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雲南的王者——南詔國
葉迦獨避禍遠走，竟成南詔王之祖
隋唐時期，在今雲南地區錯雜散居著許多部落，名號繁多，難以勝計。就種族來說，主要有白蠻與烏蠻。
唐初，烏蠻大體仍過著畜牧生活，還不會紡織，男女都用牛羊皮製衣，其社會發展較白蠻落後。從7世紀初葉到中葉，烏蠻征服了當地的白蠻，建立起六個詔。烏蠻稱王為詔，六詔就是六個王國。六詔是：蒙舍詔，在今巍山縣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稱南詔；蒙嶲詔，在今巍山縣北部，為蒙舍詔北鄰；越析詔，在今賓川、風儀二縣；邆賧（téng dǎn）詔，在今鄧川縣；浪穹詔，在今洱源縣；施浪詔，在邆賧詔東北。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詔張樂進求讓位於為避仇來到南詔定居的細奴邏。細奴邏即位後，遣子入唐為質，以求得到唐的保護。
7世紀70年代以後，吐蕃勢力進入洱海湖區北部。南詔距離吐蕃最遠，受威脅較小，因此仍依附於唐朝。唐朝為了抵禦吐蓄，大力支持南詔進行統一戰爭。公元713年（開元元年），玄宗封南詔皮羅閣為臺登郡王。公元729年（開元十七年）2月，唐打敗吐蕃，攻下昆明鹽城（今鹽源）。六詔中的鄧賧詔、浪穹詔、施浪詔依附於吐蕃，而越析詔、蒙崔詔及蒙舍詔（南詔）歸附唐王朝。
到南詔王皮羅閣時，南詔實力最強，打算一統六詔。唐王朝為減輕與吐蕃接壤的邊患，鼎力支持南詔統一各部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詔先後征服了西洱河地區的白蠻諸部，取代了“白子國”，並滅了其他五詔，統一了洱海地區，建立了統一的南詔國，定都太和城（大理市南）。南詔統一洱海地區，無疑是唐朝統一天下的一個重要步驟，既為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在雲南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為嘉獎南詔皮羅閣統一洱海地區的功勳，唐廷於公元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冊封他為“南詔王”。
然而，南詔的野心沒有就此終止。在統一六詔成功後，他們希望統治更大的區域，這就與希望周邊小國相互制衡的唐朝發生了矛盾。
南詔統一洱海地區後不久，利用滇東爨（cuàn）部的動亂，揮戈東進兼併爨部，與唐朝發生激烈衝突。南詔在吐蕃的支持下大敗唐軍。唐朝自天寶戰爭失利後，被迫退出雲南。南詔迅速擴大勢力，統一了雲南。由於南詔打敗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所以，吐 蕃對南詔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的控制不斷加強。自秦漢以來，漢文化已在雲南深深紮下了根，但在天寶戰爭後，因唐王朝政治與軍事力量退出雲南，漢文化對雲南的影響有所減弱。
此後，南詔與唐朝和吐蕃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天寶戰爭後，吐蕃的政治與軍事力量在南詔不斷增強，南詔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極大影響。但是，吐蕃對南詔的控制是十分短暫的。不到半個世紀，南詔還是“棄蕃歸唐”了。公元794年（唐德宗貞元十年），南詔在洱海邊的點蒼山神祠與唐朝使臣舉行盟誓，南詔之主異牟尋面對天、地、水三大自然神與五嶽四瀆之靈，率文武大臣發誓：“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即唐朝）”，南詔管轄的各部落首領也表示：願歸清化，誓為漢臣，永無離貳。唐廷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賜“南詔印”；以南詔統領的疆域設置“雲南安撫使司”，政區長官為“雲南安撫使”，由劍南西川節度使兼任，南詔由雲南安撫使節制。
自這次南詔再次歸附唐朝後，南詔擺脫了吐蕃的抑制和壓迫，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洱海地區成為南詔的首府所在地。以大釐城（今大理縣）為中心的十瞼（賧）是南詔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中心。這十賧是：雲南賧（今祥雲、賓川）、品澹賧（今祥雲縣城）、白崖賧（今彌渡紅崖）、趙川賧（今大理鳳儀）、蒙舍賧（今巍山）、蒙秦賧（今漾濞）、邆川賧（今鄧川）、大和賧（又作矣和賧，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賧（今大理縣古城）、大釐賧（又作史賧，今大理喜州）。