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收錄的作品並不很多，其存目311篇，實際只有305篇，因此又稱“詩三百”或“詩三百篇”。《詩經》按照《風》《雅》《頌》三部分編排而成，分別對應西周春秋時期各地方音樂、周王室所轄之地（王畿）音樂以及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其中十五國風（160篇）多為民歌，最有活力也最為精彩。長期以來，從無其他文學作品的地位能如《詩經》一樣崇隆，這部被視為超越於一般文獻的“經典”，它所具備的“經典性”又顯得那麼獨特而有魅力，它將遠古許多隱微的信息、情感和道理，凝聚緘存在一首首膾炙人口的歌謠之中流傳至今，而無數後人不斷進行的註疏解詁，更使之顯得無比豐厚。
有關“物”與“事”的教材
雖然有關《詩經》如何成書的問題仍待細究，但我們有理由認定，“王官采詩”的說法值得注意。“采詩”是從上古傳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統治者派出專門人員到各地採集歌謠，以此觀風俗、察得失。也正因為如此，《詩經》作為“王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貴族教育和培養體系中的一門課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夠在貴族子弟尚未廣泛深入接觸社會之前，豐富和健全他們的知識和情感。
孔子在談到《詩經》的益處時，特別提到它可使讀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足見已將《詩經》當作一部博物學著作甚至百科全書來看待。《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毛詩故訓傳》對詩中提及的動植物加以註解，這為人們理解《詩經》及產生它的時代提供了一種路徑。受前賢著述啟發，三國吳人陸璣撰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不僅提拈出《詩經》中動植物的名稱，還附述其樣貌、形態、功用和生長環境，有時更綜合對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稱呼以豐富人們對該物之認知。比如《秦風·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蒼蒼”，陸疏雲：“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葭，一名蘆菼，一名薍，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明人毛晉據陸疏所作《毛詩陸疏廣要》，其中辨蒹、葭之別，並錄別名十五種。如此詳細的分辨考證，既存註疏者本人的見聞，也有他們思考判斷（“驗之”）後所得出的結論。
在這類路徑的解析之下，《詩經》成了一種“博物志”。很顯然，熟讀《詩經》者更易成為博識之人，但絕非僅僅識於“物”而已，先秦以至後世的貴族，還會依據《詩經》所述來傳遞信息、理解隱義，因識於“事”而做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漢代的劉向在《說苑》中就記錄了一則與《詩經》有關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將自己不太鍾愛的太子擊封於中山，三年間都很少往來，一次太子擊遣舍人趙倉唐向文侯進獻禮物，文侯問太子平常讀什麼書，趙答《詩經》，文侯又問太子讀哪些篇章，趙答《晨風》《黍離》。熟悉《詩經》的文侯當然知道，《晨風》寫的是“未見君子”的憂傷心事，而《黍離》則抒故國之思，於是立刻賜給太子一襲衣裳，並敕令趙倉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達。太子擊受賜開篋之後，發現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馬上吩咐安排車駕，即要前往晉謁文侯。趙倉唐大惑不解，太子擊解釋道：君侯賜衣，其實不是讓我禦寒，而是下令召還，這就是《齊風》中的“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復歸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歡喜。可見，接受過《詩經》教育的王公貴族，常會使用其中的詩句來“編碼”和“解碼”，由此交流溝通，這樣既能矜持含蓄地傳遞話語，亦使信息交換的過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情感沉澱為標本
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說：“要考察到中國古代人的家族道德與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詳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詩經》和一部《左傳》。《詩經》保留了當時人的內心情感，《左傳》則保留了當時人的具體生活。”家族和家庭的基礎是婚姻和夫婦，《詩經》即以君子對淑女的愛慕和追求開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情感明麗溫和，傳唱千古，膾炙人口；但《詩經》又不只將眼光囿於愛情，更對婚姻生活及其中女子的現實處境與內心世界寄予特別的觀照和思考。像《邶風·穀風》，寫的就是一位女子在遭遇丈夫變心和另覓新歡之後，悽楚回憶當年生活，“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的恩愛似乎尚在眼前，但當下所面對的卻是對方“不我屑矣”甚至“比予於毒”的境況。讀完整首詩而同情遭到遺棄的女子時，再反觀篇首“習習穀風，以陰以雨”的起興之句，便能更深一層感受到那種痛苦失望是如何迅猛暴烈地到來的。
