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為何都不惜以戰爭解決高句麗？

本文摘自《此史有關風與月》（張明揚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讀史系授權使用

如果說東亞有個“火藥桶”的話，那肯定就是朝鮮半島了。

在中國歷史上，至少有三個王朝的滅亡和朝鮮有直接聯繫。如果不是隋煬帝楊廣三徵高句麗，隋朝的統治很可能還能延續幾十到上百年；如果不是萬曆皇帝拼到財政破產去“抗日援朝”，明朝或許也不會那麼容易就會讓努爾哈赤家族摘了桃子；如果大清國沒有在甲午戰爭中敗北，光鮮亮麗的洋務運動或許還能糊弄世界幾十年。當然，還有抗美援朝，這次是挽救了“中華民國”。

然而，在這其中最讓人想不通的，卻還是隋煬帝為什麼要矢志不渝地去打高句麗，甚至打到國破家亡也不改初衷。對於後世來說，隋煬帝此舉往往被解讀為非理性的瘋狂行為，再或者無非就是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反正就是連“保家衛國”此等水平的解釋都不給一個。

就中國歷史來看，將如此一場大規模戰爭的發動歸因於某個昏君的“瘋狂”，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其實，要戳破這種觀點非常容易，即使隋煬帝是昏君，那隋文帝楊堅和唐太宗李世民總不是了吧，但是，這兩個“聖君”級的皇帝也都打過高句麗，並且，也都沒有打贏。

那麼，事情就很明顯了，一個橫跨兩朝，四代帝王（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都不惜以戰爭解決的“高句麗問題”，就一定不能簡單粗暴地用“瘋狂”來解釋了。

但是，說實話，我雖然很早就知道上述說法不對，但一直也沒想到其他有說服力的解釋，直到我看到了韓昇先生的《東亞世界形成史論》一書。初看起來，韓昇先生的解釋也跟隋煬帝一樣瘋狂，他將三徵高句麗視為大隋王朝重建“世界體系”的關鍵一步。

通俗的說就是，高句麗不服從以隋朝為主導的國際秩序，試圖和隋爭奪東北亞的主導權。在當時搞定突厥的情況下，大隋在東亞的唯一敵人就是亦敵亦臣的高句麗。如果隋煬帝不打服高句麗，那麼隋就無法成為東亞世界的合法領袖，而這，正是中國任何一個統一王朝所無法推卸的“天下秩序”。

換句話說，要理解隋煬帝的三徵高句麗，必須從“國際視野”和“國際戰略”的角度來審視。我非常明白，我們很不習慣用“國際視野”來看待中國的王朝時代，但是，如果僅就“中國看中國”，隋煬帝的行為可能真的就是不可理喻了。

打個未必恰當的比方，在美國建立以自己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過程中，那些不服從這種國際秩序的國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鮮利比亞就被視為“流氓國家”，而美國去搞定這些“流氓國家”的過程也正是一種維持“國際秩序”的努力。如果你能理解美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沒有任何理由去罵三徵高句麗的隋煬帝是瘋子。

其實，韓昇先生的這種觀點也算不上特別標新立異，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中也有類似的看法。方俞先生在《爭霸東北亞》中，單單書名就已經透露了其實他們都是一夥的。

但是，為了讓韓昇先生的這種充滿現代感的解釋顯得不那麼無厘頭，我還是必須儘量簡單地介紹一下高句麗與隋煬帝面對的“國際形勢”。

“高句麗問題”可能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奇特的一個爭議。直到高句麗已滅亡近1400多年的今天，中國和朝韓雙方的學界還在進行著“高句麗屬於誰”的爭論。

中方的標準立場是：高句麗是存在於在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北部的一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之間相隔了幾百年的“高麗”沒有直接聯繫。或者說，高句麗的歷史應當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主要證據是——高句麗的統治中心和主要領土均在中國東北；

而朝韓學界的標準觀點是，高句麗是大韓民族的先民，高句麗的歷史是朝韓歷史的一部分，主要證據是——高麗王朝就是高句麗的繼承者。

這場“自古以來”的政治口水仗已遠遠超越了歷史範疇。儘管我出於狹隘的民族意識，堅定地與黨和政府站在一起，但或許乾脆置之不理才是最好的態度。我們只需要知道兩點：

第一，無論高句麗“屬於誰”，它從公元前37年（王昭君那個時代）建國開始，的確在名義上長期臣屬於中原王朝，但另一方面，卻又桀驁不馴，對中原王朝若即若離，或者說，完全沒有一個做臣子的樣子；

