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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與孔子、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並稱為古代四大聖人，其他三位我們都瞭解很多，那麼王陽明到底有什麼魅力，受這麼多人追捧？
先來了解一下王陽明所處的歷史時期：
王陽明出生在1472年，農曆九月三十日，當時在位皇帝是明朝第八任皇帝朱見深（明憲宗），他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妃子叫萬貞兒萬貴妃，他們的愛情故事流傳至今，褒貶不一。同時他也有一個有名的爹——明英宗朱祁鎮，就是《女醫明妃傳》裡霍建華扮演的那位，“土木之變”被瓦剌擄走，丟人丟到現代。話說明憲宗，也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吧，平反於謙的冤案，任用賢明的大臣商輅等治國理政，可以說有君王的風度。時代風氣清明，朝廷多名賢俊彥，寬免賦稅、減省刑罰，社會經濟漸漸復甦。但是卻重用劉瑾等奸邪，也是後期逐漸導致明朝衰敗的導火索之一。後期鞭撻不斷進攻，國家遭遇乾旱，四川還有農民起義，國家動盪不安，王陽明就是出生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
動盪的年代，高產英雄，王陽明處在這樣的年代是件幸事，但是我卻認為，就算是在和平年代，王陽明的成就也不會比那時候差，從他研究心學的歷程及整體的思想體系來看就知道。
王陽明的思想體系大概有六個方面：格物致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無物、四句教。
一、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一詞本出自《大學》中所謂的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對於格物致知的解釋，一直被公認的兩大派別則是理學家朱熹和心學家王陽明。由於王陽明心學是宋明理學的一個分支，故在講心學之前，我們有必要簡單瞭解一下宋明理學的大致面貌。
其實，宋明理學家嚴格來講只是在強調儒家的東西更好，並沒有把佛道兩家貶得一文不值。就好像佛家有些大德高僧也會說佛教更究竟點，但並不是說儒家就不好。但凡只要有自己的派別，多少都會與其他派別區分開來，而個別偏激之徒卻把這種“區分”擴展成了自是而非他，甚至誹謗，辱罵其他派別，這是任何一位真正有修養的人都不會贊成的。
宋明理學，又叫宋明道學。說白了，無論是理，還是道，都是為了區別於先秦的儒家。因為其確實是在先秦儒家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由於特別強調“道”和“理”，故得此名。
宋明理學的真正開創者是北宋的周敦頤和邵雍，周敦頤收了兩個得意門生，程顥、程頤倆兄弟，前者比後者大一歲。程顥後來被稱為“心學”的開創者（雖然有點勉強），程頤則是名副其實的“理學”開創者。二程的表叔張載，發表過對後世學者影響頗大的“四為說”，他被稱為“氣學”的開創者。
我們一般講宋明理學就包括了“氣學”、“心學”和“理學”，用西方哲學的說法，氣學就相當於唯物主義，因主張萬物的本原是有形的氣；理學就相當於客觀唯心主義，因主張“理”在心外；心學則相當於主觀唯心主義，因主張“心即理”。我們在學校裡學的多是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們忽視。
值得一提的是，宋明理學中還有一派，不是很主流，卻非常吸引人，那就是“數學”。此數學非彼數學，這裡所說的數學其實就是一種“推算預測”的學問。所謂“物生有象，象生有數，乘除推闡，物究造化之源者，謂之數學”。
因認為萬事萬物皆有其“數”的規律，把握住這個規律，就能推算出將要發生的事。所以，算命先生往往會讓你報個數字或找出一個相應的數字，然後進行推演，最後得出一個所謂的預測結果。
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被稱為“北宋五子”。“數學”後來不太被人關注，多以“小道”視之；理學的集大成者就是南宋的朱熹；氣學的集大成者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心學經過南宋陸九淵的進一步發展，集大成者則是明朝的王陽明；
以上簡單論述了宋明理學的大致脈絡，現在我們回到主題。實際上宋明理學主要就是兩大陣營——心學和理學，其中的兩個巔峰對決人物即使朱熹和王陽明。
朱熹先於王陽明三百多年統一了官方學問，明清兩朝科舉考試就是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為標準，那是所有考生死記硬背都要掌握的“真理”。
三百年來很少有人敢公開跟朱熹叫板，而王陽明同志自“格竹子”以後，就一個勁地跟朱熹過不去。不過，後來他也感覺自己是不是有點太欺負人了，畢竟死者為大嘛，人家又不能從土裡跳出來跟你辯論。於是，煞費苦心地從朱熹文集中找出跟自己思想一致的言論，編了本書叫《朱子晚年定論》。
王陽明用這本書告訴大家，人的思想是會變得，年輕時還處在摸爬滾打階段，難免理論不夠紮實，朱子到了晚年思想才真正定格下來，這個時候的言論才比較靠譜，你瞅瞅，果然跟我在龍場所悟到的一樣。
