺死中國俘虜。“我們俘虜五萬名中國佬幹什麼？養活他們都很困難。如果我們遇上五萬條毛毛蟲，我們會怎麼做？把他們統統碾死！”
這只是黃禍論大合唱裡的一個極為微不足道的表達，昂塞的背後站著的，正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之一一—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親手打草稿畫了一幅題為《黃禍圖》的畫，送給俄國沙皇，鼓動與中國接壤的俄國加大對中國的武裝侵入，並抗衡日益崛起的日本。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DNA之父”沃森
思路清奇黃禍論
理論可能會在客觀上帶來災難，儘管這可能不是理論家的本意。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作為自然科學的進化論對人類的意義，用刷新世界觀來形容也不為過。隨後，各類學科都紛紛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釋邏輯，許多“雜交理論”產生。
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是斯賓塞開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原本只適用於動植物界的自然科學，被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把國家、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視為鐵律，把弱肉強食認作“天道”。而且奧拓·阿蒙和L.M.德拉普熱還認為，人種在社會中的分佈嚴格受制於決定論，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種族的命運。
用生活化的話語一言以蔽之就是：捱打捱餓，受苦受難，都是命中註定。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種理論可謂珠聯璧合。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而“科學”，也及時地給它“遞刀”了。那時的中國，國力衰弱，文化停滯，生產力落後，正是合適的宰割對象，於是就遇上了這把刀。
正因為手握理論武器，解除了道德負擔，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說出一些泯滅人性的觀點，在當時都不會引起驚詫。
比如，1900年末，德國大主教昂塞在《未來》雜誌上撰寫評論，認為八國聯軍應該批量殺死中國俘虜。“我們俘虜五萬名中國佬幹什麼？養活他們都很困難。如果我們遇上五萬條毛毛蟲，我們會怎麼做？把他們統統碾死！”
這只是黃禍論大合唱裡的一個極為微不足道的表達，昂塞的背後站著的，正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之一一—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親手打草稿畫了一幅題為《黃禍圖》的畫，送給俄國沙皇，鼓動與中國接壤的俄國加大對中國的武裝侵入，並抗衡日益崛起的日本。
《黃禍圖》
黃禍論的大意，就是黃種人是對白種人的威脅，必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以未雨綢繆。
在當時的西方政治、宗教、文學和知識界，威廉二世和昂塞非但不是特例，還是主流，俄國的巴枯寧、索洛維耶夫、雅思琴科，法國的約瑟夫·亞瑟·戈賓諾、查理·維納、埃米爾·法蓋，德國的奧托·阿蒙、海爾曼·布隆霍弗，英國的寇鬆、懷特海德、豪斯頓·張伯倫，美國的阿爾弗雷德·馬漢、薩克斯·洛莫爾、傑克·倫敦，都是著名的黃禍論者，也是自身所在領域的學術、媒體或文學名人。
持有黃禍論立場的學者、文學家、媒體人、政治家，多得可以像菜販一樣問你“要幾把”，幾乎每一個白人社會都有唱和。
少數秉持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如阿納托爾·法郎士、狄更森、馬克·吐溫、顧立克、托爾斯泰等，以及列寧這樣的國際主義政治家，發出的聲音非常孤立。正因如此，對西方文明及其邏輯研究極深的辜鴻銘先生才會說，“耶穌基督也會變成肉食動物”。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DNA之父”沃森
思路清奇黃禍論
理論可能會在客觀上帶來災難，儘管這可能不是理論家的本意。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作為自然科學的進化論對人類的意義，用刷新世界觀來形容也不為過。隨後，各類學科都紛紛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釋邏輯，許多“雜交理論”產生。
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是斯賓塞開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原本只適用於動植物界的自然科學，被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把國家、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視為鐵律，把弱肉強食認作“天道”。而且奧拓·阿蒙和L.M.德拉普熱還認為，人種在社會中的分佈嚴格受制於決定論，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種族的命運。
用生活化的話語一言以蔽之就是：捱打捱餓，受苦受難，都是命中註定。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種理論可謂珠聯璧合。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而“科學”，也及時地給它“遞刀”了。那時的中國，國力衰弱，文化停滯，生產力落後，正是合適的宰割對象，於是就遇上了這把刀。
正因為手握理論武器，解除了道德負擔，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說出一些泯滅人性的觀點，在當時都不會引起驚詫。
比如，1900年末，德國大主教昂塞在《未來》雜誌上撰寫評論，認為八國聯軍應該批量殺死中國俘虜。“我們俘虜五萬名中國佬幹什麼？養活他們都很困難。如果我們遇上五萬條毛毛蟲，我們會怎麼做？把他們統統碾死！”
這只是黃禍論大合唱裡的一個極為微不足道的表達，昂塞的背後站著的，正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之一一—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親手打草稿畫了一幅題為《黃禍圖》的畫，送給俄國沙皇，鼓動與中國接壤的俄國加大對中國的武裝侵入，並抗衡日益崛起的日本。
《黃禍圖》
黃禍論的大意，就是黃種人是對白種人的威脅，必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以未雨綢繆。
在當時的西方政治、宗教、文學和知識界，威廉二世和昂塞非但不是特例，還是主流，俄國的巴枯寧、索洛維耶夫、雅思琴科，法國的約瑟夫·亞瑟·戈賓諾、查理·維納、埃米爾·法蓋，德國的奧托·阿蒙、海爾曼·布隆霍弗，英國的寇鬆、懷特海德、豪斯頓·張伯倫，美國的阿爾弗雷德·馬漢、薩克斯·洛莫爾、傑克·倫敦，都是著名的黃禍論者，也是自身所在領域的學術、媒體或文學名人。
