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要保下'敢言'的王芸生？
1948年底，應毛澤東之邀，王芸生率妻女北上
1957年，短短几個月間，全國有50餘萬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以“敢言”著稱的王芸生卻倖免於難。對此，王芸生感到納悶，不解其中原由。直到1960年，王芸生才從他的黨內聯繫人楊東蓴(曾任中央文史館館長)那裡得知，當時是毛澤東發了話：“《大公報》的王芸生就免了吧”。毛澤東為什麼要保下王芸生呢？從歷史上王芸生同毛澤東的交往，似可窺見其中原委。
“只有你們拿我們當人”
20世紀30年代初期，國民黨曾通令各家報刊，稱共產黨為“共匪”，稱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為“匪軍”。《大公報》沒有照辦，反而派記者範長江採訪報道紅軍長征和陝北根據地的情況。1935年至1937年，《大公報》連載範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和其他戰地採訪消息，首次向社會公開報道共產黨和紅軍。不僅如此，《大公報》出版部結集範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報道，出版了《中國的西北角》，並7次再版；抗戰初期，又出版了範長江介紹陝北根據地情況的通信集《塞上行》。這在當時極為罕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時，王芸生在《大公報》擔任編輯主任，參與了範長江採訪稿件的刊用安排。
1944年6月，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問延安，此時已擔任《大公報》總編輯的王芸生派記者孔昭愷前往。12日，毛澤東在邊區政府大禮堂舉行宴會，歡迎中外記者。入席前，毛澤東讓孔昭愷坐在首席，孔一再謙遜不敢上座，毛堅持要孔上座，孔只得不安地坐下了。席間，毛澤東舉杯對孔大聲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
“三十六計走為上”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舉行國共和談。當晚，王芸生在《大公報》編輯部親自安排第二天的版面，對毛澤東抵渝不僅編髮了消息和特寫，還連夜趕寫了題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評，喜悅的心情溢於言表。
9月1日，在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雞尾酒會上，王芸生第一次與毛澤東見面。毛澤東握著王的手，親切地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希望你們新聞界的朋友，繼續為和平宣傳”，並相約過幾日再面談。
9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紅巖新村約見了《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晤談近3個小時。一見面，王芸生急切地向毛澤東詢問國共和談的進展情況。毛只是說：“來渝5日，與中央商談團結問題，目前尚未可能有確切之結果以慰國人，可以說者僅為內戰決可避免。我國政令軍令如果再不統一，的確為不得了的事體，然統一之政令軍令必需建於民主政治之基礎上。只有包括各黨各派無黨派代表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事，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謂也”。毛澤東對王芸生還講了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和三者相互的關係，以及如何實現和平，如何實現民主憲政，反對獨裁，才能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達到團結建國的目的。晤談後，毛澤東與王芸生共進晚餐。
9月20日，毛澤東再次約王芸生晤談，繼續交換對國事的看法。當晚，王芸生作為東道主，在重慶李子壩《大公報》館內的“季鸞堂”設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團成員。經過幾次與毛澤東長談，王芸生對中共的主張有了不少了解，但對蔣介石仍存在幻想。在晚宴上，毛澤東再次對王芸生做了說服工作，並希望《大公報》能夠成為為人民大眾說話的報紙。最後，在王芸生的請求下，毛澤東欣然命筆，為《大公報》全體員工題詞“為人民服務”。
王芸生對國共和談從抱有熱望到逐漸迷茫，且開始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了。為此，他專門拜訪了章士釗先生，提出既然蔣介石拿不出像樣的方案，毫無誠意，應暗示毛澤東儘快離開重慶，“三十六計走為上”。兩人不謀而合。事後當章先生向毛澤東提出離開重慶時，一再說明這是他和王芸生的建議。10月11日，毛澤東飛返延安。
《大公報》得以保留
1948年10月30日，正在上海的王芸生接到上海地下黨轉達的毛澤東的邀請，要他到北平參加正在籌備中的新政協會議。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來到解放後的北平，心情無比激動，惟有對《大公報》能否繼續存在心中無底，因為此時《大公報》天津版已改名為《進步日報》了。他找到周恩來，希望能夠繼續保留《大公報》的報名。周恩來對他說：“此事我們已請示過毛主席，他說‘《大公報》不必改名’。你隨軍南下，繼續主持上海《大公報》。《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干涉。”
周恩來誠摯的話語，使王芸生深受感動。9月21日至30日，王芸生作為全國新聞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後，王芸生歷任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二至五屆常務委員；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等。
1952年，王芸生又開始為上海《大公報》的生存擔憂。當時，黨報有絕對的威信，讀者對黨外報紙不屑一顧，因而報紙的銷售量下降，廣告收入驟減，報紙有些辦不下去了。怎麼辦？王芸生考慮，政治的中心在北京，重要的信息來源在北京，一份全國性的大報，報社不設在北京恐怕不行。報社遷到北京，報紙的影響和銷售量就有可能擴大。因此，他想到的出路是將報社遷京。經過反覆思考，他鄭重地寫了一封長信，託人轉交給毛澤東。信發出僅一週，北京來了長途電話，要王芸生立即進京，等候毛澤東的接見。王芸生到達北京的第三天，就由彭真、胡喬木陪同，到中南海見毛澤東。當他們來到豐澤園，剛游完泳的毛澤東招呼大家坐在藤椅上。毛澤東聽完王芸生的彙報，立即指示：“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遷京，擇地建新址。報名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報道分工是國際新聞和財經政策。”王芸生聽罷愁雲頓消，毛主席見狀風趣地說：“大公王，恭喜你收復失地了啊！”1953年，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後遷京，繼續出版北京《大公報》，王芸生擔任報社社長，直至1966年“文革”爆發，北京《大公報》停刊。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保留了《大公報》，1957年又阻止了劃王芸生為“右派”。這是否因為歷史上《大公報》和王芸生給毛澤東留下了一些好印象？至今沒人說得清楚。（王鵬文）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轉自《揚子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