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田勇次郎 | 古法書的真跡本和臨摹本

書法鍾繇王獻之陶弘景王僧虔王羲之羊欣晉朝晉穆帝三國張彥遠智永宋朝張懷瓘米芾宋明帝嵇康范曄董其昌書藝公社 2019-06-28

人類保存書畫真跡之難自古有之，

我們習慣認為只要是墨書就表明它是真跡本，

事實並非如此~

書法能夠保存八百年左右，

至千年精髓褪去，

一千二百年消亡。

書法能看到真跡再好不過，但保存至今的真跡卻極其稀少。宋蘇易簡在《文房四譜》卷四寫到：『《畫品》雲：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三百年方壞。』明董其昌《畫眼》中也引用宋代米芾的話，紙能過千年，而絹不過八百年。宋趙希鵠在《洞天清錄集》中道：『世言紙之精者，可及千年。今去二王才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跡，甫三百餘年，亦希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葢物之竒異者，常聚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則舉群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明茅一相在《繪妙》中也提到，畫能夠保存大約五百年之久，到八百年時畫的精髓褪去，至千年消亡。書法能夠保存八百年左右，至千年精髓褪去，一千二百年消亡。

如此看來，人類保存書畫真跡之難自古有之。如今，莫說魏晉法書真跡，即便隋唐法書真跡也少之又少。

流傳至今的古法書中，真跡數量寥寥無幾，大部分為臨摹或偽作。我們習慣認為只要是墨書就表明它是真跡本，事實並非如此，必須加以辨別。以下，筆者將針對真跡本進行詳細的考察研究。

一、古法書的摹本

南朝宋虞和在其《論書表》中寫道：

『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

宋羊欣《古來能書人名》中也記載道：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覺。後雲，幾欲亂真。』

南齊王僧虔《論書》曰：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雲，小子幾欲亂真。』

王僧虔《論書》中還寫道：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據說康昕是晉代人，胡人出身。

唐張懷瓘在《法書要錄·卷八》論及羊欣時提到：

『又有義興康昕與南州惠式道人，俱學二王，轉以己書貨之。世人或謬寶此跡，或謂為羊。歐陽通雲，式道人右軍之甥，與王無別。』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五》中寫道：

『康昕，字君明，外國胡人，或雲義興人。書類子敬，亦比羊欣。曾潛易子敬題方山亭壁，子敬初不疑之。畫又為妙絕，官至臨沂令。』

據此我們可知康昕曾做過王獻之代筆。晉代時就已有人制作過王羲之、王獻之的摹本以及類似的東西。反言之，在流傳下來的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真跡中，也應該有這種摹本或者贗品。

虞和《論書表》中也曾論及二王等人的古法書仿品：

『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揉，莫之能別。故惠州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跡。如獻之吳興二箋，足為名法。』

虞和《論書表》為宋明帝泰始六年（四七〇）之作。據此可知，晉宋時期便有很多法書的摹本和偽作。

另，在《論書表》中也出現了『拓書』一詞。

『繇是拓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皺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

『今拓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

此處所論之拓書，從文章的前後來看，皆與書法裝裱有關。故，拓書應為裝裱之意。之後拓書一詞廣泛用於摹書，到南朝宋時期似乎尚無此區別。

根據真跡本來製作摹本，在樑時代的文獻中也有論述。

樑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寫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

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中寫到：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樑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據此可知，樑時代曾製作過樂毅論摹本。

另，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還寫道：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鐘體，逸少學鐘的可知。』

根據這些記載，可知樑時代有過魏晉的名跡摹本，人們稱之為樑模本。可以想象樑朝時，在作為真跡本留存下來的作品中，就已經出現鑑別困難的情況。鍾繇《宣示表》及《墓田丙舍帖》等都是王羲之臨書，《白騎遂帖》為王獻之臨書，此說法也在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中被提及。不過，現存者均為後世墨拓，離真跡則更為遙遠。由此可知魏晉真跡流傳下來應該有多麼困難。

