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究竟是什麼意思？以及其書法欣賞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漢族,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

王陽明是心學大師,與孔子、孟子、朱熹併成為孔孟朱王。王陽明的書法作品傳世的不多,楷書更是少見,《客座私祝書》是少見的王陽明楷書作品,沉著剛勁,端莊高雅,字如其人。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究竟是什麼意思？

王陽明先生的《心學》是明代的一盞思想明燈，且默默地影響著後世。在其家鄉浙江餘姚，他本人則是一位人人敬仰的傑出鄉賢。雖說“知行合一”學說是《心學》的核心要旨之一，但是幾百年來對於“知行合一”的解釋竟然偏離了王陽明的本意，越趨越遠了。

要解釋什麼是“知行合一”，讓我們先來看看另一個司空見慣的詞組－－“道路”。現代辭典對“道路”有二個基本的釋義，一是供人馬車輛通行的路，或兩地之間的通道。二是比喻事物發展或為人處世所遵循的途徑。

也就是說，“道路”一詞的詞意有實指和虛指二種含義。實指的含義是指從某一地點到達另一地點的路徑，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走的路。虛指的含義是指事物發展、擴展、繁衍過程中客觀規律的軌跡。但不論是實指還是虛指，總是離不開從一點到另一點的“路徑”這一層中心意思。而路徑的寓意又與“踐行”相關。

先撇開實指的“道路”不說，虛指的“道路”實質是指“道之路徑”（在近代用得更多的“路線”一詞）。

對於什麼是“道”？，其解釋則顯得撲朔迷離。連《老子》開篇也說，“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還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德經 •二十一章》）。事實上，所謂“道”就是客觀存在的真理。而“路”就是指踐行的路徑。

假如讓我們用一句話來解釋什麼是“道路”，這就是符合客觀真理的正確路徑。

在現實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二個先決條件。一是確立正確的目標，二是找到正確的路徑，二者缺一不可。其中，確立正確的目標看起來似乎相對容易，但要找出正確的路徑比較困難，尤其是找到最佳路徑（成本最小，收效最大）則更是難上加難。有時候，正是因為找不到正確的路徑，反過來證明之前所確立目標的不切實際。也就是說，一切對於目標的動搖，根源還在於路徑選擇的困難上。歷史上變革的失敗，甚至革命的階段性失敗，莫不如此。

從哲學的本義來看，目標的確立事實上就是價值觀的確立（是否符合“道”的要求）；而路徑的選擇（走什麼道路，或選擇什麼路線）事實上就是方法論的具體實踐。

由此，哲學意義上的“道路”一詞就是價值觀和方法論的統一體。平常我們常聽到的“走什麼道路”，“執行什麼路線”，就是指“朝什麼正確方向”和“如何走”這二層含義。事實上，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涉及這個二層含義，無論大事，還是小事。

也就是說，歸根結底，“道路”二字可拆開來理解。“道”就是正確的方向，人們對它只是探索和追尋，但它卻從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就是說，對真理只能選擇去認識和感知，但不能妄想去創造或創新真理。

因此，對於“道”的選擇和判斷是要經過大腦深思熟慮的，所以才有“悟道”一說；“路”則是需要親身親為，腳踏實地去實踐的，所以才有“踐行”一詞。“道路”一詞正是合二為一的哲學概念，而王陽明先生說“知行合一”正是這一層意思。

這就是說，經過深思熟慮的思想體系一旦形成後，還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加以驗證，並將實踐的結果反過來修正自己的思想體系。也就是說，不斷的“知”（感知、感悟）與不斷的“行”（實踐、踐行）形成相互印證、循環往復的矛盾統一體，經過不斷地推陳出新，更加地接近真理（致良知）。若用古代的語言表述就是“陰陽互根互寓以成太極者也”。所以，王陽明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王陽明全集》－《答友人問》）。“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王陽明全集》－《答友人問》）。從而很好地解釋了“知行合一”這一矛盾統一體（整體性）與其中的“知”、“行”（個體性）之間一體兩面的關係問題，以及同處矛盾統一體中的“知”與“行”個體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問題。

