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年》雖然只是一個包含14個人的小規模的個案調查，但這些人長達49年的一系列生命事件的發生和人生軌跡，同樣吻合社會階層、社會流動和職業獲得等宏觀的社會規律。同時，因其時間跨度之長、追蹤角度之廣、生活內容之詳盡，加之現場採訪的記錄方式，《人生七年》還向我們展示了20個人在思維方式、家庭教育、兒童發展、人際交往等微觀方面的差異性，他們的喜怒哀樂、行為動機和對人生意義的解讀，是那些以乾巴巴的數據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所不能揭示的。所以，這部紀錄片，既有對宏觀的社會規律方面的呈現，也有對個體微觀的自我認知、人生追求等精神世界的捕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那些與社會規律相沖突的個體事件，總能引起人們更多的思考，這正是《人生七年》的價值所在。
約翰、克魯斯、查爾斯和蘇茲是上層社會的代表。1、約翰，是保加利亞第一任首相的後代，典型的政治精英家庭背景，擁有無尚的權力資源，這樣的政治貴族環境，使得約翰在七歲就表現出一個管理者的角色，體現出強烈的遵守規則、捍衛權威的性格；14歲就表現出與國家共榮辱共進退的高層抱負，對自身認為不合理、不公正的事實也會給與毫不客氣的批判和質疑。當然，有著強烈使命感的官後代在付出了艱辛努力、經歷了各種鍛鍊之後，成功再現了他們政治家族一成不變的政治地位。2、克魯斯，從他所關注的報刊雜誌和抽樣調查的多元性來推斷，有可能出生在經濟精英家庭。“經濟人”的思維更靈活、善變通，對人生目標清晰明確。當然，這類人更注重使自己擁有精通業務的能力和敬業奉獻的精神。當既定的社會常規與自我界定有衝突時，他會選擇尊重自己的內心，從克魯斯對自身職業的認知和對婚姻的選擇來看，都體現了這一點。克魯斯用不可替代的專業技能維護了自己中高層的社會地位。3、從調查對象的典型性來看，我們假定查爾斯出生在文化精英家庭。這類人更關注自己的精神感受，對物質不會太過在意。在穩定的社會時期，他們會以溫和、漸進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願望，所以，查爾斯所選擇的BBC編輯工作也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這樣的職業，需要獨特的觀察視角、深厚的專業背景和對社會現象精準的判斷能力，只需這一點，就能穩固地維持查爾斯較高的社會階層。4、蘇茲，雖然家庭條件優渥，但並沒有出眾的文化修為和讓自己獨立的職業身份，甚至還有過特別頹廢的青年時期，但她的命運之所以不同於紀錄片中其他3個普通的女孩子，主要源於她與生俱來的先賦條件，經濟資源、家庭背景以及人際圈子都促成了她與一個企業家的婚姻，這使她保持著較高的社會階層。
相反，在慈善機構中成長的保羅、黑人西蒙，以及住在倫敦東區公租房中的3個女孩子，則是典型的社會下層群體。這些孩子的家庭無論是權力資源、經濟資源亦或文化資源，都不佔優勢，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大學，或者壓根兒沒有想過將來要讀大學，從小也沒有明確的人生規劃，這不能責怪他們，因為資源匱乏導致的機會匱乏，滋生了底層社會的不確定，正是這種不確定，迫使他成為社會的被動者，適應者。成年後的他們被迫在低端勞動市場頻繁更換崗位，隨波逐流。另外，不管是對自己的婚姻狀況還是身體健康，都缺乏足夠的掌控力，他們延續了父輩的社會階層。
階層差別不僅僅體現在物質財富和人生機會的多寡上，更體現在階層的內在精神上。顯而易見，社會上層群體具備一些共性思維，這些思維很大程度上是預設的，既定的，或者說是區別於其他社會階層的根本因素。第一是目標清晰明確。這不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所能確定的，它考驗的更多的是家庭資源的限定、父母的職業期待以及階層環境對孩子精神世界的影響。我們常常抱怨孩子找不到人生追求的目標，實際上是冤枉了孩子，問題找錯了方向，首先應該反省的，其實是我們自己，是我們並沒有給孩子提供一個可以培育他人生目標的較高的階層環境，所謂“父母的格侷限制了孩子的視野，貧窮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就是這個道理。第二是一定要接受最好的教育。知識本身就意味著機會的差別。英國私立教育，是優質的，同時也是等級制和昂貴的。一流的私立學校，生源的家庭背景大多是以社會中上層為主，家長需要雄厚的經濟基礎做支持。除此之外，並不是所有階層都像上層社會那樣重視教育，正如約翰所說，有些在流水線上工作的父母收入並不低，但他們寧肯把錢花在買時髦的車上，也不會作為孩子去讀私立學校的學費。培根說，知識改變命運，但現實告訴我們，知識也能擴大社會階層的鴻溝。不同的教育理念浸泡出來的不同的文化慣習、消費觀念和娛樂方式，是隱藏在階層之間的根本的、難以消除的差異。不管哪個國家，一流的教育資源，享用最多的，永遠都是社會上層的孩子。第三，財富是最基本的需求。物質財富是社會地位的重要象徵，也是提高一個人抵禦風險能力的重要資本。上層社會把獲取財富當做不可辯駁或者理所當然應該追求的東西，就像人離不開空氣一樣自然。既然財富是必需品，也決定了財富是上層社會最低的社會需求。這種思維方式，使得他們在人生追求的道路上，不會把追求財富當做最重要的目標，而是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順便掙了錢。