三國·鍾繇《宣示表》（宋刻本）

三國·鍾繇《墓田丙舍帖》（宋刻本）

法書摹本的例子還有很多。《南史》卷三十二《張融傳》中道：『宋文帝雲：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棊、範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棋、徐道度療疾也。』據此可知，南朝宋褚欣遠是模書名手。

在《北史》卷二一《崔宏傳》中寫到：『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跡，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鬆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這裡用了『摹拓』一詞。

二、雙鉤填墨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寫道：

『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嵇康）、威輦（董京）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

此封信討論的是有關書法的內容，文章使用『填畢』一詞，是指在雙鉤的文字上面填墨，『單郭』是指對文字的輪廓進行雙鉤。

宋黃伯思在其《東觀餘論·跋黃庭堅後》的題跋條目中寫道：『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單郭未填。』此處『單郭』與前文所言為同義，此詞一直沿用到宋代，意為雙鉤。

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曾曰：『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此處『郭摹』是取代雙鉤進行摹寫的意思。從以上記載可得知樑代時就已出現雙鉤填墨法。上文《北史·崔浩傳》中所說的『摹拓』或許就是用雙鉤填墨的方法進行摹寫的。

三、唐代的拓摹

至唐代，唐太宗比較崇尚王羲之，以六朝真跡本、摹本為範本製作了很多拓摹本。唐張彥遠在其《法書要錄·唐禇河南拓本樂毅論記》中記載：『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六人）。』文中所賜即唐代摹寫的拓本。

唐武平一在《徐氏法書記》中記載：

『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曾令拓書人湯普徹等拓蘭亭，賜樑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拓以出，故在外傳之。』

又載：

『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敕馮承素、諸葛貞，拓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

唐何延之《蘭亭記》中也有記載：

『帝命供奉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拓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

據此可知，唐太宗、高宗時，就已經有專門從事拓模古法書的拓書人。在《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中記載：『崇文館拓書手二人，楷書手十人，熟紙匠一人，裝潢匠二人，筆匠一人。』唐徐浩在《古蹟記》中記載：『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拓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

拓與摹意思相同。拓、拓書、拓摹或者摹拓具體就是用雙鉤填墨這種特殊技術進行摹寫。摹寫的叫拓本或者叫摹本。摹與模相同，又寫作模。唐代摹本相對於樑摹本來說叫唐摹本、或者叫唐模或唐橅。下面舉一兩個例子。

唐竇臮《述書賦》中有『傳拓』一詞。傳拓也是傳摹的意思，但唐代多盛行雙鉤填墨的摹寫方法，所以多用『拓』字。唐孫過庭《書譜》所述『摹拓日廣、研習歲滋』，記載了法書拓模和學習的流行情況。唐張懷瓘《書斷·齊張融小傳》中記載『拓本盛行於世。』當然，這裡也說的是摹本的意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中記載：『御府拓本為官拓』，這也是拓摹本的意思，並且有官拓和個人拓之區別。《名畫記·卷三·論述古今公私印記》條目中記載『元和之印，或是官印，多印在拓本書畫上』，另外也記『摹拓之印』，這兩方印都是用在唐代製作的摹拓本上的印章。

在日本正倉院的《東大寺獻物帳》上載有『大小王真跡帳』，又在書法二十卷中記載『拓晉右將軍王羲之草書卷第一』等。這裡作出真跡與拓本的區別。這裡的拓可以用《喪亂帖》和《孔侍中帖》來證明，均用雙鉤填墨的方法。

晉·王羲之《喪亂帖》（唐摹本）

晉·王羲之《孔侍中帖》（唐摹本）

再後來法帖模勒上石，所以拓本變為墨拓拓本的意思。在有關碑帖的著錄中把拓本叫做拓本，但字典中往往把拓本單純解釋成墨拓的拓本。所舉示例中也有常把兩者意思弄錯，須注意使用。米芾《書史》中把拓本叫做石本，或稱之為刻石或橅石，來區別拓本。在《書史》和《寶章待訪錄》中也有臨拓或者臨拓本，對其解釋也經常混同，但臨拓是臨摹的意思，不是墨拓的拓本。

