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人心》劇照
這是一張筆者保存很久、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人像照片，至今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它見證了中國電影史三位前輩的恆久友誼——朱瘦菊（中）、陸潔（左）和鄭崇蘭（右）三人因電影結緣（圖一）。自1927年在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相識，三人各自歷經了不同人生的風雨，數十年後在上海相見留下合影時，已經都是古稀老人。但從照片看，他們顯得氣度淡定，精神矍鑠。
這張照片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朱瘦菊先生從他的無錫寓所前往上海看望老友，三人相聚時留影。其時陸、鄭二位仍身居影界，朱則因小說和電影被戴上“鴛鴦蝴蝶派”的帽子，甚至被冠以“鴛蝴十八羅漢之一”，早早遠離電影圈，晚年境遇困頓，經濟拮据。兩位老友對此既同情又著急，經商定每人給予他定期補貼，以助其度難克艱，緩解養家餬口的燃眉之急。幾十年過去，筆者同朱老後人仍保持交往，每念及這張照片背後的真情，無不噓唏感慨。
這三位資深望重的影人，現在一般的讀者對他們恐怕都不太熟悉，但他們對中國電影事業的貢獻，相信不會被歷史湮沒。
朱瘦菊（1892—1966）以“海上說夢人”的筆名創作百萬字小說《歇浦潮》，這部寫下清末民初上海灘十里洋場眾生相的鴻篇鉅著在《新申報》每日連載長達五年之久。朱瘦菊也是中國早期電影的拓荒者之一。1920年他與畫家但杜宇合作創辦上海影戲公司，籌拍了中國最早的三部長故事片之一《海誓》（1921），由殷明珠出鏡扮演片中少女福珠，使之成為中國銀幕首位名副其實的女主角。1925年在改組成立的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出任總經理兼編導，主創人員中有多位日後成長為中國電影名家，如陸潔、史東山、周詩穆、李萍倩、阮玲玉……1957年，朱老應某刊之約寫了一篇題為《述上海影戲公司創立經過》的回憶文章，概述早期中國電影起步時期篳路藍縷，多重艱辛，史料價值珍貴，可惜當年未能發表。數年前此稿原件竟見之於一次文檔拍賣，朱老後人如獲至寶，最後竭盡全力成功拍回，並於2018年捐贈上海電影博物館。
鄭崇蘭（1893-1974）是中國電影機械技術先驅。早年由掌鏡攝影起步，1927年加盟天一影片公司，拍攝了由胡蝶主演的《白蛇傳》（第3集）和《女律師》，成為中國第一代電影攝影師之一員。其時他發現勤奮好學的小學徒吳蔚雲，遂私下向其傳授攝影技術要領，後來有人稱他是中國電影攝影大師吳蔚雲的老師。也在那一年鄭崇蘭轉入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參拍了《王氏四俠》（1927）和《二度梅》（1928）。1935年，他創辦維納氏照相器材廠，製造國產的攝影和電影器材，意欲同進口的“舶來品”媲美。1947年他創造了兩個“中國第一”：中國第一架工業化批量生產的“仙樂”（SELO）方鏡照相機；中國第一臺“維納氏”（Venus）35毫米有聲電影攝影機。後者製成出廠後即投入崑崙影業公司《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拍攝，使該片（下集《天亮前後》）成為第一部使用國產攝影機攝製的中國影片。有影史學者將這件事稱為“中國電影徹底告別無聲片時代的一個象徵”。
"電影《人心》劇照
這是一張筆者保存很久、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人像照片，至今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它見證了中國電影史三位前輩的恆久友誼——朱瘦菊（中）、陸潔（左）和鄭崇蘭（右）三人因電影結緣（圖一）。自1927年在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相識，三人各自歷經了不同人生的風雨，數十年後在上海相見留下合影時，已經都是古稀老人。但從照片看，他們顯得氣度淡定，精神矍鑠。
這張照片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朱瘦菊先生從他的無錫寓所前往上海看望老友，三人相聚時留影。其時陸、鄭二位仍身居影界，朱則因小說和電影被戴上“鴛鴦蝴蝶派”的帽子，甚至被冠以“鴛蝴十八羅漢之一”，早早遠離電影圈，晚年境遇困頓，經濟拮据。兩位老友對此既同情又著急，經商定每人給予他定期補貼，以助其度難克艱，緩解養家餬口的燃眉之急。幾十年過去，筆者同朱老後人仍保持交往，每念及這張照片背後的真情，無不噓唏感慨。