與《穀風》相比，《衛風·氓》中的女子顯得更為痛快決絕，同為訴苦，前者用對比的方式讓讀者為其痛失幸福生活感到惋惜，而後者則描述了男女由合到分的整個過程。我們看到口述者從矜羞自珍的少女，變為墜入愛河的戀人，又成為“夙興夜寐”的主婦，最終被“二三其德”的丈夫辜負，她並不耽於重修舊好的幻想，而是冷峻地說出了教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並用“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這樣的果敢結束了夫妻之間的糟糕關係。《氓》的本意，似乎不像朱熹所說的那樣是所謂“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分明是為在家庭關係中處於不利地位且內心矛盾的婦女，提供一種新的指向和可能。
愛情和親情的狀態與特質，千百年來並無太多變易，《詩經》將彼時的情感沉澱凝固起來，流傳至今，當然，這些標本之中也蘊含著不少歷史訊息，它們是這些情感產生的誘因和製造者。《王風·葛藟》將“家”“國”相系，戰亂和災害讓流離失所的人們不僅飽嘗肉體上的痛楚，更要忍受家庭破裂、手足離散的悲苦，“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謂他人昆，亦莫我聞”，三章層層推進，其間那種傷痛、卑微和隱忍，感人至深。《豳風·東山》也是如此，極度思念家人和故園的戰士遠征歸來，反覆回憶離別前的場景、預想重逢後的畫面，在這種強烈的情感面前，作為“宏大敘事”的東征自然退為一種背景，且將面臨控訴和批判。
“思無邪”歸於“人”
解讀《詩經》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從漢代就已經開始的今古文之爭一直延續了千餘年。東漢以後，古文學派的毛詩盛行，鄭玄作箋間參今文家說，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四十卷，“融貫群言，包羅古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語），被視為關於《詩經》的最重要著作。應當指出的是，《毛詩正義》保存的《毛傳》尤好“以史證詩”，引入過多政教倫理的概念和說辭，為人們理解《詩經》增添額外的負擔；而《毛傳》《鄭箋》對一些問題存在的不同看法，孔穎達常常強作調和，反而傷害詩義。到了宋代，朱熹撰《詩集傳》而摒除《詩序》，事實上背離了漢人解詩的學術理路，顯得更為扼要求是，但仍有不少基於倫理教化的穿鑿和曲解。
孔子曾說，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和評騭《詩經》，那麼就是“思無邪”了。可惜朱熹對“思無邪”的理解有所偏差，他將本來“無邪”的詩篇內容視為“淫邪”，認為作者所以如此寫是為了揭露這種“邪”而加以批判，因此動輒便說某某篇章為“刺淫奔之詩”。其實孔子足夠輕鬆簡約，不像朱熹那樣拘束沉重，他認為《詩經》的內容及其作者的動機和態度，都是歸於誠和正的，“正”規約“誠”不至於氾濫，“誠”使“正”更具備“仁”的內涵，正因如此，才能“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上文提到的《蒹葭》，前人稱它是“《國風》第一篇飄渺文字”（牛運震語），惝恍迷離、意韻悠長，“所謂伊人”實際不知所謂，而“在水一方”也只是“宛在”而已，面對詩文的這種模糊表達，人們大多止步於“多識草木”，難以推闡詩義，最終把解釋權留給了編造“本事”的解詁者，直到“五四”以後，以聞一多為代表的學者們才又重新認定它的情歌本質。事實上，不論是多寫個人的《風》，還是多寫國事的《雅》和《頌》，都能看出“人”的誠與正，生活、政治、戰爭、儀式等，無不承載著“思無邪”的精神，只不過相較於《風》而言，《雅》更多一些隱喻和轉義。《小雅·節南山》批評“昊天不惠”，《小雅·巧言》不滿“昊天已威”，《大雅·瞻卬》埋怨“天之降罔”，《大雅·文王》感嘆“天命靡常”，均充滿對“天”的怨懟和對居上位者的譏刺，這背後乃是“人”的意識之覺醒，而“人”之為“人”在於“明德”，也即處理好諸種關係：偏執臣忠、子孝、妻賢之一端是不適宜的，它同時也要求君仁、父慈、夫義。這時候，《詩經》變成一個給大家講道理的說服者，而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理想的制度和理想的社會。
早期中國，文學和歷史的分界並不明晰，在人們眼中，只要是文字記錄，那麼天然是為一種史料。閱讀《詩經》，足以讓我們重新理解文學和歷史的關係，在這個基礎上去看待它“思無邪”的物、事、情、理，是否會覺察到《詩經》裡的那個世界，原來是既現實又理想、既功利又純真的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青年學者
欄目支持：黃帥
谷卿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8年06月01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