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為中國最知名的詩詞學家之一，葉嘉瑩教授多年來不僅潛心於詩詞研究和教學，更對詩詞文化的普及用力甚勤，即使年逾九十，依然不遺餘力地推動著古典詩詞的傳播和傳承。
近日，葉嘉瑩先生受邀參加了央視文化類節目《朗讀者》，用詩詞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而本文是歷史學者汪榮祖先生以《紅蕖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一書為依託，對葉先生詩詞人生的梳理，由澎湃新聞經文匯出版社授權發佈，以饗讀者。
葉嘉瑩（右）
葉嘉瑩教授字迦陵，出身世家，家學淵源，自幼勤讀詩書，進大學後又得名師傳授，對中國傳統詩詞有極深的造詣。隨夫婿遷臺後受到政治迫害，備歷艱辛。幸憑其在詩詞上的造詣，先後受到臺灣大學、哈佛大學與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賞識，桃李滿天下，揚名中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自動請纓回國講授詩詞，引起極大的反響與成效。今迦陵先生定居南開大學，主持詩詞研究。新屋也已在校園建成，美觀舒適，經早年的坎坷後，終得晚年安居迦陵學舍。這本口述自傳，道盡迦陵先生的遭遇，及其在苦難中的奮鬥不懈，如何受到專家學者的敬佩與廣大讀者的喜愛，如何對吾華古典詩詞的傳播作出巨大的貢獻，值得大家細讀。
回顧歷史，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門戶洞開，外力入侵，屢遭挫敗，不免在心理上由排外而懼外，由懼外而媚外，一意傾心西學，視舊學如敝屣，於是自唐、宋、元、明至清所建立的政治與文化秩序，終於崩解。庚子事變後，清廷即已下令書院改製為學堂，此後為了推廣學堂，卒於1905年廢除科舉。其間外來勢力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西方傳教士就想要清除科舉，以便以基督教來取代儒教，在宣傳上也起了作用。科舉廢止後，學堂遽增。新式學堂的性質不同於古之學校，無論是小學、中學、或大學，在學制與教學內容上，莫不兼取日本與歐美，都來自外國。其結果學制與課程一律西化，傳統學問被視為封建文化，統而攻之，自然造成傳統資源與新時代價值之間的重大文化斷裂。國人喜讀西書，視西洋實學為當務之急，認為舊學無用，甚至認為舊學是新學的障礙，甚至有人要把線裝書扔進茅廁裡。所謂知識結構在現代的轉換，實際上只是以西學取代中學，中學並無轉化的餘地。連梁啟超也說，學者原來好像生息在一個漆黑的房間中，海通以後忽然看到窗外從未見過的燦爛，有云“於是對外求索之慾日熾，對內厭惡之情日烈”。
職是之故，民國以後經學既已被汙名化，史學也被貶為一家一姓的歷史而遭鄙棄。五四新文化運動更以傳統文史之學為攻擊的對象，全盤西化似乎已成為大勢所趨。教育部於1920年以白話取代文言，古籍漸成天書，舊學花果飄零。甲午戰爭前後出生的一代，以陳寅恪為例，接受了西學，但國學的根基猶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錢鍾書學到精湛的西學，仍然有國學的底子。然而陳、錢兩個世代學人的國學，靠得都是家學。出生於五四之後的葉嘉瑩又如何獲得舊學的根底呢，也是靠家學。
