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夏對抗三千年'

■ 文 | 火燒彤雲

摘要：本文以考古文化遺址和史學研究成果為線索，敘述了苗蠻族團和華夏族團對抗三千多年的歷史。兩大族團在大部分的歷史時期裡，始終保持著不相上下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華夏族團在自身發展和征戰過程中，更是展現了改革、創新的智慧。兩大族團互戰互融，互相學習，創造了燦爛的史前文明，它們都是中華文明的搖籃。

關鍵字：文化遺址，歷史，文明

正文：

百花齊放

一般人都認為新石器時期中原地區的炎黃部落是中華史前文明的起源，所以把中國人稱為炎黃子孫。然而，百年來中外各界學者的不斷研究，以及考古界層出不窮的新發現，證明中華史前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並非中原文明一枝獨秀；其他各地的文明在發展過程中，也未必都比中原文明落後。各地文明百花齊放，組成了中華文明美麗鮮豔的大花園。部分中華史前文明發源情況如下

以長江中游流域為活動中心的苗蠻族團，是百花園中的一朵鮮花。它和史前其他族團一樣，繁衍生息，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在三千多年的歷史裡，苗蠻族團與華夏族團長期對抗，最終融入商朝版圖。

社會變遷

苗蠻族團和華夏族團的發展歷程大體如下[1,2]：

苗蠻族團大體上從大溪文化時期起，大範圍地初步形成。與此同時，中原華夏族團處於仰韶文化時期。大溪文化因重慶市巫山縣大溪遺址而得名，主要聚集地是兩湖平原。那裡水系發達，土壤肥沃，適宜種稻。苗蠻民眾圍繞稻作農業聚集地，建立聚落，生存發展。

苗蠻族團在大溪文化時期創造了哪些文明呢？物質上，陶器種類很多，有釜、鼎、盤、杯、豆、瓶等等，以紅衣彩陶為主要特徵，盛食器陶色常為外紅內黑，有相當數量的夾炭陶，彩陶多黑彩。房屋不再是幹欄房屋，而是方形土屋，有大、中、小三種。大的約有七八十平方米，小的約三十五平方米[1]。可見，房屋的大小隨人數多少而建，人多建得大，人少建得小。人們過著群居生活。

精神文明方面的代表，當數考古人員在湖北省宜昌地區楊家灣遺址中發現的大量刻劃符號[1]。刻劃符號是甲骨文的雛形，表明人們有了記載需求，需要用文字來記錄事務、表達思想。

圖1：楊家灣遺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劃符號

還有兩點非常特別。一是墓葬中的隨葬品數量有差別，有的墓出土的隨葬品多達三十幾件；有的墓沒有隨葬品。這說明，原始的聚落髮展數千年，開始有了物質積累，還出現了貧富分化。二是，有的聚落很大，面積在十萬平方米左右或者更大。有的大型聚落周邊砌築了城垣。比如，在湖南省常德地區澧縣城頭山遺址中，發現了高兩米多、底寬十米多的城垣，同時還有寬十米、深三至四米、長一千多米的壕溝。溝的內坡和外坡都有用木柱和蘆蓆捆綁加固的護坡設施，有的部位還用大塊礫石圍護坡岸[1]。為什麼城垣的防衛系統如此森嚴？是城垣與城垣之間的戰爭需要，還是抵禦外族入侵的需要？這很難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這個時期苗蠻族團與華夏族團確實發生了戰爭。

圖2：城頭山遺址城垣局部

此時，中原部落正值仰韶文化時期。仰韶文化，因遺址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而得名，主要聚集地為黃河中游流域。中原部眾以粟米為主食，農業、手工業都很發達。在製陶業上，以紅陶、灰陶為主，也有一些黑陶。仰韶文化中也出現了刻劃符號。中原地區與長江中游流域地區相比，經濟發展的程度不相伯仲。如圖3，以陶器為例，左右兩圖分別是仰韶文化遺址和大溪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陶器的色澤、花紋、形狀都很相似，製陶水平差不多。

