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能機器時代，很多人會失去工作，人如何幸福生活？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包括如何能夠為別人創造價值？這些都是教育要考慮的。

（高考前，學生們“祭拜”牛頓像，祈求考出佳績。圖/IC）

文 |《財經》記者 馬國川

“現在全世界教育都面臨轉型，誰轉得快，誰就能夠引領下一個時代。”堪薩斯大學趙勇教授說，“誰能創造下一個時代的教育範式，誰就能夠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作為一名教育學家，趙勇出版過多本極富影響力的教育專著。2010年他獲得美國教育領導學會頒發的“教育領導獎”，還多次被評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學者，在國際教育界深孚眾望。

趙勇出生在四川農村，大學之前接受的是國內教育，在美國獲得教育學碩士、教育心理學博士學位，而後他長期從事教育國際化、教育創新等研究，因此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

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趙勇指出，目前的教育模式適用於傳統工業社會，全世界的教育都是為工業社會設計的，“但現在人類正在進入智能機器時代，教育到了轉型的時刻。”

趙勇倡導“三創人才”（創新、創造、創業）。在即將到來的智能機器時代，他認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才能幸福生活，才能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趙勇對中國的教育現狀給予中肯的批評。在他看來，教育體制改革很難，“真正的教育改革動力還是來自於少數家長和學生自己”。

“中國教育其實具備轉型的條件，因為大家已經對教育弊端形成了共識，認識到創新的意義，但缺的是創新的勇氣。”趙勇說，“世界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需要有識之士來推動變革。”

教育到了轉型的時刻

《財經》：現在國人對國內教育的總體評價似乎處於“撕裂”狀態：一方認為國內教育質量很好，甚至說基礎教育質量超過美國；另一方認為教育現狀很糟糕，越來越多的家長把孩子送到國外接受教育。從國際教育視角看，您怎麼評價這些觀點？

趙勇：我參觀許多國內學校，老師教得好，學生基本知識紮實，從教學角度看很成功。但是從另外角度看，為了貫徹統一內容、統一標準、統一考試，“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浪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而且這種教育是為了應對別人，而不是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在創新意識方面有負面影響。

一個文化必須要靠多元的人才，創新國家尤其如此。最大的創新，不在於培養多少諾貝爾獎得主，而在於培養人才的多元化。不可能靠一種人才去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

《財經》：千軍萬馬學相同的東西、幹同樣的事情，肯定會影響創新能力。

趙勇：國家創新必須依靠人才多樣化，人才多樣化必須課堂多樣化，課程多樣化要適應不同學生的需求。因為個人天生是有差異的，在不同方面有強有弱，不是“頭懸樑錐刺骨”就能解決問題。

東西方教育在本質上是相似的，都在不斷對學生灌輸知識和技能。中國的學校只看重考試成績好的、聽話的，美國學校也是如此。美國創新主要來自社會，而不是來自課堂。

《財經》：但實際上，中美兩國的教育區別還是非常大的，比如在尊重孩子天性方面有巨大反差。

趙勇：這是由於文化差異。教育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現象，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一定是某種文化的反映。

美國的文化不一樣，對教育、對孩子的看法也很不同。考試成績好不一定是社會地位最高的，各個行業之間的社會地位差異沒有那麼大，人們更看重個人的滿足感。東方不太重視個人滿足感，我們的幸福感來自於他人的認可，是被別人所定義的。

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筷子文化圈”，都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長久以來，這種文化裡的教育就是為考試服務的，而且到現在還流行“學而優則仕”。

《財經》：文化和教育也是一個雙向影響的過程。如果教育不調整，又會加強原有的文化。

趙勇：這是相互作用的過程。我們看到，中國的大學越來越多，上大學越來越容易，但是考試競爭越來越激烈，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文化認為，社會是一個階梯性的金字塔，有人在上，有人在下。這導致我們對教育的理解，教育與自我修養無關、與知識無關，教育就是要“出人頭地”。孩子必須“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所以，即使中國有兩萬所大學，競爭還是會同樣激烈，因為人們心裡也還是有排名。