迦陵先生不像她的同學一樣進新式學校，她小時在家裡讀四書，開蒙第一本書讀的就是《論語》，她有幸出生於傳統的書香之家。她的曾祖父在清代咸豐年間官至二品，在北京西單附近，有一座很大的四合院，她的祖父為光緒年間翻譯進士，在工部任職，所以大門上原來曾有一塊題寫著“進士第”的橫匾，迦陵先生就在這座院子裡出生、長大，度過她小時候的時光。在古雅寧靜的庭園內，藏有豐富的古籍，她的伯父尤喜藏書，用三間南房作為書房，一排排的書架，充滿書香。身處此一環境，若不喜歡讀書，未免寶山空回，迦陵先生自小偏愛讀書，則猶如魚之得水，自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去讀書了”，遂打下讀古文的堅實基礎。與她一起生活在大院裡的長輩又多喜吟詠，連伯母與母親也都讀詩，耳濡目染之餘，習於背誦吟哦，多有體會。當她十一歲時，同齡的兒童仍在讀白話文的時候，她已能作出合乎格律的七言絕句。之後，詩藝日進，得到伯父的讚賞與憐愛，戰後她離家南下，伯父有贈句曰“明珠今我攘，涸轍餘枯鮒”，依依不捨之情，溢於言表。所以迦陵先生雖出生於民國，仍擁有一個傳統士族家庭，在充滿傳統人文氣息的氛圍中成長（頁5-19）。值得指出的是，他們葉家原是蒙古族旗人，雖仍然保留滿人習俗，但在文化上已高度漢化，於漢文化浸潤之深，不下於舊時代的漢家名門望族。
迦陵先生對於她的書香之家，印象深刻，一輩子記憶猶新，懷念那“靜靜的院落”，孕育了她的“知識生命與感情生命”，自認深受故居中古典詩詞氣氛與意境的影響，直言“這所庭院不僅培養了我終生熱愛古典詩詞的興趣，也引領我走上了終身從事古典詩詞教學的途徑”（頁9）。她幼承的家學使她邁向成為一位古典詩詞大家的第一步。
《紅蕖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
迦陵先生在中學時代，興趣已經養成，於課餘之暇，勤於讀詩與寫詩之外，特別喜歡閱讀古典小說，以及對納蘭性德的《飲水詞》與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發生極大興趣，因而既愛詩又愛詞，終於在詩詞兩道，涵養俱深。她於十五歲時就能寫下許多佳句，如《秋蝶》一首：“幾度驚飛欲起難，晚風翻怯舞衣單；三秋一覺莊生夢，滿地新霜月乍寒。”小小年紀不僅用典妥貼，而且對自然與生命具關懷之心，俟人生閱歷漸多之後，詩情當然益發真摯感人（參閱第二章）。
日本侵華，迦陵先生淪陷在北平，於1941年考上輔仁大學國文系，而沒有選擇原想考的北大醫學系。這當然是她人生極其重要的抉擇，如果讀醫，古典詩詞的底子大概只能作為她業餘的嗜好。畢竟她選擇了中國文學，又因進入輔大，得到清河顧隨先生的教誨，結下難得的師生之緣，使她在詩藝上更上層樓，令她終生感念。師徒相得益彰，成為學界一段佳話。
顧隨先生字羨季，當代詞學大師。猶憶四十餘年前我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讀研究所時，業師蕭公權先生雖是政治思想史權威學者，然兼擅詩詞，撰有《跡園詩稿》與《畫夢詞》。蕭先生曾告訴我，他在燕京大學教書時，覺得該校英文程度優於中文程度，但也有例外，如中文系的顧隨就很有才華，尤工填詞。他最欣賞顧氏在燕京週刊上發表的一闋《採桑子》：“赤欄橋畔攜纖手，頭上春星，腳下春英。隔水樓臺上下燈。欄杆依到無言處，細味人生，事事無憑。月底西山似夢青。”蕭先生接著說，當你來到燕大的未名湖畔，更能體會“隔水樓臺上下燈”的妙處。
迦陵先生雖還是大二學生，因已由家學所奠定的詩詞根底，一旦接觸到像顧隨這樣的好老師，特為驚喜，此美國人格心理學家羅特（Julian Rotter）所謂新舊生活經驗的交互影響。她接觸到顧隨的新經驗受到來自伯父舊經驗的影響，而新舊經驗的差異，使她有更上層樓之感。她日後在《顧隨詩文叢論序言》中說：“伯父的引領，培養了我對詩詞之讀誦與寫作的能力和興趣，羨季先生的講授則開拓和提高了我對詩詞的評賞與分析的眼光和境界，先生對詩詞的感受之銳，體會之深，其靈思睿智，就我平生閱讀交往之所接觸者而言，實更無一人可相倫比。”她又說：“顧先生在課堂講授中所展示出來的詩詞之意境的深微高遠和璀璨光華，更是使我終生熱愛詩詞，雖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個重要原因”（頁70）。迦陵先生受教於羨季先生後在知識上的喜悅，使她不僅在輔大讀書時得以領受老師的教誨，而且畢業後仍去旁聽老師的課，在六年之間得到說不盡的“啟發、勉勵和教導”,於詩歌裡的生命感發，領悟尤深（頁65，69）。誠如繆鉞在《迦陵詩詞稿》序言中所說，葉嘉瑩蒙其業師顧隨“知賞，獨得真傳”。