圖3：仰韶文化遺址和大溪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

中原大地氏族很多，其中黃帝部落發展得最為興盛。黃帝部落崛起後，與炎帝部落開戰。兼併炎帝部落後，組成了炎黃部落，也就是華夏族團。炎帝部落中有一部分人不甘屈服，南下進入了苗蠻族團的長沙地區[2]。兼併炎帝部落後，華夏族團把戰爭的目光對準了苗蠻族團。

圖4：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大體分佈區域

在歷史的長河中，一個時期的地域範圍幾乎從來都不是一個固定的區域。一個歷史時期，年代跨越越大，影響的地域也在不斷的變化中。圖4為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大體分佈區域圖，只是用來簡單示意華夏族團和苗蠻族團的對抗形勢，後文所附的地圖同理。白圈區域是仰韶文化的影響範圍。仰韶文化分佈的範圍很廣，東起豫東，西至甘肅、青海，北到河套平原一帶，南抵江漢，中心地區在豫西、晉南、陝東一帶。黑圈區域是大溪文化的影響範圍，西至重慶市巫山縣，東達湖北省麻城、大冶等縣市，南抵湖南省洞庭湖北邊及西南的懷化地區洪江市[1]。

為什麼華夏族團除了在中原地區開戰，還要南下江漢，征戰不已呢？根據《尚書》中的說法，原因是“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大意是由於苗蠻族團不肯遵從華夏族團的宗教信仰，並且採用嚴厲的刑法進行部落統治，所以華夏族團要教訓教訓這個“異教徒”。這一點已經被很多專家論證，這只是個藉口。苗蠻族團為什麼要遵從華夏族團的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呢？不遵從，就開戰，這其實說不過去。真正的原因，還是為了掠奪地盤和財富。

原始氏族的聚落髮展到這個時期，出現了財富剩餘，出現了私有制，甚至還出現了貧富分化。從大溪文化遺址中差別很大的墓葬隨葬品數量就可以看得出來。此時，苗蠻族團和華夏族團在部落形態、經濟、文化的發展程度都差不多。兩個族團都有了向對方地盤擴張的意圖。富人渴望統治更多的窮人來為自己勞動，賺取更多的財富。這就是原始社會要向奴隸社會邁進的原因。戰爭，則成了兩種社會形態交替的工具[3]。苗夏之戰，是兩種社會形態發生變遷的開始。

戰爭，除了可以直接掠奪土地和財富以外，還可以把戰敗者變成奴隸，供人驅使，為己勞作。然而，這個過程卻耗費千年，遠比之後的社會形態交替的時間要多得多。因為奴隸觀念和戰敗為奴的結果不是一開始就能為戰敗者所接受的。畢竟原始社會人人平等，誰會甘心為奴？所以炎帝部落中的一些戰敗者找到機會，南下逃亡。

如圖5，華夏族團與苗蠻族團在這一階段的交戰，以華夏族團取勝而告終[1]。華夏族團佔領了長江中游以北的地區，如圖中白圈區域。黑圈區域為苗蠻族團影響範圍。華夏族團能取勝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有在黃河流域多年大規模征戰的經驗。

圖5：大溪文化時期，華夏族團戰勝苗蠻族團

華夏族團越戰越強，沒有停下四處征服的腳步。接下來，華夏族團與蚩尤、九黎部族繼續戰鬥，再次獲勝。關於蚩尤、九黎部族的歸屬在史學界沒有定論，有人認為他們屬於炎帝部落，有人認為他們屬於東夷族團。不管他們屬於哪個族團，他們與華夏族團戰敗後，和炎帝部落一樣，一部分歸屬於華夏族團，還有一部分南下入苗[1,2]。蚩尤、九黎的殘餘部族進入苗蠻地區後，將當地文化帶入，與大溪文化融合，使得被華夏族團打敗的苗蠻族團再度興起[1]。

政教分治

蚩尤九黎部族的殘部進入苗蠻地區後，苗蠻族團在史書中開始被稱為“三苗國”。三苗國的經濟文化繼續大步向前發展，進入了屈家嶺文化時期。這一時期，是苗蠻歷史上最為繁榮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三苗國繼續與華夏族團戰鬥，不僅收回了長江中游以北的失地，還佔領了一部分原本屬於華夏族團的地區。相較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的影響範圍向北擴大到鄂西、豫西南和豫南部地區，最北曾到河南省的漯河地區；向西到了陝西商縣[1]，如圖6。黑圈區域為三苗影響範圍，白圈為華夏族團的影響範圍。

