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重建中國古史的突破口

　　【摘要】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運用“二重證據法”將面臨紙上材料和考古材料難以整合的巨大困難。從發生學的角度來考察，如果紙上材料和考古材料俱真，則二者必有聯繫。就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這個課題而言，三星堆文明正是這個關鍵的聯繫者。

　　中華文明是如何起源的？研究這個問題，根據王國維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可以從紙上史料和地下材料兩個方面入手。

　　從以《史記》為代表的傳世文獻來看，中華文明的起源無疑是以炎黃二大集團的交流與融合為發端的。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運動興起以來，在應如何對待與炎黃傳說有關史料的這個問題上，學術界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第一種態度是接受古史辨派的觀點，認為黃帝本為天神而後有一個歷史化過程，此可稱之為“神話的歷史化”，其代表人物有顧頡剛、楊寬、郭沫若、張光直等。另一種態度則堅信黃帝傳說有歷史的根基，其後進入神話乃是歷史與神話互滲的結果，此可稱之為“歷史的神話化”，其代表人物有李學勤、張岱年、江林昌、高強等。今案：大量的文獻材料和堅實的出土材料證明，至少在戰國時代，黃帝文化的存在乃是不爭的事實。有黃帝文化，則必有持這一文化的古族群體。從文獻的記載來看，持有黃帝文化的族群不但有成為漢族者，亦有非漢族者。這一事實表明，黃帝文化確有古老的來源。同源的文化在不同群體中流傳，必然會有不同的演繹，就如射日神話在中國境內三十多個民族中皆有傳佈，諸說雖有變異，而其源流本一則不必見疑。民族與文化乃研究上古史的關鍵。今治古史者多能熟悉漢語文獻及考古材料，而兼涉民族學與文化人類學者則罕見，此乃炎黃問題所不易解之根本原因。

　　從考古材料來看，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個十分漫長和複雜的過程。這一過程，當代考古學家常用“多元一體”來進行概括。所謂多元，是指起源中心有多個；所謂一體，是指形成過程的一體化特徵。龍山時代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關鍵時代，這一時期有幾大中心都已經發展到文明社會的邊緣，其中發展水平最高的屬良渚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公元前2000年）。嚴文明把良渚遺址看成“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塊聖地”，張忠培則明確提出：“良渚文化已邁入了文明的門檻。”根據蘇秉琦提出的“古國—方國—帝國”的國家起源模式，無疑張說是可以信從的。2017年12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上，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也指出，良渚“應該已經進入到了國家社會，它是可以跟埃及和蘇美爾的國家社會相媲美的。”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在於，“我們經常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但是通過這個工作我們也意識到中國的古老文明同樣起源於長江流域。”

三星堆縱目人像（攝於三星堆博物館）

眾所周知，根據文獻的記載，黃帝集團乃自西北方向而來，而良渚遺址遠在中國的東南地區。如果我們把良渚文化看成是代表中華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的考古文化，那麼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這個問題上，傳世文獻的記載與考古材料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會出現難以整合的困難。這個現象應當如何解釋？從考古實踐來看，較大的可能是黃帝文化所對應的考古文化並非良渚文化，而是一個與良渚文化彼此獨立的文化。

　　我們知道，任何考古文化都有其發展序列；任何具有史實素地的傳說，其發展亦必有源流。從發生學的角度來考察，如果二者皆真，則二者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具有一個聯繫點，並由此開始形成一個同時含有二者元素的新文化。這一文明發展的路徑類似於一個Y字形，尋找到這個Y字形的聯接點，是貫通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的關鍵。那麼，這個關鍵的聯接點或者說考古文化在哪裡呢？縱觀紙上、地下二方面材料，這個考古文化很可能就是代表著古蜀文化高峰的三星堆文明。

一號青銅神樹（攝於三星堆博物館）

　　從傳世文獻來看，傳說中的黃帝、炎帝均與古代蜀地有關聯。先言黃帝，《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說：“蜀王，黃帝后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裡，常來朝降，輸獻於漢。”司馬貞索隱引《世本》說：“蜀無姓，相承雲黃帝后。”褚少孫是漢元、成年間的博士。蒙文通指出：“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間還常朝獻於漢，這說明是漢代所謂西南夷的邑君。黃帝子孫之說，可能是從這些邑君朝獻時自己稱述得來的。”黃帝與蜀地有關的記載還見於《山海經》、《大戴禮記》、《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等文獻，譚洛非、段渝的《論黃帝與巴蜀》對此有較詳細的研究，可參閱。

　　次言炎帝。《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帝王世紀》雲：“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農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華陽，即華山之陽，指古代蜀地。《尚書·禹貢》雲：“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志·蜀志》雲：蜀國“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常羊山，也就是《山海經·南山經》提到的招搖山，即今岷山，見呂子方說。姜水，以《經訓堂叢書》為底本的《帝王世紀》（齊魯書社版）卷一說：“炎帝神農氏長於江水。”古代文獻中的江水，即指岷江。江、姜二字，上古音聲部屬見母雙聲，韻部屬東陽旁轉，音近可通。

　　再從考古材料看，三星堆都城始建於約公元前2000年，此時正是良渚文化深受海浸之害而漸趨衰落的時期。同時，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遺址月亮灣處的城牆進行發掘時，又發現了……良渚文化類型的玉琮。”除此之外，在三星堆出土的具有良渚文化特徵的古物還有玉錐形器和騎虎人像等。這些證據都有力地證明了三星堆地區曾有良渚文化的進入。

三星堆青銅面具

　　三星堆文明是最能代表古蜀文化的考古文化，蜀文化又與炎黃文化具有密切的關係。可見，從三星堆文明來切入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一條可行的路徑。自1986年三星堆遺址的兩個器物坑被發現以來，在出土的玉器、象牙、海貝、青銅神樹、青銅禽獸、青銅人面像等各類文物中，許多單件器物或器物群填補了中國乃至世界考古發現的空白。學界普遍意識到對古蜀文化應當重新作出估計。李學勤教授在談到巴蜀文化時說：

　　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像。考慮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與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間具有的種種關係，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

　　從目前學術界對三星堆文明所進行的研究來看，大多數學者都是著眼於從區域文化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李學勤先生強調從整個中國文明發展的角度來切入古蜀文化的研究，無疑是頗具眼光的。

　　重建中國古史，關鍵在弄清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早期過程；而要揭示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早期過程，其關鍵又在於推進對三星堆文明的深入研究。把三星堆文明的研究放在中華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無疑對當代學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