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活在早於蘇軾不到三百年的中唐時期，他和蘇軾一樣，作為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官場中不會隨風沉浮，也有著被貶江州司馬的經歷，也有著怕被涉入黨爭而被迫申請外任的歷史。
相同的經歷使蘇軾自己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多次在詩中自比於白居易。白居易生於公元 772 年（唐代宗大曆七年）鄭州新鄭縣，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明經出身，《唐書傳》上稱白居易的家世謂“世敦儒業”。這種階層的特點是靠著知識、靠著科舉制度去獲得功名富貴。他們既與勞動人民有相當的距離；同時與世襲的大官僚、大貴族也有著矛盾。這種家庭深厚的詩書氣氛，對於培養他成為一個很有才能的詩人，有著很大的作用。
白居易青少年時代的生活是顛沛困苦的，他的祖父和父親雖都居官，但因清廉自守都沒有掙得家業，所以在很小的時候，他就不得不以“家貧”而憂嘆了。尤其是在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等興兵作亂、互相殺戮的時期，西方吐蕃也趁中原空虛不斷入侵，他這幾年間一直因避難遊于越中。久困行旅之中，到處流浪，常常到了“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的地步。這樣身無分文的生活經歷，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是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白居易以後“中吏”、“中隱”觀念的形成及生活實踐，都受到這個時期的影響。
在封建社會中，讀書人既脫離了勞動，唯一的出路便是取得功名，白居易當然也不例外。他二十歲舉秀才，二十八歲中進士，到 815 年被貶為江州司馬，一直都很順利。之後除了幾年的在朝任主客郎中，到 58 歲基本上都是外任。58 歲以後，都是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住在洛陽。
白居易年輕時也有著致君堯舜的願望，在政治生涯上，也達到了三品的翰林學士，他積極地發揮自己的作用，正直不阿，對自己能做的事情絕對提出諷刺，最後終於因為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因越職言事兒遭貶為江州司馬。58 歲時因為當時朋黨嚴重，他不願被捲入朋黨戰爭所以決定急流勇退，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洛下。也就是在這一年，他以《中隱》為題，提出了他自己獨具個性的“中隱”思想：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白居易的“中隱”隱法，與以前文人隱逸的代表如陶淵明、王維相比，它更有著世俗性，即更符合普通人的常性，他的這種隱法，是生活在封建社會的每一個人都向往的，而且每一個人都極易達到的方便途徑。
蘇軾和白居易都是集文人、學者、官僚於一身，這種身份的相同，使蘇軾更容易學習白居易的活法。蘇軾對當時流行的儒釋道三家思想，既沒有刻意做出選擇，也沒有為了某種目的而故意隱沒其辭，表現出某種自由的傾向，所以他能把三教融於一體。
蘇軾說“儒釋不謀而同”（《南華長老題名記》），莊子對儒學“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在強調以“禮樂刑政教化”、“論道經邦”（《策略》二）的同時，又認為“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蓋公堂記》）。又在《海月辯公真贊》中說“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 “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南華長老題名記》）這些看法與白居易的“世間”、“超世間”或“出世間”的不即不離很相近。所以蘇軾與白居易在面對實際政務的處理時，如當他面對新舊黨爭而表現出來的種種看似矛盾的舉動時，就不僅是其折中人格的一種外化，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對白居易處於牛李黨爭所處態度的激化。
在退居洛陽後，白居易基本上就是在詩酒風流中度過的。他不再作諷諭詩，對政治基本上不再關心，他出遊、訪友、宴飲、聽歌賞舞、吟詩彈琴，只要是能讓自己開心的事，他都身浸其中。“我心與世兩相忘，時事雖聞如不聞。”（《詔下》）採取了一種玩世不恭的姿態，放縱於世俗享樂，沉浸於種種迷狂的宗教活動。
白居易的這種隨遇而安、知足逍遙的閒適生活思想深深影響了蘇軾。蘇軾的號為“東坡居士”，即取自白居易擔任忠州刺史時所作的《東坡種花》、《步東坡》、《別東坡花樹》等詩。蘇軾在貶謫黃州、惠州、儋州後，每一次當然都有痛苦，但是痛苦之後的以大自然為樂、種花、郊遊、訪友、作詩，學佛、進行道家的煉丹活動等等活動也與白居易一樣，他有意地向白居易學習，使自己被貶的痛苦像白居易一樣，漸漸地轉化為適意。他和白居易都做和陶詩，都有著很多思鄉的作品，除了在詩中大量用白居易的原話或化用其意外，在作詞時有時也用了白居易的詩句卻渾然不覺。
如吳開《優古堂詩話》中“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條雲：“東坡作《定風波序》雲：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雲：‘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餘嘗以此語本出自於樂天，東坡偶忘之耶！”
周紫芝《竹坡詩話》：“白樂天長恨歌雲：“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雲：“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金手，不能為此也。”
可見蘇軾對於白居易詩的熟悉已經到了用了而不知道用了的地步，而對於白居易詩中一些較俗的語句，蘇軾還“點鐵成金”而使原句“別有一種風味”。
當然，不像白居易的晚年都是在歌酒風流中安度的，蘇軾的晚年比較曲折。當他無法在政治生涯中激流勇退的時候，他選擇了在心靈上的激流勇退。他對人生的體認，已經不是僅僅限於對自身，而是對整個社會、世界和宇宙的理性思索。這是性格、經歷和社會帶給他的不同於白居易的一面。白居易是俗世中的一個最容易模仿的一個俗人，蘇軾在其俗的一面之外，充分地創造了不俗的一面，這與宋代士人多有的理性也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