圖6：屈家嶺文化時期，苗蠻族團擴張示意圖

屈家嶺文化，得名於湖北省荊門地區屈家嶺遺址。這個時期的陶器製作更加精良，表面光潔，一般以灰陶為主，黑陶次之，還有少量紅陶和泥質橙黃陶。薄胎器皿變得更薄，雙腹型的器皿、高腹型的器皿增多。陶器表面光潔，說明人們越來越注重陶器使用時的體感。陶器變薄，說明陶藝技術的提高，器皿越薄，則越輕便，傳熱迅速，不易漲裂，經久耐用。曲形陶器增多，說明人們越來越重視美觀。個別地區還出現了少量陶塑小動物，但是動物形象比較模糊。這反映了人們已經大量馴養動物。這些陶塑小動物，或是一種裝飾品，或是用於祭祀。

房屋的形狀仍為方形，但有了單間、雙間和多間之分。房屋不再是土屋，多半是木骨泥牆，牆和地面多用火烤[1]。一則說明房屋越建越結實了；二則說明族群之下似乎有了家庭的區分，有的是一族一戶，建單間；有的是一族兩戶，建雙間；還有的是一族多戶，建多間。

此時，華夏族團正走在仰韶文化向中原龍山文化過渡的時期。為了便於類比，有的學者採用仰韶文化後期的廟底溝二期文化類型進行對照。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也出現了高腹多彩的陶器，房屋也出現了分間的變化。可以說，華夏族團在經濟上的發展與三苗國同步。如圖7，左右兩圖分別是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屈家嶺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雖然風格不同，但是技藝不相上下。相比前一時期，陶器的形狀都更加漂亮了。

圖7：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屈家嶺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

將圖5與圖6中相對比，可以看出，華夏族團向東擴大了一些地盤，那是東夷族團的地區。屈家嶺文化時期，中原地區迎來了一位新的部落聯盟首領——顓頊。顓頊對華夏族團進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首先，他讓南天重和火黎正分工管理部族事務，讓南天重管理天文及祭祀活動，讓火黎正管理民事，把宗教事務和民眾事務進行分離。其次，既然有了專人管理宗教事務，也就制定了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動的統一標準。改革之前，家家戶戶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祭祀神靈，沒有統一的標準。改革的結果是，族團內部各氏族之間的聯繫和統治加強了，宗教的權力也掌握在了統治者手中，而且宗教解釋為現實統治提供理論基礎，使得政教兩權互為加強[1]。

政教分治或許是顓頊的首創，它為華夏族團從原始社會邁向奴隸社會起到了推動作用。遠古時代，人類遠遠沒有能力解釋大自然的現象和變化，自然而然地將這些歸結於鬼神之說。如果統治者不在鬼神之說上進行統一的話，人們的思想就會陷於混亂，繼而對生產勞動、家庭繁衍都會產生不利影響。政教分治、教務專管，讓部眾對族團產生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認同感，使部眾更緊密地團結在族團之中。千年之後，猶太教的創始人摩西將利未人設為專職祭司，也是異曲同工的做法。這種做法有效地凝聚了猶太民族的精神信仰，增強了整個部族的組織性[4]。可見，世界文明的發展歷程和經驗，有時有著相似之處，儘管在時空上相隔千年萬里。

華夏族團鞏固了自身的統治後，一邊抵禦著三苗國的侵擾，一邊開始對東夷族團發動戰爭。征服了東夷族團之後，華夏族團迴轉身來，準備對三苗國發起攻擊。

流放分化

華夏族團和三苗國再度步入新的歷史時期，華夏族團走入中原龍山文化時期，三苗國走入石家河文化時期[1]。中原龍山文化得名于山東省章丘地區龍山鎮。石家河文化得名於湖北省天門市石河鎮。儘管從名稱上看起來二者相隔甚遠，但有意思的是，二者的相似之處卻很多[1]：

