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讀水滸，最愛看各位好漢大快朵頤的情節，只見一個好漢走入一個山野小店，招呼小二，“有甚好吃的一併上來”，不多時小二便把一大盤兩三斤牛肉、一瓶酒、幾個粗瓷大碗和一雙碗筷在油乎乎的桌子上鋪開來，好漢便可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無拘無束，暢快淋漓。每讀至此，我便好似聞到了這熟牛肉的香味似的，口齒不由地生津，眼前浮現的是一個有裂口的粗瓷盤子，鋪了四五層黑中嵌著深紅，隱約有幾根黃筋的滷牛肉，濃郁的滷料香味包裹著牛肉特有的原味，有勁，紮實！這樣的牛肉，在嘴巴里咀嚼的時候，整個口腔都應該充滿了滿滿的幸福感，回味無窮。那時候，真的是難得吃一回肉，更不用說“筋頭巴腦”的牛肉，於是，就著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竟也能連下兩大碗飯，每念及於此，不禁啞然失笑。
當然，在這麼多吃牛肉的情節中，我最欣賞的，是武松在“三碗不過崗”的一頓飯，一大盤二斤熟牛肉，一罈又一罈清冽美酒，三碗就能悶倒驢的酒，硬是喝了十八碗，喝完後提上棒子就上山打了老虎，這等豪邁之情，讓人豔羨；但最讓我神往的，卻是林沖在破敗不堪的山神廟中，伴著外面呼嘯的風雪，把大衣緊緊裹在身上，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一個葫蘆，打開紙包，是幾大塊好牛肉，喝一口酒，就一口肉，身上頓時溫熱了不少，那種有家不能回、前途渺茫的絕望之感也應該暫時灰飛煙滅了吧。
不得不說，水滸關於熟牛肉的記述雖然質樸，但卻極吸引人，當然，對這些情節的質疑之聲卻不絕於耳，一個最常見的質疑就是，牛是中國封建社會重要的生產工具，歷朝歷代宰殺耕牛都是殺頭的大罪，即使是宋朝也不例外，所以水滸中吃牛肉的情節都是假的，不符合北宋時的時代背景。這個論調被很多專家學者所採納，歷經多年而深入人心，也有很多人給水滸中的吃牛肉情節作出很多“合理”的解釋，有的說施耐庵描寫吃牛肉的情節是為了反襯好漢們造反的大無畏革命主義情懷，也有的說施耐庵是為了避朱明皇帝的名諱而把豬肉改成牛肉，還有的說是因為作者把明朝的生活飲食習慣套在了水滸中，但實際上是這樣嗎？
歷朝歷代都有禁殺耕牛的嚴格禁令，這一點也不假，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急劇提升，牛耕成為最主要的的農業耕種手段，耕牛因此成為重要戰略物資，由國家進行統籌，禁絕了私宰耕牛的行為，然後從秦至唐，各個朝代都實行嚴厲的保護耕牛政策，私宰耕牛不是斬首就是凌遲。到了背誦，個體經濟得到極大發展，耕牛對農戶更為重要，蘇軾有“農民喪牛甚於喪子”之語，民間也傳有包拯智斷牛舌案的典故。背誦立法明確嚴禁殺牛，殺牛罪可處死刑。《宋刑統》規定：“今後應有盜官私馬牛雜畜而殺之，或因仇嫌憎嫉而潛行屠殺者，請併為盜殺。如盜殺馬牛，頭首處死，從者減一等”，“如有盜割牛鼻，盜斫牛腳者，首處死，從減一等，創合可用者，並減一等”，“故殺官私馬牛者，請決脊杖二十，隨處配役一年放。殺自己馬牛及故殺官私駝騾驢者，並決脊杖十七”。宋真宗時下詔規定：“自今屠耕牛及盜殺牛，罪不至死者，並繫獄以聞，當從重斷。”但這裡就有幾個問題，其一，宋律只規定不能“私宰”耕牛，關鍵是這個“私”上，如果耕牛由於年老和得病將死，報官府報備後是可以宰殺賣肉的，當然，通過這種手段取得的牛肉，手續繁瑣，肉質也肯定大打折扣，數量也很有限，但也間接說明，即使宋律執行很嚴格，也是照樣可能買到或吃到牛肉的；其二，這還牽扯到一個法令執行的問題，現在我們研究歷史問題，有時候想當然把法令規定等同於法令一定能夠有效執行，實際上，在古代，不管再嚴格的法令，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得到執行，尤其是像宋律對私宰耕牛的規定，更是漏洞百出，可行性極差。於是，有人說北宋“禁止殺牛”，看似挺有道理，細想起來卻經不起推敲。歷代朝廷同樣禁止販私鹽，只要抓到就是死罪，事實如何呢？ 再者，牛不是神仙，總要生老病死，到底是被宰殺的還是病死的，判斷起來也很困難。總之，這個法令漏洞多且無法執行。所以說，好漢吃牛肉未必是刻意吃彰顯叛逆，這只不過市今人過度解讀。 實際上，買牛肉是不犯法的，“兩浙諸州,有屠牛充膳,自非通議烹宰,其因緣買者,悉不問罪“；其三，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對百姓殺牛吃牛，就沒有嚴格依照法律規定搞嚴打，而是“就坡下驢”，開徵牛肉稅。保護耕牛的政策思路並沒有大問題，但是不同地方經濟發展狀況也大不相同，一些地區火牛數量龐大，牛遠遠算不上稀缺性生產工具，甚至和家養的雞鴨豬狗沒啥差別，殺來吃牛肉，談不上影響農業生產。放開殺牛禁令，讓老百姓放心地殺牛、吃牛，一方面豐富了老百姓的日常食譜，另一方面也讓地方政府的腰包鼓起來了，達到“雙贏”局面。到了宋仁宗時代，牛肉稅被廢止，但是民間殺牛的現象，朝廷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再管了。而水滸傳的時代背景設在宋徽宗執政末期，也就是1120年左右，離北宋滅亡也沒幾年了，那個時候，牛肉恐怕早已走進千家萬戶，好漢們吃個牛肉，早已算不上什麼“叛逆”之舉，也毫不擔心會被官府抓起來定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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