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和“天堂”對應的是“蘇杭”？

丨“園林”與“西湖”丨

▲ “四時風雅”。攝影/殷啟民

-風物君語-

為什麼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在中國人關於城市的民諺中，“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也許是最知名的一句。作為江南地區的兩大中心城市，蘇州與杭州之間的對比及變遷一直是城市史學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 京杭運河南北貫穿蘇州境，一度給沿線市鎮帶來繁榮。圖為震澤鎮，從鎮上穿過的頔塘河東部與京杭運河連接，給這個絲市中心帶來了巨大活力。攝影/吳娉

也許在中國乃至東亞廣闊的其他區域的人們心目中，蘇杭二州擁有極為相近的江南底色——它們的城市個性是如此趨於相同的完美想象。但在江南的尺度內，二者的特性卻是迥然相異的。

蘇杭與杭蘇，天堂是否有先後？

“上有天堂”之類的民諺，至遲在唐代時就已經出現。睿宗時期的弘文館學士員半千的莊園“極風景之勝”，時人便已有“上有天堂，下有員莊”的里諺。這樣的傳統也許孕育了後世將蘇杭與天堂比擬時的諺語軀殼。

▲ 網師園。攝影/方托馬斯

但有一個細微的差別必須注意：儘管今人多以蘇杭並稱，但在歷史上，兩地的發展進程存在有顯著的差異。蘇州在春秋時就已成為吳國的都城，而在那一時期，與蘇州旗鼓相當的南方城市是紹興。

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的故事流傳千古，蘇州與紹興也因此帶上截然不同的政治宣教色彩。紹興名垂青史，成為“臥薪嚐膽” 之城；而蘇州成為“亡國亡君”之地，在傳統的政治語境中飽受非議。

▲ 藝圃。攝影/方托馬斯

比起“早熟”的蘇州，杭州的成名則要晚得多了，這與西湖地區的成陸進程有關。在蘇州和紹興為了春秋霸主的地位打得不可開交之時，杭州仍是一個淺淺的海灣，今日的西湖尚與大海相連。

直到隋朝以後，海潮與河流攜帶的泥沙不斷在海灣堆積，最終促成了這一地區的成陸，西湖也終於與大海隔斷，形成了一個瀉湖。可見隋唐以前，今日的杭州根本不存在繁榮的基礎，但此後卻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過程，成為一座可與蘇州並稱的東南名郡。

▲ 閶門是蘇州最古老的八大城門之一。明清時期，閶門是整個蘇州城最繁華地帶，它見證著城市的迎來送往與興衰起落，一度成為蘇州的象徵。攝影/殷啟民

如果重新審視具有關鍵意義的唐代，有一位大文人對蘇杭二州有過直觀的描寫和對比。公元822年，在朝中失意的白居易請求到外地任職，擔任杭州刺史，成為最早發現西湖之美的大文人。僅僅三年之後，白居易再任蘇州刺史，正是在此任上開闢了七裡山塘街。

蘇杭兩地的重要名勝不少與白居易相關，這位本應為政治失意而感到落魄的文人卻在隨後人生中都頗為“蘇杭兩州主”的際遇而感到自豪。他對蘇杭二州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更為關鍵的是，作為有唐一朝的頂級文人，白居易的治理手段、審美趣味，通過其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角色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蘇杭的名聲，也經由這位文豪的介紹而逐漸為人熟知。

▲ 清代宮廷畫家徐揚所繪的《姑蘇繁華圖》 局部——山塘街。全卷 12.25 米，我們今天仍能從中一窺 18 世紀蘇州的市井風貌與城鄉景觀。圖/網絡

唐代的蘇州，在白居易筆下是“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的所在。唐代的揚州有“揚一益二”之謂，長安更是這個東方帝國的龐大都城，白居易將蘇州與揚州、長安並稱，足可見其對蘇州的喜愛。

