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中國新聞週刊》2009年第34期，作者楊正蓮。
上海永安公司
“我是姓郭的，郭家門第二代的老大，應該留在上海，負責維持有‘傳統性’的企業。”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永安百貨公司總經理郭琳爽如此迴應人們。上海解放前，歷經時局動盪的民族資本家們，很多人在彷徨中選擇了離開。
上海永安，這個當時規模最大、並在國外享有一定聲譽的“環球”百貨公司，由郭琳爽的父輩創設。1949年上海解放時，郭琳爽已經執掌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帥印達16年之久。
像大多數留在大陸的民族資本家一樣，郭琳爽那時並沒有想到未來會發生什麼。新中國成立7年後，永安百貨公司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郭琳爽不再以資本家的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勞動者。1966年，資本家定息年限屆滿，郭氏家族的永安百貨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
“留此盡力維護矣”
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經濟政策失敗，物價飛漲，永安公司損失流動資金百分之八十，價值相當於四萬兩黃金。當時的報紙稱之為“四大皆空”，意即永安等四大百貨公司實力空虛。
郭琳爽不再對國民黨抱有希望，但是也不瞭解即將掌權的共產黨。父親郭泉則頻頻敦促郭琳爽儘快離開上海，並在香港為其預留了房間。
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間猶豫不決之時，公司洋酒部一名叫夏大義的高級職員找到他說道：“總經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們歡迎總經理同我們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設新上海。”
“不要聽信謠言，民族工商業者的財產和人身安全我們是負責保護的。只要你對人民有貢獻，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共產黨員夏大義與郭琳爽談了三四個鐘頭。夏大義同時還是永安公司的小股東。
早在1948年底，地下黨員丁盛雅也曾經拜會過郭琳爽。郭當時表示：“公司好比一條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會走的。”
原中共地下黨員趙永明在1963年的一次訪談中表示，除了爭取資本家之外，那時還要密切注意資本家不把東西搬走，不把商品轉移。
宏承號 素茶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給遠在美國的伯父郭樂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不離滬的決心：“侄琳爽、棣活等留滬，不獨為股東權益，與夫事業之前途，抑亦為與多年共患難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身作則，示人以範，則千秋以後，將無詞以自解，即此一端，已令侄等痛下決心，留此盡力維護矣。”
幾天後，一個朝霞滿天的清晨，永安公司最高層倚雲閣頂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紅旗。電話裡，郭琳爽告訴關心他們安全的德國朋友：上海解放了！我們都很好，謝謝你。
“當時也是有顧慮的。”1981年郭棣活在廣州坦承，他和郭琳爽當時打算，如果形勢不利再跑也不晚，“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解放後對工商業有很大幫助，多次約我們到北京，或在上海研究問題。”
慘淡經營
上海解放剛三天，永安公司就開門營業，但也只能慘淡經營。
作為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百貨公司之一，永安百貨主要面向富商巨賈、官僚買辦和大地主經營。解放前夕，這些人大多已經逃離上海，奢侈品和高級日用品失去了銷路。而為工農大眾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業品又備貨不多，花色不全，規格不齊，因此生意清淡，月月虧損。以1955年3月1日發行的新人民幣計算，僅1949年9-12月四個月中，永安百貨商場虧損約19萬元。
這期間，由於缺乏流動資金進貨，上海永安百貨主要依靠廠商寄售商品維持營業，寄售額佔全部銷貨額的七成以上。1950年底，其全部資本為1222萬元，其中流動資本僅169萬元。
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徠”顧客的辦法，如開辦寄售業務，開辦傾銷場、拍賣場，搞“連環大贈獎”等等，仍然起色不大，公司經營業越來越困難。1950年，公司虧損22.5萬元，1951年虧損47.8萬元，1952年又虧損58.783萬元。
那時，上海市政府對私營工業實行了國家委託加工、訂貨和收購，並對主要農產品和棉紗統購統銷。為了幫助私營商業克服困難，上海市政府於1952年11月下旬採取措施，擴大商品批零差價和地區差價，讓出了國營商業對123種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發業務，停止了國營22種商品的零售業務，撤銷11個零售點、兩個門市部，並停止了一家國營百貨商店的零售業務。調整後，永安公司的營業額大幅上升，12月份較11月份增長68.27%。
經過這樣的調整，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工農業生產也有了很大發展，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於1953年開始實施。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了追求高利潤的“滾雪球”計劃，打算在1953年做1000萬元的生意，賺取利潤40萬元。
