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問老天，不抵抗是罪嗎？

——太宰治

加繆曾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然死生之事，於作家亦莫大焉。想象這樣一個作家，一生以毀減生命為志業，從二十歲起五度自殺，終於在四十歲前了結生命；想象這樣一個作家，畢生的寫作都是以自身為藍本，自傳體式的回憶貫穿文本；想象這樣一個作家，生前譭譽參半，死去近六十年還被不斷追憶，連忌日都成為節日……

他就是太宰治，日本無賴派大師，是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列的戰後文學的巔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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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本名津島修治，1909年出生於日本青森縣北津輕郡貴族家庭，父親是當地重要人物，曾任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母親體弱多病，不能親自撫養孩子，所以在十個孩子中排行第九的太宰治自小由姑母與保姆照顧，父親的嚴厲與母親的缺席讓太宰治從小心思纖細而敏感。

太宰治在中學時候開始創辦同人刊物，從此決心以文學為業。1930年到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就讀，師從井伏鱒二。大學時期太宰治積極參加左翼運動，同時開始過著放浪不羈的生活，曾與藝伎同居，畢業後走向消極，其間四次殉情未遂，39歲時與最後一位愛人相約投水自盡。

1935年太宰治以《小丑之花》初登文壇，短篇《逆行》亦入圍芥川獎，後來繼續出版不少的作品集，尤其以晚期的《斜陽》與《人間失格》為人稱道，被譽為戰後日本文學的金字塔作品。

日本一向有“私小說”傳統，縱觀太宰治的重要作品，無論短篇如《東京八景》《小丑之花》，還是長篇如《晚年》《斜陽》《人間失格》等，都是對自我生活的寫照，主題也頗多重合，大多是一個落魄主人公的毀滅之路，職業也往往是作家或者畫家，連自殺的時間地點緣由也往往與他的親身經歷重疊。

按照伊藤整和平野謙1945年對“私小說”的分類：表達“生存的危機感”的，是破滅型；克服“生存的危機和破滅”，是調和型。雖然太宰治未必認可“私小說”及其分類，但是從風格上說太宰治無疑屬於前者，對現實無力也無心調和，這是他的懦弱，拒絕一切妥協，也是他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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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最重要的小說是遺作《人間失格》，此書完成，他旋即投水，可以算是天鵝之作，蘊藏了他一生的遭遇與映射。“人間”這個名詞，在日語是與“人”同義，不具“社會”等含義，所以“人間失格”的意思就是“喪失做人資格的人”。

全書由序曲、後記以及三篇手札構成，典型的太宰治式套匣式結構。書中主角大庭葉藏自認天生是個“邊緣人”，所以曾經積極參加“非法”的馬克思主義社團，後來因為與女演員相攜自殺的時候，女方身亡而他獲救，所以他被以教唆殺人的罪名短暫入獄，淪為罪人；結婚之後，純潔的妻子卻因為信任而遭到玷汙，這讓他徹底崩潰；最後大庭葉藏這麼一個喪失為人資格的人完全憑感情行事，一步步由病弱、無力走向墮落的人生，從沉湎藥物、買春、自殺到完全不理解他人，同時恐懼棄絕世界，最終被送進精神病院。

日本評論家奧野健男嘗雲，以文學來說，對於他，阪口安吾為父，太宰治為母，他亦算太宰治的一個知音，他解《人間失格》是“太宰治只為自己寫作的作品，內在真實的內容自敘體”。

無論身逢亂世還是太平年間，最大的兵荒馬亂到底都是幻滅。“人為戀愛與革命而生”，這是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陽》的主人公和子的觀點，而太宰治身歷過革命的失敗與愛情的淪陷之後，倘若不能犬儒，即使他熟讀《聖經》也難覓歸宿，那麼虛無是唯一減緩痛苦之道。