第二，高句麗的確曾經佔據了東北的一大片領土，大有和中原王朝爭奪東北亞霸主的雄心。即使你將它定義為一個地方政權，那也是一個至少試圖和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方政權。

事實上，在漢武帝時代，朝鮮北部確曾是大漢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漢政府在此還建立了四個郡，“南朝鮮”才是“朝鮮人”的地盤。高句麗崛起之初，還曾受到漢朝鮮四郡之一的“玄菟郡”的直接管理，鑑於曾有一個“高句麗縣”的建制，你完全可以將一開始高句麗的王看成漢朝的一個縣長。

但隨著中原王朝在數百年之間的幾次大亂，高句麗逐漸乘著中原王朝的無暇東顧漸而崛起，不斷蠶食“朝鮮四郡”。到了西晉滅亡前夕的313年，更是徹底吞併了“朝鮮四郡”的所有領土。對此，《爭霸東北亞》一書中做出了相當震撼的結論，“標誌著中原漢族勢力正式撤出朝鮮半島，漢人對（朝鮮）半島長達數個世紀主導地位的結束”。

可以說，從東晉到南北朝時代，遼東乃至東北亞的主人已不是中原王朝，而是高句麗。

這就是大隋王朝建立時所不得不面對的國際形勢。最讓隋政權無法容忍的是，高句麗還深諳“遠交近攻”之策，實現南北兩面外交，長期向南朝稱臣，利用南朝牽制北朝（隋），甚至還曾和南朝結成戰略攻守同盟，一度還參與了南北朝的“內戰”。用當代的政治語言來說就是，“周邊勢力”妄圖妨礙中原王朝的祖國統一大業。無論在哪個朝代，這顯然都是大忌。

高句麗大外交最輝煌一頁是，它竟然還穿針引線，華麗地組成了“高句麗、陳、突厥”三方大同盟，完全是一副“反隋大合唱”的派頭。高句麗很清楚，它賴以崛起以及稱霸東北亞的基礎條件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一旦中原王朝統一，就是到收拾它的時候了。

果然，當隋文帝北平突厥，南滅陳朝之後，兵鋒開始直指隋在東亞大陸上的最大敵人——高句麗。此時的東北亞“國際形勢”仍是錯綜複雜：在東北，契丹和靺鞨（女真人的前身）已經臣服於隋朝，高句麗的結盟政策已基本破產；而在朝鮮半島南部其實還有兩個高句麗一直想吞併的國家，百濟和新羅，為了與高句麗抗衡，也在小範圍內搞起了“遠交近攻”，成為了隋朝的盟友。

公元598年（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隋文帝調集了三十萬大軍進攻高句麗。隋文帝多少是看不起高句麗的，他之前在給高句麗國王的詔書中曾說：“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事實上，如果高句麗如此不堪一擊的話，也就沒有後來那麼多故事了，在此次大戰中，隋的三十萬大軍幾近全軍覆沒。可以說，自隋王朝立國以來，幾乎是戰無不勝，此次戰敗是隋朝的第一次戰略挫折。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高句麗也是元氣大傷，國王高元在戰後上表自稱“遼東糞土高元”，也算是給了隋王朝一個臺階下。

隋文帝未完成的歷史使命接下來就交給了隋煬帝。放在一長段的歷史視野來看，隋煬帝面對的是：如何結束高句麗自西晉滅亡之後，連續數百年稱霸東北亞的歷史性任務。只有打服高句麗，將其納入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才能正式宣佈，隋王朝終於成功重建了漢帝國時代的國際秩序。正如韓昇先生所說，“令高句麗臣服以建立新的國際體系，成為要建構世界帝國的隋朝不可迴避的選擇”，因此，征伐高句麗不能視為隋煬帝的好大喜功。

一個有趣的歷史細節是，無論是隋文帝和隋煬帝在出兵高句麗的詔書中都基本不提及領土問題，而是聚焦於高句麗的“不臣”。正如詔書中所說“高麗高元，虧損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中也認為：高句麗的無禮與不臣，在隋朝的國力達到足以有所作為的時候，是無法容忍的，所以詔書中也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當然，這並不代表隋煬帝對於領土的歷史問題不關心。高句麗立國數百年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蠶食中原王朝東北領土的歷史，收回領土也是宣誓國際秩序主導權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從隋煬帝的表態至少可以看出，如果高句麗願意在稱臣等國際秩序的問題上配合隋朝，隋在領土的問題上是可以有商量的。更重要的是，隋煬帝完全沒有消滅高句麗的意思。事實上，這也正是今後中原王朝處理與周邊藩國關係上的重要原則：只要乖乖稱臣，無論在領土問題上，還是經濟貿易問題上，都可以做出讓步。