而後世學者多認為《朱子晚年定論》這本書是王陽明的一廂情願，因為其中不少言論並非朱熹晚年才有的。那麼朱熹和王陽明的思想分歧到底在哪兒呢？正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上。
朱熹認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擴充知識”，格者，至也；物者，事也；格物就是“即物而窮其理”，把事事物物的道理給它鑽研透徹，致知就是從而擴充知識。
朱熹為什麼要這麼解釋呢？這跟成聖成賢有啥關係？因為朱熹認為“統體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也就是世間有一個最高的真理（統體一太極），又稱作“一本之理”；萬事萬物也都有其各自的道理（物物一太極），又稱作“分殊之理”。
而這個分殊之理也是從一本之理那得來的，更通俗點講，一本之理就好比“道”，分殊之理就好比仁義禮智信之類的繁瑣道德。而任何一項道德行為都來源於究竟的大道，把任何一種道德行為“格”到極致，終究會通向究竟的大道。就好比《孝經》所言：“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而朱熹的格物包括了萬事萬物，所謂“一草一木，皆含至理”。無論是事還是物，都有他各自的道理所在，而這些道理都通向最高的“一本之理”。所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總有一天會豁然貫通，了悟到那個究竟的大道。
朱熹說的是一個很現實的道理，自古以來凡思想上有大成就者，大都是博學多識，善於觀察，勤于思考之人，朱熹本人就是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大學問家。因為明白的道理越來越多，久而久之，會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從而變得很有智慧，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朱熹的意思並非是要把所有道理都搞懂，那也是不可能的事。但通過日積月累，格著格著，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豁然貫通。其原話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就好比國學典籍浩如煙海，皓首窮經也難盡讀。而實際上道理並沒有那麼多，只需儘可能從主要經典入手，今日“格”一點，明日“格”一點，日積月累你就會觸類旁通，根本不需要把所有書籍都讀完。所以朱熹有一句名言：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主要強調讀書要立定志向和循序漸進。
從某種角度上講，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說並沒有錯，反而更加“接地氣”。而王陽明的格物致知之說雖與朱熹有分歧，但也是對的，只是看事物的深淺和角度不同而已。
按王陽明的說法，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就是“正事”。王陽明之所以把“格”解釋為“正”，是取自《孟子》中：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意思是隻有仁德的君子才能糾正君王的錯誤。
照這麼解釋，“正事”就是糾正事上的錯誤。那如何個糾正法呢？關鍵在於王陽明所謂“致知”的“知”不是指知識，而是良知。“正事”，其實就是在“事上磨”，遇事肯定會動心，正事其實就是正心。而心之所發謂之意，正事也可以說是誠意。照這麼講，《大學》八目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豈不是一回事？沒錯，按王陽明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通俗點講，格物就是“正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本體之正”，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就是把不正的念頭給它正過來，讓它和自己的良知保持一致，然後把良知運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就叫“格物致知”。
按照印光大師對格物致知的解釋，那就更是一目瞭然了，大家一看就懂。格物就是“格除物慾”，致知就是“復歸本性”，多麼清晰明快。實際上，和王陽明所要表達的意思一樣，只是對“格”的解釋略有不同。
王陽明把格解釋為“正”，印光大師解釋為“格除”，甚至是與“物慾格鬥”。話說回來，王陽明所謂的“正”，也得要格除自己的私意，才能“正其不正”，方能使良知彰顯出來。
再說白點，致知就是“存天理”，格物就是“滅人慾”。“存天理，滅人慾”是整個宋明理學通吃的一套理論，王陽明也不例外。因為修行的根本無外乎此，用道家的話說就是“人心死，道心活”；用佛家的話說就是“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其實我們常說的修身養性，也就是“存天理，滅人慾”；修身就是“滅人慾”，養性就是“存天理”。