1、都有木骨泥牆的房屋，都用茅草之類的杆莖覆蓋屋面。灰坑都有口小底大的袋形坑、圓形坑、不規則形坑。

2、成年人的墓葬大多無隨葬品。兒童甕棺葬都埋在房子附近，都有用陶罐做葬具的習俗。

3、均出現了夯土城牆。

4、都使用斧、錛、鑿、刀、鐮、鏃等磨製石具，骨器都有針、錐、鏃等，角器都有尖狀器等。陶器都是泥質和夾砂灰陶，少量黑陶，紋飾和器類都很相似。都發現了刻劃符號，都使用輪製陶器。

5、都用陶環、石環、玉飾、陶壎、實心陶球、泥塑的禽獸和人像做裝飾品。

6、都發現了冶銅遺址。

圖8：中原龍山文化遺址和石家河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

圖8的左右兩圖分別是中原龍山文化遺址和石家河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可見，三苗國和華夏族團在這一歷史時期，在經濟、文化方面仍然處於並駕齊驅的發展程度。華夏族團將再度對三苗國發動戰爭。經過顓頊改革，此時的族團首領堯認識到了族群內聚性的重要性，決心破壞這種內聚性，來戰勝對手。當華夏族團將三苗國擊敗於丹水後，堯將部分俘虜遷移到了三危山。三危山的所在之處，有人認為是敦煌三危山，也有人認為是隴南地區的山地。敦煌在甘肅的西北地區，隴南在甘肅的東南地區。根據華夏族團當時實際控制和影響的範圍以及古代地名變遷的情況來看，三危山指的是甘肅隴南地區山地的說法更可信[1]。

圖9：堯遷三苗部分戰俘的示意圖

圖9中的黑、白圈區域分別是堯擊敗三苗後，三苗國和華夏族團的勢力範圍示意圖。紅圈區域為丹水流域。黃圈所在位置為甘肅隴南山地，即堯把部分三苗國戰俘遷移之處。綠圈為敦煌三危山所在地。堯把三苗戰俘流放到遙遠的甘南，既能起到懲罰威懾的作用，又能起到分化族團凝聚力的作用。

多策並用

堯去世後，他的女婿舜繼承了他的首領之位，也沿用了他對三苗的統治方法。一方面，他再一次將一部分三苗民眾流放到北方，估計那些人都是不服統治的“刺頭”。另一方面，他對剩餘的苗民實行德化感召。第三，他使用武力恫嚇，比如“執干鏚舞”[1]，讓眾多士兵列成隊行，舉著盾牌和大斧在陣前舞動。這應該是中國最早的閱兵式表演。對苗民而言，這其實是兵不血刃地展示武力，讓苗民畏懼敬服，可謂軟硬兼施。

除了這些，他還採取了另一種與往不同的方法。既然能把部分三苗民眾遷出三苗，那麼反過來，不也能把部分華夏民眾遷進三苗嗎？這同樣能起到分化苗民、鞏固統治的作用。舜最後一次徵三苗，深入了三苗腹地——湖南。他病死在此，葬在了永州地區。跟隨舜征伐的不少宗親、族人就留在三苗國，定居於湖南嶽陽、長沙、永州一帶[2]，如圖10，黃圈區域是岳陽和長沙地區，紅圈是永州地區。可見，舜率領宗親、族人來打戰，本來就打算在贏了戰爭之後，讓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三苗國定居的。這種“換血式”殖民應該在中國歷史上的首創了。這種在征服地區植入殖民者，來改變當地文化、用本族文化滲透當地人思想的方法，和數千年後英國“換血”直布陀羅的方法類似。

圖10：舜的部分宗親、族人定居湖南示意圖

舜死後，華夏族團的治水能臣禹繼位。他在華夏族團既有的徵苗成果上繼續伐苗。禹多年治水，行遍黃河、淮河、長江多地，深知自然災害帶給民眾的恐懼作用是何等強大，所以他在對苗戰爭中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墨子》中，對禹徵三苗的一次大規模戰役有過這樣的描述：

“昔者苗師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官，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雷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