在十賧地區，以往的昆明蠻、雲南蠻、哀牢蠻、西洱河蠻、僰、漢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區域，在長期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原來諸蠻部之間的差別逐漸消失，形成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政治體制、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文化，融合為一個新的人們共同體。原來的哀牢、昆明、雲南、弄棟、青蛉、河蠻等蠻名也隨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烏蠻”、“白蠻”的界限也不復存在，出現了共同的專用名稱。
公元9世紀30年代以後，南詔和唐的矛盾再度激化，不斷髮生戰爭。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南詔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數十萬人及珍貨而去，給唐朝造成巨大損失。
公元877年（唐僖宗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法（隆瞬）即位，自號“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讀“邦”，意義也相同。“封”、“邦”、與“僰”讀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詔將洱海的十賧稱為“大封民國”，也就是“大僰國”。“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這個專用名稱的出現，標誌著洱海諸蠻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衝突與融合，形成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民族：白族。
在強大的唐朝的影響下，南詔迅速發展，參照唐制建立了相當完備的政權組織，還實行了均田制度。南詔的紡織技術原來比較低，但自從成都的織工進入雲南後，南詔的紡織技術就趕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詔的冶煉技術也相當進步，它所產的浪劍、鬱刀、鐸鞘等武器鋒利無比，素負盛名。南詔的建築大多模仿唐制。現存南詔時期的大理崇聖寺塔，巍峨壯觀，就是由漢族工匠恭韜、微義設計建成的。
在南詔後期，大臣專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公元902年（唐天覆二年），漢族大臣鄭回的七世孫鄭買嗣推翻蒙氏南詔，自立為王，改國號為“大長和”。在經歷了“大長和”、“ 大天興”和“大義寧”之後，才出現了我們所熟知的大理國。
南詔遷都，古國走向巔峰
皮羅閣統一六詔之後，將統治中心從巍山（位於雲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遷到蒼洱（即雲南蒼山、洱海）地區。從此以後以後，雖然南詔國國都在大釐（位於大理市喜洲鎮）、太和城（位於大理市七裡橋鄉太和村西的鶴頂峰麓）和羊苴咩城（又作陽苴口草城，位於大理城南的蒼山中和峰下）三地屢屢變動，但都是在蒼山以東和洱海西岸兩關（龍首關和龍尾關）之間，時間長達163年，沒有大的變動。這是當時社會的自然、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決定的。
遷都並不只是表示一個地理位置的變動。一個政權，一旦有意識地遷移統治中心的地處，大多最終會選擇一個比原來地處條件更好的地理位置，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在當時必然佔有優勢、有長遠利益。這樣的遷都。常常使政權走向強盛，走向巔峰。但是，遷都如果是由天災人禍所逼迫，就常常是一個政權開始風雨飄搖，走向衰亡的徵兆。殷商王朝早期曾經頻繁遷都，直到盤庚統治時才最終定都在安陽（今河南）。此後，殷商王朝就進入一個有273年穩定發展，走向巔峰的時期。而東漢末年由於權臣作亂，都城被迫在董卓等人的命令下屢屢變遷，成為東漢滅亡的不幸標誌。
對南詔而言，都城從巍山遷到蒼洱地區，是謀求自身發展的重要選擇。它的遷都，在自然、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都是非常明智的。