“存天理，滅人慾”根本不是有些人想的那麼恐怖，好像不讓人正常生活似的。站在世間的角度來講，正當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是符合“天理”的，不正當的或過分的慾望就屬於“人慾”。只是修行人的要求更高點，必須從念頭上去“滅人慾”，時刻保持正念，就是“存天理”。
朱熹和王陽明的區別就是對“天理”在哪兒的認識不同。朱熹認為天理是外在的，需要我們去學習和認識，然後用來規範我們的言行舉止，使其符合天理；王陽明則認為天理就在我們心中，即是我們的良知，只要去除私意，良知自然會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但嚴格來講，朱熹也認為人有天賦的“知識”，只是需要向外在不斷“格物”，將本有的知識發揮到淋漓盡致，就能使“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按朱熹的話說就是：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相比之下，朱熹比王陽明更多了點“科學精神”，王陽明比朱熹更多了點“聖賢態度”。前者注重向外探索，後者則強調向內開發，但都承認人心之靈本來就具備“知”。只是朱熹認為“知”還需要通過外在研究擴充到完美，王陽明則認為“知”已經本自具足了，只需要去除私慾，便自然彰顯。
但朱熹也會“去人慾”，區別在於，朱熹去人慾是因為他所認識的“天理”要求他必須這麼做；而王陽明去人慾，是因為只有去了人慾，才能彰顯良知，明瞭天理。實際上，都是從不同角度認識“天理”，而行動上並無多大差別，所以兩人後來的修為都不相上下。
二.心即理
宋明理學所指的“理”是什麼？這個東西是最容易被故弄玄虛的，但那不是我的風格。直說吧，“理”就是事物的規範性，也就是萬事萬物都必須按照“理”來規範自己，才能“順天者昌”。
前面說到，理有“一本之理”，也就是最高的，最究竟的規範性，其實就是所謂的“道”、“天理”、“道心”、“良知”、甚至是“上帝”。萬事萬物也都有各自的理，稱作“分殊之理”，而這個分殊之理都遵循著一本之理，所謂“一本散於萬殊，萬殊鹹歸於一本”。
比如說萬事萬物都有各自的特點，人和人的性情也都不一樣，這就叫“分殊之理”。萬事萬物只有遵循著各自的分殊之理才會過的舒心，所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天賦所在，所熱愛的事物也不盡相同，皆屬於各自的“分殊之理”。
而把這些分殊之理做到極致，也就是朱熹所說的“即物而窮其理”，就會通向那個究竟的“一本之理”。比如，世間所講的“茶道”、“花道”、“武道”、“商道”、“劍道”、“書道”、“香道”等，實際上研究到最高境界都是同一個“道”，所謂“大道相通”嘛。
另外，人們往往會從大自然的某些規律獲得一些人生的啟發。比如水滴石穿、上善若水、石灰吟、梅花香自苦寒來、松柏之志等。就拿王陽明“格竹子”來講，按照現在的某些傳言，據說有一種毛竹四年只長了三釐米，而四年後每天以三十釐米的速度飛長，僅六個周就長到十五米，因為它前四年一直都在深深紮根。
從中我們得到的啟發是，奮鬥一定要持之以恆，再還沒看到效果之前，先不要灰心，也許你正在深深地打基礎。朱熹的“格物”說就有這麼一層意思，萬事萬物的道理都有相通的一面，只要善於觀察和領悟，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當然，這個理涵蓋的範圍很廣，無論做什麼都有個理在，所以人們常說“你說話要講道理”。而把任何一個理做到極致，都會通向究竟的大道。就好比，“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的任何一德做到極致，都會通向究竟的大道。正如《孝經》所言：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朱熹認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窮究到它的“分殊之理”，久而久之，總有一天會了悟到那個究竟的“一本之理”，即謂之“得道”。而王陽明則認為“心即理”，正如他龍場悟道後所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王陽明的“心即理”是說“天理”就在我的心中，那就是我們的良知。良知本身就知善知惡，只是被私慾矇蔽住了，去除自己的私慾，良知自然發揮作用。
這裡不得不提到一點，王陽明所說的“心即理”的這個“理”幾乎不包括萬事萬物的“分殊之理”，僅僅指的是“天理”。按照王陽明的原話即是：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
王陽明說的沒錯，成聖成仙只在天理，與繁瑣的事物之理無關。包括朱熹的“格物說”的終極目的也是為了見到天理，而朱熹似乎沒有料到“心即理”也。
乍一看，好像王陽明更高明，直奔主題，不假外求，貌似走了個捷徑。如果真是這樣，那就真如王陽明所言“滿街都是聖人”。可惜私慾沒有那麼容易去除，聖人並沒有那麼好做。
