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譜名啟讓、別署雲龍山民、榆莊老農，晚號東涯老人、老勺、勺叟。近代書法家，碑帖學家，書法造詣極深。張伯英為江蘇徐州銅山榆莊人，光緒間舉人。
張伯英先生自32歲（1902年）中舉到辛亥後任北洋陸軍部編纂、國務院祕書、幫辦、參議院上行走、臨時執政府祕書、副祕書長等職務，做了20餘年官。因目睹軍閥紛爭、官場黑暗，使他看透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厭倦了官宦生涯，促使他在1926年的春天，在他56歲時毅然退隱，開始了他學術活動上的輝煌階段。
張伯英一生酷愛書法並精於鑑賞。所藏王右軍真跡、張黑女原拓、十七帖館本及唐宋名家書畫等，都是稀世珍品。他早年從顏體入手，再學魏碑，卓然成家。明清以來徐州書法界人才輩出，形成彭城書派。張伯英秉承彭城書派傳統，又植根漢魂而化以蘇、黃，筆力凝重，楷書結構緊斂而不拘謹，字體規整端正而有灑脫之致，用筆方圓兼備，寬博雄放，緊湊嚴密。尤以行楷成就最大，自成一家。
德風堂考藏於右任書法作品欣賞
張伯英是近現代首屈一指的帖學研究大師，他寫北碑採取的是以帖筆寫碑，將碑意融入其作品之中。他寫北碑摒棄了魏碑生硬的形骸，把北碑的形式咀嚼消化，從中抽取出真正的精髓內容，以這精髓內容為起點，去構築自己的形勢風格大廈。可以說，張伯英的“碑面”，是對清代碑學傳統作了內在的提取與對錶面形式作了脫胎換骨以後的結果。這與以篆隸為素材的碑系書家吳昌碩不無相似之處，與生硬做作的張裕釗、李瑞清的北碑書法相較，顯然要勝出一籌。張伯英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刻意用毛筆去摹寫北碑方折斬截的外形，即是說他在體勢上並不是刻舟求劍，亦步亦趨，而是將北碑的那種樸拙雄強之氣有機地揉進其作品裡，這在張伯英晚年的行草書法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銳而不峭，厚而不滯，充分體現出張伯英對於北碑書法線條骨肉對比有著獨到的理解與極強的駕馭功底。
張伯英不僅是近代書法大家，還是博古通今之鴻儒學者。他一生好學，餘暇之時手不釋卷，詩文橫逸有正氣。伯英詩文，風格清新俊逸。詩以七言居多，內容頗廣。晚年思鄉之情尤切，詩中多離緒鄉愁，讀之令人感慨。代表作有五言詩《如漢雲九日登雲龍山韻》、七言詩《和漢雲山樓共話》、《又中秋》，詩中洋溢著真摯感情，一片至誠。伯英對桑梓之眷念，不僅傾注於詩文，尚表現在對鄉邑文獻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刊佈等項工作中。徐州博物館藏“閻爾梅行書七絕”條幅，即為伯英收藏並由其後人捐獻之珍品。
張伯英亦精於碑帖評鑑，尤其於書法、金石、字帖的賞鑑造詣極深，辨析真贗百不爽一，素為學者所推崇，在鑑賞和收藏界享有極高聲望，名貫京師。為弘揚國粹，鑑於碑帖學賡繼乏人，幾成絕響，遂撰著《法書提要》，其書共七卷，洋洋百數十萬言，仿四庫提要之例，列舉自宋至清帖刻512種，窮源別流，析論優劣，為我國當代書法碑帖學界權威名著。自謂“平生無他技，惟承家訓，辨書帖真偽無所失。”清末民初，世值動亂，國之寶物流於民間、廠肆甚多，伯英慧眼識珠，極力購藏並保護之。最為世人稱道者，當屬伯英當年購藏王右軍《此事帖》和《十七帖》，後悉數交國家博物館收藏。他最早收存徐州出土的數十塊漢畫像石，建國之初，也囑咐兒子捐獻當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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