王陽明《客座私祝書》

綜上所述，假如把“知”設定為價值觀的探究和定位（“知”的過程和“知”的結果），而“行”就是方法論的具體實踐（“行”的配合和“行”的驗證）。那麼，“知行合一”就意味著價值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一。

由於現代社會的浮躁，往往“知不深，行不足”，由此也懷疑“知行合一”的當代意義，實在是道之蒙塵矣。

焦秉貞【清代】畫—王陽明先生真像

焦秉貞，清代宮廷畫家。生卒年不詳，字爾正，山東濟寧人，康熙時官欽天監五官正，供奉內廷。擅畫人物，吸收西洋畫法，重明暗，樓臺界畫，刻劃精工，繪有《仕女圖》，《耕織圖》等。 焦秉貞是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的門徒，通天文，擅長畫肖像。康熙時官欽天監五官正，畫“御容”。明末清初，西洋教士佈道中國，每以宗教畫為宣傳工具，清朝畫院供奉眾多西洋教士，而欽天監中主其事者眾，故焦氏日相濡染，遂習其法，亦一時之風尚使然。焦秉貞所畫花卉精妙絕倫，其山水、人物、樓觀之位置，自近而遠，自大而小，不爽毫髮，系採西洋畫法。嘗奉詔繪《耕織圖》四十六幅，村落風景，田家耕作，曲盡其致。稱旨，旋鏤版印賜臣工。康熙二十八年（1689）嘗寫池上篇畫意，雍正四年（1726）曾為張照寫像，蔣廷錫補景。

焦秉貞作為一個宮廷畫家同時又是一個科學官吏，在欽天監供職，對算理和科學的瞭解自然要比其他擔任文官的宮廷畫家要多一些，對於建立在數學、物理研究基礎之上的西方繪畫也較容易瞭解和接受。這僅僅是一個客觀的因素，當時康熙皇帝對於參用西法的繪畫的喜愛和讚賞是焦秉貞學習西法的主觀因素和重要動力。流傳至今較多的他的繪畫中多帶有“臣”字款，這些作品從整體上看多用色濃重豔麗，佈局緊湊，細緻工整，“參用西法”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人物大小的安排，透視和明暗的運用及空間處理上，人物大多按近大遠小的原則來安排，不同於傳統中國畫按人物身份高低安排人物大小的習慣，在空間處理上，也把人物放在一個真實的空間中，以人物為中心營造空間，建築大小也考慮到人的尺度，甚至不惜犧牲建築空間的完整性。 焦秉貞的繪畫始終有一種中國化了的真實，似乎總無法擺脫繪畫中“寫意”思想，在他私人的習作《歸去來兮圖》中我們更是看到了中國傳統文人畫家的情懷，除了茅屋結構有上有些許透視外，無論從題材選取還是畫面中大片留白手法的運用，都表達了文人慣有的山林隱逸的思想，意境深遠，給人以無限遐想。

明代有一位畫家名叫曾鯨（1568—1650，字波臣，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一改我國傳統人物肖像的畫法，不用粉彩進行渲染，而是採用淡墨渲染出陰影、凹凸，甚至每畫一張像，烘染達數十層，直到滿意為止。當時，追隨他用這種方法畫肖像的人很多，被稱為“波臣派”。焦秉貞是繼曾鯨之後、開創“西學派”的著名畫家，和禹之鼎的“白描派”並稱肖像畫三大派。

焦秉貞一生所作不多，畫作有《耕織圖》46幅，每幅上方康熙帝均有題句，鏤版印賜諸臣；《列朝賢后故事》冊（12頁），輯入《國朝院畫錄》；《池上篇畫意圖》軸，輯入《石渠寶笈》。傳世作品有：《張照肖像》軸，蔣廷錫補景，現藏故宮博物院；《鞦韆閒戲圖》冊頁，輯放《中國繪畫史圖錄》下冊。（文/徐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