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智永和趙孟頫：淺談智永對二王書法的繼承性

若要論及中國書法史上的大書法家，智永的知名度是比較高的。作為二王一脈頗具代表性的書法家之一，智永曾經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是以疑似《蘭亭序》真正書寫者的身份出現的。

在當時著名的文化論辯——《蘭亭論辨》中，郭沫若根據當時文物出土情況以及一些思想上的主張，就斷定《蘭亭序》是假的。

最早引起這個爭論的文章是郭沫若在1965年於《文物》雜誌發表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這裡需要解釋的是，“王謝”是指王興之、謝鯤兩個人，而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王羲之、謝安兩個人。

從我們現存的一寫資料來看，這兩塊碑石的確書法上帶有恨濃重的漢隸味道，所以稍顯笨重。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漢隸書體向魏碑書體的過渡。

而郭沫若據此斷言，王羲之創作《蘭亭序》的時間與他們倆墓碑篆刻的時間基本上是一致的，從書法風格和書體上來說，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風格。依照他的思路來看，這兩者之間應該相差無幾才對。

我們暫且不說郭沫若在書體上犯的錯誤，單就以王羲之的書風和當時出土墓誌的書風差異來說，郭沫若所忽略的地方就在於他沒有看到當時社會階層的差異性。

毋庸置疑，王羲之是絕對的貴族，而且是當時掌握國家大權的貴族，即便是王羲之極力逃避做官，也得在朝中擔任一官半職。可見其家族權勢之大。貴族生活養尊處優，整天鑽研屬於貴族“修為”的藝術，因此他們所寫得書法和一般民間工匠書寫得東西有所差異，那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如果用後世工匠的風格來推斷王羲之的書法真跡，那是不妥當的。

而郭沫若同時也認為，現存的《蘭亭序》和王羲之的後世子孫——智永——的書法很相似，並且從一系列筆跡分析中找到了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甚至就要論斷《蘭亭序》是智永寫的。

但這件事情依然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分析論證，因為智永是王羲之的子孫，而且他本身就曾經帶著王羲之的真跡《蘭亭序》到雲門寺研修書法二十年，所以，有諸多相似之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郭沫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推斷，忽略了智永和王羲之書法的師承關係，自然就會造成這種認知上的偏差。

不過，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印證了王羲之和智永之間書法的師承關係是多麼的緊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以假亂真。

以假亂真的事情在藝術史上確實存在，比如臨摹高手米芾曾經就臨摹過很多古畫，甚至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很多收藏家被他仿製臨摹的假畫所欺騙。

但是，書法作品要想以假亂真比較難，書法作品臨摹複製的成本相當高，一般人是臨摹仿製不來的，稍微有所偏差就可能就露餡了。所以中國歷史上少有此類行為。即便是造假，也只能假託名人書畫家落款。

智永和尚作為王羲之的後代，非常清楚自己身上擔任的責任，因此，一直以弘揚家學書法為己任。他怎麼會做出仿造先人書法的事情呢？

宋代書法家蘇軾對此認識的很透徹，他在《東坡題跋》以及其他地方提到智永時說：“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觀陶彭澤（陶淵明）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雲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仿者，又在此論下矣。”

這句話分為兩層意思，前面以“誇”為主，蘇軾認為智永的書法可以和陶淵明的詩歌相提並論了。陶淵明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田園山水詩人，詩歌樸質卻有美感，崇尚清雅純美的風格。

這實際上和智永禪師的書法有很大的相似性。智永最具代表性的書法作品是他的《千字文》，智永擅長用圓筆，方圓兼善，圓轉流美，結體上看似很綿軟無力，實則骨力內存。

但是後面，蘇軾就開始批評智永了。他認為智永的書法，不是“變態”書法，即變換形態的書法、創新的書法，他認為智永學習書法的動機，是為了讓天底下的人都向他的先祖王羲之學習，“百家法祖”。

智永這個動機也反映在他後面一系列的動作上，智永先是給自己“造勢”，立下了一個20年不學好書法不下樓的誓言，而後在精心研究了王羲之的書法之後，楷書撰寫《千字文》，據說說就光《千字文》，智永一共寫了800帖，寫完之後就送給各大寺廟、各位有緣人，然後讓他們通過學習他自己的書法來為王羲之的書法“做推廣”。

所以，智永應該一開始給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和尚，而他最艱鉅的任務不是創新先輩的書法，而是做好一個“營銷大師”，把先輩的書法傳播出去。

這樣的直接效果就是，魏晉南北朝之後的隋唐一代，統治者開始有意識地注意到二王書法，尤其是唐太宗，對於《蘭亭序》日思夜想，想要搞到手。而他為了推廣二王書法，也是花了很大一番功夫。但是如果沒有之前智永所作的鋪墊工作，可能唐太宗就不會那麼推崇二王書法了。

所以，這就在智永身上產生了一個非常奇特地現象，世人好像不怎麼了解他的書法，但是對於王羲之的書法、對於二王筆法卻很熟悉。

智永在書法史上算是一種傳承型的書法人物，與之相比比較類似的是元朝書法家趙孟頫，關於趙孟頫，後世認為他“集無五百年之大成”，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趙孟頫繼承、總結前人書畫成就的一面。

趙孟頫和智永兩個人在後世書法家中，評價並不完全一致，趙孟頫雖然多有惡評，但這是因為他的人生經歷所導致，因為他該改節事元，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違於傳統儒家價值觀。即便如此，趙孟頫依然還是要比智永更有名氣些。

我認為真正的原因是智永生活在一個名家輩出的時代，他的前面是二王這樣的高峰，後面是隋唐時期諸位書法大家，所以，他作為一個傳承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傳播前人書法而存在。

趙孟頫則不同，在經歷宋末戰爭後，中原大地上建立起來的少數民族政權並不重視文化建設，整個元帝國時代，中原藝術能否持續創新、並且源源不斷的傳承下去還是一個問題。而趙孟頫就像一個“空降”下來的文化巨人，在一群“文化矮子”的襯托下顯得格外高大，即便他的藝術創作也多半是“學古用古”，但是給人的感覺就是和智永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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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智永的書法雖然直接師承二王，但是名氣遠遠不如後世的書法家們，他作為一個堅定的二王書法傳播者，在二王書法的傳承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他自己的藝術天分被傳承的使命所壓抑、磨滅了，這是智永的幸運，也是他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