持有黃禍論立場的學者、文學家、媒體人、政治家，多得可以像菜販一樣問你“要幾把”，幾乎每一個白人社會都有唱和。
少數秉持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如阿納托爾·法郎士、狄更森、馬克·吐溫、顧立克、托爾斯泰等，以及列寧這樣的國際主義政治家，發出的聲音非常孤立。正因如此，對西方文明及其邏輯研究極深的辜鴻銘先生才會說，“耶穌基督也會變成肉食動物”。
黃禍論，就是前文所述的西方文明裡的“兩希精神”的產物，是一種對未來的極端誇大其詞的想象。想象形成了對自身力量衰退的普遍的怵惕，為了導流這一焦慮，便需要將它在外部對象化，尋找一個現實的敵人。
正如一個人走夜路，總是擔心有鬼，此時就希望路邊跳出來的是一個人，至少可以上前一搏。中國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對象，因為黃色在西方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和恐怖，而蒙古則是“上帝之鞭”——歐洲人的噩夢，所以“黃色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落到中國人頭上，中國就成了最便於引起文化恐懼的意象。
所以我們看到，黃禍論的興起在邏輯上呈現出一種中國“躺著中槍”的詭異性：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西方就擔心如果中國也通過日本那樣的改革而實現自強，那後果不可想象；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俄國，西方同樣地把焦慮傾瀉在中國身上。
捱打者、被欺凌者反而被渲染為最大的威脅，因此《中國：是黃禍還是紅色希望》的作者C.R.亨斯曼才說，西方的主流輿論多是汙衊、誇張，甚至是完全無中生有之辭，西方人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沒有聯繫”，甚至完全背離。
因為前提來自想象，所以黃禍論在邏輯上是無稽的，但並不意味著它本身無法自圓其說。梳理一下，它大概包含幾種解析方式。
第一種，是最現實主義的，那就是擔心中國學習了西方的制度、技術，實現工業化，從而成為競爭威脅，如果中國要對過去的罪惡進行清算，那還將是一個敵人，因此應當發動預防性攻擊。分佈於西方各國的索洛維耶夫、布隆霍弗、埃米爾·巴爾貝、保羅·拉洛格-博利、A.戴奧西、布魯克斯·亞當斯都持這一看法。
第二種，中國可能崩潰，崩潰後數億飢餓的人必然向北、向南移民，這對於所到之處都是災難。
第三種，列強在中國的爭奪，可能帶來“狗咬狗”的效果，以至於發生列強間的混戰，從而造成災難。這一邏輯最為荒唐，群狼爭搶和撕咬一隻羊，最後互相血腥廝殺，罪過在於那隻羊，並且，這隻羊可能還是有預謀的自我犧牲，以便離間各狼。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DNA之父”沃森
思路清奇黃禍論
理論可能會在客觀上帶來災難，儘管這可能不是理論家的本意。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作為自然科學的進化論對人類的意義，用刷新世界觀來形容也不為過。隨後，各類學科都紛紛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釋邏輯，許多“雜交理論”產生。
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是斯賓塞開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原本只適用於動植物界的自然科學，被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把國家、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視為鐵律，把弱肉強食認作“天道”。而且奧拓·阿蒙和L.M.德拉普熱還認為，人種在社會中的分佈嚴格受制於決定論，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種族的命運。
用生活化的話語一言以蔽之就是：捱打捱餓，受苦受難，都是命中註定。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種理論可謂珠聯璧合。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而“科學”，也及時地給它“遞刀”了。那時的中國，國力衰弱，文化停滯，生產力落後，正是合適的宰割對象，於是就遇上了這把刀。
正因為手握理論武器，解除了道德負擔，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說出一些泯滅人性的觀點，在當時都不會引起驚詫。
比如，1900年末，德國大主教昂塞在《未來》雜誌上撰寫評論，認為八國聯軍應該批量殺死中國俘虜。“我們俘虜五萬名中國佬幹什麼？養活他們都很困難。如果我們遇上五萬條毛毛蟲，我們會怎麼做？把他們統統碾死！”
這只是黃禍論大合唱裡的一個極為微不足道的表達，昂塞的背後站著的，正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之一一—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親手打草稿畫了一幅題為《黃禍圖》的畫，送給俄國沙皇，鼓動與中國接壤的俄國加大對中國的武裝侵入，並抗衡日益崛起的日本。
《黃禍圖》
黃禍論的大意，就是黃種人是對白種人的威脅，必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以未雨綢繆。
在當時的西方政治、宗教、文學和知識界，威廉二世和昂塞非但不是特例，還是主流，俄國的巴枯寧、索洛維耶夫、雅思琴科，法國的約瑟夫·亞瑟·戈賓諾、查理·維納、埃米爾·法蓋，德國的奧托·阿蒙、海爾曼·布隆霍弗，英國的寇鬆、懷特海德、豪斯頓·張伯倫，美國的阿爾弗雷德·馬漢、薩克斯·洛莫爾、傑克·倫敦，都是著名的黃禍論者，也是自身所在領域的學術、媒體或文學名人。
持有黃禍論立場的學者、文學家、媒體人、政治家，多得可以像菜販一樣問你“要幾把”，幾乎每一個白人社會都有唱和。
少數秉持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如阿納托爾·法郎士、狄更森、馬克·吐溫、顧立克、托爾斯泰等，以及列寧這樣的國際主義政治家，發出的聲音非常孤立。正因如此，對西方文明及其邏輯研究極深的辜鴻銘先生才會說，“耶穌基督也會變成肉食動物”。
黃禍論，就是前文所述的西方文明裡的“兩希精神”的產物，是一種對未來的極端誇大其詞的想象。想象形成了對自身力量衰退的普遍的怵惕，為了導流這一焦慮，便需要將它在外部對象化，尋找一個現實的敵人。
正如一個人走夜路，總是擔心有鬼，此時就希望路邊跳出來的是一個人，至少可以上前一搏。中國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對象，因為黃色在西方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和恐怖，而蒙古則是“上帝之鞭”——歐洲人的噩夢，所以“黃色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落到中國人頭上，中國就成了最便於引起文化恐懼的意象。
所以我們看到，黃禍論的興起在邏輯上呈現出一種中國“躺著中槍”的詭異性：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西方就擔心如果中國也通過日本那樣的改革而實現自強，那後果不可想象；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俄國，西方同樣地把焦慮傾瀉在中國身上。
