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0年，王安石的新政已經開展了將近一年。在這一年的時光裡，司馬光的心裡承擔了太多的擔憂與不安，擔憂的是新政急於打破祖制和傳統，造成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多，而令他不安的是王安石的性格太過剛愎執拗，做事不容商量，一意孤行。司馬光清楚王安石是一個富有人格魅力，志向高遠的能臣，但是他這種過於激進的動作對大宋王朝的未來真的好嗎？心中懷揣著種種困惑和不安，司馬光尅是提筆寫下來他相對王安石說的話。
熙寧三年，也就是1070年，對於宋朝的歷史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因為王安石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年。對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關係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頭，在這一年裡，司馬光完成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他給王安石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在這封信中，他跟王安石在討論這個國家的未來，討論王安石的政治作風。王安石寫了一封回信《答司馬諫議書》。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這兩封信所產生的的時間背景，還有在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在1070年的時候，神宗提出來要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對於司馬光個人來說，進入樞密院那就等於進入了宋朝的中央領導集體，就不再是一個一般的官員 了，就變成了國家領導人了，但是司馬光拒絕了。老臣韓琦就派以個專門的使者，從河北的大名府趕到開封，去找另外一個老臣文彥博，給文彥博送了一封信。這封信只有一個宗旨，就是勸說司馬光要接受樞密副使的任命。韓琦在這份信中是這麼勸司馬光的，就說我知道你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覺得現在皇帝的主張，現在這個國家的政策和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所以你不願意接受它。但是你為什麼不把這個任命現接受下來，留在皇帝身邊，試圖改變皇帝，進而影響到國家的政策。當你留下來盡了最後的努力，可是這些努力都不奏效的時候，你再提出辭職行不行。
司馬光安靜地看完了韓琦的這封信，想了一會兒，抬起頭來給文彥博再施了一禮，非常嚴肅地說，自古至今不知道多少人都是he9名利誘惑帶壞了，毀了自己的名節，我是不能做這件事情的。所以我們看在這兒司馬光體現出來的是他是把他的政治理念和樞密副使的高官厚祿這兩個東西是放在完全隊裡的層面上來看的，一頭是樞密副使的高官厚祿，另外一頭就是他的理想，這就是司馬光的看法。文彥博聽到司馬光這個話之後，發出了一聲幾乎聽不見的嘆息，他知道司馬光肯定是不可能改變心意了。在給韓琦的回信中，文彥博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太平治跡統類》）“君實”是司馬光的字，他說司馬光做事為人的風格，現在的人都趕不上，我們只能去古人中找這樣的人。意思就是說司馬光這個人太過書生氣了，始終不肯妥協。司馬光是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政治家如此，就未免太過執拗了，司馬光顯然缺少妥協的智慧，所以司馬光有一個外號叫做司馬牛，就說他很執拗。
司馬光不肯妥協，那麼王安石是否又能夠妥協呢？王安石也有一個外號，叫做“拗相公”。這兩個人性格是非常之像，他們的相似度要遠遠地高於他們的不同之處，就人格，人品，性格而言，這兩個人簡直就是孿生兄弟。在當時閤門司的官員看的最清楚，閤門司就是皇帝的禮賓官，誰要見皇帝都必須經過閤門司來排班，所以他們親眼看見每一個人是怎麼進去的。只要司馬光在殿外候著等著進諫的時候，王安石一定會及時出現。而王安石出現的時候，皇帝是一定會先見王安石，再見司馬光的。接下來當司馬光進去的時候，司馬光就會非常驚訝地發現在他對面寶座上坐著的那個人好像就是王安石本人。幾乎只要司馬光在，就能夠看到這一幕。
對待司馬光，王安石一直是穿著鎧甲的，全副武裝，一絲一毫也不肯放鬆。王安石太知道司馬光的價值了，他也太知道這個人跟自己相得太不一樣了。神宗很想提拔司馬光做兩府大臣，他曾經私底下和王安石討論過這個事情，王安石是這樣子回答神宗的，說像王安石這樣的人所有那些變法的反對派，那些和我們意見不一致的人，他們都依靠司馬光，把司馬光當做一個核心，我們不應該給自己樹立這樣的麻煩。這其實也就是王安石用人的原則，他把是否支持他自己的想法當做一條紅線。就在司馬光堅辭樞密副使的時候，有一個前任的諫官傅堯俞回朝了，這個人是非常敢說話的，曾經和司馬光在諫院一塊工作過，和王安石也是老朋友。傅堯俞回來，王安石接見他的時候就和他說，我希望你能夠再回到諫院來工作。王安石試探傅堯俞對於新法的看法，傅堯俞就說了我平生從不欺瞞任何人，如果我們做了諫官的話我一定會說真話，我一定會批評新法。這樣子傅堯俞也就沒有做成諫官。
司馬光對於王安石的這種作風意見是非常之大的，他覺得這個東西對於宋朝的政治風氣是有著非常強大的破壞力的，這個破壞力可能要遠超那些具體的變法措施的破壞力。司馬光把自己關在書房裡，一關就關了半天，一直到晚上吃飯都沒有出來，一直在忙著寫一封有三千字的長信《與王介甫書》。從司馬光給王安石寫第一封信開始，一共是寫了三封信。王安石至少應該是回了兩封信，加起來他們兩個人通信是五封，這五封信是瞭解司馬光和王安石關係非常重要的文獻。但是我們通常知道最多的就是王安石唯一留下來的那一封《答司馬諫議書》，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封信，究竟在說什麼。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我們所瞭解的中國古代的變法人物當中我們最熟悉的一對兒。