顧隨先生又如何看待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呢？他傾囊相授之餘，視之為盡得其所學的高弟，更於書翰中殷勤期盼她“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顧先生眈於國學，不廢西學，希望他的女棣亦能通外語，進而吸取西學。顧先生執教於日寇鐵蹄下的北平，愛國之心見乎詩情，此心於迦陵先生感受也深。弟子不負師望，將老師的期盼不僅實施，且能發揚光大，只可惜恩師不及見之，而驟歸道山。然弟子不忘師恩，不懈地努力收尋遺澤，於相隔四十年後的1986年出版了四十餘萬字的《顧隨文集》，晚年弟子又從退休金中拿出十萬美元，設立“駝庵獎學金”以紀念顧隨老師，師復因弟而顯於世，豈非人間難得的佳話？
抗戰勝利後，迦陵先生南下結婚，顧老師家宴送行，且先贈詩惜別，情見乎詞：“蓼辛茶苦覺芳甘，世味和禪比並參；十載觀生非夢幻，幾人傳法現優曇；分明已見鵬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際冷然御風去，日明雲暗過江潭。”黯然惜別之餘，亦欣喜“鵬起北”、“吾道南”，於迦陵先生寄望之深，溢於言表。弟子惜別之情亦不遜於乃師，南下後於1948年7月2日即馳長信問候，並附照片，老師於7月7日回函說，“相片自當收藏，信則一口氣讀完，雖然有六頁之多，寂寞極難破除”。孰料時局急轉直下，山海阻隔，連通信的機會都沒有了,更無論師弟之間的唱和之樂了。
迦陵先生在寧靜安詳的大宅院裡長大，即使在日寇佔領期間生活雖艱困，仍有師友親人相聚之樂。然而南下之後，適逢內戰，遍地烽火，夫婿趙鍾蓀任職海軍，隨戰敗的蔣介石政府敗退臺灣。蔣氏退守臺灣一隅之後，猶如驚弓之鳥，嚴行戒嚴令，對逃難來的知識分子尤不信任，往往以“匪諜”名義逮捕，甚至槍決，而海軍又發生巡洋艦重慶號事件，牽連甚廣。在這一背景下，迦陵先生全家，包括吃奶的女嬰在內都難免牢獄之災。出獄之後，丈夫仍下落不明，又遭失業，孤苦伶仃，無家可歸，帶著女嬰寄居在親戚家的走廊上，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備嘗艱辛，難以言喻。
在憂患中求生尚且不暇，更無作詩填詞的雅興，然而迦陵先生身陷困苦之時，滿腹的古典詩詞給她無比的生命力，得到莫大的精神安慰。同時她所遭遇的諸多不幸，感而發之，言之有物；內涵既豐，意境在胸，益增其高超的詩藝，所謂“困而致之”。錢鍾書先生在《詩可以怨》一文中，暢述詩必窮而後工之旨，從鍾嶸所謂“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到周楫所謂“發抒生平之氣，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盡數寫將出來。滿腹不平之氣，鬱郁無聊，藉以消遣”，到李漁所謂“惟於制曲填詞之頃，非但鬱藉以舒，慍為之解”，到弗洛伊德所謂“在實際生活裡不能滿足慾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創造出文藝來，起一種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來過癮”；愉悅之人沒有幻想，故不能造藝，唯恨人有之，古來才士多厄運，而後始能建樓閣於空中，遂有所成。