而當時的杭州，不能與蘇州的繁盛相比，“霅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蘇州）太繁雄。惟有錢塘郡（今杭州），閒忙正適中”——這也是白居易的詩句，若論城市繁盛，杭不如蘇，當為事實。但這位來自北方的文人，似乎在情感上更傾向於“閒忙正適中”的杭州。

▲ 《雪堂客話圖》頁，南宋，夏圭（臨安今浙江人）繪，紙本設色，縱28.2釐米，橫29.5釐米。此為描繪了江南寒江雪景以及山村房舍為皚雪覆蓋，寒氣襲人，二人於室內對話。圖/故宮博物院

白居易偏愛杭州，更明確的證據不得不提那兩首《憶江南》。“最憶是杭州”與“其次憶吳宮”直白地表明瞭文人心跡，他的個人偏好似乎也隱約指向了兩座城市的未來趨勢——這當然也與後來的歷史走向密不可分——五代割據時期的吳越錢氏，一心向佛，規避戰亂，是一個能寫下“陌上花開緩緩歸”這般詩意“便籤”的特殊王室。

錢氏治下的吳越國，不僅將杭州真正推向了江南一線城市的地位， 更避免了南唐式的悲劇，納土歸宋，以一個地方政權的悲劇命運作為句點，卻為杭州在宋元時期的大發展寫下了開篇。

▲ 《梅石溪鳧圖》頁，南宋，馬遠，生於錢塘（今浙江杭州）。馬遠擅長畫水，錢塘江水以及杭州常有的霧濛濛的天氣，都極大地影響了他的畫作。圖/故宮博物院

杭州後來居上的勢頭如此明顯：從隋大業六年（610）成為江南運河的終點，到安史之亂以後人口激增，再經由吳越錢氏的經營，至北宋時，宋仁宗稱讚杭州 “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柳永則在《望海潮》一詞中寫下“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的名句，可見當時杭州的繁華已給世人帶來多麼根深蒂固的誤解。至少僅僅往前數上三四百年，杭州還只是名不見經傳的東南小城，“自古繁華”真是無從談起。

到了南宋，蘇州人范成大在《吳郡志》中收錄“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時，“蘇杭”的並稱已經深入人心。儘管范成大仍然追憶“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但蘇州作為江南中心的地位在此時已然褪色了。當年不起眼的杭州，轉而成為臨安，做了百餘年的南宋都城。

因此，從出現的時序來看，天堂的確是有先後的。但至於民諺中的“蘇杭”，或許為了押韻，或許出於范成大的私心，也許並不那麼重要。而在這句民諺出現並逐漸成形的漫長時期中，蘇杭二州的地位、實力並非一成不變。

放在更長遠的時空背景中，“下有蘇杭”的民諺也激起了層層漣漪。不僅出現了大量諸如“生在蘇杭”“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等蘇杭並稱類型的民諺，遍佈中國各地的城市村莊也把蘇杭作為攀附的對象。蘇州與杭州，作為中國人理想家園的形象，在兩座城市的彼此競爭、彼此成就中更加深入人心了。

內向與外向，園林的兩種精神

今人瞭解蘇杭兩地的標籤，無非是“園林”與“西湖”，但也許很多人沒有意識到，西湖也是園林之一種。原本作為瀉湖的西湖在歷史上有過多次沼澤化的進程，按照自然規律早就湮滅無存了，但正是李泌、白居易等人開創的疏浚傳統，延續了這一湖泊的有限生命。蘇州園林與杭州西湖都在隨後的千年歷史中成為諸多東亞園林的經典範本。

▲ 杭州園林大多遠離都市，在湖岸營建，水系亦與西湖相通，氣質上更顯開放。圖為杭州集賢亭，依託於開 闊的西湖，為清代西湖十八景之一。攝影/曾令洪

有著“甲天下”之謂的蘇州園林，多修建於繁華的市井之中，卻有著鮮明的文人個性。這些從屬於文人士大夫們的城市園林，是為了在城市的喧囂中重建一片自然的林泉，因此在設計和意趣上，其核心理念是要以自然山水為原型，並在景觀的命名中寄寓主人的志趣和品格。