這封三千字的《與王介甫書》司馬光所表達的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對王安石的政治作風的批評。很簡單，可以總結為兩個“太”，“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就是未來追求為了達到那個不同尋常的功勞，甚至會忽略了那些最基本的常識，這是第一個太。司馬光說王安石還有一個“太”，“自信太厚”，就是拒絕任何批評意見，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認為自己的見識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王安石就是這樣對待別人的意見。
其實類似的批評在十三年前就曾經過，十三年前我，王安石的好朋友劉敞和司馬光的哥哥司馬旦就曾經對王安石有過類似的評價。十三年前那個時候，王安石是常州的知州，司馬光的哥哥司馬旦是常州屬下宜興縣的知縣，一個年紀很輕的知州領導著一個年紀很長的知縣。這裡面當然有個人的因素在裡邊。王安石決定在當地修一條運河，於是就把屬下的這些縣的知縣都召來跟他們商量，司馬旦就提出來一個問題，就是工程量太大，而且工期太急了，這樣就會給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困擾，所以我們不如就把這個工程分散到各年，這樣容易成功。但是王安石還是按照自己的原計劃開工了，但是王安石的運氣很不好，這一年秋天的時候趕上了下大雨，工地就沒法幹活，正常的做法是解散讓他們回家，但是王安石不肯，他還想著這個工程按時完工。最終就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
王安石在常州知州這個位置上乾的時間很短，十個月之後他就被調走了，這個工程最後就變成了一個爛尾工程。這個工程王安石自己也是很痛心的，但是他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全部是向外歸因的，包括上級不夠支持他，下級包括知縣司馬旦不夠配合他，還有就是老天爺也不給力。這就是王安石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所以他覺得做事情就應當一個人說了算，決定了之後就應當堅持到底，這就是王安石從這個爛尾工程當中總結出來的教訓。但是別人不這麼看，晚安是的好朋友劉敞知道這個事情就給王安石寫信，在信中，劉敞說了一句話“初不能為無意也”就是起初的時候不能夠做到無意，就是無心。這個指責王安石是很在乎的，感到非常的委屈，於是就給劉敞回信說你怎麼能說我這呢？而且你是一個那麼有影響力的人物，這個話說的太重了。劉敞批評王安石的就是你心太急了，太想立功了。
這個時候王安石只是一個知州，做的事情做錯了影響不過是一州之地。可是現在王安石不同，他現在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參知政事，在主持一國執政，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如果仍然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那麼他將給這個國家造成怎麼樣的影響，而且會大大加劇這種已經存在的這種官場急功近利病，會加劇老百姓的負擔。
接著講王安石接到司馬光的信之後，王安石有一個答書。王安石的答書比司馬光的信更加的出名，就是《答司馬諫議書》。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暗示很汪洋恣肆，非常有力量的政論文章。文章裡頭有四個“不為”，是王安石反駁司馬光的話，王安石把司馬光對他的批評總結為四點，侵官，侵奪官僚機構的權力，生事，就是做新的之前沒有人做過的事情，還有就是徵利，就是剝削民間，還有就是拒諫，聽不進去反對意見。然後王安石就在這篇文章裡頭予以了非常鏗鏘有力的反駁“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徵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
事實上王安石這四個“不為”在邏輯上是有很大的問題的，其實最危險的存在於第一個“不為”。司馬光批評他侵官，而王安石說我是接受了皇帝的命令搞這一套的，所以這個不叫侵官。可是我們提到皇帝制度的時候其實是有兩重皇帝的，一個是具體的人，還有一個就是象徵性的皇帝，那個寶座所代表的國家的長遠利益，代表著江山社稷的長遠利益。那個象徵性的皇帝其實是包括了古聖先王以及本朝的列祖列宗的好的做法的。象徵性的皇帝和具體的皇帝不可能永遠做到一致，而那個象徵性的皇帝才是個正確的皇帝，就是通常臣下們拿來約束坐在位子上的按個具體的皇帝的僅有不多的武器之一。具體的皇帝必須要受到列祖列宗的說法做法的約束，必須要受到儒家經典的約束。而王安石在這裡卻把那個具體的皇帝捧到了至高無上的位子，他在用神宗皇帝個人打壓在蔑視列祖列宗，藉此來應對對手對自己的批評和指責。但是問題就在於，當他把具體的皇帝個人從祖宗之法，從按個正確的皇帝的“籠子”裡邊放出來之後，後來的人還拿什麼來約束具體的皇帝呢？王安石正在幫助皇帝樹立起獨斷專行的權威，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苗頭，所昭示的危險將在未來的宋朝政治中慢慢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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