南詔之所以從巍山遷都蒼洱地區，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就是兩個地區的地理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南詔的發祥地巍山，地處在哀牢山和無量山的北端，在蒼洱地區的南面。那裡也有適於人類生存發展的平坦地帶。唐代前期，那裡土地肥沃，是種植禾稻的好地方。但是，巍山的氣候，乾溼季節分明，春季乾旱非常嚴重。而且，周圍峻峭的山嶺阻礙了與外界的交通。更不利的是，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巍山一帶瘴癘橫行。瘴癘是指亞熱帶潮溼地區流行的惡性瘧疾等傳染病，在古代可以直接威脅人的生命。相比之下，當時蒼洱地區兩關之間的自然環境、交通和社會經濟等發展狀況遠遠優於巍山。將都城從巍山遷到蒼洱地區，無疑是最佳選擇。
南詔遷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因素的驅使。當時，年輕的南詔充滿活力，雖然它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基本統一了洱海地區，但這並不是它的最終目的。作為一個新興的少數民族政權，發展自身，尋求擴展，壯大勢力才是他們的理想。遷都蒼洱地區10年後，南詔在唐朝與爨部的矛盾中插手併兼並爨部，而後又起兵叛唐，就是因為南詔原本就想擴張勢力，遷都正是勢力擴張的前提。定都於蒼洱之間，進一步可以通好唐朝，退一步可以結交吐蕃；往東可以進佔滇池地區,往西可以通過控制永昌，將更遠的西方納人南詔王的視線。
皮羅閣，這位智慧的南詔王，他在公元739年（唐開元二十六年）的遷都之舉為他的繼承者鋪墊了一條通往巔峰的道路。
皮閣羅首先把都城定在太和城。
太和城建在蒼山佛頂峰和五指山之間的緩坡上。蒼山的險峻在古城的西面成就一道天然屏障，洱海水域又在古城的東面隔出一片蒼茫。要想逾越蒼山和洱海都是非常不易的，因此，南詔沒有耗費精力，像中國大多數城市那樣建造方形城。太和城在修建上主要加強了南面和北面的防禦力量，城牆主要建造南、北兩道，西面向蒼山敞開，以山為牆，東面向洱海敞開，以水為池。但太和城的內城金剛城的西半部城牆和外城南北城牆的西段，實際起到了西城牆的作用。
太和城的城牆主要為夯土築成，在不同的地段，又根據地勢、土質情況雜以岩石沙土。南詔人在建城牆的同時，再次利用了蒼山的地勢，在有的地段利用山坡與溪流相間所形成的溝壑，大大增加了城牆的高度；又以蒼山奔流而下的溪水作為古城天然的城壕。這樣，“以山為壁，以水為壕，內高外下，仰攻甚難”。
為了加強都城外圍的防禦，皮羅閣在太和城北的32公里處築“龍口城”，用以阻絕北方的敵人；閣羅鳳時又在太和城南面約13公里處，西洱河的北岸築“龍尾城”，以抵擋南面、東面和西面的進攻。兩座城池就像都城的南北門戶，形成犄角之勢，有效地保障了都城的安全。
關於太和城的宮殿和的遺存，目前大多無法確指。史書中記載的金剛城，是南詔的避暑宮，位於太和城的西端。今天，在城牆的西部已經發現有南北兩個城門的遺址，在城牆西端有一個較大的夯土臺基遺址，很可能就是當年南詔大型建築的基址。不過，根據避暑宮所處的位置看，它地處全城的西端，並且處於全城的制高點上，所以，這座宮殿絕非一般的避暑宮，有極其明顯的防禦作用並且很可能有建中立極的政治寓意。
太和城的建築極有特點。史書中記載說太和城的街區巷陌都是用石頭壘砌而成，高有一丈多。這種以石頭壘砌成的城牆、街區曾經連沿數裡不斷。這樣一種用石頭作為建築原材料的習俗一直延續至今。今天，如果你在大理古城漫步，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極具個性的建築。這樣的建築風格樸實無華，以石頭的本色構建出一種自然之美，和諧之美。
南詔統一後使用過的第二座都城就是大釐城。
大釐城又名史城、喜州城、喜洲等。在南詔統一後使用過的三個都城中，大釐城位於大理壩子中最為平坦的地方。早在唐朝初年，它就是一個人煙繁聚、交通便利的處所。所以，南詔以前的鄧賧詔等及以後的南詔詔主對大理城都有一種偏愛。
大釐城原為河蠻（即西洱海河區的白蠻）所居之地。公元 737年（唐開元二十五年（，皮羅閣聯合鄧賧詔首領咩羅皮攻打河蠻，戰勝後，咩羅皮分得大釐城。數月之後，皮羅閣又攻打咩羅皮，奪取了大釐城。
在南詔第五代國主閣羅鳳時期，閣羅鳳常常在鄧川城、太和城和大釐城之間活動。在南詔第六代國主異牟尋時，就曾經於784～786間在大釐城居住過兩年，當時叫作史城。到第十代國主豐祜統治時期，於827年（唐文宗太和元年）又建喜洲土城，並且將王宮遷到那裡。遺憾的是，關於豐禧在喜洲的情況沒有更為詳細的資料，甚至什麼時候又回到羊苴咩城也不清楚。
無論大釐城為都的時間有多久，大釐城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人煙繁盛，是它得天獨厚的地理和資源優勢，這些一直是大釐城可以作為蒼洱地區一個經濟型城鎮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作為一座都城，無險可倚則是喜洲的致命弱點。所以，南詔以後，再也沒有統治者將它作為政權中心的所在地。
羊苴咩城是南詔最終選擇的都城。羊苴咩城北城牆依梅溪修建，溪水深溝成了天然的護城河，大理羊苴咩城城牆用土夯築，殘高約5米，長達1500米。據史書記載，大理羊苴咩城南城牆應在龍泉溪旁，但城牆遺蹟不明顯。
