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青海牧羊少年出走，
在兩千公里外的北京成長為電影導演。
去北京跟到聖城拉薩的距離差不多，
遙不可及。
村子裡有一兩個去過拉薩，
他們騎馬去，走著去，磕長頭去，
那是一生的榮耀。萬瑪轉而朝東走。
萬瑪才旦最早關於孤獨的體驗是放羊，山上空無一人，時間綿長。收音機裡播放的廣播劇《夜幕下的哈爾濱》製造出另一個時空。村莊旁的兩座山峰遠遠望去，似乎人能從一個山頭跳躍到另一個山頭。
安多藏區黃河上游的村莊是他長大的地方，山上是草原，山下有大片莊稼地。萬瑪上小學的某天，國家水利人員浩蕩進村勘測，山峰間距離短，有建水電站的優勢。十多年後，施工隊湧入村莊，帶來了澡堂、電影，村莊猶如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小鎮:工人與村民間買賣雞蛋、牛羊，村民蓋房子租給外來民工。一些牧民賣掉牛羊，走到山外，找到了更划算的工作。
家人叮囑萬瑪好好唸書，畢業成為國家幹部就不用回來了。爺爺也這麼想。他寵愛萬瑪，相信孫子是自己舅舅—一個有大量經書的寧瑪巴僧人的轉世，為他買下收音機和一箱連環畫。萬瑪發表小說，偶然地得到機會去北京學電影、成為導演。
在老家拍攝改編自自己小說的《塔洛》，2016年底上映，大概也在這個季節，殘雪零星散落山脊上，草開始生長，狂風夜以繼日。電線杆一直通往山下，牧羊人塔洛帶著剛出生不久的羊羔下山進城拍攝身份證照片，失去小辮子、金錢和好記性。推著半路熄火的摩托車往回走，曠野中他握住點燃的炮仗，將懲罰施向自身。
喇叭褲
1980年代，水電站完工之後工人回城，房子空置或被拆掉，但世俗氛圍一旦打開便難再關上。人們渴望財富和臉面，代表榮耀的服飾一年可能只穿戴一次，卻可以花掉整年積蓄。信仰同樣可以攀比，這戶放生了十頭羊，另一戶就要放生十頭牛。
有些老人一輩子沒離開過村莊，他們沒有進城的理由。萬瑪初中開始在縣城唸書，那裡豐富而令人嚮往，縣裡初中只有一個班級，能從村裡小學考上的僅三四人，一批批被淘汰的同伴們留在家中，繼續種地放羊的宿命。
上中專時，課本強調的唯物主義讓萬瑪疑惑，人是否真有轉世、靈魂是否不死?他曾經深信超自然的力量，見過降神儀式、防雹師鬥法—高原天氣變化無常，莊稼成熟的那幾天，村民聘請防雹師作法將烏雲移到別的村莊。雹暴逼近時，防雹師身佩寶刀、口唸佛咒，一夫當關。從那時開始，他漸漸偏向神祕主義、不可知論，他的信仰已不再像村人那般「純粹」。
作家端智嘉在萬瑪所在的中專教書，邊上課邊抽菸，常在藏區的雜誌《章恰爾》《西藏文學》上發表作品，他的《青春的瀑布》被認為是藏語當代自由詩的開端。端智嘉嘲諷傳統觀念，倡導婚姻自由。1985年，32歲的端智嘉打開煤氣自殺。有人說他在以死喚醒愚昧、落後的民族。
端智嘉身後，他的作品成為1980年代藏區學生們課間幾乎最重要的話題。學生背誦端智嘉那些成為範本的散文，在作文中模仿著用一些華麗的詞彙、語句。在曾經同校的作家德本加看來，這種模仿或許就是他們的文學創作動力。典型的閱讀體驗是這樣的:在文學雜誌上看著作者的名字生出羨慕，想象自己能否因寫作而出人頭地。作家地位神聖，在縣上發表一首詩就能成名，被歸入文化名人一列，也許被調入文聯，命運從此改變。