捱打者、被欺凌者反而被渲染為最大的威脅，因此《中國：是黃禍還是紅色希望》的作者C.R.亨斯曼才說，西方的主流輿論多是汙衊、誇張，甚至是完全無中生有之辭，西方人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沒有聯繫”，甚至完全背離。
因為前提來自想象，所以黃禍論在邏輯上是無稽的，但並不意味著它本身無法自圓其說。梳理一下，它大概包含幾種解析方式。
第一種，是最現實主義的，那就是擔心中國學習了西方的制度、技術，實現工業化，從而成為競爭威脅，如果中國要對過去的罪惡進行清算，那還將是一個敵人，因此應當發動預防性攻擊。分佈於西方各國的索洛維耶夫、布隆霍弗、埃米爾·巴爾貝、保羅·拉洛格-博利、A.戴奧西、布魯克斯·亞當斯都持這一看法。
第二種，中國可能崩潰，崩潰後數億飢餓的人必然向北、向南移民，這對於所到之處都是災難。
第三種，列強在中國的爭奪，可能帶來“狗咬狗”的效果，以至於發生列強間的混戰，從而造成災難。這一邏輯最為荒唐，群狼爭搶和撕咬一隻羊，最後互相血腥廝殺，罪過在於那隻羊，並且，這隻羊可能還是有預謀的自我犧牲，以便離間各狼。
1898年，英國人M.P.希爾出版的傳奇小說《黃禍》，就是說中國突然向歐洲各國通告，願意把領土無償分讓，對法國讓出海南島和雲南，對俄國讓出揚子江流域，對德國讓出膠州灣，利用這種“領土離間計”讓列強兵戎相見，歐洲大亂。
此外，法國外交官沙利·維克多·瓦里尼在美國排華運動中持贊成立場，也遵循類似的思路。他認為如果美國不排華，中國人將搶佔白人的工作機會，白人勞工將會對中國人施暴，進而無法控制，他們還會進一步攻擊資本家、鐵路大股東和地方當局，引發革命。
瞭解了這些對黃禍論的解析方式，就明白了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頻頻出現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事實上都是黃禍論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的變種。
以薩克斯·洛莫爾的關於“傅滿洲博士”的系列小說為藍本的好萊塢系列電影，以及讓·雅南在1974年執導的電影《解放軍在巴黎》，都是黃禍論這一西方共同心理背景在面對新中國的場景下的肆意發揮。
衝突的本質：誰先加害
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是黃禍論在西方世界最為盛行的時期，但中國政界和知識界卻極少迴應。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正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核心思想。嚴復強調該書與“強國保種之事有關”，“人種”“種族”概念闖入中國社會，“亡國滅種”在其後成為普遍的憂思，不過知識分子主要還是從自身找原因，反思集中於內部的制度與文化。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DNA之父”沃森
思路清奇黃禍論
理論可能會在客觀上帶來災難，儘管這可能不是理論家的本意。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作為自然科學的進化論對人類的意義，用刷新世界觀來形容也不為過。隨後，各類學科都紛紛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釋邏輯，許多“雜交理論”產生。
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是斯賓塞開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原本只適用於動植物界的自然科學，被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把國家、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視為鐵律，把弱肉強食認作“天道”。而且奧拓·阿蒙和L.M.德拉普熱還認為，人種在社會中的分佈嚴格受制於決定論，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種族的命運。
用生活化的話語一言以蔽之就是：捱打捱餓，受苦受難，都是命中註定。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種理論可謂珠聯璧合。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而“科學”，也及時地給它“遞刀”了。那時的中國，國力衰弱，文化停滯，生產力落後，正是合適的宰割對象，於是就遇上了這把刀。
正因為手握理論武器，解除了道德負擔，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說出一些泯滅人性的觀點，在當時都不會引起驚詫。
比如，1900年末，德國大主教昂塞在《未來》雜誌上撰寫評論，認為八國聯軍應該批量殺死中國俘虜。“我們俘虜五萬名中國佬幹什麼？養活他們都很困難。如果我們遇上五萬條毛毛蟲，我們會怎麼做？把他們統統碾死！”
這只是黃禍論大合唱裡的一個極為微不足道的表達，昂塞的背後站著的，正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之一一—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親手打草稿畫了一幅題為《黃禍圖》的畫，送給俄國沙皇，鼓動與中國接壤的俄國加大對中國的武裝侵入，並抗衡日益崛起的日本。
《黃禍圖》
黃禍論的大意，就是黃種人是對白種人的威脅，必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以未雨綢繆。
在當時的西方政治、宗教、文學和知識界，威廉二世和昂塞非但不是特例，還是主流，俄國的巴枯寧、索洛維耶夫、雅思琴科，法國的約瑟夫·亞瑟·戈賓諾、查理·維納、埃米爾·法蓋，德國的奧托·阿蒙、海爾曼·布隆霍弗，英國的寇鬆、懷特海德、豪斯頓·張伯倫，美國的阿爾弗雷德·馬漢、薩克斯·洛莫爾、傑克·倫敦，都是著名的黃禍論者，也是自身所在領域的學術、媒體或文學名人。
持有黃禍論立場的學者、文學家、媒體人、政治家，多得可以像菜販一樣問你“要幾把”，幾乎每一個白人社會都有唱和。
少數秉持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如阿納托爾·法郎士、狄更森、馬克·吐溫、顧立克、托爾斯泰等，以及列寧這樣的國際主義政治家，發出的聲音非常孤立。正因如此，對西方文明及其邏輯研究極深的辜鴻銘先生才會說，“耶穌基督也會變成肉食動物”。
黃禍論，就是前文所述的西方文明裡的“兩希精神”的產物，是一種對未來的極端誇大其詞的想象。想象形成了對自身力量衰退的普遍的怵惕，為了導流這一焦慮，便需要將它在外部對象化，尋找一個現實的敵人。
正如一個人走夜路，總是擔心有鬼，此時就希望路邊跳出來的是一個人，至少可以上前一搏。中國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對象，因為黃色在西方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和恐怖，而蒙古則是“上帝之鞭”——歐洲人的噩夢，所以“黃色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落到中國人頭上，中國就成了最便於引起文化恐懼的意象。