迦陵先生亦不例外，在救死不遑之中，雖少雅興，但偶而觸發，輒不同凡響，於最困苦時期留下的二詞一律，莫不能於舊格調中展現新的生命力，傷時憂身，銷愁舒憤，感人極深，詩藝又更上層樓。當她在南臺灣過著最悽苦的日子時，不時見到高大茂密的鳳凰木，填了一闋《浣溪沙》：“一樹猩紅豔豔姿，鳳凰花發最高枝。驚心節序逝如斯。中歲心情憂患後，南臺風物夏初時。昨宵明月動鄉思。”開筆寫景，寫出綠葉紅花盛開的鳳凰木，隨即觸景生情，驚心動魄的歲月又過了一年。當時迦陵先生雖尚未及而立之年，已有中年人的滄桑之感，身心俱憊。獨對異鄉的景色，孤苦難訴，猶憶昨夜明月如昔，往事歷歷，觸動綿綿不盡的鄉思（頁124-26），讀來令人動容不已。
另一闋詞《蝶戀花》也是迦陵先生孤身帶著女嬰在臺南時候填的：“倚竹誰憐衫袖薄。鬥草尋春，芳時都閒卻。莫問新來哀與樂。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風多花易落，有限年華，無據年時約。待屏相思歸少作。揹人劃地思量著。”首句自比老杜《佳人》詩中，天寒孤苦無依的女子，再也沒有從前與親友們一起尋春的美好時光，更不必問新的哀樂，因已一無所有，眼前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自身猶如在風吹雨打下的楊花，未開先落。青春的年華有時而盡，看來自期的理想已經落空。此時此地少年時所有美麗的夢想，俱往矣！只能私下回味一下舊夢（頁126-27）。把一時的感觸，寫得這樣的刻骨銘心，非有真實的痛苦經驗，安能出此？
所謂臺灣的“白色恐怖”已成歷史名詞，但在那個年代國民政府敗退海島，風聲鶴唳，偵騎四出，對單獨逃難來臺外省人的思想，察問尤密，寧枉勿縱，受難者數以萬計。連迦陵先生以一從不涉政治的女教師，亦不能倖免被懷疑而入獄，可見一斑。她深受其害，豈能無感？曾寫過以《轉蓬》為題的一首五言律詩：“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已嘆身無託，翻驚禍有門；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剩撫懷中女，深宵任淚吞。”詩人離鄉背井，自比無根的蓬草，隨風飄轉，與故鄉音訊全斷，不得聯繫。夫妻兩人先後被捕，已別無棲身之所。語云“禍福無門”，但對她而言，禍似有門，不請自來。罩在頭上的無妄之災，無語問蒼天，就像是掉落在井裡的人，無人拯救。眼下獨自養育懷中的嬰兒，只好在深夜裡暗自忍淚吞聲。這首在1950年寫的詩，在那個時代不能也不敢發表，直到幾十年後，臺灣解禁後始得出版《迦陵詩詞稿》以傳世（頁127-129），此詩可作史詩讀。
以迦陵先生的才學，若繼續在中學教書，豈非大材小用？然而當時大學教職僧多粥少，更何況曾被戴上“有思想問題”的帽子，人人避之若吉。幸有昔日師長許世瑛與戴君仁兩位教授的推薦而入上庠，但推薦者並非由於私誼，而是深知被推薦者在詩詞上的造詣。迦陵先生在《許世瑛先生輓詩》中所說：“先生憐才偏不棄，每向人前多獎異；僥倖題名入上庠，揄揚深愧先生意”雖多謙詞，確實是“憐才不棄”，遂得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從1954年到1969年執教凡十五年。事實上，迦陵先生除講解細膩之外，就詩詞創作的才能而言，當年臺大中文系的同儕固無出其右者，即與老一輩的師長相比，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文系臺靜農主任之看重迦陵先生，屢請代寫聯語，即此之故。今日在大學講解中國舊詩詞者，不論國內外，同時有此等創作能力者，恐絕無僅有。我在臺大求學期間，正值迦陵先生執教的十五年之內；今日回顧，未能追隨學習，實屬平生一大憾事。
