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成名後，有一次到華山醫院給醫護人員做講座，座中有年輕女孩提了一個問題，王安憶說，“我好像一下子被她點亮了”。女孩問：“為什麼作家們都喜歡寫反常的人，而不寫一個正常的人，其實正常的人才是美好的。”
類似的問題，阿城也遇到過，為什麼人性之惡寫得好很牛？阿城答：回過頭，一步一光明。
王安憶的答案是：《長恨歌》之後，我企圖做的就是，寫正常的生活裡的力量。常態的恆定性中，有著極強大同時又隱匿的理由，這可說是生活的密碼。
在這個沒有卡夫卡式的絕望魯迅式的悲觀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作家的年代，王安憶頑固地執守著古典主義的文學圖景，她相信，有一種叫做“崇高”的秩序和意義高於人的存在，發現這種東西，是寫作者的使命。
“光明”與“崇高”，算不算殊途同歸？
寫過選美皇后王綺瑤之後，王安憶用曹雪芹寫怡紅院的熱情，波斯人畫細密畫的耐心，寫《富萍》，寫《上種紅菱下種藕》，寫《妹頭》，落魄的邊緣人，鄉下來的保姆，賈寶玉口中一嫁人就變得十分可恨且有著死魚眼睛的中年婦女，卑微人物，日常瑣碎，小市民的生活畫卷，在她筆下既不詩化也不猥瑣，踏實，真切，彷彿是另一出《人間喜劇》。
和唯恐好看就不深刻的文學潮流不同，她是少數大張旗鼓鼓吹要好看的作家，她對小說最原初的屬性——講故事，把故事講得好聽——有執念。為了讓故事好看，她下笨功夫去收集素材，反覆打磨語言，也因此，她的故事不需要奇崛的情節、特殊的人物，也依然可以做到色彩斑斕，富足而質樸。
她恪守小說的市井性格，相信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演變。她一點也不介意對她最多的一種批評：王安憶一點也不現代。她甚至主動出擊，在諸多談及創作理念的文章裡充分表達自己對“現代”的不屑。她說20世紀的藝術提供了世紀末的情緒，它確實很深刻，但都是朝幽深的地底下爬行，氣象萎靡。她理直氣壯地說過這樣雄赳赳的話：非虛構告訴我們“生活是怎樣的”，而虛構告訴我們，“生活應該是怎樣的”。
王安憶寫《長恨歌》時很糾結，她不喜歡自己的主人公，“人道主義不能成為同流合汙的理由，批評的態度要在”，王綺瑤最後死於非命。到充滿各種性格缺陷的鄉下小保姆富萍，結局卻溫情脈脈得多。
2012年，頗具紅樓氣象的《天香》獲得第四屆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獲獎理由是：“此小說可說是江南文化的百科全書、女紅文化的經典，是生動表現四代人日常生活和志趣節操的傳世鉅作。”也有人批評《天香》少了《紅樓夢》的興衰之感，其實，所謂的興衰之感，大概本來也只是上層建築的專屬，市井小民的日子，是在荒蕪中點起煙火，用濃油赤醬，來抵禦荒蕪。又或者，人生一定是荒蕪和悽楚的嗎？命運多舛的貝多芬，整個人生都用來反覆思考的維特根斯坦，臨終都表達過同樣的意思：我度過了很好的一生。
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說，《天香》是反寫《紅樓夢》，《紅樓夢》寫荒蕪，《天香》則表示荒蕪是人間常態，生活就是明日復明日。
“老街此時還沒從午後的酣睡中完全醒過來，人很少。幾爿米店雖然敞著門，卻沒有人……一等二等的，都不是新米，倘是新米，也是暗，但暗中有光，玉一樣的潤光。剃頭師傅自己坐在椅上打瞌睡，蒼蠅在店堂裡唱著嗡嗡歌。”
這樣的俗世，既微小又強大，是枷鎖，也是讓人留戀與喟嘆的溫柔鄉。
在中國文學史的座標系上，王安憶的另一個參照系是張愛玲，對此她答：“我不比她強，也不比她差。”
王安憶有一次評價王朔：“他很能體會人的情感，但是我覺得他太軟弱了。”聽的人有點不敢相信：“你說他太軟弱了？”“是的，所以很多東西他不能抵禦。”關於這二位的另一則軼事是，有一次，莫言、劉震雲等文壇大佬都在，王朔說，王安憶的作品遠遠超過在座各位。
這話王安憶自己未必同意。早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的2001年，王安憶就說，最喜歡的當代作家是莫言，因為他能把日常生活寫得非常壯烈。
供奉在王安憶文學人生裡的那尊神，不是壯懷激烈的怒目金剛，也缺乏匕首和投槍的銳利，在那些樸素得有點前現代的文學理念指引下，她像古村口老槐樹下那個說故事的人，勤勤懇懇地搭建起了一座邏輯嚴密意義飽滿的故事的廟堂。
新故事《紅豆生南國》，寫香港紐約和上海的都市移民生活，仍然是鐘點工、餐館老闆的平凡人生，2018年，作品獲得國內最壕的年度京東文學獎，獎金100萬，奶茶妹妹章澤天頒獎，王安憶沒到現場，她在視頻裡致謝網友，“好像天上掉下個大紅包，我很震驚，甚至有點害怕”，“我是不上網的人，沒想到這個世界這麼熱鬧”。
無論這個世界有多熱鬧，安安靜靜聽一個故事的慾望，不管是在村口槐樹下還是現代網絡上，都是人類難以割捨的原始本能。而王安憶，自有一股一開口就讓人慾罷不能的蠻力。
（來源：《289藝術風尚》）
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