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9日，時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的汪精衛出逃越南河內，29日響應近衛聲明發表“豔電”，並於1939年4月25日到達敵佔區上海，自此走上了投敵叛國的不歸路。作為清末刺殺攝政王的義士，孫中山遺囑的起草人，汪精衛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呢？本文從一·二八淞滬抗戰說起。

汪精衛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兩千餘人在坦克掩護下分三路突襲上海閘北，遭到守軍十九路軍的抵抗，淞滬抗戰爆發。

淞滬抗戰實際領導人之一的陳銘樞說當時“南京中央政府異常混亂”。事實的確如此，實力派人物蔣介石、胡漢民均未在朝，名義上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實際責任人是行政院院長孫科。孫科沒有得到各實力派人物的支持，無法開展工作，上臺25天后，於1月25日宣佈辭職。接手的人是汪精衛，1月28日晚上，在杭州召開國民黨臨時政治委員會，通過決議任命汪精衛為行政院院長。據《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這一天蔣汪商量對日採取：“一積極抵抗，一預備交涉”的方針。1932年2月5日，汪精衛在與記者談話時公開兩人共同的對日方針，他說：自去年冬天從廣州到上海與蔣合作以來，“即表示對日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中央日報》1932年2月8日）

十九路軍經過艱苦的拼搏，取得了不小的勝利，但得不到強有力的後援，3月6日全線撤退。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再次出山，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此，形成蔣介石主軍，汪精衛主政的局面。

1932年5月5日，在英法美意等國的調停下，達成《中日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規定：日軍恢復一·二八之前狀態，將已佔領整個淞滬區的日本全部陸軍和大部分海軍撤出；十九路軍撤防；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崑山一帶駐軍（但中國外交部同時發表《我國之聲明》，以為此條為暫時的，“本協定內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之調動，並不含任何永久之限制”）。根據協定，日本的確作出了讓步，但日本軍隊仍可以留在上海日租界，而中國的軍隊卻要撤出。這樣的交涉結果，引進全國人民的憤怒。

與此同時，日本扶持建立偽“滿洲國”，窺視熱河。為此，汪精衛曾與宋子文去見張學良，汪對張說：“現在你的軍隊應該跟日本人打一下”，張學良問中央有沒有準備，是不是真打？汪不直接回答而是說：“你呀，軍隊動一動，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個樣子。要不這樣，政府恐怕就維持不住了”，張拒絕說：“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的生命來換你們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張學良”。汪隨身帶有一封蔣介石給張的信，張看後十分囂張地表示軍事委員會如果下命令讓他打，他就服從，但是蔣介石在信中只是讓張與汪“好好談一談”，那麼，這就是他張學良的態度。汪強烈要求張學良下野，但卻遲遲沒有結果。汪深感既無抵抗的能力，也沒有交涉的底氣，10月20日汪在上海發表《告別書》，22日離開上海前往歐洲。

張學良的問詰有一點切中要害，即國民黨中央需要對抗戰作通盤考慮。1933年1月，在紀念“一·二八”抗戰一週年之際，汪在病榻總結道：“必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他認為‘九一八’後的東北與上海淞滬抗戰後結果不同的原因即在於此。他判斷日本侵略中國是“整個的非局部的”，所以不能孤立地看東北和上海，抵抗必須是長期的非片斷的，必須是有系統的非零碎的。為此，他提出：首先須從軍事改革，打破以一軍隊駐一地盤的惡習；其次，政治經濟及各種社會組織需要同時改革，務必“使有集中及一致之的效能”，否則，“四體麻木不仁，何能運用乎？”這是汪的切身體會和願望，但目標高遠，遠水難救近渴。

敦促國聯壓制日本

自“九一八”以來，國民政府就寄希望於國聯的居中調解。1932年3月1日，偽“滿州國”成立，國聯派出調查團進行考查，並於1932年10月形成了《李頓報告書》，該報告書認定日本為非法侵入中國，偽滿政權是非法的。但是，對日本並沒有表示制裁。日軍1933年1月侵佔山海關，隨後奪取熱河全省，向長城撲來。國際聯盟定於1933年1月16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中日問題。