迦陵先生不僅為臺大中文系的老教授所推重，更得到域外漢學家們的賞識。按美國於二戰後，憑其豐沛的國力，百事齊舉，在學術領域內，將中國研究學院化，以中國為主的東亞研究紛紛在重要大學設立，如雨後春筍。及神州變色，為了反共，美國政府需要知己知彼，更積極鼓勵研究中國。故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戰時期，許多美國學者，不論老少，去不了大陸，都來到臺灣，不是學習漢語，就是研究各類有關中國的專題。研究中國古典詩詞者，多半會去聽迦陵先生的課，無論腔正字圓的北京話或深入細密的講解，都會給老外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被邀請赴北美講學是遲早的事。邀請最積極的無過於哈佛大學漢學教授海陶瑋（James R. Hightower）了。他在哈佛的東亞文明系主講中國古典詩詞，對陶淵明尤感興趣，難怪在訪問臺北時偶然與迦陵先生聚談之後，就極力邀她去哈佛與他長期合作。只因迦陵先生已有密歇根大學之約，後來又因簽證問題，不得已接受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之聘，翌年就成為終身教授，但海教授不肯放棄，每年暑假仍請她到哈佛兩個月，多年不輟。1968年迦陵先生如約回臺執教，海教授堅留未果，迦陵先生賦詩辭別，有云“吝情忽共傷去留，論學曾同辯古今”，海教授譯此聯為：“Reluctant on impatient, stay or leave, someone’s hurt; We have studied together, debated past and present”（頁173，179）。“傷去”之人之情，譯文中更能見之。
海教授的漢語、漢文顯然有限，理解中華古典詩詞也有障礙，需要迦陵先生為之講解疏通。有此需要的漢學家當然不僅僅海氏一人，當年常聞西方漢學家的“壁櫥裡藏有老中”（hiding a Chinaman in the closet）之說。海教授找到迦陵先生，不肯輕易放過，可說頗有眼光；但海教授很公開地與迦陵先生共同研究，並極為尊重，並沒有把她當研究助理看待，最後完成英文《中國詩研究》一書。迦陵先生說：“這本書署名是我跟海先生，當然我是非常尊重海先生的，所以把海陶瑋先生的名字寫在前邊”（頁175），顯然將第一作者禮讓給海陶瑋。我們可以想見，除了英文寫作之外，主要的內容應出自迦陵先生。不過，海先生對迦陵先生確實很好，把好幾篇她的中文論文譯成英文發表，幫助她在異國建立學術地位。十九世紀的傳教士理雅閣（James Legge）翻譯中國經典，幾無大謬，靠的是王韜的幫助，卻無王韜的署名。上世紀李約瑟（Joseph Needham）寫多卷本《中國科技史》的前幾卷是與王玲合寫的，卻在署名上，把王玲當作“研究助理”（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海先生就不一樣，待迦陵先生如上賓，他退休時特別要她接他在哈佛的位置，可見迦陵先生在海陶瑋教授心目中的分量。
迦陵先生在幫助洋人研讀中國古典詩詞之餘，也從洋人學到西方詩學裡的許多概念與理論。她有此用心，應是顧隨老師的話言猶在耳。顧老師要她學洋文、問西學，借他山之石，開拓眼界，使中國古典詩詞研究，更上層樓。她到北美研究與教學之後，為實踐老師的期盼，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機緣。她困而致之，不但在教學上一直大受歡迎，在研究上也發表了不少極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可略見之於其《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一書。她退休後於1991年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這是與英國皇家學會並列的在加機構），獲得該國學界的最高榮譽，實至名歸。