學生都有些憤青，青少年時期的叛逆由內而外，留長髮—街道上被抓住要被剪掉，穿喇叭褲，比較誰的喇叭更敞開，不可一世。那時正學習詩學，有人便將諷刺寫入藏文格律詩中:他穿那條褲子，走過去，馬路就不用掃了。整治犯罪時期，學生都要參加廣場上的公開審判。卡車在村莊中游行，喇叭裡的喊聲迴盪，犯人們胸口掛上牌子。縣城法院門口的牌子曾經是萬瑪單調生活中的一個閱讀興趣，白紙上的毛筆小楷寫滿某人新奇的涉案細節，每隔一段時間會更換一批。
萬瑪還記得隔壁宿舍有兩個人吵架，過後那人在黑處等著另一人下課回宿舍，悄悄走過去，捅了十幾刀。刀子是買的，或者廚房偷拿的。為了搶救傷者，一些學生被叫到醫院抽血，抽完血後開小灶補身體，最後那人還是死了。捅人的學生被抓。宣判那天，通知所有學校學生都要參加。萬瑪學校的學生被安排在離行凶者很近的位置。萬瑪看到他在笑，對著學生和老師笑，笑臉慘淡又傷感。
「就在羅丹被執行槍決的那一天，他的母親切忠在尼瑪拉姆的攙扶下走出了醫院。當她倆緩緩地走到十字街頭時，羅丹的母親切忠似乎聽到了一聲沉悶的槍聲。」在萬瑪後來的小說《切忠和她的兒子羅丹》中，「我」依老家熟人給的素材構思了結尾，而那人所說的故事實際是，被慫恿、逼迫而不得不常偷盜的羅丹在死刑前咬下母親的乳頭以示憤恨。「我」下決心回去後將它寫成小說，那人像是嘲笑似的看「我」一眼。
「好好地體驗體驗真實的生活吧，不要再挖空心思、自討苦吃地編造那些個故事了......」
去北京
中專畢業後，萬瑪被分配到小學當教師，爺爺覺得可以了，這輩子就這樣過去吧。萬瑪各科都教，晚上獨自在學校批改學生成堆的作業，以看書、寫作排解孤獨。他寫下第一篇小說《人與狗》:看護羊群的狗吠聲悲悽古怪，人覺得不祥，掄起木棒打死了狗。次日幾隻羊倒在雪地上，與狼搏鬥的狗血肉模糊。追蹤暴力的來源，也許與境遇相關，萬瑪舉欣賞的作家餘華為例，「他的小說把暴力細節放大讓人不舒服，冷冰冰的寫法跟他早期經歷有關，家在醫院病房後面，他是牙醫，每天要面對病人的口腔。有人說餘華的血管裡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
四年之後想考大學，單位不肯上報材料，萬瑪寫下願意自動放棄公職的保證書。在西北民族大學學習藏語言文學專業，他將《人與狗》拿給老師看，老師說稍加修改可以拿去《西藏文學》那樣的雜誌發表。他誠惶誠恐寄出小說，學期快結束時收到了樣刊和稿費，在班級裡引起一陣轟動。畢業後萬瑪被分配到州政府當公務員,老家的人看待他有了些不一樣。
上班時間籤一些合同，蓋一些章，在同一個職位上消磨了四五年。生活又回到了程序化的單調裡，儘管不滿意，但有了自己的家庭，他有些顧慮，以寫作作為出口似乎穩妥。想去其他地方當老師或者編輯只能再考碩士，水漲船高，別無選擇。碩士時在北京的國家翻譯局實習，萬瑪去北京電影學院校園轉了轉，並詢問了學費。
回青海後，萬瑪得到一個基金會的資助，申請了去北電學電影，因為創作內容新穎，很快被批准。受兒時收音機、連環畫、露天及縣城電影院中電影的聲音與敘事影響，他感到自己可能在這方面有一些天賦，便順著模糊的方向改變一眼可見的生活。
去兩千多公里以外的北京跟到聖城拉薩的距離差不多，遙不可及。村子裡有一兩個去過拉薩，他們騎馬去，走著去，磕長頭去，那是一生的榮耀。萬瑪轉而朝東走。