這段話描述的情景十分激烈，令人匪夷所思，結合專家對文中現象的考證，及原文錯字的修正，綜釋如下：

當時三苗國的軍隊大亂，上天命令殺死他們。這句話反映了作者的視角，認為是徵苗是上天的意旨。隨後的一系列自然災害詮釋了苗軍大亂的原因。

黃昏的時候發生了一次日全食，被當時的人們認為是太陽出現妖象，在晚上出來。下了三天血雨。血雨，就是紅雨，是一種極為罕見的自然現象。據載，世界各地也有過紅雨現象，至今仍在研究中。這種現象，極有可能是因為土壤、植物中的鐵離子及其他微生物進入了大氣層，形成紅色雲團降雨而成。

龍王是中國人信奉的雨神。所謂“龍生於廟”，指的應該是因為雨下得太大，使得人們認為，龍從廟裡出來了，在天空中猛降暴雨。

很多動物在地震、泥石流等大型自然災害來臨時，都有異常的表現。“犬哭乎市”指的就是狗當時的一種表現，狗在集市上哭泣。

夏天氣溫驟降，變得冰冷。這和現在的強對流天氣下，發生“隔夜如隔季”的突然降溫現象類似。當時發生了地震，地面裂開，泉水湧了上來。氣溫驟降，地震引起地下水上升，影響了農作物的生長。民眾大為震驚。

高陽帝就是顓頊。禹舉行宗教儀式，借高陽帝的名義，命令玄官，讓禹親自捧著天賜的吉祥符令，來征討三苗國。此時，電閃雷鳴，使得神祗出現。有一個人面鳥身的神仙，恭敬地侍立著。這個神仙應該也是禹借用高陽帝的名義製作的神偶。但它突然出現，使得苗軍一下子不知所然。夏軍抓住時機，一箭射死苗軍將領。苗軍大亂，隨後四散。

在這場戰役中，禹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現象和自然災害給人們造成的恐怖心理。同時，顓頊在千百年前做的宗教改革也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自然災害給敵我雙方造成的恐怖程度是相同的，可由於華夏族團的統治者具有解釋宗教的權力，所以禹反而能借用顓頊的影響力來振奮三軍，利用這些異乎尋常的自然現象為己方打氣，一舉打敗對手。

苗夏族團對抗的漫長曆史中，堯舜禹時期的戰爭是最精彩的一段歷史。戰爭拼的是經濟、軍事實力。苗夏對抗的大部分時期裡，華夏族團與苗蠻族團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基本相同，所以二者不分勝負。為了打破這種僵局，從堯時期開始，華夏族團不斷調整戰略戰術，使用流放戰俘、德化民眾、武力恫嚇、換血殖民、迷信恐嚇等一系列手段，令人眼花瞭亂，還有一箭射死對方將領等等。這些戰略戰術，體現了古代將領不斷創新的精神，閃耀著擒賊擒王、不戰而屈人之兵等軍事思想的微弱光芒，為後人提煉軍事理論，提供了實戰案例。

禹徵三苗，取得了絕對性勝利，徹底摧垮了三苗國。從此史書中再也不見“三苗”的字樣。

荊蠻尾聲

禹死後，他的兒子啟奪取了首領之位，廢除了禪讓制，開創了世襲的王權制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首個王朝——夏朝。考古界基本公認二里頭遺址的一、二期文化為夏朝的代表文化，也有學者把王灣三期文化作為二里頭文化的前源文化[1]。王灣文化，得名於河南省登封地區王城崗遺址，屬於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文化過渡的一個文化類型。二里頭文化，得名於河南省洛陽地區偃師市二里頭遺址。

三苗國雖然解體了，苗蠻民眾仍然沒有屈服於新建立的王朝。他們重新回到兩湖平原，再度延續石家河文化，建立起一支新的部族——荊蠻部族[2]。

石家河文化中晚期的代表文化遺址之一肖家屋脊遺址，也位於湖北省天門地區。專家通過研究肖家屋脊遺址出土的陶器，發現後石家河文化產生了以下變化：

1、部分原石家河文化常見的器型，如碗、尊、高圈足杯、小鼎等，變得單一或者數量較少，

2、部分原石家河文化常見的器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3、出現了一些新器型，如缽、擂體、廣肩罐、簋、橄欖型罐等。

