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來，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受歐美文化影響，中國人對人的理解和定義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說來，是五種關於人的西方觀念，改變了中國人對人之為人的傳統認知。其一，人是“經濟人”，這是《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的名言；其二，人是“公民人”，這是現代社會對人的標準版定義；其三，人是“權利人”。所謂的天賦人權，人擁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權利，人就是一個權利束；其四，人是“宗教人”、“信仰人”，必須有信仰，所謂的“信上帝得永生”、“因信稱義”。這是基督教的觀念，也是所有一神教的觀念；其五，人是“政治人”。“人是政治動物”是亞里士多德名言。
這五種“人觀”的共性是，人都自身無法獨立的人，必須依賴和受控於某種外物才可存在。用中國傳統的語言是，這些人都是有所待的，有所待於某種物。“經濟人”有所待於經濟、金錢，“公民人”、“權利人”、“政治人”有所待於法律、政府和暴力，宗教人有所待於神。經濟、金錢也好，法律、政府也好，暴力和神也罷，這些都是心性之外的外物、物。
當人有所待於任何外物，這種所待之物都必然會反過來壓迫、桎梏人本身的自由，使得人所固有的本性無法充分發揮。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堅決反對任何的有所待。中國文化認為，人之為人是無所待的，人的存在和獨立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三軍”的“帥”之所以可“奪”，原因在於，他是有條件的，有所待的，有所待於“三軍”的威力。然而，無論多麼強大，三軍總是存在被攻破的可能。而匹夫之志之所以不可奪，原因在於，無論匹夫看起來多麼弱小，但他的志的存在卻可以是無條件的，無所待的。即便你能終結他的生命，你也不一定能改變他的志。一定能摧毀三軍的力量並不一定能摧毀匹夫之志。
儘管沒有明說，其實與孔子一致，孟子也是在談志。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的對象主體也是志，富貴、貧賤、威武都是外部條件、外物。大丈夫的志是應該也能夠不被任何外物改變的，唯有擁有大丈夫之志，你的人格才是完美的，你的心性才是獨立和自由的。
“志”是什麼？是心性的核心功能，也是心性的整體的、綜合的功能。志本身偏重強調選擇和堅持，去選擇要做某事，並堅持這種選擇。但是，選擇是要基於分析判斷和情感好惡的。所以，志是心性的情感能力、判斷能力和意志能力綜合作用的結果。心性是一個整體，儘管心性具備情感能力、判斷能力和意志能力，但是這三者是有機聯繫不可分割的，任何一種能力都無法撇開另外兩者而獨立行動。
所以，孔孟實質都是在強調，人的心性是一個絕對意義上獨立的主體，心性的絕對主體性就表現在志上。志是不可奪的，不可淫的，不可移的，不可屈的。一句話，志是無條件獨立的，無所待於任何外物。
絕對獨立的心性就是絕對自由的心性。孔孟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的核心，乃至整個中國文明的核心，就是在倡導和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儒家思想乃是心性自由之思想，中國傳統文明乃是心性自由之文明，中國的歷史乃是心性自由之歷史，或者努力維護心性自由之歷史。
在中國傳統看來，在儒家看來，人的本質在心性，人就是心性人。心性是獨立和自由的，人當然也是獨立和自由的。
也正是為進一步闡述和維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孟子提出了性善說。以孟子的才華和智慧，他為何要提出和堅持看似迂腐的性善論，四處給人家辯論。其實孟子爭的並非是人性的善惡，而是人性的完美性、完全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獨立和自由。人性本善是心性自由的基本前提，也是心性自由的必然結果，二者是等價的。說人性本善，實質上是在說心性自由，在說人是絕對自由的。一旦承認人性有絲毫的不善，那麼人性就是有缺陷的，放任其獨立和自由，必然造成惡的結果。這樣就給對個人進行干預和管理提供了理論基礎，為專制、強權和暴政提供了口實。
所以，在全球文明史中，孟子是自由主義理論的真正鼻祖。不理解孟子，就不可能理解自由的真義。很奇怪，很滑稽，也很諷刺的是，現代很多中國人一方面拼命高喊我要自由，另一方面又拼命貶低和侮辱孔孟。這真是南轅北轍、葉公好龍。
