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普魯士，有兩個流傳已久的主流敘事模式。一個是德國之所以挑起兩次世界大戰，主要是因為其軍國主義傳統，而其軍國主義傳統，則主要來自於德意志的締造者普魯士王國。如此一來，從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麥再到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便有了一脈相傳的擴張路線，直至到最後碰得頭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後被全世界聯手打壓下去。
另一個版本的主流敘事與這個說法不盡相同，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後半段，也即不否認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及其在締造德意志帝國中的重要性，但傾向於認為德國之所以成為世界秩序的挑戰者，主要是因為俾斯麥的繼任者放棄了他老成謀國的謹慎主義外交路線，過於急躁和冒進，結果成為全世界的敵人。
然而德國學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對這兩點都進行了批駁。在其《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中，他對普魯士王國和德意志帝國進行了區隔，一舉粉碎了上述神話。針對德國的擴張之路，哈夫納認為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在 18 世紀的歐洲是一種正常現象，只不過“人為鑄造”的普魯士王國因為國土的彼此相隔而更傾向於同時也更高效地運用軍事力量，因此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德意志帝國的擴張之路則並非普魯士本意，甚至普魯士對於打造並加入這樣一個帝國也始終心存疑慮，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威廉一世對成為德意志國皇帝那麼抗拒，甚至流下了憂懼的眼淚，擔心這樣一來普魯士會被德意志淹沒。
在哈夫納看來，普魯士比較滿足於以其主體和主導的北德意志邦聯，而對加上南德意志各邦一起組成一個德意志國，則有一種怕撐壞了胃口以及失去主導權的擔憂，而南德各邦自身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把自己當普魯士的同路人，這在普奧相爭時不少南德邦國選擇挺奧地利就可以看出。他認為南德和北德攜起手來並共同加入一個德意志國，是一場由拿破崙三世軍事冒險導致的意外和俾斯麥的一場即興之作。
如果德意志帝國沒有成立，或者說成立後一直由普魯士王國以俾斯麥為代表主導其外交路線，則德國和世界歷史都有可能被改寫。因此說從普魯士到德意志帝國再到第三帝國有著一脈相承的軍國擴張路線是不成立的，至少普魯士王國沒有德意志帝國那樣的胃口，而且以普魯士和沙俄之間長期的王朝姻親關係以及遠交近攻的淺顯道理，如果一直由普魯士主導外交政策，德國是不會走上一條與俄國為敵卻與奧利地結盟的危險之路的。
第一條主流敘事貌似被否定了。但順此邏輯似乎恰恰印證了第二個主流敘事，也即俾斯麥的繼承者違背了其謹慎的外交路線，不管這一路線是普魯士風格的還是德意志帝國風格的，才導致了後來的覆轍。
哈夫納對此一敘事的顛覆堪稱精到，此一顛覆性敘事也是《不含傳說的普魯士》一書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德意志帝國的外交路線已經不是普魯士及其代表俾斯麥所能完全掌控的了。當俾斯麥說“我們已經吃飽了”的時候，他是真誠的，因為一個德意志帝國對於普魯士王國來說足夠大了。然而，一個普魯士或許會滿足於（儘管帶著些許不情願和憂懼）締造一個德意志帝國，然而一個德意志帝國並不滿足於僅僅成為一個大普魯士。面對他一手主持催生出來的德意志帝國這個弗蘭肯斯坦似的“怪物”，俾斯麥也漸漸力不從心失去了駕馭能力。
俾斯麥能夠一路成功鍛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普魯士直至一個德意志帝國，靠的是與德意志民族主義潮流互相利用式的結盟。比如普魯士之所以能夠在與奧利地爭奪德意志主導權的戰爭中獲勝，除了普魯士軍隊技高一籌外，主要原因還在於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對於以一個奧地利想全身加入並主導的德意志大帝國的前景感到不舒服，因為這樣一來就意味著奧利地帝國內的匈牙利等斯拉夫族群會加入德意志大家庭，而這當然不對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胃口。再比如南德之所以會捏著鼻子加入德意志帝國，更多是因為拿破崙三世的入侵激起了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換言之南德各邦國是出於對法國的憤恨，而非對北德意志邦聯和德意志帝國的熱愛才選擇加入這場婚姻的。
一旦德意志帝國得以成形，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們的民族主義熱情便有了大型發力工具，自然不肯輕易受俾斯麥這種散發著王朝政治和密室外交氣息的老派政客擺佈。俾斯麥很快就發現上馬容易下馬難，民族主義潮流浩浩湯湯不是那麼容易駕馭的。比如當奧地利和俄羅斯陷入巴爾幹紛爭時，雖然德意志帝國在巴爾幹地區並沒有切身利益，但卻不得不在大日耳曼民族主義熱情的驅使下，選擇和奧地利結盟，以反對俄羅斯領導的泛斯拉夫民族主義潮流。換言之，早在俾斯麥當政的晚期，其路線已經越來越維持不下去了，因此並不存在什麼其“偉大遺產”難以或者沒有被繼承的問題。
在這一過程中，越來越多的普魯士人也傾向於首先成為德意志人。因為說到底並沒有普魯士這個族群的概念，不像巴伐利亞、薩克森等存在了很久的邦國那樣擁有著本土族群的忠誠，由勃蘭登堡邦國和在波蘭境內的東普魯士拼湊而成而又不斷成長的普魯士，國家的概念一直被置於族群之上。為了鞏固並擴張國家，普魯士不僅採取了一條宗教寬容的世俗路線，還對主動或被動加入普魯士的族群一視同仁實行種族和諧政策。
這固然有利於普魯士的不斷壯大，但卻未能培養起一種對普魯士的特殊忠誠之情，隨著德意志帝國的成形和成長，普魯士逐漸被“溶解”了，而容克軍事地主也因東普魯士農業地區遠遠落後於萊茵蘭和巴伐利亞等工商業地區的蓬勃發展而越來越被視為帝國的“賠錢貨”。伴隨著普魯士的沒落，德意志帝國內政和外交的主導權也不再為普魯士精英集團所獨有，而以德皇為首的普魯士精英集團自身也更多自視為德意志帝國的統領者。
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出身於奧地利的希特勒，後來不僅人為“復活”了與歷史事實不符的所謂以普魯士為代表的德意志軍國主義傳統，還通過吞併奧地利實現了此前遭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拒斥的大德意志帝國版本，當然此時的奧地利已經不再是一個雙元帝國了。由希特勒引發的災難被一些德國傳統人士戲謔地稱為來自奧地利的歷史性報復，然而可悲的是，雖然後來普魯士作為一個邦國早在 1932 年因為一場來自中央的政變成為“國家直轄地區”而已不復存在，但在戰後對德國的肢解和版圖重組中，東西普魯士地區的人民卻遭遇了最悲慘的被驅離故土的命運。至此，普魯士無論從地理還是人口意義上都不復存在了，即使兩德再度統一也無法更改此一歷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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