這些變化反映，石家河文化原有的文化因素變得越來越少，中原文化因素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反觀王灣三期文化，農業生產工具比較先進，農作物種類也很豐富；製陶業普遍採用快輪製陶技術，燒製火候較高，有的可達1000℃以上；出現了斝、盉、觚形杯等大型酒器，說明當時糧食豐富，釀酒較多[6]。

石家河文化走向衰敗的原因是，三苗國慘敗後，經濟受損較大，荊蠻部族要在戰火燃過的廢墟上重新建設，一下子無法恢復到往日的輝煌。而夏王朝則是在戰勝了水患和三苗國的基礎上，建立了奴隸制王權社會，獲得了穩定的發展環境和戰敗地區的財富，所以發展較快。

按說這是夏王朝徹底征服荊蠻部族的最好時期，夏王朝也確實多次征討。然而，終夏一代，夏王朝還沒來得及在長江中游流域站穩腳跟，夏王朝就走向了衰亡[1]。這是因為中原叛亂牽制了夏王朝的太多精力。

根據禪讓制，禹在生前指定了伯益為接班人。可他死後，他的兒子啟並沒有讓伯益登上首領之位，而是自己繼位，以世襲製取代禪讓制。這當然會引起很多人的不服。伯益所在的東夷部族和華夏部族內部的有扈氏部族紛紛向啟發起攻擊，最終被啟打敗。啟死後，啟之子太康的政權被東夷族奪走。多年後，太康的侄孫少康率軍殺回，恢復了夏室王權。少康死後，其子杼繼位，杼繼續討伐東夷族。直到杼的兒子槐繼位後，東夷部族才開始和華夏部族和平相處。

世襲製取代禪讓制，和原始社會走向奴隸社會一樣，不是能被所有人一下子接受得了的。因為啟破壞了禪讓制，致使中原大地陷入了嚴重的混亂，夏朝王室不得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平息反叛、鞏固政權。光是從太康失國到平定東夷之亂，近四百年的夏朝就去了一百多年。所以，只要大別山以南的那個荊蠻部族不出大亂子，它是不是臣服自己？已經不是當務之急了。

中原內亂，荊蠻部族獲得了難得的恢復機會。而後，新生的商朝再度與漸漸恢復元氣的荊蠻對壘。直到大約公元前13世紀的武丁時期，強大的商朝對荊蠻不斷用兵，才最終征服了荊蠻部族[2]。從此，荊蠻大地併入商朝版圖，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

伐苗之因

從苗夏族團的多次戰爭來看，華夏族團主動攻打苗蠻族團的時候居多。雖然苗蠻族團也曾有過對華夏地盤的擴張，如屈家嶺文化時期，但那基本上可以視為是對華夏族團入侵的報復。前文已述，戰爭是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工具，更是掠奪財富和奴隸的工具。除了奴隸，華夏族團到底看中了苗蠻族團的什麼財富，使得他們長年不懈地征戰呢？現有的史書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但我們可以根據伐苗的一些情況做些推測。

丹水流域，因盛產丹砂而得名。丹砂，又叫硃砂，既是顏料，又是藥材，還是礦石。可以設想，在沒有發明毛筆和墨水的遠古時代，要把刻劃符號、圖形畫在陶器、甲片、織物上，丹砂起到了多麼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書畫作品被稱為“丹青”，也是因丹砂而得名。作為藥材，丹砂具有鎮靜催眠、防腐解毒、抑菌殺菌的作用。丹砂的化學分子式是硫化汞（HgS），是唯一能提煉汞的化合物。在古代，它常被用於煉製丹藥。因為丹砂極具經濟價值，所以堯攻下丹水流域後，即派兒子朱前去開發、經營、管理。從此，朱也被叫做“丹朱”。我國的丹砂礦主要集中在貴州、湖南、四川、湖北、廣西等南方省區，在陝西和甘肅也有少量出產。遠古時期，貴州、四川、廣西還遠不在華夏族團所能及的地區，所以兩湖的丹砂礦產重要性凸現。