中西文明差異的核心之處就在“人觀”不同。中國的“人觀”是心性的。人就是心性人，是由自己的心性來定義和決定的。而西方的“人觀”則相反，是外物的。人都是外物人，是由某些外物來定義和決定的。儘管，中國傳統文化中並無“自由”一詞，但是“心性人”假設中已包含絕對自由。中國沒有說出來的假自由，而有做出來的，事實的真自由。
毫無疑問，唯有心性人，才是真正獨立和自由的。外物人必然是有所待於外物，有所制於外物，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獨立和自由。文藝復興，尤其是啟蒙運動以來，追求獨立和自由突然成為歐美的社會主題和個人生活主題。然而在獨立和自由上，至今他們都沒有達到心性層面，都是停留在外物層面，停留在權利層面，尤其是經濟權利、財產權利層面。他們把權力自由，尤其是財產權利自由看成是自由本身，看成是真正的自由。事實上，他們深陷“役於物”的狀態而不自知。
“心-物”之辯之所以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主題，原因在於，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作為一個主體而存在的心性，意識到心性是獨立和自由的，心性的獨立和自由是可貴的。同時也看到心性獨立和自由很容易被不同種類的外物干擾和破壞，所以，需要抗擊外物，保護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心-物”之辯的結論必然是重心輕物，心高於物，心是主而物是奴。所以，孔子說，“君子不器”，荀子說“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乃至最後王陽明說，“心外無物，心外無理”。
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西方一直沒有象中國一樣出現心性自由的思想，沒有出現心性的“人觀”？
答案在於，西方一直沒有意識到心性是一個獨立自由的主體。相對於中國而言，西方人對心性的認知是迷信的、幼稚的、異化的。中西文明的一個根本差異是，中國對心性的認知驚人的早熟，很早就意識到心性的主體存在。在文獻上，中國對心性的主體性的認知起源於《易經》，結合考古證據，可以上溯至至少10000年前。而西方對心性的認知則驚人的晚熟，儘管一直在“進步”，但直至現在，都依然沒有達到中國傳統上所達到的程度，沒有意識到心性是一個主體，而且是一個完美的主體。
同時，近代以來，在對心性的認知上，中國也因受歐美的影響，也出現了退步，出現了物化，而把物置放於心之上了。物成主而心為奴了，又一次“出主入奴”了。心性的獨立和自由又一次遭到外物的干擾和破壞。
不過也不必大驚小怪，由於中國心性早熟（按現在的“學術”標準，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思想的出現是在“史前”發生的），當進入歷史以後，中國人已經是心性自由的。所以，當心性自由遭遇物的干擾和破壞時，出現物化時，就會起來反抗和排除。歷史的中國也的確遭遇一次次物化的侵襲，一次次偏離心性自由，但最終又能抵禦這些物化的浪潮，重新迴歸心性自由。所以，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反覆被物化，和反覆反物化的循環史。從整體來看是一部心性自由史，但具體來則是不斷地反物化，保護心性自由的歷史。
而西方歷史，則是一部對心性不斷確認，不斷獲得新認知的進步史，是一部逐漸地不斷地心性化史。但是，儘管不斷進步，不斷地心性化，但是至今都沒有達到中國歷史起點的程度，沒有達到《易經》的高度，因為他們至今都沒有意識到心性的完美的主體性存在。
總的來說，西方對心性的認知存在三大問題。一是心性的外化，二是心性的分裂，三是心性的分層。
心性的外化是說，把本來屬於人自身的心性，看成是一個獨立於人之外而存在的外物，把本來是人自身獨立自由的心性，看成是不依附和受控於外物就無法存在的。這是一神教的做法，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後來的印度教。一神教中上帝的實質就是人的心性，包括理性、意志和情感。上帝是不存在的，上帝的心性毫無疑問來自人本身。但是，一神教卻只承認上帝的心性這個“外物”的絕對主體存在，而否認人自身心性的主體存在，而要求通過絕對信仰上帝，來用上帝的心性替代人自己的心性。即以上帝的理性為理性，以上帝的意志為意志，以上帝的情感為情感。一神教的出現於公元前1500年左右，於中國商朝的興起基本同時。
一神教出現3000年後，西方開始出現反一神教思想，反對心性的外化，開始意識到心性是可以作為一個主體而存在，人也是作為一個主體而存在。這個過程首先出現在西歐，其標誌就是近代哲學的出現，以及啟蒙運動的出現。