1990年代，導演鬆太加和萬瑪在當地文聯筆會上初次見面，兩人都喜歡新鮮的東西，創作有一些先鋒性、實驗性—後來才知道，這在內地文壇不算新鮮。第二回開會時兩人便偷溜出去談論電影。「萬瑪的魄力特別厲害，」鬆太加回憶，「那時候我想都不敢想到北京學電影，電影門檻太高，北京都是精英人士，北電聽說過，但門都沒見過。」鬆太加在西寧的時候沒有手機，畫室在一個村裡面，萬瑪想找他卻錯過了，十天後在街上遇見，萬瑪說已經聯繫好了北電，問他要不要去。「我不可想象。」鬆太加說，他們走過繁華的十字街口，太陽下山了背對光線接著聊。鬆太加顧慮家中母親、學費，以及所有未知的東西，但萬瑪蹚出來了，「可能性在了」。
碰上「非典」，計劃只能擱置。萬瑪從學校放假後跟鬆太加在小電視機上看影片，他告訴鬆太加，電影好像不是當初我們理解的那樣，沒辦法描述，你去了就知道了。2004年，兩人坐綠皮車上下鋪提著大箱子走了很長一段路到北電門口。鬆太加進了攝影進修班，蹭萬瑪所在文學系的課程學習劇本創作。萬瑪還想培養一個錄音師，鬆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讓也被叫來念錄音系。他跟萬瑪同在西北民族大學念過書，在學校有自己的樂隊。
三人在北電背後的黃亭子小區租了一間房，房租是個困難。每天拉片，從盜版碟中補上法國新浪潮、好萊塢黑色經典、伊朗電影及各種，萬瑪記下密密麻麻的筆記。每天鬆太加醒來時萬瑪在看書，鬆太加睡了，萬瑪還在看書。
如果沒有繼續唸書、從青海出走，生活會是怎樣，萬瑪說自己從未設想過，但也不難想象:教書幾十年，退休;或者公務員職位有些變化，然後退休。鬆太加跟萬瑪經歷相似，牧區長大，小學任教，電視只有中央一臺，沒有網絡，靠閱讀打發時間。領導認為鬆太加教得好，調他到縣裡。鬆太加滿以為被重用了能有番大作為，到縣裡後見一幫老頭成天一塊兒看報紙、喝白水。
看完侯孝賢的電影《風櫃來的人》，鬆太加恍惚了一個禮拜。臺灣漁村年輕人跟他老家縣城年輕人一樣，每天在街道上游蕩，打架、泡妞、無所事事，想離開那片土地但沒能力，只能困住，跟長輩、傳統、時代格格不入，在別人眼中糟糕透頂。他感到電影似乎不再遙遠。等到萬瑪拍攝第二部長片《尋找智美更登》，鬆太加和德格才讓分別擔任攝影師和錄音師，那是三人的第一次合作，之後相繼執導了影片。
帶著所執導的影片再次回村莊放映，萬瑪彷彿回到兒時擠在大人堆裡看露天電影的場景。每個月放映一兩場的露天電影是少有的娛樂方式和聚會理由，小孩走出家門，年輕男女相識戀愛，也有人帶著弟兄在人堆裡尋到平日見不著的仇人了結恩怨。放映最多的是革命題材影片，萬瑪看著白布上一部戰爭片中死掉的人在另一部片中再次出現，他有些恍惚。電影為他造夢，從黑白到彩色。
小辮子
多年後，萬瑪在新片《撞死了一隻羊》中讓主人公金巴從結冰河面上的倒影進入夢境。「我抽出刀子，瑪扎像捆草堆順牆角倒了下去—醒來外面陽光燦爛，白花花的太陽光讓我睜不開眼。我想:該下車換輪胎了。」(《殺手》，次仁羅布)
十多年前萬瑪從北京遷回西寧，人變得輕鬆。雙肘搭在桌子時，他像一隻伺機而動的毛絨動物，抓頭托腮，總是微笑注視人，不怎麼愛說話—那副嗓子在老友面前常用來哼唱懷舊金曲或者咕嚕出圓舞曲般的藏語，這回因電影宣傳而被迫動彈。他輕扶一頭栽下的花盆，也不動聲色將鬆垮覆蓋咖啡勺的紙巾捲起捲起捲起，悶死勺子。
回老家偶爾會見到過去的同伴，萬瑪與他們交談往事總有些隔閡，「像魯迅在《故鄉》中想象閏土」。親人還留在老家昨那村，他們不習慣西寧的城市生活，萬瑪帶我們返鄉拍攝照片，也看望他們。去村莊的路上河流多半乾涸，空氣中瀰漫焚燒雜草、枯枝落葉和垃圾的味道。電商、聯通移動寬帶上網手機上號的標語競技，包治結巴、彩鋼廠小廣告見縫插針。路邊堆積大塊從黃河挖出來的石頭，城裡人要買回去放在門口做擺設。有一段時間電站蓄水截流，外來關係戶去黃河裡抓魚、淘金。還有一幫人說山上有銅礦，挖了一陣後無功而返。昨那村的房屋翻新不久，是新農村的一致風格。