汪精衛出國期間，行政院長之職虛席以待，汪一直密切關注著國內的情況。國聯召開會議之前，汪精衛多次發表談話、宣言給國聯施壓：1月1日，他指出中日兩國均為國聯成員，中國並不指望國際的物質援助，但卻希望國聯正確判別曲直；1月11日，他發表《對暴日侵略的宣言》，呼籲國聯對於日本確定有效的制裁；1月14日汪精衛發文更全面地表述觀點，他指出在已往的十六個月中，國聯的態度令中國人失望，對於國聯缺乏防止侵略的能力表示遺憾；但表示願意接受《李頓報告書》的一般原則作為公開坦率討論的根據；他指出日本的政策明顯為阻礙破壞國聯的行動，並以蔑視凶暴的態度推進其侵略程序，造成既成事實，以圖得世界最高法庭對現存事實的承認，日本匆匆在國聯十九國特委會開會前攻佔榆關，用意即在此；他強調日方最近的冒險，再度證明中國有戰鬥到底以防衛領土維持國家生存的必要，他督促國聯作出迅速公正的決議，並採取有效的辦法；他警告國聯，若此時不能迅速作出公正的議決，採取有效方法解決爭端，則和平理想終成幻夢，戰爭陰影將成世界和平的威脅，世界和中國都會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1933年1月天津版《大公報》）

2月24日，國際聯盟基本按照《李頓調查報告》通過決議，對此，汪精衛表示滿意，認為得到了國際的同情和支持。日本卻宣佈退出國聯，如此，日本斷絕了通過國聯與中國交涉的途徑。

與日交涉

日軍於1933年2月輕鬆佔領熱河後，3月初中國軍隊奮起抗日，長城抗戰烽火燃起。3月10日，張學良引咎辭職。聞訊，汪精衛14日從歐洲啟程，17日到上海，20日到南京。

此次回國，汪精衛帶有極其強烈的悲壯情緒：一方面，他強調中國自身須有所作為。他確定日本將不以佔領東北四省為滿足，平津危在旦夕，中國必須竭力抵抗；另一方面，他對前景是絕望的，他說：“國難如此嚴重，言戰則有喪師失地之虞，言和則有喪權辱國之虞，言不和不戰則兩俱可虞，所以現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無異一樣。我們抱著共赴國難的決心躍身跳入火坑。”“就鄙人來說，‘九一八’以前因為推行政策問題，曾和南京許多同志不對，但‘九一八’以後，則只有埋頭埋腦跳入火坑。最近歸來並非對於救國有什麼把握，不過以為至少跳入火坑，庶幾得一死所便了”。此話很符合汪精衛的個性，頗具玉石俱焚的決心，和他在清末自詡為“薪”，其他同志為“釜”，不惜燃燒自己一樣。

汪精衛此時過激的或自相矛盾的言辭，實質上體現了他極度的悲觀。他曾經發表了一系列不符合身份的話，比如在航空建設會成立大會上，他講空防的重要性時說：“現在日空軍僅用轟炸，尚未用凶慘毒氣，如投放凶慘毒氣，能將繁盛城市變成沙漠，人類及動植物均不能生存。”聽後，令人心生恐懼；他認為國內問題無解，他說：“凡擁兵自重者皆是。試問中央在此情勢之下縱有整個計劃，如何實行”；他以這中日之間同樣沒有妥協的餘地，他對新聞記者說：“中日將如何妥協，所謂妥協，在侵略者若能悔悟，或足以言此，被侵略者於情於勢，只知有一分力量盡一分抵抗，前途成敗在所不計也。”聞之，讓人沮喪。

