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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付一夫、程良彪
深圳，始終沒從風口上掉下來過。
不必說改革的前沿、對外開放的窗口，也不必說首個經濟特區、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光是2019年，深圳就製造了不小的動靜：先是GDP正式超越香港，隨後沒過多久，來自香港的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就在“大灣區與深圳的未來”高峰論壇上對深圳不吝讚美，甚至聲稱“有朝一日，深圳將會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
一時間，深圳再度成為了人們熱議的對象。
時至今日，“中國奇蹟”早已譽滿全球，而深圳的崛起更是奇蹟中的奇蹟：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成長為今天的國際化大都市，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產業結構，無論是科技創新還是人民生活，無論是城市建設還是文明程度，悉數實現了質的飛躍。對此，英國《經濟學人》曾不吝讚美地評價道：
“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最引人矚目的實踐是經濟特區。全世界超過4000個經濟特區，頭號成功典範莫過於‘深圳奇蹟’。”
讀懂深圳，便讀懂改革開放；理解深圳，便理解今日中國。
深圳何以成為深圳？早在2010年，問題的答案就已被一位偉人用簡短的五個字總結出來——“敢為天下先”。
這座城市所有的一切，都始於這五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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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深圳特區成立伊始，一窮二白，雖然“天將降大任於此”，但深圳擁有的，只是腳下那片荒涼的土地。
有人稱之為“五子登科”：特區的帽子、市委的牌子，縣委的班子、小墟鎮的底子、窮得不成樣子。而放眼全國其他地方，同樣不甚富裕。鄧公無奈地表態：“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深圳的“敢為天下先”，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序幕。
歷史的鴻篇鉅製一旦開啟，每一頁都是嶄新的。
我們或許可以從以下兩個故事中窺探一斑：
（1）“租借風波”
特區經濟要發展，先得有產業；產業要發展，先得有企業進來；要吸引企業進來，先得基礎設施跟得上。可當時的道路、水電等生產所需的基礎設施，遠遠無法適應發展的需要，想要改變現狀，唯有依靠資金的投入。
然而事實如你所知，沒錢。
沒錢就得想辦法找錢。為了獲得基礎建設所需資金，深圳人除了到處遊說以籌措資金外，還想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辦法——出租地皮給外國商家。此舉無異於一場地震，在那個年代，把土地“租”給“洋人”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果不其然，質疑、批評與指責如潮水一般湧來，是為“租借風波”。
儘管承受著巨大壓力，但特區建設刻不容緩。經過不懈的努力，深圳人終於迎來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在人大通過的好消息，該《條例》對國有土地的有償使用予以了充分肯定。
一石激起千層浪，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明報》紛紛在頭版頭條刊出深圳出租地皮的消息，掀起了外商來深圳“搶地”的熱潮，效果也是立竿見影。據統計，從1980年到1981年，深圳市羅湖區僅靠房地產就吸引了40億港元的外資，訂租土地4.45萬平方米，僅“土地使用費”一項就籌措了2.14億港元。
至此，深圳徹底掙脫了思想的枷鎖，進入到發展的快車道上。
（2）“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1978年10月，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袁庚調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初到香港就被“上了一課”。
當時為了業務發展，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購買一棟大樓，買賣合同簽訂的時間剛好是星期五。談判成功後，港方賣主提出務必要在下午2點趕到律師事務所完成相關手續，並要求袁庚儘早支付訂金。到了下午2點，賣主準時到達律師樓，在拿到2000萬港元訂金支票後，便迅速鑽進了沒有熄火的轎車，直奔銀行。
原來，按照香港銀行的規定，星期五下午3點之前如果沒有入賬，就將推遲到星期一，這樣賣主就要損失2000萬港幣的3天存款利息。
此事深深觸動了袁庚，隨後他把目光投向了深圳。