略顯誇張的是，韓昇先生認為，隋煬帝在處理高句麗問題上“表現出成熟與高超的外交手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徵高句麗之前，隋煬帝在“國際”上已基本孤立了高句麗，在“天子伐諸侯”的出兵形式上，不僅符合儒家的“威服四夷”歷史觀，且佔據了國際道義的制高點。

那麼，隋煬帝三徵高句麗的問題究竟出在哪？我試著總結了幾條。第一，隋煬帝在大業八年正月（612年）第一次出兵時，竟然動用了前無古人的113萬大軍，這樣規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後勤負擔之外，在軍事上可謂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縱觀中國歷史，舉凡如此大規模的出兵，往往是慘敗而歸，最著名的殷鑑就是苻堅徵東晉時號稱投鞭斷流的97萬大軍。

第二，隋煬帝進攻高句麗打的更是一場“政治仗”，這在第一次出征尤其明顯。隋煬帝在各大軍隊中都設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麗請降，隋軍就得停止進攻，而這恰恰被高句麗軍隊所利用，在情勢不利時候多次以詐降獲得喘息時機。

不過，對於這兩點軍事常識，曾經擔任過平陳主帥的隋煬帝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釋是，無論是出兵規模，還是“受降使者”，都說明了隋煬帝征伐高句麗意在不戰而勝，試圖通過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勢壓服高句麗，這一訴求甚至壓倒了在軍事擊敗高句麗。而對此，也恰恰應和了以上隋煬帝意在重建國際秩序，而不是獲得領土的出兵動機。

第三，對於高句麗這樣一個立國數百年的大國，試圖速戰速決在戰略上是非常困難的。以後來唐朝消滅高句麗的歷史後見之明來看，通過持久戰逐步削弱高句麗國力，最後抓住高句麗內亂的時機一舉大規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煬帝的出兵時機更有問題。即使隋煬帝是在做一件無比正確的事，他也是在“錯誤的時機做了一件正確的事”。道理很簡單，隋煬帝之前動用國力過猛，又是修大運河，又是修糧倉，又是四處巡遊，在出徵高句麗之前理應與民休息幾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後，隋煬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這個問題。

最後，攘外必先安內。隋煬帝第三次出兵高句麗之前，國內已是烽煙四起。用《說唐》的誇張形容說就是：“十八處反王，六十四路煙塵。”在此情況下，隋煬帝居然還強行出兵，直接導致了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麗在隋煬帝的自我認知中幾乎排到了壓倒一切的位置。

很可惜，隋煬帝輸掉了這場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於，他還毀掉了一個致力於重整國際秩序的大帝國。然而，高句麗在這幾場大戰中也元氣大傷，對此，《爭霸東北亞》一書卻也給了隋煬帝一個相當悲情的歷史評價：中國是用一個朝代滅亡的代價，讓高句麗失去了成為東北亞霸主的最好機會。

就這樣，徹底解決高句麗問題，重整國際秩序的歷史使命只能留給下一個王朝來解決。

前幾年韓國拍過一部據說投資創紀錄的歷史正劇大製作——《淵蓋蘇文》，它滿懷民族義憤地刻畫了這位高句麗時代的“抗唐英雄”。這部歷史劇開篇便是金戈鐵馬驚心動魄，在第一集中唐太宗就被淵蓋蘇文射瞎了左眼。

當然，這不是真的。我猜，韓國編劇應該是看多了三國的夏侯惇故事。當然，此類歷史神話朝韓兩國人民一向是寧可信其有的，在前年一部韓國大製作《最終兵器：弓》中，清朝太子都莫名地被燒死了，唐太宗也不過才變成獨眼龍罷了。

不過，《淵蓋蘇文》所聚焦的歷史背景倒是真實的，在隋煬帝三徵高句麗（614年）的31年之後，唐太宗在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也啟動了親征高句麗之役。據說當時舉國振奮，流傳著“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的說法。