我們假設一下：如果中國不是通過高考，而是以身高作為進名牌大學的標準，相信中國一定會產生拔高身材的行業，而且一定紅紅火火。

《財經》：以“出人頭地”為目的的東方教育理念是不尊重人性、沒有公平意識的，沒有什麼先進性可言。

趙勇：儒家學說是為政府服務的，學者也是為當權者出謀獻策，不會從人性方面去探討。其實，西方也是文藝復興以後才開始重視人的價值。

我們一直在思考，中國為什麼沒有更早地進入工業革命，大清帝國為什麼敗給彈丸之地的英國？

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認為，是因為科舉導致人才的單一性。尤其是實行八股文以後，幾乎沒有讀書人獻身科學。像《天工開物》那樣宣稱“此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干也”的書，絕無僅有。中國歷史上難道沒有科學人才嗎？不是沒有，而是不看重，最終被埋沒了。人才是存在的，關鍵在於土壤。

《財經》：“應試教育”在選拔人才的時候，也是在扼殺其他人才，因為它認為成績不好是因為不努力，只要有“頭懸樑錐刺骨”的努力精神，所有人都能夠取得好成績。

趙勇：由於個體的差異和社會屬性的差異，不應該都按照一個模式培養，一個模式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培養好。現在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用課程、考試來解決如何選拔人。西方教育模式也是一樣的。這種模式沒有認識到，有些人在這些方面既沒興趣，也沒天賦。

這種教育模式適用於傳統工業社會，它可以把一個沒有天賦的人培養成普通工人。目前全世界的教育都是為工業社會設計的，也是工業時代所驅動的。但現在人類正在進入智能機器時代，教育到了轉型的時刻。

未來需要“三創人才”

《財經》：工業社會很多人做的都是重複性勞動，已經有預言，未來機械式勞動會被機器取代，某些腦力勞動、智力勞動也會被機器所取代。

趙勇：機智能機器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現在大部分家長，自己奮鬥成為白領，還想把孩子往白領方面推，而且造成諸多焦慮和社會問題。他們沒有意識到，未來社會根本不需要目前的白領了！

在智能機器時代，很多人會失去工作，人如何幸福生活？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包括如何能夠為別人創造價值？這些都是教育要考慮的。

《財經》：以前，教育在這些方面做得太少。

趙勇：我現在倡導“三創人才”：創新、創造、創業。創新是在別人基礎上改進，創造是無中生有的發明，創業是把自己的天賦、自己的創造轉化為對別人、對社會有價值的東西。

從心理學來說，創造、創新、創業也是人類幸福感的真正來源。自我實現的前提是實現自己的天賦潛能，自我價值在別人身上體現才能獲得幸福感。這符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學說”。

《財經》：您提出“三創人才”學說，就是為了應對智能機器時代嗎？

趙勇：對。傳統教育大部分時間做了無用功，做了很多對別人無意義的事。你看，老師和學生大部分時間沒有去解決真正的問題，師生之間形成相互折磨的惡性循環。儘管孩子某方面有天賦，但是大人覺得這個天賦今後可能找不到工作。

其實放眼去看，這個世界上真正有能力為別人創造價值的人，根本不需要現在的所謂“工作”，他們是創造工作的人。現在人們不要總想著怎麼就業，而要思考無業可就的時候怎麼辦。未來逼著人們創造工作。

《財經》：但是人們仍然為眼前焦慮，因為十年二十年後的事情他們看不見。前不久任正非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說，他也不完全贊成衡水中學的方法，可是他又說，“他們改變不了教育制度，就要適應教育制度，否則孩子怎麼進入名校呢？”他的看法代表了很多家長。