特區成立初期，由於絕大多數人都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成長起來的，長期的思維慣性使得當地平均主義思想與懶散風氣盛行，人們普遍缺乏市場觀念與時間觀念，生產效率極其低下。
袁庚深深意識到，要想經濟騰飛，思想必須要先變革，不可再用老思想去面對新問題。於是在蛇口工業區的土地上，袁庚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宛若“衝破舊觀念的一聲春雷”。
受此感召，深圳開始了大膽的探索。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在探索現代薪酬制度改革時，進行了合同用工、按勞分配、“炒魷魚”、打破“鐵飯碗”、打破“大鍋飯”等改革與創新，甚至一度引發了“特區使用資本主義用工制度”的爭論。不過深圳企業沒有因此而退卻，在不斷的嘗試之後，終於交出了企業亮眼的成績單，平均主義思想被打破，實幹精神開始興起。
以上雖是冰山一角，卻也可管中窺豹。事實上，深圳的各行各業於每個角落，幾乎都能找得到“敢為天下先”的影子。正是無數“敢闖敢試”力量的彙總，才鑄造起深圳經濟無與倫比的優勢，進而有了今天的輝煌。
這一優勢的名字，叫做高度的市場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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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的全球智能化商業峰會上，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發表了一番精彩演講。在他看來，年輕、移民、包容性與多元化都不是深圳崛起的根本原因，高度的市場化環境才是核心。
不難發現，深圳的“敢為天下先”的靈魂在於打破束縛、融入世界、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這些都是市場經濟的精髓所在。
於深圳而言，特區成立至今，一直都矢志不渝地堅持營造優勝劣汰、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再配以高度的對外開放，自然會迸發出無限的發展活力。
深圳的高度市場化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反映出來：
首先，民營經濟繁榮。
民營經濟是天然的市場經濟主體，是最富生機活力的經濟細胞；一個城市的市場化程度高低，往往同當地民營經濟的發達與否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態勢。
深圳的民營經濟之繁榮，可謂是有目共睹。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9月，深圳全市民營經濟商事主體為298.14萬家，佔比達97.65%，其中民營企業數量185.9萬家，佔全市企業數量的96.3%。同時，2018年前三季度，深圳民營經濟實現增加值為7367.33億元，同比增長10%，高於全市GDP增速1.9個百分點。此外，深圳7家世界500強企業中，有6家是民營企業；全市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企業數量更是連續12年位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其中有90%以上均為民營企業。
其次，營商環境良好。
營商環境是企業生存與產業發展的重要土壤，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地區核心競爭力和潛在發展能力的重要標誌。
一直以來，深圳都不遺餘力地在政策上給予企業各種優惠，而政府部門則甘當企業的服務者而非指揮官。久而久之，良好的營商環境被營造出來。根據普華永道等機構發佈的《2018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質量報告》，深圳在城市對企業的吸引力和企業在城市的發展力兩方面均居於全國首位（參見下圖）。正因為如此，深圳既能持續吸引全球範圍內的無數優質企業入駐，又能自主培育本地的優秀企業，發展活力源源不斷。
再次，創業氛圍濃厚。
好的土壤自然不會一片荒蕪，數據即可說明一切。根據深圳市註冊局發佈的《商事主體統計分析報告》，2018年全市新登記企業290966戶，個體工商戶193584戶，均位列全國大中城市第二，累計總量穩坐頭把交椅。與此同時，按人均的創業密度來算，深圳每千人擁有商事主體249戶，企業近158戶，連續六年全國排名第一。
最後，人口優勢明顯。
人口的自由流動，是經濟市場化的重要衡量維度。而得益於深圳優質的市場環境，大量的外來人員紛紛湧到深圳。從規模上看，深圳人口總數始終在穩步增長；從結構上看，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比例呈“倒掛”狀，2018年分別為454.7萬人與847.97萬人；從年齡上看，深圳適齡勞動力（15~64歲人口）的比重近乎八成，放眼全國難逢敵手。
與此同時，深圳人口的質量也在提高，廣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新增49.83萬，其中應屆大學生和各類人才達28.5萬人，佔比近六成。這除了深圳本身的吸引力外，還離不開深圳對人才的大力引進。