所以我們看到，黃禍論的興起在邏輯上呈現出一種中國“躺著中槍”的詭異性：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西方就擔心如果中國也通過日本那樣的改革而實現自強，那後果不可想象；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俄國，西方同樣地把焦慮傾瀉在中國身上。
捱打者、被欺凌者反而被渲染為最大的威脅，因此《中國：是黃禍還是紅色希望》的作者C.R.亨斯曼才說，西方的主流輿論多是汙衊、誇張，甚至是完全無中生有之辭，西方人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沒有聯繫”，甚至完全背離。
因為前提來自想象，所以黃禍論在邏輯上是無稽的，但並不意味著它本身無法自圓其說。梳理一下，它大概包含幾種解析方式。
第一種，是最現實主義的，那就是擔心中國學習了西方的制度、技術，實現工業化，從而成為競爭威脅，如果中國要對過去的罪惡進行清算，那還將是一個敵人，因此應當發動預防性攻擊。分佈於西方各國的索洛維耶夫、布隆霍弗、埃米爾·巴爾貝、保羅·拉洛格-博利、A.戴奧西、布魯克斯·亞當斯都持這一看法。
第二種，中國可能崩潰，崩潰後數億飢餓的人必然向北、向南移民，這對於所到之處都是災難。
第三種，列強在中國的爭奪，可能帶來“狗咬狗”的效果，以至於發生列強間的混戰，從而造成災難。這一邏輯最為荒唐，群狼爭搶和撕咬一隻羊，最後互相血腥廝殺，罪過在於那隻羊，並且，這隻羊可能還是有預謀的自我犧牲，以便離間各狼。
1898年，英國人M.P.希爾出版的傳奇小說《黃禍》，就是說中國突然向歐洲各國通告，願意把領土無償分讓，對法國讓出海南島和雲南，對俄國讓出揚子江流域，對德國讓出膠州灣，利用這種“領土離間計”讓列強兵戎相見，歐洲大亂。
此外，法國外交官沙利·維克多·瓦里尼在美國排華運動中持贊成立場，也遵循類似的思路。他認為如果美國不排華，中國人將搶佔白人的工作機會，白人勞工將會對中國人施暴，進而無法控制，他們還會進一步攻擊資本家、鐵路大股東和地方當局，引發革命。
瞭解了這些對黃禍論的解析方式，就明白了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頻頻出現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事實上都是黃禍論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的變種。
以薩克斯·洛莫爾的關於“傅滿洲博士”的系列小說為藍本的好萊塢系列電影，以及讓·雅南在1974年執導的電影《解放軍在巴黎》，都是黃禍論這一西方共同心理背景在面對新中國的場景下的肆意發揮。
衝突的本質：誰先加害
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是黃禍論在西方世界最為盛行的時期，但中國政界和知識界卻極少迴應。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正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核心思想。嚴復強調該書與“強國保種之事有關”，“人種”“種族”概念闖入中國社會，“亡國滅種”在其後成為普遍的憂思，不過知識分子主要還是從自身找原因，反思集中於內部的制度與文化。
嚴復
孫中山先生、辜鴻銘先生、魯迅先生都有過抗辯，其中一直鏖戰最有力的是學貫中西的辜鴻銘先生，他的代表作《中國人的精神》正是一種迴應的產物，但他基本是以外文在外國發表文章，因而沒有被國人注意到。
辜鴻銘說：“只要無私和仁慈—那麼，不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還是德國人，也不論你是商人、傳教士、外交官還是苦力——你都是一個基督之徒，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麼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個亂臣、賊子、庸人、異教徒、夷、蠻子和殘忍的野獸。”
言下之意，是否文明，是否高尚，與人種、民族、地位、身份無關，而只與道德教養造成的生活態度有關，而這，才是評判文明高下的標準。
辜鴻銘對西方的侵略性有很深刻的剖析，他認為，誰是“禍”，要看誰先加害於人。這是人類最樸素因而也是最本源的善惡判斷標準，事實上，他已經觸及了所謂“文明衝突”的真正要害所在。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DNA之父”沃森
思路清奇黃禍論
理論可能會在客觀上帶來災難，儘管這可能不是理論家的本意。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作為自然科學的進化論對人類的意義，用刷新世界觀來形容也不為過。隨後，各類學科都紛紛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釋邏輯，許多“雜交理論”產生。
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是斯賓塞開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原本只適用於動植物界的自然科學，被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把國家、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視為鐵律，把弱肉強食認作“天道”。而且奧拓·阿蒙和L.M.德拉普熱還認為，人種在社會中的分佈嚴格受制於決定論，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種族的命運。
用生活化的話語一言以蔽之就是：捱打捱餓，受苦受難，都是命中註定。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種理論可謂珠聯璧合。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而“科學”，也及時地給它“遞刀”了。那時的中國，國力衰弱，文化停滯，生產力落後，正是合適的宰割對象，於是就遇上了這把刀。
正因為手握理論武器，解除了道德負擔，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說出一些泯滅人性的觀點，在當時都不會引起驚詫。
比如，1900年末，德國大主教昂塞在《未來》雜誌上撰寫評論，認為八國聯軍應該批量殺死中國俘虜。“我們俘虜五萬名中國佬幹什麼？養活他們都很困難。如果我們遇上五萬條毛毛蟲，我們會怎麼做？把他們統統碾死！”
這只是黃禍論大合唱裡的一個極為微不足道的表達，昂塞的背後站著的，正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之一一—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親手打草稿畫了一幅題為《黃禍圖》的畫，送給俄國沙皇，鼓動與中國接壤的俄國加大對中國的武裝侵入，並抗衡日益崛起的日本。
《黃禍圖》
黃禍論的大意，就是黃種人是對白種人的威脅，必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以未雨綢繆。
在當時的西方政治、宗教、文學和知識界，威廉二世和昂塞非但不是特例，還是主流，俄國的巴枯寧、索洛維耶夫、雅思琴科，法國的約瑟夫·亞瑟·戈賓諾、查理·維納、埃米爾·法蓋，德國的奧托·阿蒙、海爾曼·布隆霍弗，英國的寇鬆、懷特海德、豪斯頓·張伯倫，美國的阿爾弗雷德·馬漢、薩克斯·洛莫爾、傑克·倫敦，都是著名的黃禍論者，也是自身所在領域的學術、媒體或文學名人。