17世紀出現的西方近代哲學，其實質就是心性學，就是確認心性的主體地位，企圖實現心性的獨立和自由。但是，遺憾的是，最終並沒有達到中國傳統的高度，沒有實現真正的心性獨立和自由。所以，準確地說，歐洲近代哲學更是對心性學的學習，那些所謂哲學名著，更象是一本本學習筆記，那些偉大哲學家也不過心性學歐洲學習班中的優等生。這些哲學名著，這些哲學家也只是對心性學比較接近而已，距離心性學真義依然尚遠。在《易經》面前，西方的哲學經典依然幼稚可笑的習作；在孔孟面前，歐洲的近代哲學家都依然是懵懂的小學生。
歐洲近代哲學的核心特徵是反基督教，反上帝，企圖確認人的主體性，確心性的主體性，把基督教中認為是屬於上帝的心性拉回到人自身。打碎上帝的心性，確認和建立人的心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西方近代哲學的實質就是心性學。也只有站在心性學的角度和高度，才能真正理解西方哲學。
反基督教，實質就是反心性的外化。所以，自近代哲學出現以來，心性的外化問題，已經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決，不再把心性看成一個絕對外在的東西，一個屬於神、上帝的東西，而是看成人自身的東西，一個內在的主體性的東西。
但是，外化的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在歐洲的近代哲學家看來，心性儘管是屬於人自身的，但卻又是從外部植入的。這個心性不是活生生的、有機的，而是先驗的、機械的，彷彿一個的寫好指令和程序的電腦芯片，插入人的大腦之中，然後控制人，對人發號施令。無論是笛卡爾的理性，康德的“純粹理性”，還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都存在這個問題，都好像一個物理的智能芯片。所以，西方哲學家眼中的人心並非活的人心，而是死的“芯片心”。
西方近代哲學在心性認知中存在的更突出的問題是心性的分裂和心性的分層。
心性的分裂是說，不把心性當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看，而是分成幾大塊，典型的是分成理性、意志、情感三塊，認為每一塊都是可以獨立存在的。這樣就分裂了心性，把分裂的局部心性當成心性的整體，當成心性自身。所以，西方近代哲學家們很容易就陷入盲人摸象的狀態，摸到象腿的，把大象說成柱子，摸到象耳朵的，把大象說成扇子。譬如，“大陸理性主義”派，包括笛卡爾、康德等，都是把理性當心性；“英國的經驗主義”派，都是把情感、感覺當心性；而叔本華、尼采又把意志當心性。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哲學家，都是無知而危險的心性分裂分子，他們無知而殘忍地肢解了心性。正是這種對心性的分裂，不僅讓尼采自己成了瘋子，而且給希特勒發動二戰提供了勇氣和動力。
心性的分層是說，在分裂的心性的各部分之間，是存在等級的，最高級的是理性，其次和意志和情感，而二者必須接受理性的管控和統治。在心性的分層上，做的最極致的康德，在理性之上，康德又構造了一個“純粹理性”，這個純粹理性是理性、意志和情感的最高統治者，對他們發佈最高指示。
心性的外化也好，心性的分裂也好，心性的分層也罷，這些問題的存在都讓近代甚至現代的西方人蒙上了一層面紗，使他們看不清心性的真實面目，最終導致對心性的異化和物化。唯物主義也好，唯心主義也罷，都是對心性異化和物化的結果。學校的教材告訴我們，唯物主義好，是正確的，唯心主義壞，是不正確的。這無異於說，那個摸到大象肚子說大象是一堵牆的人，是好的，正確的；而那個摸到大象尾巴說大象是條繩子的人，是壞的，是不正確的。
教材的編寫者還把中國的儒家，把宋明理學劃歸為“唯心主義”一派，這比盲人摸象還離譜，無異於指鹿為馬。事實上，在中國的心性學看來，不論唯物的物，還是唯心的心，都是物，因為他們的心不是真正的心，而是物化的“芯片心”。
當前世界和中國的主要社會問題都是由對心性的物化所造成。要解決這些問題，對西方而言，應該進一步心性化，消除對心性認知的異化和物化，建立真正的中國傳統式的心性學，建立心性的“人觀”；對中國而言，則需要掀起新一輪的反物化運動，迴歸自身傳統的心性學，迴歸自身傳統的心性“人觀”。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和重回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當在全球建立了心性人觀了，實現了心性自由了，物化的問題，人役物的問題，物慾橫流的問題自然就煙消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