老子也說：“為學日益 ，為道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但關鍵就怕，有些人會因此忽視學習，只是傻愣愣的“損之又損”，到頭來聖人沒做成就罷了，對世間學問也一無所知。本來想成聖賢，結果成了個“大傻冒”，豈不哀哉。
王陽明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他給出的解釋堪稱完美：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瞭，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得，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
也就是說聖人只要明白個天理就夠了，遇到不懂的事情可以問嘛，哪有什麼都懂的全才，孔子入太廟，還每事問。這等於是說，該學還是得學，不過在學的過程中要保持“正念”，也就是存天理。換句話說，不是不讓你學習，更不是不讓你做事，而是在學習和做事的過程中，都要本著“良知”就對了，這就是王陽明的“致良知”。
三.致良知
良知這個詞原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也就是說人的良知良能是天賦的，本來就存在於我們心中。就好像孟子說的，仁義禮智都是人本來就具備的，人皆有惻隱之心，這就是仁；皆有辭讓之心，這就是禮；皆有是非之心，這就是智；皆有羞惡之心，這就是義。
其實，“良知”就是天理、道、也可以說是佛性、上帝。王陽明所說的“吾性自足”和惠能大師所說的“本自具足”其實就是一個意思，只是前者所指的是良知，後者所指的是佛性。當然，這其中還有見解深淺的問題。這裡我只說大體，咬文嚼字的事情就留給“專家”去做吧。
所謂的“致良知”其實就是“格物致知”中的“致知”，致就是引達，擴充之意；致良知就是把良知運用到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按照王陽明的說法就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致良知呢？實際上就是聽從“良知的引導”去行事。什麼是良知的引導呢？我們遇到事情的第一反應往往就是良知的引導，也就是“天理”給出的本能反應。而我們往往會思索一下其中的利害，然後再給出決定，這就是“人慾”在作崇。比如，看到一個老爺爺被車撞到了，良知第一時間告訴你當送他去醫院，而“人慾”使你猶豫了，萬一碰瓷怎麼辦？
人的本性都是向善的，假如我們的行為違背了這個向善的本性，內心肯定會糾結。即使你外表裝得再無所謂，都欺騙不了自己的良知。一個“麻木不仁”的人，並不是說他幹壞事已經不會感到慚愧了，而是他已經自我“報廢”，破罐子破摔了。這種人實際上已經痛苦到了極點，有點“精神失常”的意味。
“致良知”不一定會讓你馬上獲得快樂，但一定會逐步減少你的痛苦。因為一個真正幸福的人，必定是一個順著良知生活的人。由於我們每個人習氣有深淺，所以在致良知的過程中，難免會因與自己的“私慾”作鬥爭而感到糾結。但這種“糾結”就好比治病該吃的藥，養生該有的鍛鍊，苦一點是為了更加幸福。當良知一步步戰勝私慾，甚至完全取代私慾的時候，那就是聖人“至真至善至樂”的永恆境界。
王陽明還說人的七情六慾也是良知的本能反應，比如父母傷亡，妻子離散，情人分手等，該傷心還是會傷心，用不著壓抑自己。關鍵是不能太過分了，過分了就是“私慾”在作崇。比如顏回死，孔子痛哭流涕，大呼：“天喪我，天喪我！”這是一種真誠的情感，但過後很快就恢復常態。假如一直放在心上，那就是一種想要“掌控”對方的私慾。
現在很多父母自認為對兒女是無私的愛，卻讓兒女感到很壓抑，甚至心生厭惡。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就是沒有致良知，都是私慾在作崇，是對兒女的一種“掌控”，而不是真正的愛。不信父母可以問問自己的“良知”，你是真的希望兒女過得好，還是希望他們“遂你所願”？前者是致良知，後者即是私慾。
致良知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去除私慾，順應良知的過程。修女特蕾莎即是一個很好的“致良知”的典型。前面說過，良知就相當於“上帝”。特蕾莎修女始終強調自己只是“上帝手中的一隻鉛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事業。當上帝有任何安排的時候，她只需要無條件支持和服從。所以，修女特蕾莎做的很多事情，在我們一般人看來都很傻。好像從來不加“思索”，完全憑著“上帝的旨意”（良知）去做，所以她成了“聖人”。
四.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在王陽明思想裡基本有兩層意思，從淺層次來講，知就是知識，行就是實踐。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知道還得做到；要解行並重；不能做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等。
沒錯，以上言論皆無可厚非。那麼王陽明在這個層面的知行合一是怎麼個意思？那就是知和行是一不是二，也就是真的知道，一定會做到，如果做不到，肯定不知道。以前人們總說“知道還得做到”，或者像《尚書》所言：“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都是把知和行分開來，認為知道容易，做到難。而王陽明卻告訴大家：之所以做不到，是因為並沒有真的知道。