持有黃禍論立場的學者、文學家、媒體人、政治家，多得可以像菜販一樣問你“要幾把”，幾乎每一個白人社會都有唱和。
少數秉持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如阿納托爾·法郎士、狄更森、馬克·吐溫、顧立克、托爾斯泰等，以及列寧這樣的國際主義政治家，發出的聲音非常孤立。正因如此，對西方文明及其邏輯研究極深的辜鴻銘先生才會說，“耶穌基督也會變成肉食動物”。
黃禍論，就是前文所述的西方文明裡的“兩希精神”的產物，是一種對未來的極端誇大其詞的想象。想象形成了對自身力量衰退的普遍的怵惕，為了導流這一焦慮，便需要將它在外部對象化，尋找一個現實的敵人。
正如一個人走夜路，總是擔心有鬼，此時就希望路邊跳出來的是一個人，至少可以上前一搏。中國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對象，因為黃色在西方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和恐怖，而蒙古則是“上帝之鞭”——歐洲人的噩夢，所以“黃色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落到中國人頭上，中國就成了最便於引起文化恐懼的意象。
所以我們看到，黃禍論的興起在邏輯上呈現出一種中國“躺著中槍”的詭異性：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西方就擔心如果中國也通過日本那樣的改革而實現自強，那後果不可想象；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俄國，西方同樣地把焦慮傾瀉在中國身上。
捱打者、被欺凌者反而被渲染為最大的威脅，因此《中國：是黃禍還是紅色希望》的作者C.R.亨斯曼才說，西方的主流輿論多是汙衊、誇張，甚至是完全無中生有之辭，西方人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沒有聯繫”，甚至完全背離。
因為前提來自想象，所以黃禍論在邏輯上是無稽的，但並不意味著它本身無法自圓其說。梳理一下，它大概包含幾種解析方式。
第一種，是最現實主義的，那就是擔心中國學習了西方的制度、技術，實現工業化，從而成為競爭威脅，如果中國要對過去的罪惡進行清算，那還將是一個敵人，因此應當發動預防性攻擊。分佈於西方各國的索洛維耶夫、布隆霍弗、埃米爾·巴爾貝、保羅·拉洛格-博利、A.戴奧西、布魯克斯·亞當斯都持這一看法。
第二種，中國可能崩潰，崩潰後數億飢餓的人必然向北、向南移民，這對於所到之處都是災難。
第三種，列強在中國的爭奪，可能帶來“狗咬狗”的效果，以至於發生列強間的混戰，從而造成災難。這一邏輯最為荒唐，群狼爭搶和撕咬一隻羊，最後互相血腥廝殺，罪過在於那隻羊，並且，這隻羊可能還是有預謀的自我犧牲，以便離間各狼。
1898年，英國人M.P.希爾出版的傳奇小說《黃禍》，就是說中國突然向歐洲各國通告，願意把領土無償分讓，對法國讓出海南島和雲南，對俄國讓出揚子江流域，對德國讓出膠州灣，利用這種“領土離間計”讓列強兵戎相見，歐洲大亂。
此外，法國外交官沙利·維克多·瓦里尼在美國排華運動中持贊成立場，也遵循類似的思路。他認為如果美國不排華，中國人將搶佔白人的工作機會，白人勞工將會對中國人施暴，進而無法控制，他們還會進一步攻擊資本家、鐵路大股東和地方當局，引發革命。
瞭解了這些對黃禍論的解析方式，就明白了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頻頻出現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事實上都是黃禍論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的變種。
以薩克斯·洛莫爾的關於“傅滿洲博士”的系列小說為藍本的好萊塢系列電影，以及讓·雅南在1974年執導的電影《解放軍在巴黎》，都是黃禍論這一西方共同心理背景在面對新中國的場景下的肆意發揮。
衝突的本質：誰先加害
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是黃禍論在西方世界最為盛行的時期，但中國政界和知識界卻極少迴應。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正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核心思想。嚴復強調該書與“強國保種之事有關”，“人種”“種族”概念闖入中國社會，“亡國滅種”在其後成為普遍的憂思，不過知識分子主要還是從自身找原因，反思集中於內部的制度與文化。
嚴復
孫中山先生、辜鴻銘先生、魯迅先生都有過抗辯，其中一直鏖戰最有力的是學貫中西的辜鴻銘先生，他的代表作《中國人的精神》正是一種迴應的產物，但他基本是以外文在外國發表文章，因而沒有被國人注意到。
辜鴻銘說：“只要無私和仁慈—那麼，不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還是德國人，也不論你是商人、傳教士、外交官還是苦力——你都是一個基督之徒，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麼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個亂臣、賊子、庸人、異教徒、夷、蠻子和殘忍的野獸。”
言下之意，是否文明，是否高尚，與人種、民族、地位、身份無關，而只與道德教養造成的生活態度有關，而這，才是評判文明高下的標準。
辜鴻銘對西方的侵略性有很深刻的剖析，他認為，誰是“禍”，要看誰先加害於人。這是人類最樸素因而也是最本源的善惡判斷標準，事實上，他已經觸及了所謂“文明衝突”的真正要害所在。
辜鴻銘
西方人中並不是沒有清醒者，只是他們的聲音總是被淹沒。英國劍橋大學講師高登瓦爾斯·洛斯·狄更森1911年也在《東方雜誌》撰文指出，如果認為“衝突之挑撥者”是中國，這是“誣之甚也”。他說，中國人從不以佈道的心態要求別人強行接受自己的教化，更不可能“以炮火與刀劍遂其使命”。“東西交際之開始，西人實以強力行之。”
美國傳教士、人類學家顧立克針對黃禍論，在1905年出版了《東洋之白禍》一書，指出是先有“白禍”才有黃禍，正是列強對中國的瓜分、控制，強力“執行白種人的意志”，帶來了義和團等反抗運動。推己及人，“美國對於那些掠奪了美國的國家還會十分友好嗎”？
此外，八國聯軍佔領京津期間，住在上海的一位名為瑪麗·菲奇的傳教士夫人也提出過“究竟誰是魔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這一問題。
辜鴻銘正是沿著這一本質之問，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你是什麼樣的人，你就有什麼樣的道，而不是你自稱有什麼樣的道，就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這一從孔子思想發揮出來的觀點，深刻地指出了西方用發明的理論來自證優越的一貫邏輯的荒謬性。
在西方文明裡，有一種來自希臘和希伯來精神的預言傳統，這一幽靈般的傳統轉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自身衰落的憂患，乃至恐懼。
有時緣於真正的實力對比相對下降，但更多的時候，是來自想象中的衰落的可能性。大多數時候，想象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即便在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這一恐懼同樣存在。