坐在家中大幅布達拉宮十字繡之下的沙發上，客人被一盆盆饃饃、涼皮、羊肉投喂，磚茶斟滿，刀子遞上，萬瑪讓學著使。去後山拍攝的路上，家中奶奶攔住隔壁人家叫喊的藏獒，待人過去後帶著孫子在矮牆下坐定，在大風裡等人回家。前一天，萬瑪換上華麗西裝順從地在外人眼中的藏區元素象徵—塔爾寺中給眼神、比手勢、裝沉思，任由遊客和轉經者包圍，過後又以「80年代的流氓裝扮」在莊稼地中尋找雄性氣質。他橫穿公路，跳入田埂，在一截截枯黃堅硬、去年收割完的農作物殘骸裡叉開雙腿叫喚。攝影師試圖讓他身體裡的老虎一躍而出，他卻只給了一記悶聲。
沒把他逼到極限，永遠沒脾氣，德格才讓說他只見過萬瑪發過一次火:跟機員非要吃一碗牛肉麵，帶著機器走了，全劇組等著他。拍攝需要的天光快沒了，他吃了一碗又一碗，嚷著要加肉。萬瑪衝過去要打他。
萬瑪才旦最近的電影源自偶然看到的一部短篇小說《殺手》，他感到敘述方式新穎，買下版權改編成電影，並融入自己的小說《撞死了一隻羊》，保留了司機路上遇見殺手的主線，編織枝蔓:司機金巴撞死了一隻羊，殺手金巴即將找殺父仇人報仇，兩人上路。萬瑪決定讓司機與殺手有同一個名字—金巴，在藏語中是施捨的含義—一人兩面、互相補充。
萬瑪的寫作常從一個點開始，只要有了靈感—高產也得益於此，沒有框架與梗概，任其發展。比如，「塔洛平常都扎著根小辮子，那根小辮子總是在他的後腦勺上晃來晃去的，很扎眼。」萬瑪依一個念頭寫下小說《塔洛》的第一句。塔洛9歲能背《為人民服務》，腔調如誦經，人生非黑即白，重於泰山或者輕如鴻毛。小辮子是他的身份標識。以前許多沒經過學校教育的藏民以藏語注音、背誦語錄的方式學漢語，因不懂含義、說不標準鬧了不少笑話，平時也用不上。上中學時有些老師靠《新華字典》學漢語、背註釋，萬瑪聽說其他中學某位老師漢語特別好，標誌是能準確說出哪個字在字典的哪個位置。
萬瑪曾經相信生死之門會打開，現代理性滲入後有所思辨，在小說中他重構那個亦真亦幻的世界，呈現出混沌、鬆軟與詩意。影片中一個重複出現的主題是傳統與現代文明之間的互相滲透，文化與身份失落。他曾拍攝紀錄片《末代防雹師》，片中藏族年輕人認為吟誦和儀式的古老韻律無法趕上時代的節拍，持續的壞天氣使鄰縣採用更激烈的措施—三七高炮來抵抗，科技與古老的法術一爭高下。
河流與岸
如今坐兩三個小時飛機能到拉薩，在萬瑪看來這簡直有些荒誕。飛機有如佛教預言中的鐵鳥，於是他給新片設計了一個結尾:司機入夢，推開凶手的家門。禿鷲吃掉死羊，天空中飛機飛向太陽。夢醒，司機回到車裡，重新回到公路上。
觀眾喜歡問萬瑪到底什麼意思，他仁慈地設計一些提示、細化有可能的主題並給出一個說法—影片有關復仇、救贖、未來和希望，關於夢。藏族有諺語:如果我告訴你我的夢,也許你會遺忘它,如果我讓你進入我的夢,它也會成為你的夢。鬆太加在新片映後對萬瑪說，這是最接近他小說氣質的電影，淡化劇情，沒有清晰的答案，「藏族有一句諺語，小偷只有一個罪，但失主是一百個罪。失主懷疑很多人，扮演有罪之人。」鬆太加認為影片在傳達這個。