除了丹砂，可能還有其他具有重大經濟價值的資源，這才是華夏族團長期不懈伐苗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圖10可以看到，舜最後一次徵三苗，從湖南最北邊的岳陽，歷經長沙，一直打到最南端的永州，基本上是沿著湘江逆流而上，從湘江的終點走到了源頭。湘江的源頭已於2014年由水利部正式測定為湖南省永州地區藍山縣紫良瑤族鄉野狗嶺，而非過去認為的是發源於廣西。湖南省全境21.18萬平方公里，湘江全長948公里，流域面積94721平方公里，佔湖南省全境的45%，是全省最大的河流。湘江沿線氣候適宜、土壤肥沃、糧食豐產。舜死後，他的很多宗親、族人定居在湘江沿線的岳陽、長沙、永州等地區，足見他們對這種好土好水的選擇。即使是“換血式”殖民，也要選擇物產豐饒的地區。可以推測，苗蠻族團富饒優越的農產品也是華夏族團長期覬覦不已的財富。

民族融合

苗夏之戰的三千多年，不僅是一部戰爭史，也是一部民族大遷徙的歷史。上文提到的民族遷徙歷史如下：

1、與黃帝部落戰敗的炎帝部落殘部南下入湘。

2、與黃帝部落戰敗的蚩尤、九黎部族殘部南下入湘。

3、堯將部分三苗俘虜遷至甘南。

4、舜將部分三苗民眾遷到北方。

5、隨舜征伐三苗的大量宗親、族人在舜死後，定居於湖南嶽陽、長沙、永州一帶。

除此之外，祝融部落的一支也遷入了湖南居住；堯舜禹時期，三苗國被華夏族團擊敗後，三苗部族曾大量逃往四川[7]。這七組遷徙，原因、性質各有不同。有的是主動遷徙，如祝融分支入湘。有的雖然也是主動遷徙，卻是殖民性質，如舜的部眾入湘等。還有的是懲罰性質，如堯遷苗民入甘南、舜遷苗民到北方。更多的是逃亡，如炎帝、蚩尤、九黎殘部入湘，三苗殘部入川。不管起因是什麼，最終都促進了中華各地民族的深度融合。甘南地區寺窪文化遺址裡發掘的，具有三苗文化獨有的製陶工藝的陶片；四川三星堆西泉坎遺址出土的大量三苗特色的灰白陶[7]，都反映了三苗民眾將自身文化傳入異地的情況。

史前時期，在整個中華大地上，當然遠不止這七組遷徙。民族大遷徙雖然大多出於無奈，卻也好似植物嫁接，促進了文化交流和互相學習，使得各地文化呈現出一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因現象，使得文明之花越開越豔。所以，苗蠻族團和華夏族團一樣，都是中華文明大花園裡怒放的鮮花，都是中華文明的搖籃。

參考文獻：

[1]田春鋒：《中國古史傳說時代“徵三苗”問題新探》，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中國知網，2008年5月

第25頁，第三章《古史傳說時代“徵三苗”問題新探》前言；

第27—30頁，第35—37頁，第38—39頁，第43—44頁，第三章第一節《華夏族團與苗蠻族團的第一階段新探》；

第46頁，第48—49頁，第52—54頁，第三章第二節《華夏族團與苗蠻族團的第二階段新探》;

第58—59頁，第63頁，第三章第三節《華夏族團與苗蠻族團的第三階段新探》

[2]譚仲池主編：《長沙通史·古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

第16—17頁，第一章第一節第二小節《長沙石器時代的英雄傳說》；

第19頁，第一章第一節第三小節《三苗國的建立及其與堯舜禹之間的戰爭》；

第21—22頁，第一章第一節第四小節《“荊蠻”崛起及其與商王朝的戰爭》

[3]石興邦、周興：《試論堯、舜、禹對苗蠻的戰爭——我國國家形成過程史的考察》，學術論文，《史前研究》1988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館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特刊第13頁

[4]宋鴻兵著：《鴻觀》第253頁，第三部分第17章第二節第2小節《專門服侍神的猶太教祭司》，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

[5]羅家湘：《堯舜時代的南方開發與豢龍氏馴馬》，學術論文，《平頂山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第64—65頁

[6]王洪領：《從石家河文化腹心地帶考古學遺存看三苗文化的衰落》，學術論文，《金田》2013年第1期第120—121頁

[7]彭元江：《三星堆文化裡的“三苗”因素析》，學術論文，《文史雜誌》2016年第9期第83—84頁

本文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及時聯繫我們刪除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