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呂建中

英國偉爾集團（The Weir Group）中國總裁

CSR思想實驗方法論創始人

深圳智造戰略諮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外商投資協會監事長

中國匠心企業家組委會常務副理事長

文章導覽

隨著對可持續發展理念認知、認同和實施程度不斷深化，企業家們逐漸意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不再應當遊離於企業主戰略之外，而應當是融入企業戰略和企業運營全生命週期中。

實質性議題

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科技和商務創新與變革中，在其經營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對社會倫理和商務道德的尊重，對自然環境、整個社會的貢獻。

科技發展的終極拷問

科學家和企業家首先要回答這樣的終極問題：我們在社會進步中扮演什麼角色？在這個角色中，發揮什麼作用？我們如何讓這些作用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創造出環境和諧與社會進步的價值？

全文約4700字，預計閱讀時間15分鐘

企業在制定戰略決策時，在考量其使命、願景、核心價值、核心資源、核心優勢、運營能力等內部因素的同時，還要考察外部環境的競爭、機遇和挑戰、動態、格局，將需求變化、行業趨勢、市場空間、風險機遇等諸多因素納入視線。

這些因素中有商務的，也有非商務的。

然而，對非商務部分的必要性、所發揮的作用、對其價值的衡量，一直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隨著對可持續發展理念認知、認同和實施程度不斷深化，企業家們逐漸意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不再應當遊離於企業主戰略之外，而應當是融入企業戰略和企業運營全生命週期中。

如何納入？這是一個很多企業家們面臨的一個實際問題。

1995年，戴維·巴倫(David P. Baron)在《市場與非市場環境》中提出：

企業戰略需要指導企業在市場與非市場環境中行動，即同時並有機地整合企業經營、供應鏈、客戶契約型作用機制，及交易之外的社會、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制約和非市場調節因素；從而系統地、有效地、負責任地應對政府、社會、文化等非市場影響對企業的挑戰，確保良好的競爭戰略、商務目標的實現與企業的核心價值協調一致。

——戴維·巴倫《市場與非市場環境》

實際上，這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有相似之處，其根本在於企業在戰略決策、運營管理、市場拓展時，必須兼顧利益相關方訴求，這些訴求不僅僅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時必須的考量，也是建立正確的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如政策、公眾認可、媒體觀點），它們關乎企業的成敗。

戴維·巴倫的觀點建立在這樣一種邏輯上，即將企業的經營環境作為制定戰略的基礎，將企業戰略作為促進企業競爭優勢和價值創造的主動性行為。

非市場戰略為企業在制定融於企業戰略和運營中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提供了一條補充性思維路徑。

經典戰略管理理論側重企業如何通過市場戰略影響外部市場環境、獲得競爭優勢。在這個框架裡，企業戰略主要基於產品與市場，並以此為核心設計策略。

實際上，企業的行為還受到超越產品和市場的諸多因素影響，政府、監管、政策、法規、公眾認知度和認同感、利益相關方訴求、媒體等。

這些影響有時是積極的、資源型的，有時又會使企業陷入被動和僵局中。

非市場戰略充分認可並納入了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進而與市場戰略整合而形成更為完整的決策框架。在戰略設計過程中，對外部環境、對企業本身核心價值及資源特徵、對競爭對象的核心價值及資源特徵、對非市場特徵進行綜合分析。

在此基礎上對市場資源、非市場資源的梳理，可以導出由內而外的戰略協同模式，以及由外而內的戰略互動模式。

戰略協同保證企業運營和發展的增長，戰略互動促進企業推動社會進步的爭相影響力的形成。更進一步，整合後的協同與互動二元維度，不僅包含了市場績效，也包含了非市場績效（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一項自2002年至2007年對國內企業實施的972個競爭行為的跟蹤調研表明，市場行為實施數量佔58.7%，非市場行為數量佔32.2%，其它協同行為數量佔9.05%。

這表明，企業的非市場行為在現實中真實地發生著，其作用以及由此帶來的價值也是可觀的。

No.1 實質性議題

相當多的企業家（包括新生代企業家），在涉及到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領域的知識儲備、思維架構方面，存在著嚴重陳舊、老化或缺失（基本承襲安索夫創立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戰略管理體系，且對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以及1992s年代《21世紀議程》等人類環境與社會重大進展相當不瞭解）問題。

因此，他們往往憑直覺認為，重視那些相關於自身企業的社會環境實質性議題，會給他們的EBITA帶來麻煩。

事實上，如前所述，引自《哈佛商業評論》2019第5期刊登的研究報告表明，那些關注社會環境議題，並將其轉化為與企業生存和發展緊密相關的實質性議題的企業，他們的綜合業績往往比不關注的要好很多，也往往更持久地得到投資人、股東和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科技和商務創新與變革中，在其經營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對社會倫理和商務道德的尊重，對自然環境、整個社會的貢獻。

企業在戰略決策、日常運營、謀求發展中應當充分考量多重利益相關方訴求，將其對社會、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創造經濟、社會、環境三重效益；並在此過程中，自始至終地納入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和溝通。

按照以上的原則，企業在其相關與重大科技創新和轉化成果的商業化過程中，其戰略決策要系統地考量“利益相關方最關注的問題”與“對企業發展最重要的問題”，找出科技創新及應用的正當性、與社會進步的相關性，依據企業自身的核心價值、核心領域、核心能力、核心資源來確立創造共享價值的定位，這個定位，可以用實質性議題來呈現。