鬆太加前年也回到青海，女兒戶口在那裡，她就要高考了。鬆太加正在籌備一部關於南方家庭變遷的影片。早年繪畫時他的興趣與萬瑪類似—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人的精神變遷，但現在他認為這些是「掌握不了的事」，痕跡像在刻意誇大，觀念過時。「河流當中岸的變化不知不覺」，藏民也有享有現代化的權利。他能從萬瑪身上看到使命感，但使命感這東西太龐大了，他「不敢接招」，也不願意藏族影片都被歸為苦大仇深的嚴肅一類。哪一天也許他會拍科幻題材。
對於「藏族導演」的身份問題，鬆太加說了一位畫家朋友去國外參加巡展但作品被單獨列展的故事，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尊重，「這是不讓一個拳擊手在同一平臺上參加真正的拳擊比賽」。萬瑪認為身份有時是一個限制，「藏區也有這樣的誤解:電影能去國外電影節、獲獎，就因為拍的是藏族題材。」有時路演碰上帶有刻板印象的提問，萬瑪只能一笑了之。
常有人用影像講述藏區的故事，用風景明信片的方式加以描繪。1963年的《金沙江畔》講述藏族人民如何從農奴制度中解放出來;《皮繩上的魂》中，來自衛藏、安多、康巴等不同藏區的角色操著各自的方言自如地交流，完成一個不太可能的任務：2017年的《岡仁波齊》，憑藉現代人靈魂的想象性救贖，獲得了近一億票房。鬆太加執導的《阿拉姜色》同樣是發生在朝聖路上的故事，描畫普世的個體情感與命運，排片佔比0.5%左右、票房兩百多萬，看完《岡仁波齊》後，鬆太加覺得「人精神層面需要這些，就像幾年前開始流行戴手串。構建一個想象的西藏，補償所缺失的信仰」。
拉華加正為新片找投資，影視行業今年不景氣。他小萬瑪20歲，是《塔洛》的執行導演，執導影片《旺扎的雨靴》，講述藏地農區的小男孩為一雙雨靴而奔波的內心波動，並未涉及藏語電影中常見的對信仰和宗教的探討。
鬆太加的電影基地在縣城裡，去年縣招辦主任找他喝酒，告訴他縣裡選擇大專院校影視方向的學生有六七十個人，之前基本都選擇師範類院校，就業崗位飽和，畢業後只能做點生意。萬瑪和鬆太加都有自己的影視公司，帶動拉華加這樣的後輩們從事電影行業。萬瑪的弟弟也去劇組拍戲了。早期影片中萬瑪常用非職業演員，喇嘛和一位小活佛也被說動參演他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
2005年的影片《靜靜的嘛呢石》講述身處偏遠寺院的小喇嘛過年回家被電視吸引的故事。小喇嘛大約是萬瑪小時候的樣子，對什麼都好奇。藏戲演出結束後，演員穿著戲服跟著錄音機中的流行樂跳迪斯科，老人們走了，戴著孫悟空面具的小喇嘛站在那兒看著。法會要開始了，父親要帶著《西遊記》DVD回家，小喇嘛從寺院追出去找父親要了空盒子，並將孫悟空面具藏在胸前，試圖留住些什麼。
片中的小喇嘛兩年後還俗了，萬瑪覺得改變可能跟電影有關，也跟自己有關，便跟拍紀錄片，「之前的生活跟現在比的話就像天和地」，小喇嘛結婚生子，跑出租掙不著錢又回去放羊，有了第二個孩子，羊開始生產，小喇嘛參加村裡文化班，補辦多年未辦的結婚證，還送孩子去寄宿學校，希望孩子上學、識字、過上好日子，一如所有世俗生活。█
(感謝次仁羅布、王磊、才多提供幫助。參考資料:《遇見萬瑪才旦》，徐曉東著。)
監製：黃車幹
撰文：鄭瑩
攝影：高遠
造型：鮑小樓
編輯：謝如穎
微信編輯：Bej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