四、真跡鑑別的四種方法

以上，對真跡本的種類做了概述。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如何鑑別真跡本。首先，我們必須確定的是它是否真跡。在製作真跡本別本時，古人認為有以下四種方法：臨、摹、硬黃、響拓。

宋代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五中有對這種方法的說明。

『牟博書畫古器，前輩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拓。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為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為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為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碗角器，毫釐必見。響拓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

這四種方法在後世被繼續運用，明清時代著作中也可見。明代李日華在其《紫桃軒雜綴》卷中同樣記載了這四種方法：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拓、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織濃點畫而仿為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拓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兼色沉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著嫌紙性終帶暗滯，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澈透明，如世所為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織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跡，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鵠並翔，各極其致，不以為步驟之拘，非於書有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諸公，以下三者，即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這裡更加詳細的說明了這四種方法。

另外，在《六硯齋筆記·三筆》中記錄了雙鉤廓填、響填、硬黃三種拓法。文意大體相同。是對唐人硬黃本右軍帖上的題跋。

清周亮工在《因樹屋書影》卷五中也有對這四種方法的詳細解說。在這裡引用了李日華之文，在後面附上解說。

『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槌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拓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為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響燈取影，以遠近為大小，若今人為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鉤，然後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陽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雲，唐臨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而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縑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作向。』

文中說，現在的人不用熨斗塗蠟的方法，只是在油脂里加少許的蠟，用槌子敲打紙張使其變薄，這紙張的紋理會變得明顯，但也不至於滲透。或者製作明亮且稀薄的明角（用貝殼製作的透明板），用它迎著光線書寫的話，是一種類似硬黃的方法。只是還不太清楚響拓。我在北海的時候，看到一個叫張用之的人為人集王右軍帖中字制碑。首先用硬黃的方法把帖中文字臨摹於紙上，再利用影繪的方法，根據遠近調整文字大小，這種方法恰好與現在的影戲相通，然後雙鉤填墨，所以一帖中每一個字的大小都很相似。幼時，新城王公在修理開封學堂時，榜聯都是集的歐陽率更（詢）的書法，也是用這種方法。黃山谷給別人書信時說道，唐臨夫製作了一個臨書桌子，桌子中間有個抽屜，在抽屜中間放一盞燈，這樣在臨寫摹勒的時候就秋毫不差了。這與我所說的燈取影相合，法書的紙色暗沉，通過日光相映，只是其中的一種。『響』有影響的意思。

用影繪的方法模寫書畫在宋陳槱的《負暄野錄》卷下中也有記載，可知宋代就用這種方法進行模寫。接下來，進一步來探討古人對以上四種方法的說法。

五、臨

有關臨的敘述，自古認為是學習書法的方法。魏晉以後，書法作為藝術作品來鑑賞，就像虞和《論書表》所記載，把學習書法說成『戲書』或者『學書』，真正學習書法藝術的習慣在這之後才逐漸興盛起來。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中記錄有王羲之臨鍾繇書法之說。《與梁武帝論書啟》中所說的『摹學』認為摹與臨意思相同。蕭、阮流派莫不臨學樂毅論，這也說明臨學和摹學沒有明顯區別。隋智永臨真草千字文，把比較喜歡的八百餘本分發給浙東各寺院（唐何延之《蘭亭記》），這時期所說的臨就是從智永的千字文而考慮，不是後世人所認為的臨，而是比較接近於摹的意思。唐張懷瓘的《二王等書錄》中記載，最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幾可以假亂真，同樣也能說明與原本一模一樣。