然而，郭琳爽的計劃還未及實施，就土崩瓦解了。1953年10月公佈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為了加強市場管理，除繼續擴大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的範圍外，1953年11月開始，政府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糧食、油料、棉布等實行了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這一年，永安公司盈利僅7.38萬元，不及郭琳爽預期的五分之一。
郭琳爽很快發現，進貨越來越難。1954年，一些主要的私營工業企業開始公私合營。在批發貿易中，國營商業已經基本上代替了私營批發商。這樣，永安百貨的貨源日益依賴於國營公司或公私合營企業，數量和品種上不再能夠自由調控。這一年的進貨、銷貨和庫存與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當年營業額只相當於1953年的47%，虧損74萬元。
2009年83歲的陳瑞麟曾是永安公司的老員工。他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國營商店擺得很滿，我們就沒什麼東西。”那時，國外的商品來不了，而國營批發部又要限制數量，“有些東西就不給你進了。”
1955年2月春節過後，適銷商品大部分已經賣完，庫存只剩不適銷的冷背商品，永安公司可供調動的流動資金只有43萬元，連職工工資也不能按時支付了。
為此，國家對永安公司採取“安排與改造相結合”的辦法，增加經銷、代銷業務，妥善安排貨源，並通過增加貸款等辦法促進資金週轉，同時在對市場全面安排中扶持永安公司。
此番安排後，批購比重上升到80%，而經銷代銷兩項共佔銷售額的四分之三，企業基本能夠維持開支。郭琳爽甚至對管進貨的負責人說：“以後進貨，只要國營公司有的，都要向國營公司進。”永安公司基本上納入了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軌道。
“我們分別從價格、職工工資，及經營業務等方面一步步向國營靠攏。”2009年89歲的閔祖恩是一名地下黨員，也是公司的老員工，參與了永安公司合營前後的很多具體工作。
1955年下半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進而直接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到來。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便開始出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勢頭。首先是上海8個輕紡工業和13個重工業率先實行按行業的公私合營。隨後，全市絨線、棉布、綢緞三個商業行業也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公私合營已是大勢所趨。當時，很多人認為“國營”的就是好，“私營”的就是差。一位外地顧客，買了一大包東西，正待開票發貨，聽說永安公司是私營商店，便說自己“走錯了門”。
1955年的一個秋日，郭琳爽向公司工會主席表示：“我們爭取百貨業第一家公私合營。”在11月21日的董監事聯席會議上，全體贊成永安公司申請合營。當天下午申請書送到工商聯轉交上海市商業局。11月23日獲批，商業局責成中國百貨公司上海市公司會同永安公司進行合營的籌備工作。
公私合營
確定公私合營之後，公方代表3人、職工代表7人、資方代表5人組成上海永安公司的合營籌備委員會，並由三方面各派若干人組成辦公室，下設人事、清產、核資、業務四個組，開展各項籌備工作。
經過前後50天的準備，1956年1月14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宣佈公私合營。那一天，60歲的郭琳爽在慶祝大會上主演粵劇《金馬鞍》，把一個劫富濟貧的英雄人物演得活龍活現，栩栩如生，贏得掌聲雷鳴。戲後，被公方代表陳恂貫緊握雙手的郭琳爽侷促不安地說：“論藝術我是獻醜，論心情我是在交心，是向黨奉上我願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顆赤子之心。”
合營後，定股為人民幣750萬元，保持原來的750萬股不變，每股1元。其中，永安系列私股約佔82.96%，年息5釐，並定於1956年7月28日發放合營後第一次股息。
合營前的連年虧損，使得郭琳爽一直擔心無法向股東交代，此番安排之後，郭琳爽喜出望外：“衷心擁護和萬分感謝黨和政府對工商業者的關懷和照顧。”並用公司董事長名義向國內外華僑股東報告這一喜訊。
郭琳爽仍任總經理，但這時他只是國家任命的工作人員，而不再以企業主的身份行使職權。
“郭琳爽基本上沒有權力了。”員工閩祖恩合營後升任公司支部祕書科科長，其頂頭上司就是郭琳爽，“有什麼事情我就向郭琳爽彙報，他一個星期到公司來一次，我就一星期彙報一次。”閩祖恩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不來我也不找他，他不大肯管，也不怎麼管。公司年度計劃、季度計劃和每個月的計劃都是我做。”
合營之後，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親一次。“回來給我們講講香港怎麼樣，我們也就聽聽算了。”閩祖恩說。
2009年89歲的項澤南當年所在的五洲大藥房也以同樣的方式進行了公私合營改造，項在公私合營以後的企業裡面擔任私方廠長，他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合營以後，私方的責任輕了，管的事情少一些、輕一些，責任心也小了。”
據永安公司賬冊統計，從1956年至1960年的五年間，國家付出私股股息共計122.2萬元，年均24萬元以上。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滿，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
郭琳爽於1974年10月27日深夜心臟病發作，搶救無效，78歲時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