從迦陵詩詞裡可以感覺到人生無常，禍福難料。她的生平確實一再遭遇到難以逆料的磨難，橫逆為何而來，似不可解，只能歸之宿命。中國傳統智慧常言，“福”依靠“禍”來，迦陵先生的確苦盡甘來，然而她的“福”，她的種種機緣，絕非偶然，與“禍”無關，完全靠她的真才實學。她在中國古典詩詞上的造詣以及在教學上的成績，當今能有幾人可以比肩？自然為識者所珍惜。
迦陵先生不能掌握禍福，她所能掌握而絕不放棄的是強烈的鄉愁，以及想要消解鄉愁的強烈願望。她的故鄉是燕都北京，她身不由己隨夫逃難到臺灣，在陌生的地方又屢遭磨難，獨自在明月之夜倍增鄉思，想念親友。但在兩岸劍拔弩張的時代，不僅返鄉無期，連音訊也全無，真所謂“故國音書渺天末，平生師友煙波隔”；“我本欲歸歸不得，鄉心空付水東流”。她初到美國，仍然故鄉路賒，不是重洋相隔，而是冷戰未歇，東西鴻溝猶深，而中國大陸“文革”方殷。她看到新英格蘭的秋霜與紅葉，一如故鄉北京的景色，在哈佛校院內感嘆“秋深客夢遙”、“天涯人慾老”、“從去國，倍思家”、“曰歸枉自悲鄉遠，命駕真當泣路岐”。1971年迦陵先生有歐洲之旅，欣賞美麗的山光水色之餘，仍然眷戀未能重返的故土：“早知客寄非長策，歸去何方有故廬？”這些詩句俱見《迦陵詩詞稿》，無不透露出濃厚的鄉愁。
加拿大於1973年就與北京建交，迦陵先生立即申請回國探親，於翌年終償夙願，興奮之餘，寫下長達兩百六十八句的《祖國行長歌》，開筆即雲：“卅年離家幾萬裡，思鄉情在無時已，一朝天外賦歸來，眼流涕淚心狂喜。銀翼穿雲認舊京，遙看燈火動鄉情。”許多人久別返鄉，都會有這種激情；我七歲離開上海，四十一歲首次返回，飛機抵達虹橋機場上空時，也不禁落淚。然而許多人離鄉太久，不得不把他鄉作故鄉，迦陵先生與眾不同，她心心念念要回來，極想報效祖國。她去北美講學乃彼邦大學禮聘，她要回國教書則由她自己請纓。當時“文革”剛過，百廢待舉，迦陵先生的願望居然很順利得到回報，最後在天津的南開大學定居。迦陵先生更得道多助，有心人資助在南開成立中華古典研究所，出任所長，使她平生的理想有了一個可以永續經營的根據地。
迦陵先生自幼熱愛吾華古典詩詞，復因家學淵源，獲得良好的歌詩教育。進入大學之後又幸遇名師顧隨，得其真傳，詩藝益進。尋因時局驟變，身不由己，迭遭苦難，唯有從滿腹詩書中，略得寬解，吟詠自得。滿腹詩書也使她轉禍為福，受到上庠的青睞，且受聘域外，聲譽日隆。然其家國之思未嘗稍減，雅不願飄零海外，故一旦國門開放，即自請返國執教，定居南開，收研究生，成立研究所，宣揚詩詞教育不遺餘力，使久遭冷落的中國古典詩詞得到新的生命。
迦陵先生的成就紮根於她在詩詞上的造詣，於年事尚輕時，即以詩才、詩藝為前輩學者所推重。當今有不少人在海內外的大學教授中國詩詞，但很少人能有她創作舊詩詞的才能，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能動筆；當今有不少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學者，寫作論文，但很少人既能在象牙塔內有所建樹，又能走出象牙塔外推廣所學。迦陵先生走遍寰宇，演講舊詩詞的場次屈指難數，各年齡的聽眾更不計其數，出版說詩講詞之書之多，足稱等身；其書銷售之廣，亦屬罕見，其熱心與努力可比宣教士，故能於古典式微之世，繼絕學於不墜，使中國古典詩詞得以新生，厥功至偉。
《閱讀的迴響——汪榮祖書評選集》，汪榮祖著，文匯出版社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