像這樣臨與摹沒有明顯區別的例子很多，一般會習慣使用『臨摹』這個詞，經常分不清彼此。但筆者認為臨和摹原則上還是有所區別的。

唐太宗曾提到：『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墨池編·唐太宗論書》卷二）這裡所說的臨就是所謂的意臨。不僅唐太宗，初唐名家書論中有很多唐中期以後流行的傳授性東西，到底可信度有多大還不知道，但文中明確了臨書的性質。唐代『臨書』的例子有歐、虞、褚等人臨的《蘭亭序》，與趙模、馮承素的拓模有本質區別。因為，歐、虞、褚的臨書中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他不以作偽為目的，而是自然的呈現運筆習慣，只是比較忠實的摹寫原本。因此，也有人把褚臨叫做褚模，兩者沒有嚴格的區別。

《唐人臨黃庭經》（局部）

《唐人臨黃庭經》（故宮博物院藏）就是一例。《黃庭經》本來有多種版本，本文為五十八行文字組成（連上標題、跋尾各一行共六十行），從本文第九行中間缺大約六個字的地方來看，與水痕本是同一系統的，書法風格和初唐盛行的歐、虞風格的小楷相近。因有硬黃紙本，所以此本好像是依據原本拓模而成，但是否真從王羲之真跡拓模而來，值得商榷。或許它就是唐人臨本的其中一個，是明顯帶有歐、虞風格的書法。除此之外，還有唐虞世南書《黃庭經》（民國二十二年無錫裴氏壯陶閣藏本影印本）。這個在內容上與水痕本相近，但書法一看就是虞世南風格的。它被認為是初唐或者更早的臨本，在《壯陶閣書畫錄》卷一中認為此本是唐初人書。小楷文字本來就小，用響拓方式來完成精密的拓模是較為困難。臨書的方法很多，臨本雖然能把原本的書式和文字結構都能顯現出來，但把原跡的原樣摹寫下來還是比較難的。晉人小楷中能很好傳承原本樣子的基本沒有，可能也源自這個原因吧。

唐徐浩在古蹟記中列舉了諸位名家各自得意書體之後，指出陸柬之比較擅長臨書。陸應該就是虞世南的外甥，年輕時跟隨虞世南學習。之所以說他擅長臨書，是因為他臨寫的與晉張翼模仿王羲之表奏很難區分。這裡所說的臨也是指儘量忠實依照原本的意思。

日本正倉院《東大寺獻物帳》上記有臨王羲之諸帳書屏風，這與同樣在獻物帳上記錄的大小王真跡書、拓王羲之書是有區別的。光明皇后所寫《樂毅論》是王書的臨本，這一點不容懷疑，這作為一個實例遺留下來。

空海在《高野雜筆集》中記載，少年時代經常臨古人遺蹟。同樣在空海《性靈集》卷四中記載，書劉希夷集獻納表中說文是秀逸之文，書法為褚臨、王羲之遺體。這些例子所說的臨也是傳承了唐土習慣。總之，傳承唐代二王典型的傳統派書法中的臨，大概都是與摹相近。顏真卿、張旭、懷素等革新派之後的臨一直比較注重個性，這與之前的臨在本質上有些不同。

六、臨與摹的區別

至宋代，臨與摹的區別更加明顯，也有人提出兩個概念不能混同的意見。米芾《書史》中記載：『畫可摹（不能臨），書可臨而不可摹。』明李日華的《紫桃軒又綴》卷一中記載：米元章所謂書可臨可摹，畫可臨但不可摹。臨得勢，摹得形。如果畫只得形的話容易變成專職事務，就會逐漸失去畫的精髓。後人也用極其含蓄的語言區分了臨與摹的性質。黃伯思在《東觀餘論》中也提及了臨摹二法：『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拓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牑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拓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這與前面提到的遊宦紀聞的說法是一致的，可能這個說法更早。宋姜夔在《續書譜》的《臨》這個條目中道：『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可見，至宋代多論及臨與摹的區別，兩者的意義也逐漸穩固下來。