早在六詔與河蠻並存時期，大理羊苴咩城就是大理洱海地區一個較大的村邑，已具有城市雛形，是皮邏閣統一六詔、征服河蠻後佔領的城邑。閣邏鳳曾對大理羊苴咩城進行擴建，使其成了南詔的重要城鎮。公元779年（唐大曆十四年），南沼王閣邏鳳死，因其子鳳迦異早逝，而立其孫異牟尋為南詔王。此時，正值南詔、吐蕃聯軍進犯西川（今四川），遭到唐將李晟（chěng）的痛擊。吐蕃責怪南詔，貶異牟尋為“日東王”，使南詔降為吐蕃屬國。異牟尋是一個飽讀史書、有才智、得人心的人。他發現叛唐投靠吐蕃後受到了吐蕃的侮辱，因此希望重新歸附唐朝，但又害怕吐蕃興師問罪，便修建了三陽城作防禦吐蕃城垣，並於公元779年將王都從太和城遷至羊苴咩城。
羊苴咩城和太和城一樣，只有南、北兩道城牆，西依蒼山為屏障，東據洱海為天塹，形勢十分險要。據《蠻書》記載，羊苴咩城方圓有15裡，城內建有南詔宮室和高級官吏的住宅。羊苴咩城南、北兩座城門之間由一條通衢大道相連。城內有一座高大的門樓，在左右有青石板鋪墊的高大臺階。從羊苴咩城南城門樓進去，走300步就到第二座門樓，城兩旁又有兩座門樓相對而立。這兩座門樓之間，是高級官員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的住宅。進第二道門，走200步到第三道門。門前置放著兵器，門內建有兩座樓。第三道門後面有一照壁，走100步就可以見到一大廳。這座大廳建築宏偉，廳前建有高大臺階，廳兩旁有門樓，廳內屋子層層迭迭。過了大廳，還有小廳。小廳後面是南詔王的宮室。公元856年（唐大中十年），南詔王勸豐佑在羊苴咩城內修建了一座宏偉的建築物——五華樓。這個巨大的樓閣周長有5裡，高33.3米，可容納萬人，是南詔接待西南各部落酋長的國賓館。
南詔的國都從皮閣羅定都太和城，到了異牟尋定都羊苴咩城，是南詔政權的統治中心不斷調整和適應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雖然三座城都地處蒼洱地區，但是彼此又存在差異。三座城池中，大釐城的地處最為平緩開闊，生活方便，最適合人類生存發展。但是，當一個政權還處於擴展勢力的階段時，地勢平緩在防禦方面就是一種缺憾。與大釐城不同的是，太和城和羊苴咩城同處於蒼山的緩坡地帶，都是依山而立的城市，具有較好的防禦能力。但羊苴咩城和太和城又有不同，羊苴咩城較太和城明顯北移約7公里左右。這種北移有極大的合理性，有利於城市的發展。若對兩城的地理環境細加分析，人們就會發現太和城雖然西倚蒼山，東面洱海，但蒼洱之間僅有一狹窄的區域。作為防禦，這對太和城無疑是一種優勢，但如果作為一座要發展的城市，它卻是一種侷限。羊苴咩城也是西倚蒼山，有了防禦的優勢。在其往東一直到洱海之間的地區，是一片相對平緩和寬闊的空間地帶。這一點，尤其利於人們的生活和發展，利於城市的發展。
南詔與唐王朝、吐蕃的關係時戰時和，局勢並不十分穩定，蒼洱地區的北面一直是南詔政權重點防範之地。大釐城在羊苴咩城北約40裡處，有先遇兵鋒之患；又由於它地處平緩開闊地之間，在防禦方面有明顯不足。僅就一般城市而言，城市的地處、人口、產業、交通等對其經濟的發展有直接影響，但是作為政權的中心所在地，如果僅有經濟發展條件而沒有軍事防禦條件是難以想象的。所以，雖然大釐城比羊苴咩城、太和城有更好的發展條件，但是終究因為防禦條件較差而被放棄。而南詔綜合各方面的因素，最終以羊苴咩城作為政權統治中心所在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是由於羊苴咩城的地處同時具有政治經濟軍事因素的優越性，使得太和城和大釐城的發展始終沒有超過它；而羊苴咩城不僅作為雄踞一隅的南詔國國都，也作為後來大理國的國都，行使著統治中心的職能，幾百年而不衰。
三敗大唐，南詔雖小不容小視
公元748年（天寶七年），唐朝立閣羅鳳為雲南王。為加緊控制洱海地區，唐王朝修築安寧城，遭到爨氏各部反抗，唐王朝派兵將其鎮壓，閣羅鳳隨即拉攏爨氏各部，奏請朝廷謝罪。
為加強與爨氏部落關係，閣羅鳳將女兒嫁給爨歸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給爨崇道之子輔朝，南詔勢力由此進入滇池地區。唐王朝認為此舉於己不利，派李宓（mì）以反間計挑起爨氏內訌。在一場政治陰謀下，爨崇道殺死爨歸王，爨歸王之妻阿奼向南詔求救，南詔立即出兵殺死爨崇道父子。唐朝對此非常惱火，與南詔關係急劇惡化。
為了打擊南詔，唐朝計劃以皮羅閣另一子於誠節取代閣羅鳳，並加倍徵取糧稅以削弱南詔勢力。這時，雲南太守張虔陀向朝廷告發閣羅鳳謀反，閣羅鳳起兵殺死張虔陀，佔領了姚州等三十七郡。
唐王朝西川節度使楊國忠派鮮于仲通、李暉、王知進率兵八萬，分三路進兵征伐南詔。南詔節節敗退，向唐朝謝罪，並威脅要向吐蕃投降，被唐朝所拒。南詔於是向吐蕃求救，在吐蕃的援助下，南詔將唐軍打敗，吐蕃與南詔由此結為兄弟之邦。這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南詔改元為贊普鍾元年。第二年，唐朝派兵再置姚州，以賈顴（quán）為都督，發兵三萬攻南詔。但賈顴被生擒，全軍覆沒。