▲ 蘇州從來是文人氣息與商貿傳統結合的混合體。市肆何其喧囂，一轉身進入一室之內，木石林泉、花鳥魚蟲， 侷促中也能構建一片精神天地。攝影/孫以樑

極為典型的是蘇州園林中的集大成者——拙政園。“拙政”二字，取自西晉潘岳《閒居賦》中的“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為政也”，其中委婉表達的就是追求閒適、無心官場的人生願景。

園內著名的“與誰同坐軒”，也是引用了蘇軾“與誰同坐”的詞句，“明月，清風，我”——這是古典文人們心照不宣的共同答案。遑論庸俗的官場、嘈雜的市肆，就是人間的山水，似乎也是沒有資格與清風明月同坐的。

▲ 拙政園秋景。攝影/方托馬斯

將個人志趣以極為含蓄隱晦、卻又在文人群體中能夠獲得共通共鳴的方式予以表達，是蘇州園林藝術中的重要特點。這種充滿雅緻、詩情與小小高傲的“曲筆”，無疑是內向收斂於文人群體之中的。

哪怕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也只是侷限於一小撮精英群體的高雅趣味。無怪乎園林大家陳從周評價蘇州園林為“文人園”，它的精緻營造，它的命名出典，都極富有書卷氣息。

▲ 霧濛濛的拙政園。攝影/方托馬斯

相比之下，杭州的園林意趣則大相徑庭。歷史上，杭州的園林傳統也曾盛極一時，南宋時“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便足可見杭州造園之盛。建築學家漢寶德認為，南宋時期的園林是江南園林的直接源頭，陳從周則在《說園》中指出，南宋疊山匠人的出現，是造園職業化的開端——作為南宋都城的杭州，當然理應在中國的園林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童寯在《江南園林志》中提到：“南宋以來，園林之盛，首推四州，即湖、杭、蘇、揚也。”不僅如此，更添一筆“而以湖州、杭州為尤”，可見杭州的園林之風甚至蓋過今日以園林見長的蘇、揚二州。

然而歷經元朝至太平天國的多次戰亂，無論當時的皇家園林還是私家園林，杭州並沒能像蘇州那樣保存下豐富的標本，以至於逐漸被人遺忘了悠久光輝的園林傳統，到了民國年間，已是“未能免俗，而無一鉅製”，“遠遜於蘇矣”。

▲ 杭州郭莊雪景。攝影/老陽

“園林”在杭州一地的語義因此發生了漂移，從皇家、私家園林向如今普遍認知的公共園林過渡。與缺乏自然山水、以水鄉平原為主的蘇州相比，杭州擁有非常豐富的湖山資源，現存的郭莊、劉莊在遠離城市的湖岸上營建，皆從開放的西湖借景，其水系亦與西湖相通，“私園”與“公園”的界限並不截然，這與深處市井的蘇式園林大異其趣。

另一脈絡有更鮮明的“開放性”。杭州對東亞園林傳統更直觀的一大貢獻轉而體現在西湖的空間格局上。這片開放的湖山也是一片充滿包容精神和創造力的山水園林，相較蘇式園林，西湖的影響更多地進入了公共場域：南宋時期成形的“西湖十景”，最終引領了中國各地的“十景”熱潮，成為題名景觀的經典代表；而一湖兩堤三島的格局，則成為東亞地區眾多大型園林的建設藍本，圓明園、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中皆有鮮明的西湖印記，乃至遠涉東洋，深刻影響了日本的造園藝術。

蘇州市井之內封閉的私家園林與杭州城牆外開放的山水園林，存在著巨大的環境與空間差異，亦擁有截然不同的兩種園林精神。但有趣的是，它們殊途同歸，在兩個不同的維度上，成為儒家社會環境中指導文人審美的兩條索引，成為東亞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學模型和藝術靈感的源泉。