在私人寄宿學校求學的布魯斯，出生在中層家庭，父母離異使他有些內向、自卑，不喜交際，也學會了隱忍。所幸母親勤勉辛苦地工作，使他順利完成了牛津大學的學業。他對上帝的虔誠，遠勝過對政治的關心，所以他堅定地選擇了到落後國家、到倫敦貧困地區從事教學，一生都在這些地區用自己的學識踐行長大後要做傳教士的夢想。我常常想，從牛津大學畢業的布魯斯，為什麼不追求更大的社會價值，偏偏喜歡紮根到弱勢群體中呢？不知道是他糟糕的童年閱歷所帶來的怯懦，使他只有在與弱勢群體交往的時候才會重拾自信，還是上帝救世主的宗教信仰，驅使他關愛弱小？不管哪般，他都是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鄉下男孩尼古拉斯原本是底層社會的一員，但他從小嚮往城市，渴望成就，對自然科學有著無限熱愛，家庭對他學業的支持，也使得尼古拉斯幸運地考入牛津大學。尼古拉斯對祖國的情結和上層社會的約翰有本質不同，約翰認為自己享用了英國諸多資源之後就應該堅決留下來與祖國共渡難關，但尼古拉斯不認為自己享用了這個國家的諸多福利，當他意識到美國的科研能使自己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時，便毫不猶豫地離開了英國。他的人生信仰與布魯斯也不同，他雄心勃勃，有更大的成就動機，對自身表現也更為自信。但出身底層，也使他感受到自己在審美、消費和品味等內在氣質上與中層家庭仍有距離，這種內在氣質不是一代人就能塑造的，它需要的時間更長。但不管怎麼說，尼古拉斯是一個順利突破自己的階層，實現向上流動的成功案例。與尼古拉斯有相似經歷的另一個案例是彼特，他也是通過高等教育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突破了自身階層的限制，但他對未來並沒有特別的野心，對政治話題不但不感興趣，甚至還會討厭政府決策和社會等級，堅決阻止自己的後代進入私立學校。
託尼實現向上流動的資本與他人不同，雖然來自典型的底層家庭，沒錢沒權沒修養，壓根兒沒有想過要上大學，但他興趣廣泛，路隨山轉，有頑固的自信、積極的人格和超強的行動力，嘗試過多種職業，雖然夫妻兩個開了一輩子的出租車，但他的勤奮上進、機靈變通和堅持不懈的執著追求就是他最大的資源，這些優秀品質使他成為出租車行業中的佼佼者，最終生活殷實，物質豐裕。他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即使一無所有，只要積極付出，永不向生活妥協，哪怕從事體力工作，同樣毫不遜色。正如約翰所說，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機會的不公平，而在於人們不能充分利用他們的資源。情況確實如此，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但可以依賴自己的行動、努力的頻度，超越原來的自己和階層。
尼爾是紀錄片中唯一一個從中層墮入底層的人。他的父母都是教師，家庭也有濃厚的學術氛圍。但他的悲劇源於父母期待和個人規劃的錯位，他似乎是一個被父母牢籠禁錮致死的失敗案例。渴望成功與缺乏成功手段的矛盾，親子關係緊張，使他在消極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大二時中途退學，是厄運的開始。總在逃避的處事方式，使他最終失去了獨立生存的能力，淪落為依靠政府救濟的流浪漢。
中層是一個相對開放、相對活躍的階層，它既承載著從上層掉下來的成員，也歡迎從底層升上來的成員，同時也輸送向上流動或者向下流動的成員。儘管如此，中間階層還是形成了一些明顯的共性特徵。第一，文化資源是穩固階層地位的首要因素。中層家庭一向關注子女的教育問題，這是共識。如果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家庭相對有限的資源，很難保持子女的階層地位和相對體面的生活，託尼就是最好的例證，不是每一個從大學輟學的學生都能成為比爾·蓋茨、李敖或者韓寒。教育對改變底層命運的重要性更為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手段，但底層家庭要從本質上理解教育對人生的影響問題，還很些困難，更困難的是父母對子女的教育能力問題，這不是指父母要具備輔導子女的學業能力，而是對教育規律的理解和把握，對子女人生方向的引領能力問題。第二，中層不關心政治。這有利於國家秩序的穩定，但同時削弱了本群體影響政策改變的反作用力，很多時候他們不能有力地維護自身權益。他們也不喜歡社會的大變革、大變動，只希望用微調、漸進、溫和的方式進行一些小改動。第三，創業精神不夠，求穩思想嚴重。中層不乏敬業之人，但缺乏創業精神，這是環境所致，因為大部分中間階層囿於某一個領域，精通某項技能，或者鑽研某方面的知識，可替代的或者後備資源有限，加之從事的職業也不以營利為目的，都會限制他們對金錢產生強烈的慾望，更確切地說，是缺乏創業手段和創業思維的生活氛圍遏制了他們的創業精神。所以中層能夠突破自身限制，流向上層社會的例子也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