一個強者，卻時刻寢食難安，這是違背常理的。除非這種優勢地位的取得本身存在道德困擾，或者試圖繼續鞏固和擴大優勢地位，需要進行道德上的自我說服。
當理論被政治擁抱
一個道理早已洞然：西方文明的擴張，是以非西方世界的苦難為代價的，比如，發現和開拓“新大陸”，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販奴與蓄奴，血與火的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炮艦政策，以自由貿易包裹起來的鴉片貿易……
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非常坦然地承認了這一點。
塞繆爾·亨廷頓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衝突和文明衝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這些思考，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早已結束，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已經樂觀地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獲得全面勝利”，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歷史已經終結。
此時正是西方實力如日中天的時代，高枕無憂的心態是自然而然的。基於同樣的歷史條件，以及同樣的經過反思的西方文明背景，亨廷頓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隨後提出了新的理解世界格局的框架——文明之間的衝突。
在他看來，國家之間的鬥爭，將換上意識形態以外的另一種形式——文明。
而這，正是西方文明裡對自身衰落的恐懼的集體無意識適時的甦醒，是“兩希精神”的本能反射。
在亨廷頓身上，由歐洲中心主義演變而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依舊鮮明，他的出發點，還是維護西方文明的優勢地位。相比過去那些充滿擴張意識的理論家，他先退了一步：“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這是十分理智的文化相對主義視角。
在這一讓步的前提下，他認為：“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結論事實上抵消了前提下的讓步。他緊接著給出的許多具體建議，本質上還是敵對與擴張思維，人們從“復興”“獨一無二”“責任”這些詞彙裡，也能影影綽綽地看到西方文明的“高貴”，以及歷史上令人膽寒的保護“高貴”的邏輯。比如人種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黃禍論，都在同一邏輯的基礎上產生，文明衝突論只是一種更內斂的重新包裝。
回到西方現實，理論一旦被政治擁抱，就會被斷章取義、刻意扭曲。而現在，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等政治人物所代表的被亨廷頓寄予厚望的美國，正在以獨特的理解擁抱“文明衝突論”。
斯金納
面對當下的中美關係，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儘管她自己是個黑人；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稱，中美關係中包含了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元素；總統特朗普則對少數族裔議員說：如果不喜歡美國，你可以離開。
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人種理論的絕響迴歸
從特朗普、蓬佩奧、斯金納的言論之中可以發現，文明衝突這一外衣的政治內裡，是人種區別—儘管斯金納的存在很“違和”。
把握這一點以後，歷史就連綴起來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是資本主義全球世界擴張的歷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生產力要如何維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場），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膨脹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擴張，領土、殖民地和工業品市場的擴張。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這個過程，對於擴張對象而言是痛苦的，對擴張者而言也不是絕對愉快的。
擴張對象面對的是侵略與剝削（比如，美國的建立就是反剝削的結果），必定是一段血與淚的歷史；而擴張者面對的是道德良心的譴責—無論“利己主義的冰水”如何浸泡，人總歸還是人。
如何讓擴張者在道德上釋懷，同時讓擴張對象在道義上失勢？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辦法，就是證明擴張對象在理論上“不是人”。
而這，就是邏輯的核心。
生產力的爆發和貿易的發展讓近代化的先發國家有能力供養更多辜鴻銘先生所謂“養尊處優的集團”，這些人為了博得名聲、贏得地位，必須進行各種知識創新。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理性迴歸，要求知識必須有科學的外表。
因此，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羅福惠所言，“一些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學說原來就是某些社會科學理論的派生物”，“英國的強大發達，不僅體現在它是先進武器裝備的軍火庫，同時也是思想理論的軍火庫”。亨廷頓則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來自西方。
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西方，善於把一切科學或假科學都變成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服務於擴張需要。在這一優勢下，一種適應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科學理論”漸漸形成——人種理論。
人種理論是逐漸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1792年，他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即所謂本質主義），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分別對應著白色人種、黑色人種、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
有了這些基礎概念，科學種族論就如芝麻開花了。
白人最為優越，而黑人最為低賤，處於兩者之間的紅色人種、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賤惡之間的過渡。
