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寫了十年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
1885年5月22日，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去世，走完了他83歲的一生。
1883年的雨果
雨果曾經擔任法國上議院議員和國會議員，也曾被迫流浪國外20年。在他起起落落的政治生涯背後，文學陪伴了他一生。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在文壇上聲名鵲起。他在25歲時所寫的《<克倫威爾>序言》被認為是浪漫主義的宣言，使他成為19世紀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29歲時，雨果創作了《巴黎聖母院》，十年後，不到40歲的雨果入選法國舉足輕重的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之後，他陸續創作出《悲慘世界》等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品。直到今天，他仍然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雨果致詩人戈蒂耶的親筆信
雨果的《九三年》是他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完成的時候，雨果已經72歲。他從62歲開始寫這部作品，一直寫了十年。這部以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的風格和《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完全不同。
我手中的譯本
《九三年》寫的是1793年這個法國革命關頭所發生的鬥爭故事，其場面宏闊有如史詩。雨果是1802年出生的，所以這本出版於1874年的小說只是他對那個波瀾壯闊歲月的一種追記，其用意大約是以1793年的事件來反思1871年的巴黎公社。
19世紀、20世紀的法國政治活動，牽連著整個世界的面貌。《九三年》的主題是革命軍平定旺代地區的叛亂，涉及羅伯斯庇爾、馬拉等著名領袖人物。雨果堅定站在革命政權一邊，但是也看到了革命政權的脆弱和分裂。如果我們只是習慣性地把這部小說當做體現“封建貴族的凶狠殘暴、雅各賓專政時期的革命氣氛、共和軍的英勇善戰”的小說，是不足以完全領略其中價值的——小說裡的人物和情節刻畫遠沒有那麼簡單。
《九三年》插圖，圖片來自網絡
《九三年》分為三個部分：在海上、在巴黎和在旺代，第三部是核心。這部小說有時被認為情節不夠緊湊，跳躍性比較強。但我在閱讀過程中並沒有明顯的脫節感，所以我以為，這種跳躍性並未傷及小說的成就。
小說以“索德萊林子”開篇，以三個孩子的命運為線索：一個貧窮的母親在孩子父親死亡之後，帶著三個幼小的兒童在戰火紛飛中流浪，她的心裡只有孩子。紅帽子營救下了母子，但是隨後這支紅帽子營小隊就被前貴族布列塔尼親王朗德納克侯爵殺死。母親僥倖未死，她四處尋找自己的孩子。在小說的結尾部分，已經被革命的共和軍逼得逃出所困守城堡的朗德納克侯爵天良發現，返回城堡，親手救出三個孩子後被擒。
國內出版的《九三年》連環畫
這部小說中最令人觸動的，除了這個略顯愚昧的婦女對自己子女深厚的感情（因其深厚而推動了情節的發展）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朗德納克侯爵在小說中是一個矛盾而具有悲劇感的人物。他身上不僅僅有冷漠和殘暴（大多數的時候他都是這麼一個凶殘的角色），但偏偏雨果也賦予了他高尚的人格，這兩種本應水火不容的品性卻在朗德納克侯爵身上圓融無間。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矛盾性體現於：
首先，這篇小說中人物對話的分量很重，有一些篇幅很長、剎不住車的對話，我感到起到了“文眼”的作用。有的讀者可能會認為這些冗長的對話是“說教”，影響了閱讀體驗，是小說中的“瑕疵”，但是朗德納克侯爵最先給讀者建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在小艇上面對水手時的那段冗長的說教：“在這場魔鬼反對上帝的鬥爭中，你站到魔鬼一邊去了。你哥哥是魔鬼的頭一個幫凶，你是第二個。”（第67頁）。朗德納克侯爵的這些長篇大論表現出對舊秩序的統統接受與堅定維持，它其實是一個傳統秩序“殉道者”的遺言。
其次，朗德納克侯爵在登陸之後立刻獲得了農民們的支持，很快糾集起五十萬農民軍。如果按照我們當下的思維，我們會感到奇怪，作為壓迫者的朗德納克侯爵居然獲得了被壓迫者的效忠？因為這一時期的法國革命，是資本主義力量向封建殘餘勢力的攻擊，體現先進性的是城市中的資本家和工人，而農民們則意味著對封建統治秩序的盲目支持。
最後，朗德納克侯爵的徹底倒臺，是因為他不忍孩子母親的哭嚎，而從地道中返回救下了她的三個孩子，這多少是人性的體現。雨果並不想把貴族軍的領袖朗德納克侯爵塑造成一個血淋淋的邪惡人物，反而使他堅定、冷靜、英勇，這一方面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立體，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共和軍和保王黨之間鬥爭的激烈——保王黨領袖竟然是一個如此有個人魅力的人物，使小說更加具有悲劇意味。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九三年》封面
第二，反而是作為正面歌頌人物的西穆爾登和郭文，其形象令人感到過於拔高，不夠生動。大約天下的英雄都有些讓作家難以著筆，實在太光輝，不忍心塗抹上黑色的油彩。小說似乎在告訴我們，法國大革命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並不意味著這個革命本身是錯誤的，而是一些不夠正派、不夠傑出的人成為了權力和地位中心。
西穆爾登和郭文的死，是縈繞在舊關係中的道德和支撐著新政權的紀律發生了衝突的結果。因為共和派的傑出領袖郭文正是朗德納克侯爵的侄子，他不忍放棄親人之情，而西穆爾登是郭文年輕時的老師，他出於法律而必須處死自己最優秀的學生郭文，出於悲痛而自戕。他們以其死斬斷了了新秩序中與舊世界在肉體和精神上的聯繫，完成了對舊世界的全面割裂。因此西穆爾登和郭文之死，頗有清算新秩序中所有舊殘留的意義，這是在革命前期的一次神聖的殉道。
相比於舊秩序的殉道者朗德納克侯爵，西穆爾登和郭文在舊勢力的強大反撲以及新政權的混亂動盪之下走向死亡，這更加符合馬克思主義對悲劇的認識：悲劇性衝突是由於“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
“革命大潮席捲”“千千萬萬民眾擁護”的這種情況，其實是很難出現的。在《九三年》裡，無論是共和派還是保王黨，都不具有掌控全局的力量。他們的纏鬥延長了戰爭的血腥痛苦，也使社會和思想面貌呈現出無序的面貌。在《九三年》中的普通人並沒有那麼明顯的政治傾向，他們所求的只是安穩地生活，就像理髮店招牌上說的：“本店為教士刮臉，為貴族梳頭，為第三等級化妝”。但是，在緊張對立的戰爭狀態下這種生活可能實現嗎？戰爭都是血腥而漫長的，一旦開始，就難以結束。
雨果的《九三年》，其實並沒有寫完，它還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需要每一位讀者去思考和嘆息：
朗德納克侯爵被郭文偷偷放走之後，慣於游擊戰又有強大煽動性的他，還將給旺代帶來多少災難？
雨果遺像
參考版本：雨果小說全集·九三年，羅國林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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