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唐朝發七萬唐兵再向南詔進軍，結果再次大敗，許多唐軍戰死。閣羅鳳說：“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於是，他下令修築“大唐天寶陣亡戰士冢”（俗稱萬人冢），並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寫上“叛唐不得已而為之”等字句。
唐軍在天寶戰爭中的慘敗，丞相楊國忠卻向唐皇報捷。明代萬曆雲南總兵鄧子龍看了“萬人冢”後感慨地寫道：
唐將南征以捷聞，誰憐枯骨臥黃昏？
唯有蒼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
唐末南詔戰爭爆發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唐朝末年政治腐敗，不能較好地執行政策，以致激起與南詔的戰爭；有人則說純屬南詔政權的奴隸主統治階級為謀求其階級利益而戰。這些見解，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僅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去看待這一歷史事件，未免失之簡單化。唐末南詔戰爭的起因可分為“深隱層次”的因素和“表顯層次”的因素兩大類。兩種因素互為因果，前者表現事物的實質，後者表現為前者的現象和反映。
從民族關係來看，自唐代以來，北方諸民族的強盛，構成了與中原關係的主要民族矛盾，常與唐王朝相抗衡者，前為突厥，後為回紇、高麗、吐蕃。幾百年間，唐王朝與這些民族的戰爭，使自己陷入疲於奔命、應接不暇的狀況。而中原能在這些戰爭中取得勝利，一部分原因是唐王朝國力強盛，軍威壯猛，唐室君臣能發奮自強；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則是因為突厥等民族本身的腐敗、動亂所致：再一個原因，是由於另外的少數民族的興起和強大，與原來的老牌少數民族政權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例如突厥之敗亡，就是這一規律的體現，突厥內部分化為西突厥、東突厥幾部，加之天災頻仍，牧業不振，貴族奴隸主階級又攻伐篡奪不止，無法傾全部精力和武裝對付中原王朝的進攻。再者，與突厥接壤的部族回紇、薛延陀，此時乘機興起，傾向唐室，共同反擊突厥，這就給唐王朝一個可乘之隙。而回紇日後的滅亡，更是與吐蕃的壯大有關。陳寅恪先生曾說過：“回紇自唐肅宗以後最為雄大，中國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災黨亂擾其內，黠戛斯崛起侵其外，於是崩潰不振矣。然考之史籍，當日中國亦非盛強之時，而能成此攘夷之偉業者，雖以李文饒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無乃由堅昆之興起，遂致回紇之滅亡歟？”而吐蕃之興起，則使唐王朝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因為在吐蕃為害期間，高麗戰爭還在進行。當時唐朝的首都在長安，西北成為全國武裝力量部署的重點。高麗戰爭的輸與贏，對唐朝的政治中心不會有直接的威脅。而吐蕃的壯大，則從西方直接虎視著關中。所以唐王朝理所當然地把吐蕃作為防禦的重點對象。正是由於在西部被吐蕃所牽制，唐朝在東北的高麗戰爭不得已才採取了消極退守之策略。唐代的民族關係，正是在以上所述的互相牽制、遞相隆替的情況下，向前進一步發展著。
到了唐文宗時期，西南的強大民族吐蕃開始走下坡路了。史稱此期間“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新唐書•吐蕃傳》亦說此時的吐蕃“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到了武宗會昌四年，唐朝進入了對吐蕃進行反攻的戰略態勢。“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糧糗，詗吐蕃眾寡以聞”。從此以後，直至懿宗時期，唐王朝和吐蕃之間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大戰，以吐蕃的衰敗和唐王朝的元氣大傷而告結束。而在此期間，南詔政權卻乘機崛起，給在對吐蕃戰爭中已無暇息的唐王朝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南詔深知唐廷已極端虛弱，隨時可尋機與唐決一雌雄，以不失壯大自己國力的良機，加以吐蕃已極度衰微，構不成對南詔的後顧之憂。所以在這種三方關係的力量消長現實面前，南詔具有發動戰爭和打得起這一仗的可能性與條件。由此而知，鹹通年間的南詔戰爭，乃勢所必然。