七、摹

硬黃與響拓也被認為是摹的一種，所以廣義上來說，所有用臨的地方都可用摹。但是，相對於硬黃和響拓這些特殊方法來說，摹意味著只是用普通的紙、普通的方法進行臨寫。

八、硬黃

所謂硬黃指的是在紙上塗上蠟，使其透明，用這種特殊紙進行摹寫的方法。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中論及畫體工用與拓寫時記載道：『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據此可以證實在唐代就有用蠟紙摹寫的方法。在原注中，還附記了晉顧愷之有摹拓妙法一事。

在米芾《書史》中也能看到很多用蠟紙摹本的例子。《唐摹右軍帖》，就是現在的《奉橘帖》，用的就是雙鉤蠟紙摹，也叫做硬黃紙本，是用硬黃的方法制作的最好實例。褚遂良的《枯木賦》是粉蠟紙拓書，智永《千字文》是唐粉蠟紙拓書。《蘭亭序》也有粉蠟紙拓書。右軍書的《唐摹四帖》中，有兩幅是冷金紙硬黃。這些都是硬黃的例子。宋岳珂在《寶真齋法書贊》卷七中記載：唐人摹王右軍《轉勝帖》用的就是冷金紙，未裝裱時會發出銀葉般聲響，薄如蟬翼，實屬罕見之物。冷金紙好像就是在紙上施以泥金或者灑金。根據《書史》記載，王羲之的《玉淵帖》就是在冷金紙上雙鉤摹帖。現在所知的王羲之《遊目帖》是冷金紙的摹拓。

晉·王羲之《奉橘帖》（唐摹本）

晉·王羲之《遊目帖》（唐摹本）

宋董逌《廣川書跋》中有一項記錄了硬黃。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脾水，久之色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為紫紙，所書也。林子中，以兼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進本。其紙文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偽。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考實，一承人之妄，至於終身信之不悟，盡偽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黃，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

據此可知有用硬黃紙製造的仿品，同時我們還可以瞭解到硬黃紙與經紙相似。

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翰墨真跡辯》中記載：硬黃紙是唐人在寫經時所用，用黃檗染色是為了防蟲。因在紙上刷了漿，所以非常有光澤明亮。很多善書家都在上面寫字。如現存二王真跡中有用硬黃紙的，那都是唐人仿書（這裡是摹書之意），並非真跡。

這則記錄混同了蠟紙的硬黃紙和用黃檗染的經紙，《廣川書跋》中認為硬黃紙和經紙是不同的兩樣東西。只是兩者比較相似，所以才混淆了。

九、響拓

關於響拓在唐何延之的《蘭亭記》中有這樣一個例子：辯才在拿出蘭亭序看的時候，已數經亂離。真跡應該是有，但這個《蘭亭序》一定是響拓偽品。

響拓在後來也有寫作向拓。響與向意思相同，都是朝向日光之意。在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翰墨真跡辯》中記載：把紙置於碑帖之上，再貼在窗戶處，依靠光線用遊線筆勾勒字畫輪廓，然後填上濃墨，這種方法被稱作響拓，但這種方法使得文字少了精彩之處。響拓採用的是雙鉤填墨的方法。硬黃與響拓兩者都採取雙鉤填墨的方法，是唐摹本中最廣泛使用的方法。

總之，摹、硬黃、響拓都展現出了摹寫的精密程度，其中用響拓方法制作的東西最為精巧。《喪亂帖》和《孔侍中帖》本身的書法就比較好，用的紙是最精良的白麻紙。再加上用響拓這種最精密的拓模方法，可謂是摹取王真跡原本最上乘的例子。與此相比，用硬黃這種拓模方法制作的《奉橘帖》則要遜色不少。但《奉橘帖》也算是比較好的，用硬黃這種方法在紙的一面上塗上濃墨的很多作品都缺乏活力。王的《大道帖》就是其中一例。