趙勇：這是很普遍的，也很正常，家長只看到現在有哪一條路可以走，畢竟另外一種模式還沒有形成。當你在一個系統裡面，跳出去是很難的。當iPhone出現之前，大家認為音樂不出唱片不行。華為最大的危險不是手機做得好不好，而是如果十年大家都不再用手機了，怎麼辦？

《財經》：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說的“顛覆性破壞”就是這個意思。現在的教育模式形成上百年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在中國有上千年了，一旦顛覆怎麼辦？

趙勇：很少有人敢去顛覆性思考問題，更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洞察真正的社會發展趨勢。那麼多帝國衰亡，那麼多文化消亡，往往是因為人們不敢去預測，不敢去創造。家長們不敢跳出現有的制度和體系，只有當新的體系徹底出現之後，大家才恍然大悟。

許多人羨慕喬布斯、比爾·蓋茨，可是有幾個家長敢說，“孩子，哈佛你就不讀了，輟學吧。”政府鼓勵“雙創”（創新+創業），有幾個大學生敢從北大輟學？

《財經》：這裡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方面家長們不能跳出既有的觀念框架，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從事教育的人和教育制度的制定者應該具有前瞻性，勇於改變教育體制。

趙勇：一個體制要改是很難的，因為有很多利益糾纏。現有的老師、校長、課程，都是為現有體制服務的，教育學者也是為現有體制服務的，不大可能去想象長遠未來。

任何變革都是少數人引領，真正的教育改革動力可能還是來自於少數家長和學生自己。家長要適應時代發展，首先要改變“有用”“無用”的觀念。學校都喜歡培養“有用人才”，“有用”怎麼定義呢？找到工作叫作“有用”，沒找到工作就叫“沒用”嗎？假如將來沒有工作可找呢？

《財經》：一百年前教育家杜威就說過，“如果我們還在用過去的方式教現在的孩子，就是在剝奪他們的未來。”經濟學家錢穎一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講“‘無用’知識的有用性”，今天看來“無用”的，可能是未來真正需要的。

趙勇：現實社會裡人們往往忽視一點：教給學生就業知識，就假定那個崗位會永遠存在。其實不然。未來創業精神最重要。創業實際就是把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轉化為對別人有用的價值，為別人帶來幸福和快樂就有價值。

一個國家的安康和一個社會的安寧，一定在於人們能夠相互創造價值，而且創造本身就是一個快樂的過程，而不是都想成為“人上人”，相互欺凌。

《財經》：在認識層面上，要認識到“無用”的價值，除此之外呢？

趙勇：還有教育公平的問題，這是政府的責任。教育公平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對人才差異的公平。如果只按一種標準來評判人才，不給其他人才提供發展機會，就是不公平。這就要改變教育功能，不能讓教育加大社會階層鴻溝。

另一方面，教育公平意味著要向底層社會、弱勢群體傾斜，一個好的國家必須能夠照顧底層，給他們更多機會。一個不知道照顧底層的國家，就是一個不義的國家。

《財經》：這就意味著政府在資源配置的時候，必須把公平作為最重要的尺度。可是，現在教育資源分配上喜歡“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比如，北大、清華明明是中國最好的大學，偏偏政府還要給它們最多的錢。

趙勇：我們陷入了“馬太效應”的怪圈，窮的越窮，富的越富。作為政府，一定要傾斜到需要的地方，越窮的越要投，越差的越要投，而不是相反。

希望中國教育引領下一個時代

《財經》：從歷史上看， “教育”這個詞的內涵也在不斷變化。如果面向未來，您怎麼定義教育，什麼是理想的教育？

趙勇：理想的教育，就是幫助每個人實現自己潛力的教育。教育要營造以學生為中心的環境，充分發揮每個孩子的個性和潛能。智能機器時代人最大的本事是不變成機器，最大能力是繼續成為人。