通過對腦容量的測定，這種生理差異被延展為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而我們知道，道德與智力正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黑人的深膚色、低眉骨和厚嘴脣，就說明他們非常接近於猿類。
還有醫學證據。
比如，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東亞人群中因膚色原因更容易看見，就被命名為“蒙古斑”，並被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尾巴脫落的遺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發現，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綜合徵，患了這種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現出歐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種面部特徵，因此在19世紀後期被英國醫生命名為“蒙古人病”。這“說明”如果智力出問題，高加索人種就會衰退，進而擁有“低等種族”的外貌。
既然人種是對進化進程的區分，也就等於說，除了白人，其他人種都比較接近於動物。而人們殘忍對待動物是不會有道德壓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會揹負良心包袱。
販奴蓄奴、滅絕印第安人、屠殺猶太人（高加索人種裡最“劣等”的種族），都是他們應當應分，這是心理學上的“譴責受害者”邏輯，今天的人們並不陌生。
文明優勝論也正是建立在人種優勝論的基礎上，得到“科學支持”。在進化論的包裝下，血與火的擴張是文明擴展的必要工具，侵略與奴役是在傳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時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都與此緊密相關。
科學種族論早已被現代遺傳學證明為假科學，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按照這種邏輯看問題和行事，既不具有說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確，然而它依舊在社會中具有強大的隱形的生命力，一有機會就會發作。
在美國，不時浮現於社會生活領域的種族歧視，是科學種族論仍具有社會基礎的表現；“DNA之父”沃森兩度公開發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於遺傳”的觀點，則是知識界殘存的執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員不時顯露的種族主義立場，表明過去持續進行的制度和觀念的修正，並未從政治上根除人種優勝論。
“DNA之父”沃森
思路清奇黃禍論
理論可能會在客觀上帶來災難，儘管這可能不是理論家的本意。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作為自然科學的進化論對人類的意義，用刷新世界觀來形容也不為過。隨後，各類學科都紛紛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釋邏輯，許多“雜交理論”產生。
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是斯賓塞開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原本只適用於動植物界的自然科學，被用於解釋人類社會，把國家、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視為鐵律，把弱肉強食認作“天道”。而且奧拓·阿蒙和L.M.德拉普熱還認為，人種在社會中的分佈嚴格受制於決定論，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種族的命運。
用生活化的話語一言以蔽之就是：捱打捱餓，受苦受難，都是命中註定。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種理論可謂珠聯璧合。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而“科學”，也及時地給它“遞刀”了。那時的中國，國力衰弱，文化停滯，生產力落後，正是合適的宰割對象，於是就遇上了這把刀。
正因為手握理論武器，解除了道德負擔，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說出一些泯滅人性的觀點，在當時都不會引起驚詫。
比如，1900年末，德國大主教昂塞在《未來》雜誌上撰寫評論，認為八國聯軍應該批量殺死中國俘虜。“我們俘虜五萬名中國佬幹什麼？養活他們都很困難。如果我們遇上五萬條毛毛蟲，我們會怎麼做？把他們統統碾死！”
這只是黃禍論大合唱裡的一個極為微不足道的表達，昂塞的背後站著的，正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之一一—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親手打草稿畫了一幅題為《黃禍圖》的畫，送給俄國沙皇，鼓動與中國接壤的俄國加大對中國的武裝侵入，並抗衡日益崛起的日本。
《黃禍圖》
黃禍論的大意，就是黃種人是對白種人的威脅，必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以未雨綢繆。
在當時的西方政治、宗教、文學和知識界，威廉二世和昂塞非但不是特例，還是主流，俄國的巴枯寧、索洛維耶夫、雅思琴科，法國的約瑟夫·亞瑟·戈賓諾、查理·維納、埃米爾·法蓋，德國的奧托·阿蒙、海爾曼·布隆霍弗，英國的寇鬆、懷特海德、豪斯頓·張伯倫，美國的阿爾弗雷德·馬漢、薩克斯·洛莫爾、傑克·倫敦，都是著名的黃禍論者，也是自身所在領域的學術、媒體或文學名人。
持有黃禍論立場的學者、文學家、媒體人、政治家，多得可以像菜販一樣問你“要幾把”，幾乎每一個白人社會都有唱和。
少數秉持良知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如阿納托爾·法郎士、狄更森、馬克·吐溫、顧立克、托爾斯泰等，以及列寧這樣的國際主義政治家，發出的聲音非常孤立。正因如此，對西方文明及其邏輯研究極深的辜鴻銘先生才會說，“耶穌基督也會變成肉食動物”。
黃禍論，就是前文所述的西方文明裡的“兩希精神”的產物，是一種對未來的極端誇大其詞的想象。想象形成了對自身力量衰退的普遍的怵惕，為了導流這一焦慮，便需要將它在外部對象化，尋找一個現實的敵人。
正如一個人走夜路，總是擔心有鬼，此時就希望路邊跳出來的是一個人，至少可以上前一搏。中國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對象，因為黃色在西方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和恐怖，而蒙古則是“上帝之鞭”——歐洲人的噩夢，所以“黃色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落到中國人頭上，中國就成了最便於引起文化恐懼的意象。
所以我們看到，黃禍論的興起在邏輯上呈現出一種中國“躺著中槍”的詭異性：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西方就擔心如果中國也通過日本那樣的改革而實現自強，那後果不可想象；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俄國，西方同樣地把焦慮傾瀉在中國身上。