晉·王羲之《大道帖》（唐摹本）

宋蘇易簡在《文房四譜》卷四中記載：『拓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硾之。候浸漬染著如一，拓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拓紙（拓書用的紙）製法是用江東花葉紙，用柿油和好酒浸泡一幅，紙下與紙上分別鋪五幅，然後捲起來敲打，浸出來的液相互浸染，所有的紙變成一張，用這種紙拓模書畫的話，如明鏡般透徹。這本著作是在宋初雍熙三年（九八六）寫成的，所以它可能記載的是唐代實行的方法，或許這也是硬黃紙的一種，或者是用於響拓紙中有類似這樣的紙。

十、拓模的衰微

拓模方法在唐代最為盛行。在《歷代名畫記·論畫體的工用與拓寫》中記載：『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祕閣，拓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寶之。』法帖拓模盛行是從唐太宗、高宗到玄宗這一段時期，安史之亂後逐漸荒廢了。

十一、法帖的模勒上石

至五代南唐時期，法帖開始被模勒上石，之前所流行的拓模方法逐漸衰微，開始使用墨拓的法帖來鑑賞書法。南唐有潘仕成刻在《海山仙館摹古帖》的《升元帖殘本》，上石的賀知章《十七帖》臨本等，但現存是否為真就比較懷疑了。現在一般認為法帖之祖是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模勒上石的《淳化閣帖》。太宗時期，侍書王著把收集到的古人墨跡進行編集，在祕閣中用棗木板進行摹刻，共十卷，由歷代帝王、歷代名臣、諸家古法帖以及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組成。米芾《書史》記載：『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可見也有從外部借來採用的。在收錄閣帖的諸帖中，有真跡本，也有用上述四種方法制作的臨本、摹本、硬黃和響拓本。關於其中真偽，米芾和黃伯思等人已經述說。

十二、仿書

據黃伯思說法，閣帖中也有南唐人取古人詞句自己書寫的。文句為真，但字卻不是。所以，書寫的人為了加以區別，題為仿書。

這隻僅限於記錄詞句，不是臨摹。王著沒有領會其意，只採名字，雜載於真帖之中。宋曾宏之父在其著作《石刻補敘》中也提到這種情況，認為是南唐李後主在江南時製作的，全部用的是澄心堂紙和李廷珪墨，在表題上每卷題為仿書。這是宋朝黃伯思等人基於事實寫的。仿書類似於偽作的法帖，不屬於以上四種。

十三、集帖

《淳化閣帖》類的集帖，在後世不斷被摹刻。宋代集帖中有很多被摹刻，比如《絳帖》、《潭帖》、祕閣《續帖》、《汝帖》等。至明、清時代更是盛行，並相繼出現官刻、家刻，這些都成為法帖的淵源。這些帖中的很多帖都是以真跡本和摹本為範本的，但也有舊帖的翻刻本和筆跡存在疑點。集帖中大部分沒有按照原本的體裁流傳下來，明代以後完全按照真跡原本摹刻的也不多，但對於法書鑑賞來說，終究還是把真跡本放在首位。

總之，比起墨拓法帖法書鑑賞還是應該依據真跡本，在鑑賞真跡本時，還是如前所述，應該先確認是否是真跡。為此還必須確認用的是臨、摹、硬黃、響拓中的哪種方法制作的。有時還有必要考慮仿書這個因素。

這裡主要對鑑別真跡做了考察。除此之外，還應從裝裱、紙絹、印記、押縫、題跋等各方面來觀察。真跡本流傳下來的數量很少，鑑賞實物的機會也不多，不過最近人們把它做成精巧的寫真版來進行介紹，讓我們更詳細地瞭解它。上海博物館的歷代法書選集二十種、遼寧省博物館的法書選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法書、臺北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的故宮法書等都相繼影印，可讓我們更為容易地接觸到古法書，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

中田勇次郎著、李寧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