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精覺明察處即是知。通俗點講：有真知必有真行，有真行必是真知，這就叫知行合一。打個比方，我們都知道要孝順父母，但很少有人真正做到，原因只有一個：我們還不是確切理解孝的真正內涵。
但話又說回來，無論如何，很多東西的確是要實踐了才能出真知。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還有另外一層深刻含義，那就是，知不是知識，還是指他的“老本行”——良知。王陽明的原話是：“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一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胸中，此便是我立言宗旨。”
說來說去，還是在“致良知”，就是要讓你的起心動念，言行舉止都符合良知，這就叫知行合一。當然，這裡還有一層深刻含義，那就是起心動念就已經是“行”了。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慎獨，時刻提起觀照，保持正念，如此才能與良知達成一致，這就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深層含義。
近代著名大教育家陶行知，原名陶文浚，就是因為深受王陽明“知行合一”影響，才更名為“陶行知”。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是一位真正把知行合一落實在生活中的教育家。郭沫若先生曾讚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後陶行知”。
五.心外無物
王陽明有一次與朋友山中游玩，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你常說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
陽明答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這就是有名的“巖中花樹”故事，也是中學課本中嚴厲批評的“心外無物”之說。何以故？因為我們的體制學校是強調唯物主義的，反對一切唯心主義言論。此處我不討論唯物唯心哪個更正確，因為我們中國自古就沒有這兩種分類，這種嚴格的劃分是近代才從西方傳過來的。
我不反對有些人喜歡用西方哲學的研究方法來死搬硬套中國哲學，甚至有人還有理有據地提出中國沒有哲學。我只想說，無論唯物也好，唯心也罷，哪怕中國確實沒有哲學。我是沒這閒情跟你們在這些名詞上轉悠，我只是研究“中國文化”而已。
那麼王陽明的“心外無物”到底想表達什麼？是不是佛家講的“一切法由心想生”？我個人並不這麼認為。因為佛家的“萬法唯心造”，通俗點講就好比人生即是一場夢。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如夢如幻，皆是心得顯現。正如永嘉大師《證道歌》中所言：夢裡明明有六趣，醒後空空無大千。
而王陽明的“心外無物”更像是普羅泰戈拉所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因為有我的存在，才能感知萬物。又像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正如他所言：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
王陽明更多是在強調一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而不是“萬法唯心造”的夢境說。那麼，王陽明這麼說有什麼意義呢？其實這就是一種“物來則應，物去不留”的灑脫境界。聽起來很簡單，卻必須有很高修為才能做到。
我們的良知就像一面鏡子，這面鏡子要能清楚映照萬物，必須使它乾淨明亮。一旦被塵垢佈滿，就不能清楚映照萬物。這些塵垢就是私慾，得把他們去除掉，使鏡子保持明亮，也就是讓良知時刻彰顯。
如此，物來則照，物去不留，不排斥，也不執著，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庸》上講“不誠無物”便是同理，所謂誠，就是致良知，只要對自己真誠，其實就是不違背良知。若用良知照物，則物在；倘若私慾遮蔽了良知，就如同鏡子被塵垢所蓋，萬物無法映照，則似無物，故言“不誠無物”。
所謂“心外無物”，更確切地說，應該是隻要我沒有用心，則外物與我無干。比如，程顥和程頤兩兄弟，前者是心學家，後者是理學家。一次朋友在船上設宴招待他倆，並找了幾個妓女作伴。程頤感覺有背禮法，轉身就走，程顥卻表現得若無其事。第二天，程頤跑到程顥房間，指責老大不應該同流合汙。程顥卻說：“昨日船中有妓，我心中無妓；今日房中無妓，而你心中有妓。”
因此，心外無物更多是在強調一種“任你東南西北風，我獨巋然不動”的精神氣象。雖然說程顥似乎比弟弟程頤境界更高點，但我們應該有自知之明，“心中無妓”不是裝出來的，必須是修出來的。倘若境界不夠，還是老老實實學學程頤吧，畢竟人家最後確實也修成正果了。
六.四句教