這三位資深望重的影人，現在一般的讀者對他們恐怕都不太熟悉，但他們對中國電影事業的貢獻，相信不會被歷史湮沒。
朱瘦菊（1892—1966）以“海上說夢人”的筆名創作百萬字小說《歇浦潮》，這部寫下清末民初上海灘十里洋場眾生相的鴻篇鉅著在《新申報》每日連載長達五年之久。朱瘦菊也是中國早期電影的拓荒者之一。1920年他與畫家但杜宇合作創辦上海影戲公司，籌拍了中國最早的三部長故事片之一《海誓》（1921），由殷明珠出鏡扮演片中少女福珠，使之成為中國銀幕首位名副其實的女主角。1925年在改組成立的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出任總經理兼編導，主創人員中有多位日後成長為中國電影名家，如陸潔、史東山、周詩穆、李萍倩、阮玲玉……1957年，朱老應某刊之約寫了一篇題為《述上海影戲公司創立經過》的回憶文章，概述早期中國電影起步時期篳路藍縷，多重艱辛，史料價值珍貴，可惜當年未能發表。數年前此稿原件竟見之於一次文檔拍賣，朱老後人如獲至寶，最後竭盡全力成功拍回，並於2018年捐贈上海電影博物館。
鄭崇蘭（1893-1974）是中國電影機械技術先驅。早年由掌鏡攝影起步，1927年加盟天一影片公司，拍攝了由胡蝶主演的《白蛇傳》（第3集）和《女律師》，成為中國第一代電影攝影師之一員。其時他發現勤奮好學的小學徒吳蔚雲，遂私下向其傳授攝影技術要領，後來有人稱他是中國電影攝影大師吳蔚雲的老師。也在那一年鄭崇蘭轉入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參拍了《王氏四俠》（1927）和《二度梅》（1928）。1935年，他創辦維納氏照相器材廠，製造國產的攝影和電影器材，意欲同進口的“舶來品”媲美。1947年他創造了兩個“中國第一”：中國第一架工業化批量生產的“仙樂”（SELO）方鏡照相機；中國第一臺“維納氏”（Venus）35毫米有聲電影攝影機。後者製成出廠後即投入崑崙影業公司《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拍攝，使該片（下集《天亮前後》）成為第一部使用國產攝影機攝製的中國影片。有影史學者將這件事稱為“中國電影徹底告別無聲片時代的一個象徵”。
朱瘦菊（中）、陸潔（左）和鄭崇蘭（右）
作為中國第一臺電影攝影機研製者的後人，筆者一貫關注“維納氏”機的命運。在原上影廠整備車間曾放置編碼為#3、#5、#8、#11和#13的維納氏老機器，五十年代還作為拍攝特技之用。八十年代筆者常去探望吳蔚雲老先生，他不止一次告訴我，維納氏機還在上影的庫房保存著。但筆者一直未見到實物，唯恐其在影業圈內消失，為之憂心忡忡。尤其在2005年中國電影博物館開館前後的十年間，尋找維納氏機始終未果。2013年6月14日，上海電影博物館開館前夕，文匯報發表記者採訪報道《尋找第一臺國產攝影機》——曾拍《一江春水向東流》，如今不知流落何處；維納氏機的前世今生以及筆者的尋找過程被公諸於眾。幸運的是，2015年終於在中國電影博物館見到了久違的維納氏編碼#1的殘缺的機身軀殼，且已安放於展臺（圖2）。
電影事業管理家、傑出的製片人陸潔（1894—1967）被稱為中國早期電影事業奠基人之一。誕生於1921年的中國第一本電影刊物《影戲雜誌》就是由陸潔、顧肯夫和張光宇合編。由陸潔翻譯的“導演”一詞，源於英語電影術語“Director”，首次出現在影片《人心》（1924）的片頭文字上，且一直沿用至今。這部由陸潔編劇的影片主旨是“現代之愛情”，倡導婚姻自由（圖3，電影劇照）。陸潔曾先後擔任大中華百合、聯華、文華等電影公司的製片和經營管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57年出任上海市電影局顧問。
雖聞陸潔一貫以辦事頂真、一絲不苟、處事剛正不阿著稱，然六十年代初他常來筆者寒舍同家父敘舊，聊起影壇軼事時他如數家珍，談笑風生，其中不乏妙語和幽默，毫無一本正經之態。1967年8月2日陸潔遭迫害含冤逝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陸潔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故此存留了他1920年至1949年從影歷程的全記錄，完備的第一手資料對研探中國影史而言彌足珍貴，不可多得。日記現藏中國電影資料館，筆者熱切期盼其全文能夠早日公開出版。