從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麗的理由和隋煬帝當年並無二致，同樣是為了重建以自己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於630年徹底滅掉了東突厥，大唐正無限接近成為整個東亞乃至中亞大陸的主導者，如隋煬帝當年面對的國際情勢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東亞的唯一對手就是亦敵亦臣的高句麗，後者是不甘於放棄自己用了數百年才爭奪到手的東北亞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說法，“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仇，雪君父之恥耳”。隋煬帝如果聽到這段話想必會非常感動，自己當年未完成的歷史使命，終於有人來接著完成了。

除了李靖之外，唐太宗堪稱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軍事統帥，他帶著十幾萬大軍的御駕親征伊始也如預期一般順利，一連攻下高句麗在遼東的幾座重鎮，還湧現了一位在後世說書評話中無比出名的名將薛仁貴（《薛仁貴徵東》）。但沒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堅城之下，唐軍連攻數月也未拿下，最後束手無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佈收兵回國。

事實上，正是唐太宗在安市城的久攻不克，才有了本文一開始《淵蓋蘇文》中的炫麗想象。從戰術上來說，唐太宗此次親征可謂是一次勝利，收復了數百年來被高句麗佔據的遼東大半失地；但從戰略上來說，這可能更接近於一次失敗，唐太宗顯然沒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戰略構想，即徹底擊敗高句麗，再將稱臣後的高句麗納入大唐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

“抗中神劇”《淵蓋蘇文》劇照

看到這裡，你不能不對高句麗的堅韌表示出一定的敬意。從隋文帝到隋煬帝，現在又是唐太宗，兩朝三代帝王使出渾身解數，竟然都無法最終解決高句麗問題，讓中原王朝的這個心腹大患不斷地“留給下一代解決”。

在對待挫折的態度上，唐太宗還是拉開了隋煬帝好幾個身位。親征受挫後，唐太宗並未失去理智地連續對高句麗發動新的全面進攻，但它也並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連續數年的向高句麗發動了中低規模的“游擊戰”，在局部騷擾中讓高句麗疲於奔命，一點點地耗盡著國力。

但無論如何，唐太宗在駕崩之前還是未看到徹底擊敗高句麗的那一天，歷史的重擔還是傳到了649年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手中。令人唏噓的是，唐太宗當年親征高句麗的其中一大理由就是不想把歷史包袱留給後人（“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但時至今日，這一切還是留給了李治——這個在歷史上素以懦弱窩囊著稱的皇帝手中。

更大的問題在於，唐高宗所面對的東亞國際形勢要比英明神武的父皇當年面對的要凶險得多。正如韓昇先生在《東亞世界形成史論》中分析的那樣：在唐太宗時代，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和新羅還都臣屬於大唐，在親征高句麗時雖未和唐軍南北夾攻，但至少也算髮揮了牽制高句麗的功能；但在唐太宗征服高句麗未果之後，百濟對大唐的軍事實力產生了懷疑，開始逐步滑向高句麗一方，最後更是和高句麗結了盟。

也就是說，對於唐高宗而言，此時東北亞的國際形勢已從“三打一”轉換為“唐和新羅一方，對峙高句麗和百濟”的雙打模式。

從公元655年開始，百濟和高句麗聯軍開始向新羅用兵。其戰略也非常明白，趁著唐的鞭長莫及，先解決掉唐在半島南部的盟友。對此，唐高宗顯然無法坐視不理，新羅一旦完蛋，不僅安插在半島的一個釘子沒了，而且高句麗今後將再無後顧之憂地與唐爭奪遼東，爭奪東北亞霸權。

在徹底解決掉西突厥之後，660年，唐高宗開始大舉援助正岌岌可危的新羅。讓高句麗百濟一方沒有想到的是，唐軍這次放棄了從遼東正面戰場進攻高句麗的傳統打法，而是派出了13萬水軍渡海出征，首次開闢出了南方戰線。值得一說的是，唐軍這次的遠征軍主帥是剛從西突厥戰場上載譽歸來的蘇定方。

百濟一開始還以為唐軍是想搞 “仁川登陸戰”（沒錯，和麥克阿瑟想到了一塊），而後從背後直撲高句麗，因此也沒太放在心上。但誰知道唐軍在與新羅水軍會師之後，卻首先開始對百濟都城進行了閃電戰，只用了幾個月，便滅掉了百濟，這個建國近七百年的古國還沒想明白就亡了國。