古城與新城，“天堂”的再定義

“園林”與“西湖”，是今人理解蘇杭的兩大關鍵詞。兩座古城給人以不同的城市觀感，很大程度上也源於園林和西湖在空間屬性上的差異。蘇杭不約而同將園林與西湖當作各自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並圍繞於此來安排城市發展的走向——這種差異被近現代的城市規劃放大，引領兩座城市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 煙雨江南，拍攝於蘇州千燈古鎮。攝影/王品良

蘇州無疑是中國古城保護最成功的範例之一。太平天國時期的蘇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大部分私家園林被荒廢。然而太平天國無意中見證了江南乃至中國城市體系中一次里程碑式的更替，率先完成近代化的上海取代了傳統工商業城市蘇州，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明星城市。

“近水樓臺先得月”的蘇州更方便地接收了上海資本，那些根植於蘇州的地方望族也更有實力和動機去恢復蘇州的園林——這是清代同治年間以後蘇州園林復興的重要背景：太平天國摧毀了原生的園林語境，但新的語境在上海的崛起過程中迅速完成了重建。

▲ 留園就是上海資本恢復蘇州園林的典型之一。在上海擁有大量產業的盛宣懷，從父親手中繼承了留園，並且將之經營成為”吳下名園之冠“。攝影/方托馬斯

遍佈古城內的蘇州園林化身為散落城市街巷的“守護神”，清人沈朝初在感嘆“蘇州好”時，便稱讚“城裡半園亭”。明清鼎盛時期，約有270處園林密佈古城內外，構成了蘇州古城的精華部分，現代古城保護亦由此展開。

20世紀90年代以後，規劃的兩大新區都跳出了傳統的古城範圍：1990年在城西籌劃新區，1994年在城東設立新加坡工業園區。“東園西區，一體兩翼”的格局成功地保留了蘇州古城自宋代以來水陸並行的“雙棋盤”格局，將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引導到了古城的兩側。

▲ 蘇州山塘街，馬路“水陸並行，河街相臨”是蘇州城市格局最顯著的特徵。唐宋時期，這一雙棋盤格局就已基本定型，並延續至今。攝影/盧文

而在長三角的南翼，杭州的古城保護之路更為多舛。在城市近代化過程中，杭州扮演了“早熟”的先行者角色。既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西湖，民國以來的杭州主政官員，也更多地在乎西湖的保護與開發，保存古城似乎是弊大於利的。

民國年間，浙江得風氣之先，成為中國較早推行城市近代化的地區之一。辛亥首義之後成立了浙江軍政府，隨後便進入長達16年（1911—1927）的“黃金時期”。杭州不遺餘力地推行城市建設，西方的規劃思想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修建直街、營造公園，杭州繼承了西湖的開放屬性。

尤其是昔日的旗營被改造為新市場，成為杭州城建史上的重要事件，並引發出一系列連鎖反應——早在1912年，西湖沿岸的古城牆就被拆除，歷來為公眾熟知的西湖終於“入城”，成為這一時期城、湖空間的重要變革。一座封建時代的傳統工商業城市進入了急劇的近代化過程——杭州古城的逐漸消失，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確實具有進步意義。

2012年，蘇州獲批首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區”，是對蘇州古城保護的極大肯定。反觀杭州，在近現代的城市化潮流中，昔日的歷史街區幾乎消失殆盡， 曾經的小橋流水景觀也被平路直街所取代。杭州古城的消失極為令人遺憾——但我們也不能忘卻，在歷史發生的現場，這曾是人所豔羨的文明之光。

▲ 在中國，恐怕很難再找到一座蘇州這樣的城市，在完整的古城格局中，觸摸到如此多古典時代的遺蹟。攝影/馬耀明

蘇州與杭州的不同走向，不全出於歷史的偶然，在很大程度上根植於兩地本身的地理環境和核心景觀的不同屬性。“園林”與“西湖”仍是人們念及蘇杭的第一反應，也是中國人提及人間天堂時想到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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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樓學

編輯丨伊森

圖片編輯丨袁千禧

設計丨Q年

封圖攝影丨

本文及部分圖片取自《地道風物·蘇州》原文有增減、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