這裡想特別提一下2017年中國電影界的一件大事。在9月27日夜晚，東京的一家小酒館，上海戲劇學院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代表人石川教授興奮地從日方代理人、自由撰稿人高橋政陽先生手中接過《風雨之夜》的藍光光碟，這部流落海外九十二載的“孤兒電影”終於迴歸祖國。
時光回溯到2006年，日本著名導演衣笠貞之助（1896-1982）的後裔將一批故人遺物捐贈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電影中心，內中一部膠片電影因缺少片頭，無法知曉片名、出品公司和年份等基本信息而被擱置。2011年，日本學者佐藤秋成（但杜宇曾孫）等幾經考證，確定這部無頭片就是中國二十年代大中華百合公司發行的《風雨之夜》。2014年，朱瘦菊外孫朱正心先生代表全家，委託上海戲劇學院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全權處理向東京方面索要《風雨之夜》歸屬權利的各項事務。近三年來，以石川教授為首的工作班子，幾經輾轉奔波，終於有上文提到的《風雨之夜》夜歸來一幕。
"電影《人心》劇照
這是一張筆者保存很久、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人像照片，至今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它見證了中國電影史三位前輩的恆久友誼——朱瘦菊（中）、陸潔（左）和鄭崇蘭（右）三人因電影結緣（圖一）。自1927年在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相識，三人各自歷經了不同人生的風雨，數十年後在上海相見留下合影時，已經都是古稀老人。但從照片看，他們顯得氣度淡定，精神矍鑠。
這張照片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朱瘦菊先生從他的無錫寓所前往上海看望老友，三人相聚時留影。其時陸、鄭二位仍身居影界，朱則因小說和電影被戴上“鴛鴦蝴蝶派”的帽子，甚至被冠以“鴛蝴十八羅漢之一”，早早遠離電影圈，晚年境遇困頓，經濟拮据。兩位老友對此既同情又著急，經商定每人給予他定期補貼，以助其度難克艱，緩解養家餬口的燃眉之急。幾十年過去，筆者同朱老後人仍保持交往，每念及這張照片背後的真情，無不噓唏感慨。
這三位資深望重的影人，現在一般的讀者對他們恐怕都不太熟悉，但他們對中國電影事業的貢獻，相信不會被歷史湮沒。
朱瘦菊（1892—1966）以“海上說夢人”的筆名創作百萬字小說《歇浦潮》，這部寫下清末民初上海灘十里洋場眾生相的鴻篇鉅著在《新申報》每日連載長達五年之久。朱瘦菊也是中國早期電影的拓荒者之一。1920年他與畫家但杜宇合作創辦上海影戲公司，籌拍了中國最早的三部長故事片之一《海誓》（1921），由殷明珠出鏡扮演片中少女福珠，使之成為中國銀幕首位名副其實的女主角。1925年在改組成立的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出任總經理兼編導，主創人員中有多位日後成長為中國電影名家，如陸潔、史東山、周詩穆、李萍倩、阮玲玉……1957年，朱老應某刊之約寫了一篇題為《述上海影戲公司創立經過》的回憶文章，概述早期中國電影起步時期篳路藍縷，多重艱辛，史料價值珍貴，可惜當年未能發表。數年前此稿原件竟見之於一次文檔拍賣，朱老後人如獲至寶，最後竭盡全力成功拍回，並於2018年捐贈上海電影博物館。
鄭崇蘭（1893-1974）是中國電影機械技術先驅。早年由掌鏡攝影起步，1927年加盟天一影片公司，拍攝了由胡蝶主演的《白蛇傳》（第3集）和《女律師》，成為中國第一代電影攝影師之一員。其時他發現勤奮好學的小學徒吳蔚雲，遂私下向其傳授攝影技術要領，後來有人稱他是中國電影攝影大師吳蔚雲的老師。也在那一年鄭崇蘭轉入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參拍了《王氏四俠》（1927）和《二度梅》（1928）。1935年，他創辦維納氏照相器材廠，製造國產的攝影和電影器材，意欲同進口的“舶來品”媲美。1947年他創造了兩個“中國第一”：中國第一架工業化批量生產的“仙樂”（SELO）方鏡照相機；中國第一臺“維納氏”（Venus）35毫米有聲電影攝影機。後者製成出廠後即投入崑崙影業公司《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拍攝，使該片（下集《天亮前後》）成為第一部使用國產攝影機攝製的中國影片。有影史學者將這件事稱為“中國電影徹底告別無聲片時代的一個象徵”。