王陽明五十六歲被朝廷派去廣西剿匪，臨行前，弟子錢德洪與王汝中前來請教“四句教”的問題，因為他倆在對四句教的理解上產生了分歧。所謂的四句教即是：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王汝中認為：“四句教的主張恐怕不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無善無惡，意應該也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也是無善無惡的物。若說意有善惡，心體必定也有善惡存在。”
錢德洪則認為：“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而人有習氣，意念上自然有善惡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正是要去除私意，復歸那無善無惡的本體。若意原無善惡，就用不著下功夫修行了。”
王陽明聽後說到：“你們兩個的見解都有道理，只是需要相互借鑑，不可各執一邊。汝中所言，僅針對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一悟本體，則內外俱透，自然皆無善惡。而德洪之見，是接次等之人。普通人難免有習氣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其在意念上為善去惡。待功夫純熟，渣滓去盡，本體自然顯現。”
過了一會兒，王陽明又特別強調到：“往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原是徹上徹下的功夫。利根之人，寥寥無幾，就連顏回、程顥都不敢承當，豈可輕易示人？大部分人多少都有習氣尚在，不教他在良知上落實為善去惡的功夫，只去懸想個本體，毫不務實，只是流於空談罷了。這可不是小問題，不可不早點給你們點破。”
由於王陽明師徒三人是在陽明宅院的一座小橋之上討論四句教，這座小橋又叫天泉橋，史稱這次事件為“天泉證道”。稍微懂點禪宗的人，大概已經從錢王二人的爭論中看出端倪了。錢德洪實際上就相當於神秀，注重“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王汝中則相當於慧能，強調“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而王陽明最後特別警告他們，他的四句教本來就是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的，千萬別隨便解釋成王汝中那種“內外皆無善惡”。因為像那種“直指人心，見性成聖”的利根之人，非常少見，就連顏回和程顥都不敢承當。一旦將此“高論”輕易示人，難免流於虛浮，走入歧途。
用佛家的話說，就是搞成了“狂禪”，即說得很玄妙，卻毫無道行。王陽明所擔心的事情後來果然發生了，以王汝中為首的這一派王學大都成了“狂禪”，為人所不齒，對王學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故我輩當以此為戒，應有自知之明，修行須務實奮進，方可得真實利益。
關於四句教的解釋本來就非常清晰明瞭，我就不故弄玄虛了，直接簡單翻譯一下：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的，起心動念以後就有了善惡，而我們的良知自然會明辨善惡，為善去惡就是格物的功夫。
其實心之本體就是良知，那為什麼說良知是無善無惡的呢？原因很簡單，假如良知有善有惡，就好比鏡子上有了灰塵，是無法真正知善知惡的。就好像托盤秤上本身就有東西，那就稱不準其他物體的實際重量了。所以假如不去掉我們私慾，就看不清世間的真相。
既然良知沒有善惡，為什麼順著良知就能為善去惡呢？實際上良知是一種超越善惡的狀態，無論是道也好，佛性也好，良知也罷，其實都是超越了二元對立，進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永恆狀態。
而良知雖無善惡，卻是同體大悲的。就像王陽明所說的“萬物一體”觀念：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
因此良知所發，只是一種萬物同體的慈悲，聖人不過率性而為，並不覺得自己是在行善，而展現於外者，人皆謂之善。也可以說，良知其實就是儒家講的“至善”，所謂“至善無善”。孔子七十歲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一種“至善”的狀態，達到這種狀態，只是率性而為，並無善惡之別，而所行於世人觀之，卻無不是善。
心學對我們有什麼用呢？——強大內心的終極武器！
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很多人都在追逐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慢慢地不能控制自己，在迷茫中度日，卻又每日哀怨，最終無所得，而鬱鬱寡歡。擁有一個強大的內心，堅定自己的選擇，堅持自己要做的事，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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