一旦有了實質性議題，企業將以此為“切入口”，有效合理地使用企業資源，組織社會資源，承擔社會責任，在降低運營風險，創造平穩環境，增加財務價值的同時，創造社會、經濟、環境價值。

最近，威立雅在液體包裝材料回收、分離技術上獲得了技術優勢突破，使循環利用液體包裝盒在商業上有了規模性和實用性進展，在此基礎上威立雅與利樂包裝成立了聯盟，推動產業鏈上的循環經濟實踐。

對於威立雅和利樂包裝而言，他們的實質性議題，即在解決社會、環境日益承受不起的廢棄物汙染的同時，找到了以科技和商務模式結合的解決方案，也為企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

No.２ 科技發展的終極拷問

從傳統行業來看，企業的非市場因素往往具有呈現性。排放、氣味，監管、督察，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政策、法規、消費者權益等，對其都有越來越可量化和顯性指標的監管與衡量。

但在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先導領域，特別是數字化為基礎虛擬經濟領域，有關社會倫理、商業道德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則更具隱性特徵。

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編輯、智能製造、新型材料、創新工藝，以及這些科技的融合、衍生，正以爆炸式、顛覆式的速度和規模迅速改變著人類的生存方式、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甚至在一些前沿領域（如生命科學）顛覆了自然進化法則，改變著我們的社會進程。

這一改變，正如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七點共識中第一條所說的：由於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類能在空前規模上改造和利用環境。

空前規模意味著在進步的同時，也預示著巨大風險。

人類環境的兩個方面——天然和人為，對於人類的幸福和對於享受基本人權，甚至生存權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這是在可持續發展中衡量人類行為的重要標尺，也是檢驗科技創新和商務模式的重要依據。

2019年，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組建，旨在應對風險、治理等重大挑戰，著眼未來、普惠發展、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類的命運及福祉，引領科技良性發展的航向。倫理委員會的組建，將對科技創新、企業的研發和商務行為長生巨大影響。

倫理委員會的組建，恰逢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2030（SDG2030）的實施不斷深入、中國經濟社會進入“創新、協調、綠色、和諧、共享”五位一體為發展理念引領的可持續發展新階段，企業戰略決策的出發點，越來越以“經濟—社會—環境”三重維度（也稱三重底線）作為其戰略規劃的座標體系。

企業正在改變以往以追求創造最大經濟效益及為股東帶來最大利益的經營模式，正在改變以往的以追求財務表現（EBITA）的思維模式，進而向擔當企業社會責任、將可持續發展融入於企業戰略和運營的目標轉變，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為社會進步、環境和諧做出積極的貢獻。

但在科技進步的道路上，存在不和諧的聲音。

2018年11月，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這是來自深圳的科學家賀建奎和他的團隊的 “傑作”。

隨著一些冷靜的科學家們的不斷質疑，賀建奎的此次試驗被廣泛地譴責為“違背科研人員底線、科學技術與人類倫理對撞。”這個事件也將科技和商務的“正當性”和“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再次擺在了社會面前。

企業家、科學家、企業、研發機構、政府、全社會都應當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加強努力, 來促成這樣的認知、理解、共識：讓科技和商務模式的創新在社會道德、商業倫理、責任擔當和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中健康運作，這一框架的背後，是一個基本底線的邏輯，即在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中發現商業機遇；在實現商業邏輯過程中創造環境和諧、社會進步的價值。

在可持續發展引領的社會進化中，“商業—社會”的鏈接越來越緊密，它們之間形成了新的可持續生態。這個生態裡，企業與社會有更強的依存度，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社會合作創新將會更加活躍地創造共享價值。

這個新的生態裡，企業與社會互相依存，社會與企業促進發展。不同於以往企業決策和運營的慣常模式，新的思維模式有這樣幾個特點：

• 把企業放入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商務—社會生態”中，來考量其戰略和經營活動，即把企業自己作為維繫於這個生態並必須維護這個生態健全的一分子。

重新思考產品和市場，重新思考非市場因素，重新定義價值鏈上的生產力，重新建立起公司與運營當地社會生態的良性鏈接，有系統地制定出立足長遠的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路線圖。

• 設定一個長遠目標，將企業的使命、願景、價值觀融於企業文化、行為、規範。鎖定一個重大問題，也可以說是“擁有一個話題”，即將企業自身核心價值、核心能力、核心資源結合到既為企業創造可持續商務的前景和價值、又關乎在與企業相關的那些社會、環境的關鍵問題之上。
• 建立一個價值創造共享關係，與“商務—社會生態”中相關的合作方、價值鏈上的夥伴建立起能在一起協同創造共享價值的機制，形成一個全產業鏈、生態化的價值共享平臺，讓每一個生態中的夥伴都可以受益。

為此，科學家和企業家首先要回答這樣的終極問題：

• 我們在社會進步中扮演什麼角色？
• 在這個角色中，發揮什麼作用？
• 我們如何讓這些作用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創造出環境和諧與社會進步的價值？

這是終極拷問，我們必須正面它，給出深刻的答案，並以此作為使命的座標，確立社會目的（Social Purpose），指導我們的行為，影響社會的認知。

就在本文截稿之時，外媒8月20日報道，美國商業組織“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在華盛頓發佈了一份由181位美國頂級公司首席執行官共同簽署的聲明文件——《公司宗旨宣言書》，包括貝佐斯、庫克等在內的美國頂尖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集體發出聯合聲明書，重新定義了公司運營的宗旨。

他們宣稱：股東利益不再是一個公司最重要的目標，公司的首要任務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這是對我們所探索的終極問題的答案，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也是對“商業—社會可持續生態”添加了機制性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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