從南詔內部的情況來看，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政治結構特點，也決定了它與唐王朝戰爭的必然性。首先，南詔統一了六詔以後，國力日益強大。鐵農具的廣泛使用，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對開發洱海地區的經濟，起子巨大的作用。農業和畜牧業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較多的剩餘產品，為奴隸主剝削廣大奴隸提供了可能，並且由於國庫充盈，為掠奪戰爭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城鎮的出現和發達，形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為維護南詔的統一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它的政權結構的多民族性的特點，也易於產生統治與被統治的民族、部族之間的奪權和鬥爭，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區站穩腳根，就必須打敗對手，制約異族，並不斷擴充疆域，以獲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更大的發展餘地。其次，南詔政權組織的仿唐性，亦是決定其向內地滲透擴張的一個內在因素。它要求與唐疆合而為一，只不過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態來實現這個目的。再次，南詔社會經濟的跳躍性發展，也在某種因素上變成了這次戰爭必然爆發的動力。由原始生產方式一躍而受到進步的封建生產關係的影響，勢必會使其內在的經濟結構發生巨大的嬗變，而作為這種結構的敏感中樞的上層建築尤其是政權組織，便必將相應地作出滿足其新形勢下生產關係的種種需要之選擇與決定。簡言之，其社會經濟的跳躍性，決定了它固有的軍事擴張性質。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詔統一後的經濟、軍事實力，使其與大唐帝國的衝突，乃成為勢所必然之事。
從唐王朝這方面來看，為天災人禍相尋，財政匱竭，經濟破產，民不聊生，遂導致國力劇弱，形成了南詔發動侵邊的最佳時機。首先，是由於政治敗壞，皇帝不行仁政，荒淫無度；大臣沒有幾個忠誠的，奸臣反而招搖過市。貪臣斂財，奸吏弄法，民怨沸騰。貴族與富豪也依仗特權為害鄉里，從唐中宗時代起，歪風邪氣愈演愈烈。唐懿宗執政後，更是日益敗壞。唐懿宗這個人才質庸下，又不關心國事，只知奢侈享樂。有君如此，其臣可知。雖然有幾位大臣尚屬廉儉貞苦之臣，卻或遭奸人讒擠，或已年老無用。可以說，鹹通之際，唐朝統治已是出千瘡百孔、奄奄一息，政權機器已難以正常運轉了。不僅如此，從公元860年（鹹通元年）起，天災也屢屢發生，對困境中的唐朝來說不啻雪上加霜。
政治腐敗，天災頻仍，相互作用，造成了唐朝經濟的潰崩。貧民或餓殍載道，或流散轉徙，逃亡他鄉，群起造反，形成了全國性的大動亂局面。
唐與南詔儘管有和睦友好的日子，有利於西南地區社會發展和經濟水平提高，但由於雙方各自的階級利益，因此和睦只能是暫時的。
雲南各詔原本因未能統一，經濟與軍事實力無法與唐抗衡，只能臣侍唐朝。然而，隨著皮閣羅統一六詔，隨著唐朝與強盛的突厥、吐蕃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南詔強盛起來，再也不聽憑唐朝的擺佈了。而且，對於與南詔的矛盾，唐朝沒有正確處理矛盾，而是一味採用鎮壓的方法，致使雙方關係遭到破壞，南詔擊敗唐兵，反叛唐朝，歸附吐蕃。經南詔謀臣鄭回和唐邊吏韋皋等人的不懈努力，南詔終於在德宗年間與唐朝重修舊好，握手言和。以後半個世紀中，唐與南詔之間相安無事。然而，這數十年間；唐朝與南詔約定合攻吐蕃，南詔屢得勝利，而唐朝卻一無所獲，致使南詔又得以發展，才與唐朝再度發生戰爭。南詔在軍事上佔了上風。到唐宣宗大中末年，南詔便成了唐朝最大的邊患。
唐朝始終沒有對南詔的實力作出過公正客觀的估價對南詔的威脅沒有足夠的重視，只是把它作為唐與吐蕃戰和關係的工具。南詔正是利用了這一時機，潛蓄暗長，乘機壯大了自己，從而成了新時期下唐王朝的新威脅。
在錯誤估計形勢的基礎上，唐朝對南詔採取了一系列破壞民族政策的行動。自公元829年（大和三年）的戰爭後，唐朝對南詔採取懷柔政策，但這個政策卻—直未能兌現，反而連續發生唐朝守將破壞懷柔政策的事件和行為。種種事件，加深了唐與南詔之間的矛盾。
南詔統治集團內部也不斷髮生主戰派佔上風的變化。南詔王不能一人說話算數，而要受清平官們的制約。所以，就會出現前後諸王對唐態度不一的情況，如皮邏閣主和，而閣羅鳳則主戰，異牟尋則忽戰忽和。到豐祐繼位後，本來仰慕中國，主張與唐保持和睦關係，但掌握實權的大臣嵯巔並不執行主和政策，為提高他們在國內的地位和奪取更多的財富而經常進攻唐朝，而且受到越來越多的戰士們的擁護，尤其是得到新加入南詔的尋傳蠻、驃蠻、施蠻、順蠻、麼些蠻等少數部族首領的支持。