捱打者、被欺凌者反而被渲染為最大的威脅，因此《中國：是黃禍還是紅色希望》的作者C.R.亨斯曼才說，西方的主流輿論多是汙衊、誇張，甚至是完全無中生有之辭，西方人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沒有聯繫”，甚至完全背離。
因為前提來自想象，所以黃禍論在邏輯上是無稽的，但並不意味著它本身無法自圓其說。梳理一下，它大概包含幾種解析方式。
第一種，是最現實主義的，那就是擔心中國學習了西方的制度、技術，實現工業化，從而成為競爭威脅，如果中國要對過去的罪惡進行清算，那還將是一個敵人，因此應當發動預防性攻擊。分佈於西方各國的索洛維耶夫、布隆霍弗、埃米爾·巴爾貝、保羅·拉洛格-博利、A.戴奧西、布魯克斯·亞當斯都持這一看法。
第二種，中國可能崩潰，崩潰後數億飢餓的人必然向北、向南移民，這對於所到之處都是災難。
第三種，列強在中國的爭奪，可能帶來“狗咬狗”的效果，以至於發生列強間的混戰，從而造成災難。這一邏輯最為荒唐，群狼爭搶和撕咬一隻羊，最後互相血腥廝殺，罪過在於那隻羊，並且，這隻羊可能還是有預謀的自我犧牲，以便離間各狼。
1898年，英國人M.P.希爾出版的傳奇小說《黃禍》，就是說中國突然向歐洲各國通告，願意把領土無償分讓，對法國讓出海南島和雲南，對俄國讓出揚子江流域，對德國讓出膠州灣，利用這種“領土離間計”讓列強兵戎相見，歐洲大亂。
此外，法國外交官沙利·維克多·瓦里尼在美國排華運動中持贊成立場，也遵循類似的思路。他認為如果美國不排華，中國人將搶佔白人的工作機會，白人勞工將會對中國人施暴，進而無法控制，他們還會進一步攻擊資本家、鐵路大股東和地方當局，引發革命。
瞭解了這些對黃禍論的解析方式，就明白了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頻頻出現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事實上都是黃禍論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的變種。
以薩克斯·洛莫爾的關於“傅滿洲博士”的系列小說為藍本的好萊塢系列電影，以及讓·雅南在1974年執導的電影《解放軍在巴黎》，都是黃禍論這一西方共同心理背景在面對新中國的場景下的肆意發揮。
衝突的本質：誰先加害
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是黃禍論在西方世界最為盛行的時期，但中國政界和知識界卻極少迴應。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正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核心思想。嚴復強調該書與“強國保種之事有關”，“人種”“種族”概念闖入中國社會，“亡國滅種”在其後成為普遍的憂思，不過知識分子主要還是從自身找原因，反思集中於內部的制度與文化。
嚴復
孫中山先生、辜鴻銘先生、魯迅先生都有過抗辯，其中一直鏖戰最有力的是學貫中西的辜鴻銘先生，他的代表作《中國人的精神》正是一種迴應的產物，但他基本是以外文在外國發表文章，因而沒有被國人注意到。
辜鴻銘說：“只要無私和仁慈—那麼，不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還是德國人，也不論你是商人、傳教士、外交官還是苦力——你都是一個基督之徒，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麼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個亂臣、賊子、庸人、異教徒、夷、蠻子和殘忍的野獸。”
言下之意，是否文明，是否高尚，與人種、民族、地位、身份無關，而只與道德教養造成的生活態度有關，而這，才是評判文明高下的標準。
辜鴻銘對西方的侵略性有很深刻的剖析，他認為，誰是“禍”，要看誰先加害於人。這是人類最樸素因而也是最本源的善惡判斷標準，事實上，他已經觸及了所謂“文明衝突”的真正要害所在。
辜鴻銘
西方人中並不是沒有清醒者，只是他們的聲音總是被淹沒。英國劍橋大學講師高登瓦爾斯·洛斯·狄更森1911年也在《東方雜誌》撰文指出，如果認為“衝突之挑撥者”是中國，這是“誣之甚也”。他說，中國人從不以佈道的心態要求別人強行接受自己的教化，更不可能“以炮火與刀劍遂其使命”。“東西交際之開始，西人實以強力行之。”
美國傳教士、人類學家顧立克針對黃禍論，在1905年出版了《東洋之白禍》一書，指出是先有“白禍”才有黃禍，正是列強對中國的瓜分、控制，強力“執行白種人的意志”，帶來了義和團等反抗運動。推己及人，“美國對於那些掠奪了美國的國家還會十分友好嗎”？
此外，八國聯軍佔領京津期間，住在上海的一位名為瑪麗·菲奇的傳教士夫人也提出過“究竟誰是魔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這一問題。
辜鴻銘正是沿著這一本質之問，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你是什麼樣的人，你就有什麼樣的道，而不是你自稱有什麼樣的道，就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這一從孔子思想發揮出來的觀點，深刻地指出了西方用發明的理論來自證優越的一貫邏輯的荒謬性。
正如今天的西方國家在經歷全球民族解放運動、內部工人階級的反抗、國家治理上的自我改革後，制度和文化看上去變得非常文明一樣，文明衝突論也承認了種族間平等、文明無高下、普世主義不可取等等價值。
然而把國際政治衝突轉換為“文明的衝突”，一樣存在同一個問題，那就是模糊了是非善惡。善意往來的文明之間不會衝突，衝突往往是因為一方為了自身利益而主動損害對方，這才是要害所在。
如果要證明文明之間難免衝突，那就要先證明文明內部必然和諧。而只看東亞和西方的歷史，就知道事實正好相反，東亞儒家文明國家之間分裂嚴重，至於西方，則一戰、二戰這兩場造成最慘烈悲劇的戰爭，都發生於西方文明內部。
威廉二世在黃禍論的包裝下把俄羅斯東正教文明引為同道，但後來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對抗證明文明不是主題，現實利益才是。
顧立克在100多年前就論證了黃禍論可能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按照懷特海德所認為的中國人在屈辱之下“發生了愛國心並且聯合起來保護他們的領土和共同利益”就是黃禍，這個預言無疑已經實現，當然，最後“禍”並未出現。
同理，“文明衝突論”如果真的作為美國外交的觀念背景，那它在這世界頭號強國的應用下也可能自我兌現，亨廷頓所希望的讓大家意識到危險從而促進文明對話的願景更無法實現—何況這種動機解釋讀起來感覺非常牽強。
強者對弱者怎麼想，從來不會感興趣，在近現代歷史上，西方就從來沒有真正理解過外部文明。傅滿洲形象的創造者洛莫爾晚年就說：“我對中國一無所知，這使我出名。”
而黃禍論的鼓吹者威廉二世，以自己創造了“黃禍論”這一名詞為榮，但他的《黃禍圖》裡代表威脅的是騎著龍的佛陀，他不但把亞洲文明理解為佛教文明，而且還把幾乎沒有一絲侵略性的和平主義宗教佛教視為擴張主義文化。所以他們對於外部文明，從來都是“我猜它是什麼”。
所以，如果以文明衝突論作為思考國際衝突的框架，強勢者將只看到衝突，而不會注意到文明，那麼文明衝突論就只會成為實現其他目的的外衣。
今天，這樣的景象並非沒有可能。
作者 | 南風窗副主編 李少威
編輯 | 趙義
排版 |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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