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毛克疾】
2019年4月21日，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及附近地區連續發生8起爆炸事件，涉及至少3座教堂及3家酒店和一個住宅區，造成包括2名中國公民在內的至少290人死亡，超過500人受傷。由於傷者眾多，遇難人數還可能進一步上升。
死亡人數眾多、國際影響巨大，這場恐怖襲擊被視作斯里蘭卡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但是，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次恐怖襲擊與斯里蘭卡以往的恐襲事件有著本質的不同，意味著一種國際恐怖活動可能正在成為新的範式。
爆炸瞬間
四戰之地與亂鬥之國
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追蹤南亞時政的觀察人士，對這次恐怖襲擊的第一反應都是奇怪：針對教堂的暴力活動為什麼會波及國際酒店？為什麼要用自殺襲擊，而不是南亞地區更常見的騷亂和私刑？從目前披露的情況看，這次恐怖襲擊事件完全可以說是一場“非斯里蘭卡特色”的恐怖襲擊，與該國以往常見的宗教-民族衝突從性質、方式到影響、後果都有巨大的不同。
斯里蘭卡的宗教-民族結構呈現“一大三小”的特點。根據2012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在斯里蘭卡2000多萬的總人口中，主要分佈在中南部、信仰佛教的僧伽羅人佔70.1%左右，是斯里蘭卡的主導民族；主要分佈在北部、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佔12.6%左右；主要分佈在東部、信仰伊斯蘭教的斯里蘭卡“摩爾人”和馬來人，佔9.7%。此外，斯里蘭卡還有占人口比例達7.6%的基督徒群體，他們集中分佈在斯里蘭卡西北部，大部分是被葡萄牙、荷蘭、英國傳教轉化的本地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
斯里蘭卡各宗教地理分佈（圖/維基百科）
在一個面積不大、人口稠密的小島上，分佈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四大宗教社區，再加上歷代歐洲殖民者尤其是英國當局“分而治之”的政策扭曲，使斯里蘭卡成為宗教-民族衝突的亂鬥之地。
雖然斯里蘭卡是亞洲歷史最悠久的民主政體之一，但在主體民族僧伽羅人中盛行的佛教-僧伽羅沙文主義裹挾下，“國族國教思想”和社群排除政策卻在斯里蘭卡長期存在，成為佛教徒-印度教徒矛盾，佛教徒-穆斯林矛盾和佛教徒-基督徒矛盾的根源。
一場非典型暴恐襲擊
歷史上，佛教徒僧伽羅人和印度教徒泰米爾人之間的矛盾一直是斯里蘭卡具有壓倒性的主要矛盾，由此引發的斯里蘭卡內戰以烈度高、時間長而聞名於世，以至於很多人聽聞爆炸襲擊新聞時第一反應就是“泰米爾猛虎組織”死灰復燃。
泰米爾猛虎組織最高首領普拉巴卡蘭（資料圖）
當年英國殖民當局為了推行“分而治之”策略，向斯里蘭卡引進了一大批印度泰米爾人，並給予入學、招工、公務員崗位等特殊優待。在斯里蘭卡獨立以後，這些英國人用來壓制本土僧伽羅人的“幫凶”就成了僧伽羅民族主義者打擊的重點對象。
例如，斯里蘭卡1948年通過的《錫蘭公民權法案》就在事實上排除了其境內的印度泰米爾人獲得斯里蘭卡公民權的可能性；再如其1965年通過的《僧伽羅語法案》限定僧伽羅語為斯里蘭卡唯一的官方語言，限制了泰米爾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影響力。民族排除政策造成了斯里蘭卡境內泰米爾人的高度不滿，1983年以後斯里蘭卡陷入了長達25年的激烈內戰，直到2009年政府軍徹底擊敗泰米爾猛虎組織才告一段落。
雖然泰米爾極端分子也曾襲擊旅遊酒店以博取國際影響力，但泰米爾人和基督徒同受僧伽羅沙文主義壓迫，專門挑選宗教節日襲擊教堂顯然很難解釋得通。
比起與泰米爾人的矛盾，佛教徒與基督徒的矛盾烈度要低得多。
斯里蘭卡基督徒絕大多數是歐洲殖民者轉化的本地土著居民，其中由葡萄牙傳教士轉化的天主教徒佔85%，由荷蘭、英國傳教士轉化的新教徒佔15%。
英國在統治斯里蘭卡期間也曾試圖構建一個說英語、信仰基督教的本地中間階層，因此在很多佛教-僧伽羅民族主義看來，斯里蘭卡基督徒是本民族的叛徒，是殖民者的幫凶，是消滅斯里蘭卡傳統文化的前鋒。時至今日，斯里蘭卡各地的教堂仍經常被僧伽羅民族主義者騷擾、圍攻、甚至焚燬。
例如，根據本地英文報紙報道，進入2019年以來斯里蘭卡各地的教堂已經連續在11個週日遭到暴民騷擾和襲擊。無獨有偶，4月21日的暴恐襲擊也發生在週日，且正值基督教眾慶祝的復活節，這不得不讓人懷疑爆炸襲擊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僧伽羅沙文主義者。