我希望由理想的教育達致理想的國家。孫中山說的“人盡其才”，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管什麼樣的人，社會都會為他提供很好的機會，實現他的價值。這時候的教育就是一個真正發揮個人潛力、個人興趣的教育。

《財經》：但是這可能只是一個理想的目標，很難達到。

趙勇：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奮鬥。一個國家要創新、要發展、要和諧，必須要有多元的人才，人才必須要有多條出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 一個社會才能夠和平相處。從現在開始，追求人的本質，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應該是教育追求的最高目標。

《財經》：但是很多時候，教育的本質往往被人所忽略。現在流行的“人力資本論”，就是沒把人當成人來看，人就是資本，人就是創造財富，維持經濟增長的一個工具而已。

趙勇：這種工具論、實用論對一個經濟體制、對家長都很有吸引力。其實教育是培養世界下一代的事業。我從來不認為，教育是幫助孩子進入一個預定的一成不變的未來世界做準備，因為未來是他們創造的，他們決定未來是什麼樣的，我們要做的是幫助孩子具備創造一個最好的未來的能力和素養。

《財經》：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孩子不是我們的“接班人”，他們是未來的“創造者”。

趙勇：他們是我們能夠和平安詳退休的一個保障。我們創造了現在的世界，我們的未來是他們在創造。就像林肯所說，一代人的課堂哲學就是下一代人的政府的哲學。

《財經》：一些科學家、哲學家對於人工智能等科技的發展充滿了憂慮。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就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對人類意味著災難性的結局。您是否同意這種觀點？面對科技發展，教育應該做什麼？

趙勇：我不完全同意霍金的論斷，因為有教育在。有了核武器之後，愛因斯坦等科學家都很後悔，可是為什麼人類沒有滅亡，而是安詳地度過了七十多年？教育是有功勞的。

人工智能也應如此。如果我們把人教育好，懂得如何管理、控制、引導人工智能，人類就不會走向毀滅。如果教育跟不上技術的發展，培養的人不能適應、不能掌管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毀滅也是很正常的。只要我們努力，就沒有理由悲觀。

《財經》：在這樣的背景下來思考您提出的“三創”人才，就顯得更加重要了。

趙勇：對，人要對自己負責，即能夠滿足自己，通過創造價值來增加自己的幸福感。

現在全世界教育都面臨轉型，誰轉得快，誰就能夠引領下一個時代。誰能創造下一個時代的教育範式，誰就能夠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財經》：中國人口這麼多，應該對人類做出和人口相匹配的貢獻。

趙勇：這就要靠教育，我希望中國創造出自己的教育範式，能夠融合過去和現在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經驗創造出新時代的教育範式。

中國教育其實具備轉型的條件，因為大家已經對教育弊端形成了共識，認識到創新的意義，但缺乏的是創新的勇氣。

現在腦科學、心理學、科技如此發達，我們能不能考慮，假定現在的教育體系不存在，重新設計一個教育體系如何？我們在考慮教育的時候，可否不被現在的體系約束，比如是否可以沒有學校、沒有考試、沒有教室？

《財經》：展望前景，很難像您這麼樂觀。教育內嵌在體制裡，不可能獨立成長，因此教育變革非常之難。

趙勇：必要條件不等於充分條件，這就看我們的努力了。目前的教育是不會自動變化的，一個體系要變化是很難的。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需要有識之士來推動變革。

我既不悲觀，也不樂觀。一個體制這樣，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有些國家為什麼異軍突起？有些國家衰落下去？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很多不可預測的偶然因素在裡面。

《財經》：在這個意義上，先覺的有識之士越多，努力越多，越有可能讓社會向著人們所期望的、符合人性的方向轉變。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可能滑向相反的方向。

趙勇：很多事情是一念之差，看人們怎麼考慮問題。人的一生很短暫，要看歷史發展。從歷史角度來看，人類社會總體還是向前發展的，教育也是如此，越來越人性化。

（本文首刊於2019年7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