總之，種種原因，使得唐朝與南詔無法和平相處，並造成了盛唐不強，南詔不弱的形式，難怪南詔這個西南小國能屢屢擊敗唐朝這個中原大國了。
大長和，南詔的尾聲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內地軍閥割據，政權更迭頻繁。地處西南邊疆的雲南，也經歷了一個地方政權更迭的動盪時代。直到大理國建立，雲南才恢復平靜。
鄭迴歸化南詔，成為南詔大姓貴族的重要人物，鄭氏家族也便在南詔繁衍。到第九代南詔驃信隆舜時，距鄭回人南詔已140餘年，鄭氏家族也傳到了第七、八代。按一般正常情況計算，這時的鄭氏子孫已不下三、四百人、連娶進的媳婦，鄭氏家族的人數可能還要更多，已經發展成為南詔的大姓之一。
至今仍有鄭氏家族聚居的白族村莊，也有奉鄭回為本主的本主廟。大理城東門的清官廟是供奉鄭回的本主廟，正確稱之應為清平官廟，民國年間李根源先生曾為之題書 “鄭公祠”的匾額。洱海東岸挖色王氏一直傳說：賓川鄭氏歷代與王氏認本家，來挖色共同祭祖。原因是鄭回人南詔時是被王氏所俘，收為義子，更名王蠻利，所以王氏是發過相、發過王的家族。通過拜寄收義子，改姓聯宗的習俗至今仍在白族中存在。
鄭回在南詔久居相位，與蒙氏王室有特殊的關係，鄭氏家族自己擁有優勢的文化傳統，因此子弟在南詔歷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在南詔朝廷中形成一股文官家族勢力。至鄭回七世孫鄭買嗣時，南詔驃信隆舜 “又多嬖倖，好田獵，縱殺戮”，“失下人心”：鄭買嗣又善於逢迎拍合，深得隆舜信任，得居首相地位，在南詔朝廷內廣佈腹心，又與高贊為首的高氏武裝勢力協謀．得以專斷國政。
隆舜後期走上了荒唐帝王迷信神佛丹藥的老路。沉溺於主持道場，練功法、服丹藥．最後對這種百無聊賴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無味，要通過服丹藥人定成佛。鄭買嗣便乘此機會祕密指使監臣 （侍臣）楊登將隆舜害死。以偽造隆舜遺詔取得掌握全權的 “國老”資格，將蒙氏王朝的王位繼承人舜化貞完全當作了卑鄙的傀儡。以舜化貞為南詔驃信的五年時間只不過是王朝姓氏由蒙氏變為鄭氏的過渡時期．此時鄭買嗣已經掌握了南詔朝廷的一切權柄。當時機完全成熟，鄭買嗣便於唐昭宗天覆二年 （南詔中興五年公元902年）七月，謀殺舜化貞，繼之又謀害舜化貞的嬰兒，清除了南詔王統的直系繼承人，正式登上最高權位，完全代替蒙氏王朝，建立鄭氏王朝。
南詔立國150餘年，促進了雲南社會 的發展，邊緣各節度地區也得到了開發。各節度地區的中心地帶也趕上了洱海區域的發展程度。分守各節度區的大姓貴族都擁有了自成體系的充足的經濟實力；通過歷次對外擴張戰爭，各自的軍事實力增強，逐漸有了可與南詔王中央集權抗衡的資本。
鄭氏得國，首先為其創造條件的是蒙氏王室自身的腐朽、衰敗。其次是各自蠻大姓勢力的膨脹和進逼。鄭氏是白蠻大姓勢力中居於有利地位的捷足先登者。然而鄭氏大姓位居中央，雖有文官的行政握權優勢，但缺乏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後盾，所以要援引高氏勢力作為後援，這也就是鄭氏政權脆弱的原因。
鄭買嗣得國後的舉措是：
首先，殺蒙氏八百餘口於五華樓前，根絕蒙氏復辟後患。
其次，仍定國名為“大封民國”，以順應雲南各族當時普遍白化的傾向。經過南詔的150餘年的統一，互相頻繁接觸，融合，原來不同民族的人們通行了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狀態，逐漸認可共稱白人，白民，所以隆舜時便將南詔國自稱為“大封民國”，意即白人之國、白民之國、大白國的意思。這一國名也順應了白蠻大姓在國內佔據優勢地位的優勢。鄭氏王朝又定國號為大長和國，改元安國，表示要調和蒙氏王朝後期尖銳的社會矛盾，安定國內形勢。
第三，建立鄭氏自己的社稷、宗廟，確立鄭氏王統地位。一切政權機構仍按蒙氏王朝舊制運行。鄭氏王朝實質只是通過宮廷政變改變了王朝姓氏。鄭氏王朝大長和國實質仍是蒙氏王朝南詔國的延續。
第四，將五華樓前蒙氏王朝所立的撫《運碑》改刻為《高公輔政碑》，確立支持其篡國的高氏白蠻大姓勢力的地位，以調和內部矛盾和鎮攝其餘大姓勢力。
第五，由於鄭氏王朝本身的脆弱性，為了增加自己的強勢形象，只好藉助造神運動。立即建普明寺、又鑄佛一萬尊。一方面為超度蒙氏被殺的800餘口，以安撫人心；更主要的還是為鄭氏王朝自己尋求神靈、佛法的庇護，為自己增添神聖的光圈。
公元909年 （鄭氏大長和國安國七年，後梁開平三年）八月，鄭買嗣亡，子鄭曼即位，時年21歲。鄭買嗣在位7年。這7年都是在風雨飄搖的形勢中渡過的。
鄭曼即位時，唐朝已經滅亡，朱溫篡權建立後梁王朝。中原軍閥混戰不已，開始了五代十國時期。沙陀貴族軍閥李克用父子在河東（山西）與朱溫對峙。在四川為軍閥王建割據，建立前蜀國。
為了轉移國內矛盾，鄭曼依謀臣建議，貿然發起攻蜀。倉促調集大量軍隊，渡過大渡河，進攻黎州，為王建之兵所敗。被俘、被斬殺、溺水死者眾多，損失慘重。從此鄭氏大長和國便再也無力向外發起武裝攻擊了。