與石原美知子結婚

尼采強調寧願追求虛無也不可無所追求，所以他即使反基督也還是在基督教的更大的框架之內進行，從某種意義上分類，尼采屬於“強”的虛無主義者，表現是強者，但是太宰治是“弱”的虛無主義，表現是懦夫——這裡的強與弱，只是一種浮在存在之上的姿態，本質到底還是一致。由此，太宰治的小說往往刻意表現一種懦弱美學，《人間失格》裡說：“懦夫連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會受傷。”所以不僅沒有勇氣奮起抗爭，而且連幸福、愛情也不明所以，往往承受不起，《人間失格》主人公每日自責：“苟活著就是罪惡的種子！我的不幸，是無力拒絕他人的不幸。一旦拒絕，不論對方或是自己心裡，永遠都有一道無法彌補的白色裂痕。我被這樣的恐懼脅迫著。問問老天：不抵抗是罪嗎？”最後靈肉一起湮滅。因為不抵抗之罪，所以失去為人資格，這不抵抗之罪其實也正是驕傲：拒絕一切形式的妥協，以放棄抵抗來表示自己的立場。在另一本《斜陽》中，主人公即使在遺書的最後一節，也要寫下“我是貴族”。可惜，驕傲更為七宗罪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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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賴派文學，靈魂憔悴破敗之音。顧名思義，無賴派文學在日本主要是指以自謔的態度來表現戰後日本社會與現代人精神與感官世界的雙重萎靡，疏遠於主流之外，以頹廢抵抗社會化，現代人身陷其中而又難以脫離的異化被一再抵制，由此“無賴派”對戰後日本文學影響深遠。

太宰治在《東京八景》中有段話很形象地表明瞭無賴人的無奈境地：“我是無知驕傲的無賴漢，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偽裝天才的欺詐師，過著奢華的生活，一缺錢就揚言自殺，驚嚇鄉下的親人。像貓狗一樣虐待賢淑的妻子，最後將她趕出。”“我深刻體會到，像野獸的，並不只有所謂的軍閥。那並不侷限於日本人，而是人類一個大問題。”（《貨幣》）

當社會已經成為一種懲罰與訓誡的嚴密組織時，太宰治的主人公往往表現出很強的邊緣型人格，厭倦社會，太宰治書中主人公或者說他自己往往與社會格格不入，“不合法，對我來說有點好玩。說得更明白點，這讓我心情大好。世界上所謂的合法，反而都是可怕的。”（《人間失格》）；同時又因無力反抗而厭倦自我，所以以不作為的頹廢墮落來抵制一統的普適價值，但是理性思維與非理性行為在不斷脫節拉鋸，這讓他陷入自責，最終生命在自我沉淪與放逐中跌入毀減滅絕。

對於太宰治作品的評價，爭議往往很大，愛者眾多不假，詆譭者也不少，其中三島由紀夫或許是最為嚴重的，批評太宰治“氣弱”，人也很討厭。但是他後來卻在文章中分析說討厭看太宰治的作品，也許是因為他暴露了自己所不願意暴露的心情。其實，即使三島不說，當時也有人注意到他們風格存在內在的一致性，三島看見太宰治的不安，或許是一種類似從鏡中看到另一個我的緣故。還是奧野健男說得最為貼切：“無論是喜歡太宰治還是討厭他，是肯定他還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總擁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太宰筆下生動的描繪都會直逼讀者的靈魂，讓人無法逃脫。”因為，我們心中或明或暗，都存有懦弱的一塊，被他無聲地侵襲，無從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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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太宰治一生多次自殺，所以他最後一次也就是第五次自殺之前的失蹤，6月15日的《朝日新聞》還登載了一則小新聞《太宰治先生出走了嗎？》；6月19日，太宰治與情人在玉川上水投水離世，因為那天也是他39歲生日，所以從此在日本生死如果在同一天，就會被稱為“櫻桃忌”，語出太宰治晚年作品《櫻桃》。