朱瘦菊（中）、陸潔（左）和鄭崇蘭（右）
作為中國第一臺電影攝影機研製者的後人，筆者一貫關注“維納氏”機的命運。在原上影廠整備車間曾放置編碼為#3、#5、#8、#11和#13的維納氏老機器，五十年代還作為拍攝特技之用。八十年代筆者常去探望吳蔚雲老先生，他不止一次告訴我，維納氏機還在上影的庫房保存著。但筆者一直未見到實物，唯恐其在影業圈內消失，為之憂心忡忡。尤其在2005年中國電影博物館開館前後的十年間，尋找維納氏機始終未果。2013年6月14日，上海電影博物館開館前夕，文匯報發表記者採訪報道《尋找第一臺國產攝影機》——曾拍《一江春水向東流》，如今不知流落何處；維納氏機的前世今生以及筆者的尋找過程被公諸於眾。幸運的是，2015年終於在中國電影博物館見到了久違的維納氏編碼#1的殘缺的機身軀殼，且已安放於展臺（圖2）。
電影事業管理家、傑出的製片人陸潔（1894—1967）被稱為中國早期電影事業奠基人之一。誕生於1921年的中國第一本電影刊物《影戲雜誌》就是由陸潔、顧肯夫和張光宇合編。由陸潔翻譯的“導演”一詞，源於英語電影術語“Director”，首次出現在影片《人心》（1924）的片頭文字上，且一直沿用至今。這部由陸潔編劇的影片主旨是“現代之愛情”，倡導婚姻自由（圖3，電影劇照）。陸潔曾先後擔任大中華百合、聯華、文華等電影公司的製片和經營管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57年出任上海市電影局顧問。
雖聞陸潔一貫以辦事頂真、一絲不苟、處事剛正不阿著稱，然六十年代初他常來筆者寒舍同家父敘舊，聊起影壇軼事時他如數家珍，談笑風生，其中不乏妙語和幽默，毫無一本正經之態。1967年8月2日陸潔遭迫害含冤逝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陸潔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故此存留了他1920年至1949年從影歷程的全記錄，完備的第一手資料對研探中國影史而言彌足珍貴，不可多得。日記現藏中國電影資料館，筆者熱切期盼其全文能夠早日公開出版。
這裡想特別提一下2017年中國電影界的一件大事。在9月27日夜晚，東京的一家小酒館，上海戲劇學院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代表人石川教授興奮地從日方代理人、自由撰稿人高橋政陽先生手中接過《風雨之夜》的藍光光碟，這部流落海外九十二載的“孤兒電影”終於迴歸祖國。
時光回溯到2006年，日本著名導演衣笠貞之助（1896-1982）的後裔將一批故人遺物捐贈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電影中心，內中一部膠片電影因缺少片頭，無法知曉片名、出品公司和年份等基本信息而被擱置。2011年，日本學者佐藤秋成（但杜宇曾孫）等幾經考證，確定這部無頭片就是中國二十年代大中華百合公司發行的《風雨之夜》。2014年，朱瘦菊外孫朱正心先生代表全家，委託上海戲劇學院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全權處理向東京方面索要《風雨之夜》歸屬權利的各項事務。近三年來，以石川教授為首的工作班子，幾經輾轉奔波，終於有上文提到的《風雨之夜》夜歸來一幕。
“維納氏”電影攝影機
《風雨之夜》迴歸以後，先後在北京、南京、上海、香港、西安、廣州等地小範圍放映並組織了學術研討，專家學者紛紛發表真知灼見，它在電影史、文學史等領域的價值已經得到充分肯定。筆者有幸先睹為快，第一次近距離感知“鴛蝴電影”的本來面貌。它傳達的思想不僅是反封建和支持女權，也反思“現代”社會的弊端。回想起其曾被列為所謂“典型的黑幕影片”，實乃有失公允！王安憶在評《歇浦潮》時，指出“鴛鴦蝴蝶派”小說，“大約可說是中國近代城市發生發展的產物，是市民文化的代表”。《風雨之夜》的歸來，為現代人們重新認識“鴛蝴”，也算打開了一扇塵封的窗戶。
鄭崇蘭、陸潔、朱瘦菊三老已經離去多年，他們生前的莫逆之誼依然令人感動和敬佩；然更應記住他們為中國電影作出的功績。維納氏攝影機、陸潔日記和海外歸來的《風雨之夜》，我稱它們為“影史三寶”，這三件重要的電影歷史遺產應該被後人珍惜，銘記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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