汪精衛公開的言辭呈現零亂的同時，行為卻是十分的果斷。他一回上海，還沒有進京，就先去看望即將前往北平與日本交涉的黃郛。黃郛與何應欽被派前往與日本關東軍談判，在談判過程中，汪精衛表示：“弟以為除簽字於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並一再表示將會與黃等共同負責等等。

5月30日《塘沽停戰協定》簽定。該協定近似於城下之盟，日軍表示退至長城一線，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臺中之線以西以南地區，長城以南由中國警察擔任治安，日本可派飛機等加以監督中國軍隊撤退的情況。

第二天，汪精衛發言稱：“此次華北停戰，我方抱定專討論軍事部分，事實所趨決非屈服，即不簽訂政治條件，兩國糾紛，顯然為未了之局，倘遽以停戰為對日已妥協已屈服，豈持平之論！”完全是自欺欺人。

隨著日本的步步緊逼，蔣介石、汪精衛領導的南京政權，相續與日本訂有《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華北主權受到嚴重損害。與對外軟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內的強硬：鎮壓福建人民政府；圍剿紅軍；以“統一”為口號，迫使馮玉祥解散抗日同盟軍總部。蔣、汪的內外政策，令人憤恨。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被孫鳳鳴擊中三槍。12月1日，汪請辭本兼各職，祕密前往歐洲療傷。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消息由在國內的陳璧君及時地通報給了汪精衛。汪精衛以為回國收拾政局的時候到了，當即決定回國。1937年1月17日，汪到達南京。然而，時過境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於12月26日回到南京，重新高調掌權，對日態度越來越強硬。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此前國民黨已邀請南北方的學者和知名人士上廬山開會，討論國是。待會議於7月16日正式召開時，對日問題即成為討論的主題。會上蔣介石發表了著名的《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發出“戰端一開，則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動員令，表明中國政府的基本立場。一時抗日的呼聲高昂。但是，尋求“和平”途徑解決中日問題，在政界與學界人士中仍然有市場，成為會議期間的第二個聲音。1937年7月16日周佛海日記載有：“十一時散會後，與汪先生、公博、希聖、思平等談北方情形。”這張名單中的人，後來竟然全部離開重慶前往河內，應該不是巧合。廬山會議，彷彿為“和平運動分子”搭建了一個交換意見的平臺。

7月21日，陶希聖、胡適和汪精衛進行交談，次日，陶、胡首次以書面形式向蔣介石提出對日問題意見書。同時，汪精衛也給蔣介石去函，他們表達的觀點相同，即：中央負起責任，“戰”、“和”均由中央政府出面，而不是地方性的局部解決。汪精衛函電更明確地說：“中央負起和平解決之責任，雖為屈辱，但已能使日方認識此後地方問題，有非與中央交涉不可之勢。”因此，他把工作中心轉向督促蔣介石對日和談。7月31日，汪精衛從廬山下來後，馬上找高宗武長談，讓他打通與日本之間的外交路徑。

傾向於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中日問題的人們，以周佛海、胡適和陶希聖為核心，聚成一個團體，即“低調俱樂部”。所謂的“低調俱樂部”並不僅僅與“高調”抗日者唱對臺戲，他們擁有明確的目標，對此，胡適說得很清楚：“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miracle（奇蹟），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所要創造的“奇蹟”就是“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從事實來看，他們是有一定分工的：高宗武、梅思平主要對外，即與日本聯繫接觸，瞭解其意圖，尋求和解的可能；周佛海、陶希聖主要對內，重點在遊說蔣介石，促使蔣同意與日本方面進行對話和談判。因國民政府內遷，“低調俱樂部”於1937年10月星散。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7月29日至12月13日，北平、天津、上海和首都南京，紛紛落於敵手。日方軍事推進的同時，逼迫中方在日本指定的地點派代表與之談判，遭到拒絕後，1938年1月，日本御前會議決定，如果國民黨政府不接受日本所提條件，日本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解決事變的對手，將扶植新的中央政府。16日，日本據此發表近衛第一次對華聲明，中日兩國正式斷交。