但是，如果襲擊者是僧伽羅民族主義者，就很難解釋為什麼他們會在襲擊教堂的同時，選擇國際酒店作為目標，這顯然不符合僧伽羅民族主義者追求的社會影響力。
此外，佛教徒僧伽羅人與穆斯林的矛盾，這組矛盾近年來陡然興起，值得特別關注。
歷史上，斯里蘭卡的穆斯林被認為是阿拉伯商人和移民的後代，因此被稱為“摩爾人”，儘管他們大多操泰米爾語，但是在斯里蘭卡獨立以後，穆斯林組織卻大多選擇和主流僧伽羅政黨合作。總體而言，佛教徒與穆斯林關係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較為融洽，直到最近幾年才爆發大規模衝突。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較為複雜微妙：
一是斯里蘭卡穆斯林群體近年來和中東海灣國家往來頻繁，斯里蘭卡各地新建了許多清真寺，並加強了傳教活動，這引起奉行“國族國教思想”的僧伽羅群體的高度警惕；
二是在基督徒、印度教徒佔斯里蘭卡總人口比例持續下滑的背景下，斯里蘭卡穆斯林人口逆勢增長，這同樣引發了佔優勢地位的僧伽羅群體的警惕；
三是在僧伽羅佛教徒和泰米爾印度教徒矛盾緩和以後，僧伽羅群體仍處於動員狀態，因此他們將目標對準說泰米爾語的穆斯林群體上。
在這些因素的誘導下，2017年以來，斯里蘭卡國內爆發過多起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大規模衝突，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2月爆發的安帕拉暴亂 (Ampara Riots)，為此斯里蘭卡政府還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安帕拉暴亂（資料圖）
然而，如果是本地穆斯林暴亂分子的報復性行動，那對象理應是僧伽羅佛教徒集中的寺院或者具有歷史宗教重要性的佛教古蹟，選擇教堂和酒店作為襲擊目標並不合理。
真凶羅生門
從目前披露的涉案人員信息看，斯里蘭卡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很可能與本國宗教民族衝突關係並不顯著。既然不是泰米爾極端分子，不是僧伽羅沙文主義者，也不是本地穆斯林暴亂分子，這場恐怖襲擊的真凶究竟是誰？
雖然關於這起恐怖襲擊的諸多細節還未披露，但從自殺式襲擊的作案手法、教堂與酒店的目標選擇，和製造國際影響力的行動目的就能看出，這起襲擊與國際恐怖組織可能密切相關。也許，策劃、實施恐怖襲擊的確實是斯里蘭卡人，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也更接近國際恐怖主義組織，而不是本地穆斯林社區。
既然始作俑者大概率是國際恐怖組織，那為什麼偏偏選擇的是斯里蘭卡？一方面選擇斯里蘭卡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可以說是斯里蘭卡“運氣”不好；但是另一方面偶然中也蘊含著“必然”：
一是斯里蘭卡國力較弱，由於長年內戰、國內暴力事件頻發，在安保、安檢和治安層面存在大量漏洞和隱患，這為國際恐怖分子在斯里蘭卡境內實施行動提供了便利，而相比之下想在美、中、歐、俄、甚至印度等大國策劃、實施相同規模的恐怖襲擊都要困難得多。
二是斯里蘭卡國內存在“深受委屈的”穆斯林群體，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國際恐怖組織的行動與本地穆斯林社群可能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卻可以和本地社區政治議程發生共振，“伸張”本地社群的“冤情”，並把本地的民族-宗教衝突變成“全球聖戰”的一部分，而本地“冤情”也正是滋養國際恐怖分子的土壤。例如，一方面本地穆斯林“憤青”參加“伊斯蘭國”等國際聖戰運動；另一方面，他們又在伊斯蘭國崩潰以後又流散回國在本地實施恐怖襲擊。
三是斯里蘭卡近年來總體社會環境較為安定，旅遊業發展較快，這為國際恐怖分子實施襲擊獲得較大的國際影響創造條件。相同規模的恐怖襲擊，如果發生在越穩定越繁榮的國家，就能引發越大越激烈的國際輿論影響，但如果發生在比利亞、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國，可能根本不足以引起波瀾，因為輿論早已習以為常。
安保能力弱，本地有“冤情”，再加上近年來經濟發展良好，可能正是這三個條件構成了一場“‘完美’風暴”，使得斯里蘭卡不幸成為國際恐怖主義選擇的實施對象。以這一標準來衡量，泰國、菲律賓、尼泊爾、坦桑尼亞、肯尼亞、尼日利亞這類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的國家，恐怕要提高警惕，盡力降低恐襲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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