滅掉百濟的次年，唐高宗便開始從南北兩線對高句麗用兵。此時唐朝的戰略形勢，已從幾年前的惡劣狀況轉換為前所未有之好。但沒有想到的是，唐軍在北方遭到了高句麗的激烈抵抗，先勝後敗；南線更是出了意外狀況，唐軍被百濟的復國游擊隊牽制得疲於奔命，夾攻高句麗的戰略任務幾是一句空話。反而是新羅，成為了最大的贏家，一邊搶著佔百濟的地盤，一邊出工不出力地履行著唐朝盟友的責任。

讓唐高宗政府更為焦慮的是，此時，一個全新的危險敵人——日本也介入了進來。“大化革新”之後的日本和“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一樣躍躍欲試，同樣試圖在朝鮮打出局面。663年，日本出兵朝鮮，旨在援助百濟復國。所幸，在那場歷史性的“白江口海戰”中，“唐新聯軍”大敗日本與百濟復國軍，徹底粉碎了日本試圖進入朝鮮半島的第一次努力，而日本“大化革新”的強國夢在此一戰之後便煙消雲散。同時，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對外海戰，也是中日曆史上的第一次交鋒。

日軍慘敗之後，百濟的餘部也迅速潰散，朝鮮半島的南線終於穩定了下來。

徹底解決高句麗問題的時機終於來到了。公元666年，大唐的“老朋友”淵蓋蘇文去世了，之後高句麗便發生了內亂。唐高宗自然沒有放棄這次中原王朝等了幾十年的良機，用《爭霸東北亞》一書中的說法就是，啟動了“一場北線主攻，南線策應，動用近50萬兵力的多國聯合的大會戰”。為保萬全，此戰的主帥是大唐宿將李績（《隋唐演義》中的徐茂公），年輕一代則有薛仁貴。

不過，高句麗的確是百戰之邦，這場壓倒性的戰爭竟然還是打了一年多，公元668年，唐軍最終攻破了高句麗首都平壤，立國700多年（公元前37年）的高句麗就此亡國。值得強調的是，唐高宗打贏的遠遠不僅僅是一場“朝鮮戰爭”，也是一場“東北亞戰爭”，更是一場那個時代牽涉面最為廣泛的“世界大戰”。

為絕後患，唐高宗還啟動了那個時代規模最為浩大的民族千里大遷徙。在武裝押運下，唐軍將高句麗所有的王公大臣和上層階級，以及數萬戶、大約20多萬高句麗居民，全部遷往江淮一帶，當然，現在早已沒有了“高句麗族”，但現在所謂的江南美女江南才子們可能就混了不少高句麗的血。

從公元598年隋文帝時代的第一次出征，一直到668年，隋唐兩朝、四代帝王整整花了七十年的時間，終於徹底解決了這個讓中原王朝“魂牽夢縈”的高句麗問題。

此後，經過新羅與唐朝的幾番激烈博弈，基本形成了新羅佔領百濟故地、統一了大半個朝鮮半島，大唐佔領高句麗故地的戰後“瓜分格局”。正如《東亞世界形成史論》所說，唐朝默認新羅統一朝鮮的根本原因是國際戰略，新羅臣服於唐朝，不像高句麗那樣挑戰唐朝的領導地位，“雙方在國際戰略層次上達成了一致”。

在這個大唐國際秩序最終形成的歷史性時刻，務請注意，是唐高宗李治，而不是隋文帝、唐太宗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事實上，在整個大唐時代，最大的疆域就形成於唐高宗手中，更準確的說，就是唐高宗滅掉高句麗之後那年。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回到之前的一個問題，唐高宗真的是我們認為的素以懦弱窩囊著稱的皇帝麼？從武功來看，唐高宗時代絕不會亞於唐太宗時代：平滅西突厥，徹底解決突厥問題；征服高句麗；擊敗日本。如此赫赫武功，又是中國歷史上其他哪個號稱懦弱窩囊的皇帝可以完成的？

對此，孟憲實先生在《唐高宗的真相》一書中已為李治作了相當詳實的翻案。李治的“被懦弱化”更多是後世儒臣和史家的刻意為之，他們無法容忍一個“放縱”老婆成為女皇的男人成為一代名君，或者說，在傳統價值觀之下，哪怕皇帝歷史性地平定高句麗，重整了東亞世界，都還是彌補不了“放縱後宮干政”這個名教汙點。

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