眾所周知，市場化對城市經濟發展的好處是多方面的，這在經濟學原理之中已經有所體現，在此不贅述。不過之於深圳，高度的市場化環境還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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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讓你用一個詞來形容深圳，你會想到什麼？
每個人心裡的答案當然會有所不同，然而有一個詞必定是繞不過的，那就是創新。
時至今日，“創新”二字已經成為了深圳的代名詞，且不說發達的高新技術產業、豐富的科技成果與無數的專利，光是華為、騰訊、中興等享譽全球的世界級科技企業就足以令人驚歎，更何況在前沿科技創新領域，深圳還有大疆創新、華大基因、優必選、歐瑞博、柔宇科技等一大批代表性公司。
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深圳卓越的創新水平也是一樣。
而高度市場化，剛好是解題之匙；換言之，是優勝劣汰、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深圳成為了舉世聞名的“創新之都”。而這一判斷背後，有著深刻的創新經濟學原理作為支撐。
對於一個經濟體而言，創新活動是一項系統性的複雜工程，需要多方面力量的有機互動與共同配合方可實現，於是也便有了“創新體系”這一概念，用以表徵各類創新主體緊密聯繫和有效互動的社會系統。其中，政府與企業這兩個創新主體又是最為關鍵的角色，二者各司其職，且對於創新行為的動力機制也有所不同（參見下表）。
優化創新體系，形成創新主體之間的有機互動與配合，不僅有助於提高創新活動效率，改善創新資源配置，對於建設創新型城市或國家來說更是具有重要意義。
這種良好的互動機制能否形成，關鍵在於市場。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競爭的絕對主體，與政府相比，企業離千變萬化的市場需求和未來捉摸不定的科技前沿最近，是市場信息變化的第一個接收者，對市場信息、市場需求最為敏感。此時，為了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並獲取豐厚的利潤，企業有足夠的動力去通過不斷改進生產技術與提高管理水平，來增加產品種類，提高產品質量。
另外，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具有自主決策權，可根據市場情況以及項目本身的盈利性來決定是否立項，而無需再經過行政部門的逐層審批，企業家還可以通過多方面的融資渠道以及交流合作來解決資金和人才問題。這樣一來，創新活動的效率與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均會大大提高。
與此同時，於高科技企業而言，在發展過程中要面臨著巨大的市場風險和科技創新風險，而企業本身則是風險的直接承擔者。一旦在產品選擇、產業選擇、技術路線選擇等方面脫離了市場需求和科技發展方向，就可能會前功盡棄甚至傾家蕩產。迫於競爭與生存壓力，他們只能創新，創新，再創新。
而對於另一個創新主體政府來說，由於對市場變化的反應不似企業那般迅速，故而更多扮演的是服務者的角色，不直接參加或干預所在地方的經濟活動，而是著力為社會經濟正常運行和平等競爭營造穩定良好的外部環境，並在市場失靈的環節給予政策性彌補。
以上種種，均能在深圳的實踐中找到影子。事實上，深圳著名的高科技企業，幾乎都是依靠自身不斷的開拓與創新，在市場中經歷了千辛萬苦和曲折磨難而逐步成長起來的，除了早已成名的巨頭們，眼下還有一大批“隱形冠軍”類的科技企業正在快速成長……
深圳創新的步伐，從來沒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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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逃離北上廣”的口號響徹網絡，彷彿成為了無數年輕人的一種時尚和潮流；然而當人們過多討論北上廣時，卻常常忽視，深圳並不在“逃離”的範疇內。
或許，這也能側面反映出，深圳與北上廣三城的不同之處，這裡的公平、創新和與時俱進，總會給人們提供無窮無盡的機會和廣闊無際的發展空間，而不是永遠揮之不去的壓迫感。
眼下，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紅利下，醞釀著新的增長點的深圳，還會繼續引領下一個時代的潮流；而下一個時代的風口，又將有多少驚喜在前方等待？
這一切的一切，都始於“敢為天下先”。正是因為矢志不渝地打破束縛、融入世界、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才有了“深圳模式”和後面的所有故事。
其實，所謂的“敢為天下先”，其真諦在於給人以自由，充分尊重個人的意願與選擇，而力量之源則在於普羅大眾對美好生活的無限憧憬與嚮往。
深圳的歷史也一再證明：只要有了這樣的自由，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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