鄭曼攻蜀失利，轉而向東方的南漢搞好關係。派其清平官鄭昭淳為使到廣州，以朱鬃白馬為聘，向南漢求婚，要求和親。南漢以增城公主妻之。通過和親，南漢與鄭氏大和國結盟。
在中原，朱溫的後梁王朝在與河東沙陀軍閥李克用集團的混戰中失敗而結束。李克用之子李存島建立後唐王朝。在四川的王建前蜀割據政權於公元925年（後唐同光二年）為後唐的魏王李繼笈所滅。後唐魏王李繼笈對雲南的鄭氏大長和國採取了友好的態度，派出了通好的使臣。公元926年 （後唐天成元年）“供奉官李彥楷等雲南使回。”（《文獻通考•南詔》）“（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七月，遣使入蠻。九月，西川奏：據黎州狀申，雲南使趙和於大渡河南起舍一問，留信物十五籠並雜詩一卷遞至闕下。”（《文獻通考•四裔考》）鄭氏大長和國亦表示與後唐王朝和好的意願。《五代會要》記：“初，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王建後繼者）”昔獲（雲南）俘數千，以天子命，令使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與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遒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酋（南詔官職名）、忍爽王寶、督爽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恆緯、忍爽楊布燮（南詔官職名）等所署。有彩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築詞。頗有思本朝姻親之義。語亦不遜。”
對鄭氏大長和國的史料記載極少，從以上記載可以窺見以下一些情況：
1．鄭氏王朝的政權機構組織形式、官制至鄭曼時，仍一如蒙氏南詔國時無什麼重大改變。
2．南詔自世隆以後不向唐朝稱臣。鄭氏王朝仍對後唐王朝不表臣屬，但願意以對等國地位與後唐交好、和親。後唐方面也表示了友好的態度。據記載：後唐魏王李繼笈被李存島饞殺後，雲南與中原王朝的往還斷絕。
3．雙方以大渡河為界。邊界防範嚴密。大渡河北的黎州成為雙方交往、中轉的主要地點。
4．鄭氏大長和國時，其國內文化風氣比蒙氏南詔國時唐風更盛。因為鄭氏家鄭氏大長和國由於自身的脆弱性，對其邊緣地區各部落失去控制能力。這些部落有的向中原各個割據政權聯絡，遣使貢方物，表示願意臣服。可查到記錄者有：公元926年（後唐天成元年）“熹州山後兩林蠻都鬼主右武衛將軍李卑晚差大鬼主傅能阿花等來朝貢，（後唐）明宗引見，加其官遣還。”（《五代會要》）另有“群舸郡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遣使至（後）唐貢方物”。又“昆明大鬼主羅甸王普露當亂世慕中國，亦率其九部落各遣入朝。”（滇《史》）其西南境的開南、銀生節度地區的茫部、和泥、蒲蠻等部落，亦如蒙氏南詔國後期處於各自為政的分離狀態。
鄭曼在政治上無什麼建樹，只知迷信方士、丹藥，將自己的命運託付給神佛。迷信祥瑞，接連改元六次，希圖以吉祥年號來保佑自己的地位，相繼改元孝治、貞明、天瑞、景星、安和、貞佑、初歷。在位17年中平均每隔一年改元一次。
公元927年（後唐明宗天成二年）鄭曼因服丹藥狂燥殺人，是年八月死。其24歲的兒子鄭隆瞌即位，。
鄭隆瞌即位二年後，公元929年（後唐天成四年），劍川節度楊幹貞欺鄭隆瞌幼弱，假以朝見入都，殺鄭隆瞌。立鄭氏王朝侍中（宰相）趙善政，改國號為大天興國。鄭氏王朝大長和國結束。
從公元902年鄭買嗣篡國到公元929年鄭隆瞌被殺，共傳三世，共存續了26年。這個短暫的鄭氏王朝是一個內部矛盾重重、軟弱鬆散的王朝，談不上文治，更沒有武功。
南詔國大事記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詔張樂進求讓位於為避仇來到南詔定居的細奴邏。細奴邏即位後，遣子入唐為質，以求得到唐的保護。公元713年（開元元年），玄宗封南詔皮羅閣為臺登郡王。公元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唐廷冊封南詔皮羅閣為“南詔王”。公元794年（唐德宗貞元十年），南詔與唐朝使臣盟誓歸附。唐廷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賜“南詔印”。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底，南詔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數十萬人及珍貨而去，給唐朝造成巨大損失。公元902年（唐天覆二年），權臣鄭買嗣推翻蒙氏南詔，自立為王，改國號為“大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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