該聲明發表後，1938年2月“藝文研究會”在漢口建立，主要負責人是周佛海和陶希聖，陶說：“這會受蔣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導。”並在長沙、廣州、成都、重慶、西安、香港等地設分社。從事於尋求與日本和談的現實道路，主要任務由香港分會完成。陶希聖說：“香港設立的分會，名為國際問題研究所，由梅思平和高宗武負責，表面上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選擇外國報紙刊物上的資料，提供給武漢，實際上擔負著一些祕密的使命，比如與日本方面聯繫。”。

日軍於1938年10月佔領廣州、武漢後，中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1938年11月3日，近衛內閣發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聲明，也即第二次近衛聲明，誘降國民黨政權，聲明說：“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所謂“更換人事組織”就是要蔣介石下臺，日本方面的這個想法醞釀已有一段時間。於是，和平運動的聚光燈打在二號人物汪精衛的身上。

蔣介石與汪精衛

重光堂策劃出走

1938年7月2日至9日，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私自來到東京。影佐回憶說高宗武當時建議：“日本既然否認蔣政權，現在要為中日間帶來和平恐怕只有找蔣氏以外的人。這除汪精衛氏莫屬。汪氏一直覺得必須早日解決中日問題，主張和平，但國民政府不會接受他的主張。所以我認為以在政府之外面發起國民運動，展開和平運動，造成蔣氏傾聽和平論的契機為適當。”（影佐禎昭：《我走過來的路》，陳鵬仁編著：《汪精衛降日祕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版，第17頁。）影佐聽後十分贊成，並補充說如果依高的計劃，日本將要承擔很大的責任，日本要表現出對中國沒有政治、軍事、經濟的侵略意圖，不然，蔣是不會聽從和平意見的。

高宗武在回憶錄中指出影佐在會談時提出蔣介石下野汪精衛負責的建議。高宗武回國後將自己的日記、東京會談紀錄以及個人的觀感，一併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自然十分憤怒，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經費。汪精衛從周佛海口中得知此事，表現得十分吃驚，並對陶希聖說他絕不會瞞著蔣介石單獨與日本言和。

高宗武回國後，約日本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8月下旬在香港會面。松本重治到香港後，與梅思平進行五次會談。第一次見面時，松本主動談到“日本撤兵是和平運動的關鍵”，並以讓蔣介石下野為交換條件，第三次談撤軍細節，松本甚至承諾“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原狀”；第二次談話主題是關於蔣介石下臺與承認“滿洲國”，梅以為可以考慮；第五次雙方達成協議如下：和平運動由汪精衛領導，意味著蔣介石下野，同時聯絡雲南、四川、廣東的實力派人蔘加和平運動。（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譯：《上海時代》，2005年版，第648-650頁）

松本將這個談話記錄報告上交後，由參謀本部的今井武夫交給陸軍中央。11月19日，影佐與今井武夫和犬養健、西義顯、伊藤芳男等日方人員與梅思平、高宗武等在土肥原賢二的上海住宅“重光堂”會談，也稱“重光堂會談”。會談結束，汪精衛方面的高宗武和梅思平，和日方的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在“日華協議紀錄”上簽字。這次會議實質上是為汪精衛等投靠日本作準備。

會談雙方表示要以此為方針，“對日本政府和汪精衛建議”。在細節上，影佐禎昭回憶說：“我們同時約定：日本政府和汪精衛如果同意上述方案時，汪精衛要立刻逃出重慶。得知汪逃出成功之後，日本政府要立即對中外聲明有關調整中日問題（關係）的根本方針，汪精衛也要發表響應上述日本聲明之聲明。”

事後，27日梅思平至重慶面見汪精衛、周佛海，送交與影佐、今井的祕密協議。汪精衛表示同意協議內容，預定12月8日離開重慶，10日到昆明，12日發表近衛聲明。12月1日，梅思平又匆匆回到香港將汪精衛的決定告知了日方。