與太宰治一同自殺的山崎富榮

加藤週一認為日本人的死生觀中，自殺非常重要。日本人認為生如櫻花，在絢爛的巔峰迅速凋謝是非常具有美學意蘊的，畫家古賀香江直接說：“再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了，死就是生！”所以日本現代文人多有自戕之舉，太宰治之外，北村透谷、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牧野信一、三島由紀夫等均是此輩中人。自殺的作家中，深究箇中原因，恐怕除了文化之外，有太多傷痕是歷史生生割出的。昭和時期的文豪自殺頗多，因為激盪而新舊變遷，昭和時代對於作家來說委實痛苦，日本一百年來“超克”與現代化之衝突更讓人困惑，比如三島由紀夫為了喚醒軍魂，在全日本電視直播面前切開自己鍛鍊了十幾年的精實腹肌，這一自殺行為顯然有相當外部性，極具政治意味。至於太宰治，日本評論家平野謙說：“太宰的死，可說是這種歷史的傷痕所造成的。”

太宰治作為戰後崛起的作家，以昭和十二年為界，戰前戰後的變故足以摧毀太多東西，他大學時代就對左翼運動有極大熱情，之後經歷左翼運動被鎮壓，日本戰敗，戰後左翼的妥協，日本文明的瓦解，國家被迫轉型，這些動盪雖然在他小說中著墨不多，但是對於生命信仰的破壞卻是致命的。從個人來說，從小缺乏家庭關懷，生性敏感，神經纖弱，厭惡家庭卻一生都在經濟上難以脫離家庭支持，這些都最終促使他徹底走向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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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太宰治是十多年前，最早是港臺版本的，當時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太宰治的作品並不多，據我目力所及，除了《人間失格》(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當時譯作《喪失為人資格》)和《斜陽》（曾經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和山東文藝出版社分別出版過）之外，唯一的例外是魯迅棄醫從文一百週年時新星出了本太宰治以魯迅為原型的中篇小說《惜別》。

《惜別》一書，是太宰治受日本內閣情報局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的請求委派與資助而成，後兩者目的自然是為當時的大東亞思想服務，但是太宰治的書基本保持了獨立。可惜這本書在太宰治的作品中評價不高，首先因為日本戰後對魯迅的評價基本是竹內好的觀點一統學界，其次《惜別》中魯迅的形象受制於有限資料，過於機械，所以太宰治這本書日久就漸不為人知。

小川洋子認為作家必然是站在生者與死者的界限，視角往往是已死之人，太宰治亦然。但和其他大師好作上帝視角俯瞰眾生不同，太宰治對人間的深刻凝視常含情意，連諷刺以及憎恨亦往往寄予溫情，所以他的文風多情懷舊處不讓女子——對於諸多的美好，海角的花朵，裸泳的少女，奔走的美樂斯，庭院中的灌木，地上的日影，於他都不是不能欣賞。因為懦弱，所以逃避生命，以不抵抗在最黑暗的沉淪中生出驕傲，因為驕傲，所以不選擇生，所以拒斥粗鄙的樂觀主義。或許正如他寫古希臘詩人薩福一般：“以為縱身躍下山崖，就可以忘記思念。”靈魂破碎之後，我們在歌舞喧譁中繼續苟且，他選擇死亡，誰更好一點，只有上帝知道。

本文摘選自徐瑾著《不迷路，不東京》，更多內容請查閱原著

《不迷路，不東京》

《不迷路，不東京》是徐瑾訪學客居東京期間的所見、所思與所讀。作品緊扣“迷”字，分別從“迷走”（被東京道路上的風景和風情所迷，探索歷史的軌跡）、“迷色”（被日本的繪畫藝術、表演藝術所迷，品味藝術的盛宴）、“迷讀”（被日本的諸多文豪所迷，咀嚼文學的成果）三個不同的面向來剖析日本的社會文化與人文歷史，並適時地穿插一些中國的人文歷史，對比中國與日本，對比自己與他人，看清彼此，以致“不迷”。這也算“他鄉遇故知”。在異國他鄉，從風景到世情，從藝術到文學，更深刻地理解了日本，理解了中國，也遇見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