踏上不歸路

1938年12月，汪精衛一行準備離開重慶從雲南轉道河內，再到上海。12月初周佛海和陶希聖先行，周佛海以視察工作為名，陶希聖藉口講學到了昆明，在此等候汪精衛。18日汪精衛夫婦、曾仲鳴等人到達昆明。次日，一行人到越南河內。

得知汪精衛到達河內後，12月22日，近衛文麿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提出所謂的“近衛三原則”。沒有提到“撤兵”也沒有明確提到建立新政府，只是要打倒抗日的國民政府，和有志於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有識之士”合作。要求中國分擔建立新秩序的部分責任，厚顏地說什麼“尊重中國主權”，考慮撤銷治外法權和租界的歸還，等等。

12月25日汪精衛等人看到近衛聲明，汪精衛起草致國民黨中央黨部蔣介石及中央執監委員的通電，發表於12月31日的《華南日報》。（即“豔電”）。他在電文中表達如下態度：國民政府可以根據近衛三原則，與日本方面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如果得到和平，並可保存國家的獨立，抗戰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其尤要者，倭國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汪精衛秉承過去在政府之外督促國民政府“逼”蔣與日本和談的態度。汪顯然注意到了近衛聲明對“撤軍”隻字未提，因此，他在“豔電”中披露了日本以前的承諾。明顯，這是一個騙局，且令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撐。

這個時候，汪精衛本可以懸崖勒馬的。重慶方面，正當汪精衛等人醞釀響應電文時，12月26日駐英大使郭泰祺奉蔣介石之命致電汪精衛，勸汪不要公開主和，希望汪早日赴歐暫時休養。汪沒有理睬。“豔電”發表以後，2月中旬蔣又派前改組派的重要成員谷正鼎到河內，給汪夫婦和曾仲鳴帶來護照和旅費，再次勸他們去歐洲，汪夫婦斷然拒絕。到河內後，汪諸事不順，國內沒有出現預想的實力派響應和平運動的局面；2月4日，策劃汪逃離的日本近衛內閣總辭職；“和運首義分子”內部就下一步汪的去向發生爭論，陶希聖和高宗武主張汪去歐洲，周佛海與梅思平則希望汪去敵佔區，雙方相持不下，最後汪採取折中的辦法，留在河內觀望；而汪本人不小心骨折了。

其實，對汪精衛最具誘惑的是日本曾許諾由他組建新政權，日本方面沒有動靜，令身在河內的汪精衛忐忑不安。他制定關於組織偽政府、實現中日和平的三種預案，派高宗武前往日本試探是否支持自己組織政府。1939年3月18日，高宗武接到日本政府決定支持汪精衛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消息。兩天後的晚上，發生特工刺殺汪精衛未遂誤殺曾仲鳴事件。汪精衛大怒，陳璧君立刻認定凶手受蔣介石指派。（高宗武卻認為曾仲鳴被刺案是日本人的手筆，目的在於進一步離間蔣汪，筆者認為他的分析有參考價值。見《高宗武回憶錄》第33頁。）3月27日汪精衛發表《舉一個例》，公佈1937年12月6日的國防最高會議第三十四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用以說明尋求與日本 “和平”，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蔣介石等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也持同樣的觀點。至此，汪與重慶國民政府決裂。

曾仲鳴被刺後，日本方面為了保證汪精衛的“安全”，派陸軍省軍務科長影佐禎昭、海軍省的須賀彥次郎少將、外務省書記官兼興亞院書務官矢野徵記、眾議員犬養健等到越南“營救”。汪精衛提出先去上海。於是，在日本特工的保護下，汪精衛於4月25日乘船到達敵佔區上海，走上了投敵的不歸路。

汪精衛曾經對陳璧君說：“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 的確，他的投敵說到底出賣的是他自己。

（賀 淵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